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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报告人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有时写作周和森)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报告,介绍了中国苏维埃的七年发展历史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的政策。不少资料和论著认为周和生就是蔡和森。其实,蔡和森早在1931年8月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不可能出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因此《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系蔡和森报告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弄清楚《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来龙去脉,才能进一步揭开该报告者的真相。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蔡和森报告说的由来
此说最早来自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9期,标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为“蔡和森”。①之后,1938年11月国际时事研究会出版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收录《中国苏维埃运动七年》一文,也注明其作者是蔡和森。198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中央档案馆革命文献资料·作者篇名索引》直接将该文列入蔡和森名下。②由此,蔡和森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似成定论。
但是,仍有不少文献资料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人是周和生。1936年1月出版的《今日中国》登载了周和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所作的中华苏维埃军事报告,英文为:ChowHo-sin;“The?摇military?摇power?摇of?摇Soviet?摇china”。从内容来看,这个报告就是周和生7月29日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有关《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注明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1935年7月29日上午)“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的发言,这个发言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收录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而该丛书的第16卷,有一篇署名周和生的文章,题为《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就文献来源而言,丛书第16卷和第17卷所刊资料,一个来自1935年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另一个来自前苏联出版的《新政权与新军队》,两者汉译后资料内容基本相同,但是篇幅相差很大。后者保留了不少原始资料,内容更为翔实。从具体内容、语言表述和注明“1935年8月”的字样来分析,应是周和生会后公开发表时修改补充而成。前者采用文件书写形式,如“第八次会议(1935年7月29日)”、“周和生(中国苏区代表)”,其中还用括号注有“热烈的掌声”以及末尾“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向周和生同志欢呼”,表明它是当天会议的记录本。仔细对照《社联盟报》署名蔡和森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报告》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所收周和生《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两文的基本内容相同、报告的时间也相同。可以断定这个报告是同一个会议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所作。
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是周和生
众所周知,蔡和森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在1931年8月就被广东军阀杀害,根本不可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那么纠正蔡和森非《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人之误,就应该首先弄清楚周和生出席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情况。
1931年11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派王明、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高自立(化名周和生)、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莫斯科,由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八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替和恢复瞿秋白回国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其中王明是实际负责人。
高自立之所以被派赴莫斯科,最初还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的要求。1932年12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电报,同意中共中央提出以康生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以便王明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后者必须是中央苏区组成人员,应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来”。④揆诸史实,这个派赴莫斯科的“中央苏区组成人员”就是高自立(周和生),他曾在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⑤
周和生被派赴莫斯科,不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而且肩负着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使命。共产国际七大原定在1934年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4月25日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催促速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6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指派高自立、滕代远、孔原、杨松等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⑥
周和生到莫斯科后,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并参与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准备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发言和报告,1934年11月15日周和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了关于江西苏区的土地问题的报告,11月19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关于苏区经济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中介绍的苏区苏维埃运动现状,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发言材料和报告中都得到体现。1935年7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单,决定王明、康生为正式代表,周和生以中国苏区代表名义出席共产国际代表会议。7月1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大纲。⑦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向代表大会致贺词和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发言,大体上也确定下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中国红军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所有劳动者向代表大会致贺词。据会议记录资料称,他是第一个取得发言权的代表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敬,他的讲话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⑧周和生在会上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7月29日大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周和生作了长篇发言,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该报告多次迎来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据大会记录,代表们“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向周和生同志致敬。”⑨周和生的这个报告,还在8月1日大会总结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讨论情况时得到表扬。
大会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其中周和生与王明负责《论土地问题》,又与徐杰负责《中国苏维埃的救济政策问题》。⑩8月25至27日周和生参加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和修改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可以说,周和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中国代表团一起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周和生误为蔡和森的原因
一是两人都有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经历。蔡和森在1926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词,并在大会上发言。之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12月被指派为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代表,因病未能出席。1927年3月回国工作。1929年至1930年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3月回国工作,同年8月在两广省委书记任上被军阀陈济棠杀害。周和生(森)则作为中国苏区代表,从1934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后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二是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与共产国际七大混淆。前者全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它是在中国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和工人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是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起重机和基本条件。共产国际七大是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下召开的,共产国际开始改变“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转而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与共产国际七大无论在会议时间,还是会议性质、会议主题都完全不同。
三是共产国际工作者参加会议时使用化名,在音译过程中“森”与“生”、“蔡”与“周”都很容易混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罗列了中国代表团名单,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成员有:吴玉章、周恩来、宋一平、刘光悌、李光、孔原、赵毅敏、高自立、周和生、欧阳钦、卢竞如、潘汉年、林育英、冯铉、陈潭秋、饶漱石、吴克坚、孟庆澍、曹轶欧等。这个名单中误将高自立与周和生当作两个人。其原因如该书前言所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姓名,由于外文拼音很不正确,或者有的代表当时使用的是化名,经多次查对,目前还无法确切回译,本辑中只好暂用音译。”看来,周和森、周和生、周鹤生都是用俄文或者英文的音译。200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所附人名索引,首次在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对高自立作了简单的注释说明:高自立(化名:周和生)(1900—1950)——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土地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8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来从事一些党政工作。{11}
综合有关文献资料,高自立的简要经历如下:原名高省烦,化名周和生。江西萍乡人。1925年在萍乡总工会工作,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奉命招募200余名安源矿工为新兵,带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后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随连队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团连党代表、三纵队五支队党代表、三纵队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930年10月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1931年9月任红三军政委,同年冬又调任红军总兵站部政委,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5月调任红军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政委,8月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副部长、土地部部长。9月起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在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1934年6月派赴苏联学习,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8年初,奉命回国,辗转到达延安。4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叛逃后,接任副主席、代主席。1939年2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政府常务委员、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离职期间,代理主席。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分局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冀热辽办事处、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1月9日病逝于沈阳。
综上所考,蔡和森与周和生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将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周和生当作蔡和森之错误说法,应予以纠正。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苏区代表,高自立(周和生)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功绩也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3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革命文献资料·作者篇名索引》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③Chow?摇Ho-sin:“The?摇military?摇power?摇of?摇Soviet?摇
china”,china?摇To-day,Jan,1936,ser.2,1934-1936,vol.1-2,pp.71-74。转引自刘小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份英文刊物与中国苏维埃信息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3页。
⑤{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红色中华》第148期,1934年2月3日。
⑥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⑦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⑧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349、372页。
⑩{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372页。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 责任编辑:周奕韵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有时写作周和森)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报告,介绍了中国苏维埃的七年发展历史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的政策。不少资料和论著认为周和生就是蔡和森。其实,蔡和森早在1931年8月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不可能出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因此《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系蔡和森报告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弄清楚《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来龙去脉,才能进一步揭开该报告者的真相。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蔡和森报告说的由来
此说最早来自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9期,标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为“蔡和森”。①之后,1938年11月国际时事研究会出版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收录《中国苏维埃运动七年》一文,也注明其作者是蔡和森。198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中央档案馆革命文献资料·作者篇名索引》直接将该文列入蔡和森名下。②由此,蔡和森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似成定论。
但是,仍有不少文献资料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人是周和生。1936年1月出版的《今日中国》登载了周和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所作的中华苏维埃军事报告,英文为:ChowHo-sin;“The?摇military?摇power?摇of?摇Soviet?摇china”。从内容来看,这个报告就是周和生7月29日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有关《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注明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1935年7月29日上午)“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的发言,这个发言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收录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而该丛书的第16卷,有一篇署名周和生的文章,题为《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就文献来源而言,丛书第16卷和第17卷所刊资料,一个来自1935年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另一个来自前苏联出版的《新政权与新军队》,两者汉译后资料内容基本相同,但是篇幅相差很大。后者保留了不少原始资料,内容更为翔实。从具体内容、语言表述和注明“1935年8月”的字样来分析,应是周和生会后公开发表时修改补充而成。前者采用文件书写形式,如“第八次会议(1935年7月29日)”、“周和生(中国苏区代表)”,其中还用括号注有“热烈的掌声”以及末尾“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向周和生同志欢呼”,表明它是当天会议的记录本。仔细对照《社联盟报》署名蔡和森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报告》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所收周和生《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两文的基本内容相同、报告的时间也相同。可以断定这个报告是同一个会议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所作。
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是周和生
众所周知,蔡和森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在1931年8月就被广东军阀杀害,根本不可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那么纠正蔡和森非《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人之误,就应该首先弄清楚周和生出席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情况。
1931年11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派王明、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高自立(化名周和生)、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莫斯科,由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八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替和恢复瞿秋白回国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其中王明是实际负责人。
高自立之所以被派赴莫斯科,最初还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的要求。1932年12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电报,同意中共中央提出以康生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以便王明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后者必须是中央苏区组成人员,应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来”。④揆诸史实,这个派赴莫斯科的“中央苏区组成人员”就是高自立(周和生),他曾在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⑤
周和生被派赴莫斯科,不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而且肩负着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使命。共产国际七大原定在1934年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4月25日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催促速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6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指派高自立、滕代远、孔原、杨松等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⑥
周和生到莫斯科后,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并参与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准备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发言和报告,1934年11月15日周和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了关于江西苏区的土地问题的报告,11月19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关于苏区经济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中介绍的苏区苏维埃运动现状,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发言材料和报告中都得到体现。1935年7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单,决定王明、康生为正式代表,周和生以中国苏区代表名义出席共产国际代表会议。7月1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大纲。⑦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向代表大会致贺词和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发言,大体上也确定下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中国红军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所有劳动者向代表大会致贺词。据会议记录资料称,他是第一个取得发言权的代表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敬,他的讲话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⑧周和生在会上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7月29日大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周和生作了长篇发言,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该报告多次迎来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据大会记录,代表们“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向周和生同志致敬。”⑨周和生的这个报告,还在8月1日大会总结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讨论情况时得到表扬。
大会之后,中国代表团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其中周和生与王明负责《论土地问题》,又与徐杰负责《中国苏维埃的救济政策问题》。⑩8月25至27日周和生参加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和修改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可以说,周和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中国代表团一起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周和生误为蔡和森的原因
一是两人都有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经历。蔡和森在1926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词,并在大会上发言。之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12月被指派为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代表,因病未能出席。1927年3月回国工作。1929年至1930年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3月回国工作,同年8月在两广省委书记任上被军阀陈济棠杀害。周和生(森)则作为中国苏区代表,从1934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后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二是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与共产国际七大混淆。前者全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它是在中国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和工人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是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起重机和基本条件。共产国际七大是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下召开的,共产国际开始改变“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转而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与共产国际七大无论在会议时间,还是会议性质、会议主题都完全不同。
三是共产国际工作者参加会议时使用化名,在音译过程中“森”与“生”、“蔡”与“周”都很容易混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罗列了中国代表团名单,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成员有:吴玉章、周恩来、宋一平、刘光悌、李光、孔原、赵毅敏、高自立、周和生、欧阳钦、卢竞如、潘汉年、林育英、冯铉、陈潭秋、饶漱石、吴克坚、孟庆澍、曹轶欧等。这个名单中误将高自立与周和生当作两个人。其原因如该书前言所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姓名,由于外文拼音很不正确,或者有的代表当时使用的是化名,经多次查对,目前还无法确切回译,本辑中只好暂用音译。”看来,周和森、周和生、周鹤生都是用俄文或者英文的音译。200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所附人名索引,首次在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对高自立作了简单的注释说明:高自立(化名:周和生)(1900—1950)——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土地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8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来从事一些党政工作。{11}
综合有关文献资料,高自立的简要经历如下:原名高省烦,化名周和生。江西萍乡人。1925年在萍乡总工会工作,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奉命招募200余名安源矿工为新兵,带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后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随连队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团连党代表、三纵队五支队党代表、三纵队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930年10月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1931年9月任红三军政委,同年冬又调任红军总兵站部政委,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5月调任红军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政委,8月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副部长、土地部部长。9月起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在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1934年6月派赴苏联学习,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8年初,奉命回国,辗转到达延安。4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叛逃后,接任副主席、代主席。1939年2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政府常务委员、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离职期间,代理主席。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分局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冀热辽办事处、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1月9日病逝于沈阳。
综上所考,蔡和森与周和生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将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报告者周和生当作蔡和森之错误说法,应予以纠正。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苏区代表,高自立(周和生)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功绩也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社联盟报》,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3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革命文献资料·作者篇名索引》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③Chow?摇Ho-sin:“The?摇military?摇power?摇of?摇Soviet?摇
china”,china?摇To-day,Jan,1936,ser.2,1934-1936,vol.1-2,pp.71-74。转引自刘小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份英文刊物与中国苏维埃信息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3页。
⑤{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红色中华》第148期,1934年2月3日。
⑥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⑦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⑧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349、372页。
⑩{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372页。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