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小学生，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小读书。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后，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从此便与北师大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也和教育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我从小就觉得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别人小时候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当医生、当作家，我那时候就想当一名教师。我对教师的感情一直都很深，从小学、初中再到大学，我求学的过程中有幸遇到了许多位优秀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对教师职业始终怀有一种敬意。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教学生怎么做人，特别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我始终觉得人品不好的人肯定当不了好老师，人品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学问。我从教30余载，从中学到大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对我而言，学生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学生对我来说就是天。心里面有没有学生，这是对一个教师合格与否的基本评判点。我在密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还是“文革”期间，学校的教学无法正常进行，我跟学生说，现在的状况是暂时的，你们千万不要荒废了时光，一定要多读书。虽然我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惹上麻烦，但是为了学生，我还是要坚持指引他们正确的方向。很多学生听了我的话，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都考上了大学，我也觉得问心无愧了。在北师大任教期间，对研究生的指导都是一对一的，经常有学生到我家里来请教问题，也有本科生，甚至是没教过的学生登门拜访，我都热情接待，耐心指导。学生为了社团活动的事情找到我，我也是有求必应，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不摆架子，跟学生说真心话，身体力行地指导、潜移默化地教育，多鼓励、少批评，因材施教、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这些是我一直坚持的教学原则，也都是得益于先生们对我的教诲与影响，特别是我的恩师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他称之为“熏”。他对学生的教育特别注重从日常生活的些微小事入手，一点儿一点儿地生发出去，在看似不经意间阐发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即使不是在正儿八经地上课，只是私下和学生闲聊，启功先生也能聊出学问来。这种启发式的教育，让学生感觉特别亲切，接受起来也更容易。而且，这种交流是一对一的，又特别有针对性，因此对学生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会影响一辈子。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杜甫诗句所描绘的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亲切的、深入人心的。启功先生在世的时候，家里每天都是访客盈门，有的时候里面有人交谈着，外面还有人在排队等着。来拜访的客人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也不乏位高权重之人，但启先生总是会优先接待学生，不管多忙，他都会耐心地对学生进行细致入微的具体指导。
　　我们是“文革”后北师大的第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当时师资严重不足。启功先生除了系里安排的课外，还额外给我们加了一门课，讲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他认为这是古典文学入门的重要工具，中文系的学生必须要了解，但学校教室排不开，启先生也不计较，就专门跑到学生宿舍来给我们上课。那个年代学生宿舍条件相当艰苦，房间里摆了四张上下铺的床，剩下的空间几乎只够放一张桌子。我们那届有9个研究生，听说启先生要来宿舍讲课，其他专业的学生还有年轻的教师都跑来“蹭课”，四张双人床上挤了十几个人，有坐着的，有趴着的，有躺着的。启先生也不介意，跟学生并肩坐在下铺，在一种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给我们讲课。除了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启先生也会讲一些清代学术思想。教学形式也比课堂上灵活得多，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讲累了，启先生还会讲点笑话调节情绪。那时候听启先生讲课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我们后来整理了一本《启功讲学录》，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启先生在宿舍里给我们讲的。
　　启功先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爱。这些课程不是中文系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可以不讲，但启先生觉得学生有必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便主动创造条件为学生开课。这种对学生的仁爱之心、对教育的热忱态度，是特别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我1981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与启功先生的交往自然又多了一些。那时候启先生年纪大了，我经常到他家里去帮他送信件或者协助他处理一些事情，我自己也很珍惜每一次与先生接触的机会。受启功先生影响，我自己也搞点诗歌创作，启先生每次看到我的习作都特别高兴，当面就给我批改，也有的时候拿回去改了再还给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算偏得了一些启功先生的“独门秘籍”吧。如果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自己连古文都不会写，那他就只能是很肤浅地照本宣科，因为他对创作没有深切的体会，没法跟学生说明为什么同样一个题材，有的人写出来流于俗气，有的人写出来却格调高雅。别的人怕辛苦，不动笔，但是我一直坚持创作，如果说启功先生对我有一些偏爱，大抵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启功先生有一些事情也会找我帮忙，最初是协助整理钟敬文先生的诗稿。钟先生不光是民俗学大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都是随性而发、信手写在小纸条上的，长年累月积攒了一麻袋之多。钟先生委托启先生找一个学生帮忙整理，于是我承担了这样一个工作。之后，我为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作注，在作注的过程中收获很大，后来便主动请缨为先生的诗集《启功韵语集》作注。整理书稿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到先生家里去当面讨教。很多时候都是在晚上，一灯如豆，万籁俱静，和先生促膝而坐，聆听先生教诲，无拘无束，如沐春风，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我的后半生能投到先生门下，追随先生，是我今生最大的幸事！
　　1997年，北师大为迎接95周年校庆，广泛征集校训。启功先生最初拟的是“师垂典则，范示群伦”，这几个字虽含义隽永，但读起来稍嫌艰深，经反复推敲，最后定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不仅比原来的更平易通畅，也更深刻蕴藉，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与做教师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八字校训十分精练地诠释了“师范”的意义，亦颇具大师的品格精神与气度风范。校方敦请启先生赐墨勒碑，先生欣然奉命，然而先生并没有把校训当成自己的专有创造，而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因此，在校训碑正面右首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迳书“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见先生之高风亮节，着实令人钦佩。
　　启功先生生前曾多次提起自己的恩师、原北师大的老校长陈垣先生对他的提携与栽培，《启功丛稿》的第一篇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写的就是陈垣校长。陈校长特别关照、爱护启先生，有些人反对启先生，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陈校长却三次将他请到辅仁去教书，所以启先生特别感激陈垣校长。陈校长在具体的教学上对启先生也有很多指导，启先生曾说“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浇灌时的汗水”，启先生的造诣和成就确实也得益于陈校长的教诲和影响。可以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字校训，也是启先生从陈垣校长等老一辈优秀教育工作者身上总结提炼出来的。启功先生对后辈的教诲也是在传承陈校长的精神，他想把陈校长身上的优秀品质作为精髓传递给后人。我们这一代也一直在尽力学习继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是国家的栋梁和希望，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责任。要培养好下一代，我们不光要把最好的建筑留给学校，更需要把最好的人才留给学校，让一流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教师队伍中去，应该在全社会更加提倡尊师重道，加大对教师的培养，给教师更多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现在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如今时代不同了，大家都对物质有一定的追求，这无可厚非，但作为教师，不能把物质追求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即便没有物质上的丰盛，也仍然要坚守教师的本分与职责。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楷模，前辈中有，当代也有，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学习，倾毕生心血于学术，注满腔热忱于教育，薪火相传，泽被后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江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