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六月三伏天，天热得冒火，我与幺弟还赖在床铺上不起床，我们把身子弯曲成大虾，用我们瘦弱的身体，慢慢烘干昨夜尿湿的床单被褥。
　　“都啥时候了，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大舅母锐声呵斥道。我们知道纸包不住火了，正在暗自商量对策，大舅母灵活地转动一双小脚，风风火火地来到我们床边，一俯身抱起我們身上盖着的铺盖。我心想，看来东窗事发了。
　　“哎呀，我就说嘛，今天这两个鬼东西怎么赖床，原来又尿床了。”她用手拍打着幺弟的屁股，我们立刻跳下床，光着一双脚丫往外跑。
　　“跑啥呀，看你们跑！”我们快，大舅母比我们还快。只见她张开双臂，像一只大鸟展开宽阔的翅膀，动作敏捷地把我们朝怀里一薅，就把我们熟练地夹在了她温暖的双腋下。幺弟忍不住酥痒，嘻嘻一笑：“娘啊，你的胳肢窝夹得我们都喘不过气了！”大舅母慌忙松开腋下夹着我们的小脑袋，紧绷的脸上，溢出一丝浅浅的笑意。我与幺弟偷偷一笑。“还好意思笑，尿床了，也不说一声，用身子烘被褥，也不怕生病？”大舅母扛起我们尿湿的被褥，晾在院坝里粗粗的竹竿上。
　　大舅母见我们低着头，一副羞赧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她的身后。她晾晒好被子，走到我们跟前，声音变得舒缓柔和，说：“好了，以后夜里要警醒一些，多解手，尿床后要告诉大人。尿床是一种病，我要给你们找药方子把这病看好。”大舅母说完话，戴上草帽，迈开碎步走了。
　　为了给我们治疗尿床的毛病，大舅母后来打听到一个土药方，据说用芭蕉树根与刀口肉（杀猪时进刀的猪脖子肉）炖熟后和饭一起食用，治疗小孩子尿床特别灵。为了给我们治病，大舅母到处打听哪里在杀猪。在那样一个清瘦的岁月，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哪有多少猪可杀？可是，大舅母就能在方圆几百里以内，准确地知晓哪家要杀猪。她仿佛长着一双千里眼、顺风耳，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有时候，人家知道大舅母是给娃儿治病，甚至分文不要，就爽快地把大舅母需要的东西，用粽叶子捆好，递到她的手上。
　　大舅母就是在这些远近编织的友情大网中，找到了为我们治病所需的药材。那时候吃刀口肉，我们就开了一次荤。但芭蕉树根煮出来的颜色乌黑，其味苦如黄连，难以下咽。这时候，大舅母就会温言细语地劝我们，要狠病吃苦药。大舅母严肃的表情，让我们深感问题的严重，不得不吃着她千辛万苦弄来的药。
　　一次，大舅母把刀口肉与芭蕉树根切成小块儿，放进吊罐里加满水，架上干柴正准备清炖，刚好有人叫大舅母帮忙去接生，大舅母答应着，在围裙上擦拭干净手，叫幺弟照看好柴火，别煮干了水汽，幺弟欢喜着连连点头。
　　大舅母走后，幺弟吩咐我把三只山羊赶到坡地吃草，说等肉炖熟了叫我回来。我把羊群赶上山坡，心里一直盼着幺弟叫我回去。但直到太阳落山，我才听到大舅母叫我回去。当我飞跑着回去，半路上遇到满嘴流油的幺弟，他低着头，也不正眼看我，闷声告诉我，饭在锅里给我留着。等我赶回大舅家里，揭开铁罐，迫不及待地用铁瓢打捞猪肉，哪里还有一星半点儿肉花，吊罐里全是又苦又涩的芭蕉树根。没办法，为了治好该死的尿床毛病，我还是流着委屈的泪水，吃着苦涩的芭蕉树根。
　　我端着碗，坐在大门口的门墩上，那凄楚的神情最终没有逃过大舅母的眼睛。她问清原因，把幺弟大骂了一顿，低声好言劝慰我：“莫哭了，幺弟把肉吃完了，大舅母给你打两个鸡蛋吃。”我吃着大舅母做的香喷喷的荷包蛋，破涕为笑。
　　后来，不知道是大舅母寻来的土药方有了疗效，还是我们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油水加厚了，那叫人难堪又羞耻的尿床的毛病，却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上初中的时候，离开了大坝塘，便很少见到大舅母。直到她八十大寿时，我才又一次看到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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