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詩织胜诉后，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两张照片：第一张是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胜诉”大字的白纸;第二张，则是她一身职业正装、冷静地出席记者发布会的场景——她所状告的性侵者山口敬之败诉后召开媒体发布会，而伊藤诗织正以记者的身份端坐于台下。
　　无独有偶，11年前，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位叫李怀瑜的美籍华裔女性，面对性侵，也选择了站上法庭。
　　李怀瑜的人生本在人人欣羡的既定轨道上运行：哈佛毕业、在电影产业崭露头角，只是因为一次爱尔兰贝尔法斯特郊区的山间徒步，一个15岁的强奸犯，给她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
　　李怀瑜在事件结束后第一时间报警，接受了一轮轮冰冷的取证调查流程，接受心理辅导、服用紧急防艾药物，与袭击她的强奸犯在法庭上当面对质，最终胜诉。
　　但胜诉之后又如何？
　　法庭上的胜利或许能用简单的一纸判决分清黑白，心理上的伤口，却需要长年累月的修复和疗愈。
　　这画面何其熟悉——两年多前，林奕含留给世界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描摹过一位长期被狼师性侵的女孩的内心，那是一片千疮百孔、荒草丛生的泥泞之地。
　　在类似的精神洼地里，李怀瑜也试图用文字自我救赎——胜诉后，李怀瑜依旧在挣扎。在挣扎中，她以这段遭受性侵的自身经历为基础，写了一本虚构小说，名叫《生命暗章》。
　　或许比林奕含幸运的是，李怀瑜在长达几年的暂停后，得以重新为自己按下启动键。在书中，她甚至跳出了作为受害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双线结构编织全文，站在性侵施害者的角度，搜集资料、采访，再通過想象书写对方的成长背景与心理。
　　文字之外，李怀瑜还是行动者和社会创变者。她体认到文字、艺术的疗愈作用，创办Clear Lines Festival艺术节，鼓励用艺术创意项目公开探讨性暴力议题;她选择实名接受媒体采访，登上TED演讲的舞台，试图扭转一贯软弱的性侵受害者形象，告诉公众关于性侵，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除了事件本身带来的伤痛外，公共机构面对性侵的反应机制的滞后、心理援助体系的不完善、媒体舆论的标签化倾向等等问题，往往带来二次伤害，却甚少引起社会真正的反思和体制性的改变。
　　在此之前，走在各自心理深渊里的人，只能踽踽独行，自我拯救。在《生命暗章》里，李怀瑜这样描写胜诉后的日子：
　　“慢慢地，她开始有了新的例行公事，虽然少得可怜，但已近乎日程表，这似乎支撑了她空虚的存在。
　　……

　　她翻到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她听过好几次这首曲子，想起在新泽西教会礼堂弹奏它的那位钢琴演奏家，当时那些音符是那么诚挚和哀伤地流泻出来。如果她可以学会像那样弹奏，那么她的人生就不会是全然的浪费。
　　几天之后，她学会了一页半的第二乐章。
　　瞧，这就是进展。
　　她不再感觉自己是那么凄惨的失败者，不再感觉完全被夺走了旧有生活。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她还是拥有这一切，拥有这一切。”

“在这所有的报道中，我自己的声音在哪里呢？”

　　A 防范性犯罪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除了性别权力结构之外，性侵发生的权力结构还涉及阶级、等级、职业、年龄等等，通常是利用位高权重者对位低者的权力压制。你认为造成性侵的结构性问题能改变吗？强调改变媒体、公众对性侵的言说方式，能在哪些方面、什么程度上起到预防或改变的作用？
　　李 只要存在结构上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差异，就会有潜在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等不当行为。不幸的是，这些权力差异广泛地存在于家庭、社交圈、工作场合，如教育机构和工厂中。我们可能无法改变这些机构的架构形式，但可以制定并执行举报性犯罪、相信和支持受害者以及追求正义的程序。
　　在媒体的报道中，为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她的姓名常常被抹去，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密码——公众对此的想象总是认为她们的生活被毁了、或她们无法谈论强奸。事实上，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可以亲身讲述她们的经历的。因为北爱尔兰有很多关于我被强奸的新闻报道（在报道中，我总被描述成一个中国学生或中国游客），我禁不住想：在这所有的报道中，我自己的声音在哪里呢？这也促使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声音。
　　媒体在报道性暴力案件时需要非常谨慎。他们需要认识到：他们以某种方式刻画受害者时的字眼可能会给受害者及读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在媒体报道中描绘施暴者也是如此，受害者与施暴者在媒体中的形象可以强化公众对性暴力的刻板印象和误解——比如说，哪种女性被强奸，哪种男性是强奸犯。
　　A 你在《生命暗章》中提到，受到侵害后你第一时间向执法司法机关、医疗机构寻求帮助，但通过你的文字描述，似乎能感受到你对社会公共系统处理性侵的方式不满意，它显得冰冷而不近人情，缺乏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追求执法效率、人手不足也是现实。你认为在应对处理性侵事件上，社会公共健康系统最核心、最急需的改变分别应该是什么？ 　　李 經历过强奸之后的人生非常艰难。我得到了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如警察）出色的照顾。但是在一些部门中（如强奸危机中心和医院）也有过不太好的体验。在许多国家，服务质量会因受害者的居住地有很大的差异，而受害人的康复能力可能会因服务质量而受到影响，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所以这些服务绝对需要改进——但它们往往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往往认为这些服务不重要。事实上，它们的存在对受害者的恢复与治疗至关重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强奸影响受害者各个方面的多种方式。其次，我们的公共服务需要提供给受害者康复的资源，并且使他们方便地获得这些服务而不至于感到羞耻。
　　最重要的改变是需要去倾听受害者——不仅仅是给予他们信任，并且珍视他们的经历，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受害者可以指出公共卫生系统中的缺陷。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尽其所能地改善受害者的康复和资源。
　　A 《生命暗章》里，对施暴者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心理过程，你的写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完成的？对“漂旅人”的想象是否以实际的资料或访谈作为基础？如果有，介绍一下具体搜集资料的过程。
　　李 如果没有Johnny（书中的施暴者）的视角，这本书将会完全不同，我的兴趣也不会这么大。通过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书写Johnny，我尝试着打破我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性侵幸存者的思考边界。我们的社会需要去思考：施暴者也是人类，他们并不是怪物。是他们的经历、教养、性格等造成了他们的性暴力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尝试着去理解那些促使他们变成施暴者的因素，我们将永远无法避免这类性暴力的发生。
　　除了他的年龄、家庭背景等，我对施暴者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因此，我将这些事实用作概述，试着去想象其他的部分，以充实Johnny这个立体的角色。我也对“漂旅人”社区（爱尔兰的游牧社区，Johnny来自于此）做了一些研究，参加他们的聚会，和当地的社工交流。另一种研究领域是少年犯与少年性暴力的罪犯，这也意味着我要与法医心理学家、社工、和犯罪青年一起工作的缓刑官员交谈。

“消除受害者可能会感受到的耻辱”

　　A 想象和书写一个曾带给你巨大伤害的人，最初有感到不适或难以下笔吗？如果有，这个心理障碍是怎样克服的？在TED演讲中，我很惊讶地注意到你用了“my 15-year-old rapist”这样的代称。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词来代称施暴者？你在心理上经历了怎样的语言抉择和纠结过程吗？这是否意味着你开始逐渐接受这件事？
　　李 我使用“my 15-year-old rapist”这样的代称是因为这就是事实：我被一个强奸犯强奸，他那时15岁。这也表示强奸犯可以很年轻，我认为没有理由用更委婉的词语来描述这些事实。对我而言，我宁愿说自己被强奸了，而不是被性侵了，因为后者包含了可能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但是掩盖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现实和它的严重性。使用语言精准地描绘真实是一种力量。而且，当我是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时，我为什么要因为真相而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