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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慈恩的声音，低沉、嘶哑，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符。
19岁那年，她在荷兰为患上肝癌的好友签署了安乐死的同意书，回国后被安上了凶手的罪名。有一年的时间，她不见光，不说话，导致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
做梦也没想到，一份安乐死协议，给她带来的是背叛、谩骂、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以及后来头破血流的心理治疗。2008年，在朋友的开导帮助下，纪慈恩来到孤儿院，开启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生：陪伴孤儿，做善终服务，并选择全职做公益，创办了国内首个“死亡工作坊”。
从完全封闭自我到帮助体验者在死亡面前与恐惧握手言和，纪慈恩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懂死亡的女孩”。她还曾登上《青年中国说》的演讲台，分享她对死亡的理解。
在她看来，死，不过是另一种生存的状态。
死亡同意书
作为曾经影响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青春文学杂志《萌芽》的写手，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纪慈恩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
一切因为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李默的离世而改变。2006年12月，远在荷兰留学的李默回到家乡，告诉纪慈恩自己被查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下6个月。
纪慈恩4岁就认识了李默，李默比她大5岁。她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因都不爱讲话而成了好友。李默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去了上海生活，母亲也不要她，把她送去了福利院。后来奶奶知道后，才把她领回家抚养。
深知没人疼爱，所以李默学习很努力，想用优秀的成绩博得父母的爱，后来还获得了去荷兰留学读研的机会。这次从荷兰回来，她希望见父母最后一面，然而她只见到了爸爸，妈妈始终未露面，奶奶也早已去世—她就是一个“孤儿”。
李默希望纪慈恩跟她回荷兰，陪她度过人生的最后6个月。纪慈恩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陪着李默前往荷兰。
纪慈恩并不知道这个安排是李默有意而为之的。荷兰是当时唯一规定安乐死合法的地方。李默在荷兰办好了安乐死的所有手续，只差一个亲友的签名—她选择了让纪慈恩来签。
李默知道纪慈恩会不舍，为了让她签署同意书，便拒绝打可以止痛的杜冷丁，故意让纪慈恩看到她被疼痛折磨得面目狰狞的样子。最痛的时候，李默会用牙咬自己的胳膊来止痛，到最后牙都咬掉了，满嘴都是血……
禁不住哀求，也不忍眼睁睁看着，为了让李默解脱，才19岁的纪慈恩狠心签署了她人生的第一份同意书。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生活从此被摧毁了。
孤儿院温馨宁静的氛围治愈了纪慈恩内心的创伤
生者的创伤
刚刚直面好友离世，带着巨大的创伤回国，纪慈恩迎来的却是众人的责难。
2007年2月19日，这天是李默的追悼会。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开始扎堆议论：“是她杀了李默！”“她以后会得到报应的。”甚至，有人干脆站到纪慈恩跟前发问：“她对你那么好，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做！”第一个人还比较委婉，后来纪慈恩几乎被围了起来，大家对她指指点点，说她会不得好死。
纪慈恩百口莫辩，没人理解她。回到家，她把自己关进房间，拉上厚厚的窗帘，整整一年时间再没说话，因此退学。说不出来，更哭不出来，她的语言能力像突然被中断了。她每天都待在黑暗里，怕见光，怕听到声响，连厕所都不敢上，饭菜都是妈妈送到她房间。
过了很久，李默的大学同学沈洋才知道纪慈恩的问题严重性。沈洋是学心理学的，他跟纪慈恩的父母沟通，让他们带纪慈恩去看心理医生，纪慈恩被确诊得了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为了让她走出来，沈洋根据纪慈恩和李默的儿时经历，拉着她去了北京的一家孤儿院。
在孤儿院，纪慈恩感受到了安全，便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她被一個小女孩吸引。这个女孩从小被遗弃导致性格孤僻，却总是乖乖地坐在纪慈恩的旁边。那一刻，纪慈恩觉得她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但是互相陪伴坐在一起，却觉得很安全。
从此，她每天都来孤儿院，这里温馨宁静的氛围，让她慢慢打开了自己，甚至开口对孩子说话了。但因她之前长久未发声，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并且有的音再也发不准。
沈洋还坚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通过让她复述李默患病离去的场景，让她正视创伤。一开始，她根本说不下去，一说就哭，还痛苦地撞暖气管，弄得头破血流。她无法直面痛苦，有了自杀的倾向，后来在北京住了半年医院才离开。
出院后，她又一次逃离回了家，把自己锁到了屋里。直到有一天，得知年迈的外婆为了来看她，在路上摔了一跤，伤得不轻，她才自问：你忍心看亲人面对这样的你吗？你真的只能如此了吗？得到内心“不”的答案后，她给心理医生发了一个短信：我要好起来，我要继续接受治疗。
就这样，她又去了北京，租了房子，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为了彻底治好创伤，她逼着自己一次次走进诊所，去复述李默当年离去的场景。回忆实在痛苦，她就撞墙。那段时间，她的头一直都用纱布包着，直到复述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她的表情不再有情绪，医生才向她祝贺。不仅仅因为医生鉴定她康复了，还因为能这样坚持下来的人真的不多。
没有人知道她遭受过怎样的痛，经过一年半炼狱般的治疗，重生后的她，倔强地想要看看，那个差点摧毁了她的死亡是什么？
走进死亡
2009年，她去了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临终关怀医院。
21岁的她成了临终关怀志愿者。8年时间，她用了2 000多个小时，陪伴、送走了40多个临终者。原本她以为死亡是悲伤的，可走近后才发觉真正让人们恐惧和悲伤的，是人们对死亡的看法。 她曾陪伴过一个86岁身患癌症的老奶奶。老奶奶每天都很平和，甚至还会和她调侃。老奶奶的淡定让她很意外，她问：“您不害怕么？”老奶奶说：“死亡是一种告别，它有它的定数。我们要学会接受。”
老奶奶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可她的家人却不接受。当医生告诉她女儿有一种放疗，可以延缓老奶奶的生命时，女儿请求母亲尝试。尽管不愿意，但最终经不住苦劝，老奶奶只得妥协。
可是做完放疗后，难以忍受的疼痛，让老奶奶决心彻底放弃。她说：“我活了一辈子了，都在为别人考虑，临死就让我为自己考虑一次吧。”女儿不依，还要她继续治疗，老奶奶最后不惜拿刀片，以自残的方式对抗。
那一刻，纪慈恩突然发觉，真正应该改变的也许不是死者，而是不愿意死者离去的家属。
一个4岁的艾滋病儿童更是改变了纪慈恩对死亡的看法。
有一天，小女孩和她聊天，“死，很糟糕吗？”不想欺骗孩子的纪慈恩想了想说：“不知道哎，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小女孩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死后一定会非常幸福，你看就像我们买汉堡包一样，我们要先付钱，阿姨才能给我们汉堡包。我现在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定是在‘付账’，所以我死后一定会非常幸福，你说是不是？”
纪慈恩眼前一亮，是不是这样呢？他们都不知道，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但这个没接受过任何死亡文化教育的孩子刷新了纪慈恩对死亡的看法。
小女孩去世的那天，笑着和他们挥手、拥抱、说再见，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不悲不喜，仿佛重见光明的盲人。纪慈恩第一次发觉，死亡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纪慈恩开始重新思考死亡这个概念，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她访问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资料。越走近，越发觉，人们的恐惧更多来自于小时候的听说，来自于自古以来就认为的不吉利的传统忌讳……“我们从小也是这样长大的，甚至没有亲眼目睹过死亡，就觉得它是可怕的。”这样想想，纪慈恩觉得很亏。
仅仅因为听说，就把生命浪费在对死亡的恐惧、逃避和抗拒上，她突然意识到：比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是帮助更多人认识死亡。
创办死亡体验工作坊
2014年，纪慈恩创办了死亡体验工作坊—通过模拟飞机失事等场景，帮助人们体验克服或减弱对于死亡的恐惧。她说：“我们讨论死亡，但我们不会说死后的世界怎样怎样，我更关心怎样活着，怎样充分做自己，而不是等到死亡到来时被后悔占据整个身心。”
人人都以为她对死亡感兴趣，可她说：“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活得是不是比任何人都更像我自己。”她开始接受访谈，发表演说，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推广死亡教育。“好好地認识死亡，可以让我们好好地活。”
2015年，她独自去了尼泊尔和印度，这是她这一年的年度“遗愿清单”。遗愿清单上列出了每年需要自我挑战的项目。因为，她发现我们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地活过。
在加德满都救助站和特蕾莎之家，因为被艾滋病人咬了一口，她被隔离了。那一次她深刻体验了一把“绝症”边缘的感觉。在短暂的恐惧之后，她反复问自己如果感染了艾滋病，应该怎么办。在确认即使遇到了最坏的结果，自己也可以好好应对的时候，她的恐惧消失了。
让她和工作人员诧异的是：出来的鉴定结果是没事。那一刻，她更加认识到，真正的强者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可以和恐惧并存，并与之握手言和。
如今，她的工作坊已开展了几十场死亡体验活动。很多人因为她开始重新审视一直避讳的死亡和恐惧，甚至获得重生的力量。他们称赞她为中国最懂死亡的女孩，羡慕她可以“自由洒脱”地生活。
而她却说：“没必要把死亡想得那么坏。真到了不得不分离的那一刻，也许，好好地告别才是正经事儿。”在那之前，按自己的意愿好好活，才是人生大事。
19岁那年，她在荷兰为患上肝癌的好友签署了安乐死的同意书，回国后被安上了凶手的罪名。有一年的时间，她不见光，不说话，导致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
做梦也没想到，一份安乐死协议，给她带来的是背叛、谩骂、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以及后来头破血流的心理治疗。2008年，在朋友的开导帮助下，纪慈恩来到孤儿院，开启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生：陪伴孤儿，做善终服务，并选择全职做公益，创办了国内首个“死亡工作坊”。
从完全封闭自我到帮助体验者在死亡面前与恐惧握手言和，纪慈恩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懂死亡的女孩”。她还曾登上《青年中国说》的演讲台，分享她对死亡的理解。
在她看来，死，不过是另一种生存的状态。
死亡同意书
作为曾经影响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青春文学杂志《萌芽》的写手，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纪慈恩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
一切因为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李默的离世而改变。2006年12月，远在荷兰留学的李默回到家乡，告诉纪慈恩自己被查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下6个月。
纪慈恩4岁就认识了李默，李默比她大5岁。她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因都不爱讲话而成了好友。李默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去了上海生活，母亲也不要她，把她送去了福利院。后来奶奶知道后，才把她领回家抚养。
深知没人疼爱，所以李默学习很努力，想用优秀的成绩博得父母的爱，后来还获得了去荷兰留学读研的机会。这次从荷兰回来，她希望见父母最后一面，然而她只见到了爸爸，妈妈始终未露面，奶奶也早已去世—她就是一个“孤儿”。
李默希望纪慈恩跟她回荷兰，陪她度过人生的最后6个月。纪慈恩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陪着李默前往荷兰。
纪慈恩并不知道这个安排是李默有意而为之的。荷兰是当时唯一规定安乐死合法的地方。李默在荷兰办好了安乐死的所有手续，只差一个亲友的签名—她选择了让纪慈恩来签。
李默知道纪慈恩会不舍，为了让她签署同意书，便拒绝打可以止痛的杜冷丁，故意让纪慈恩看到她被疼痛折磨得面目狰狞的样子。最痛的时候，李默会用牙咬自己的胳膊来止痛，到最后牙都咬掉了，满嘴都是血……
禁不住哀求，也不忍眼睁睁看着，为了让李默解脱，才19岁的纪慈恩狠心签署了她人生的第一份同意书。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生活从此被摧毁了。
生者的创伤
刚刚直面好友离世，带着巨大的创伤回国，纪慈恩迎来的却是众人的责难。
2007年2月19日，这天是李默的追悼会。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开始扎堆议论：“是她杀了李默！”“她以后会得到报应的。”甚至，有人干脆站到纪慈恩跟前发问：“她对你那么好，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做！”第一个人还比较委婉，后来纪慈恩几乎被围了起来，大家对她指指点点，说她会不得好死。
纪慈恩百口莫辩，没人理解她。回到家，她把自己关进房间，拉上厚厚的窗帘，整整一年时间再没说话，因此退学。说不出来，更哭不出来，她的语言能力像突然被中断了。她每天都待在黑暗里，怕见光，怕听到声响，连厕所都不敢上，饭菜都是妈妈送到她房间。
过了很久，李默的大学同学沈洋才知道纪慈恩的问题严重性。沈洋是学心理学的，他跟纪慈恩的父母沟通，让他们带纪慈恩去看心理医生，纪慈恩被确诊得了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为了让她走出来，沈洋根据纪慈恩和李默的儿时经历，拉着她去了北京的一家孤儿院。
在孤儿院，纪慈恩感受到了安全，便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她被一個小女孩吸引。这个女孩从小被遗弃导致性格孤僻，却总是乖乖地坐在纪慈恩的旁边。那一刻，纪慈恩觉得她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但是互相陪伴坐在一起，却觉得很安全。
从此，她每天都来孤儿院，这里温馨宁静的氛围，让她慢慢打开了自己，甚至开口对孩子说话了。但因她之前长久未发声，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并且有的音再也发不准。
沈洋还坚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通过让她复述李默患病离去的场景，让她正视创伤。一开始，她根本说不下去，一说就哭，还痛苦地撞暖气管，弄得头破血流。她无法直面痛苦，有了自杀的倾向，后来在北京住了半年医院才离开。
出院后，她又一次逃离回了家，把自己锁到了屋里。直到有一天，得知年迈的外婆为了来看她，在路上摔了一跤，伤得不轻，她才自问：你忍心看亲人面对这样的你吗？你真的只能如此了吗？得到内心“不”的答案后，她给心理医生发了一个短信：我要好起来，我要继续接受治疗。
就这样，她又去了北京，租了房子，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为了彻底治好创伤，她逼着自己一次次走进诊所，去复述李默当年离去的场景。回忆实在痛苦，她就撞墙。那段时间，她的头一直都用纱布包着，直到复述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她的表情不再有情绪，医生才向她祝贺。不仅仅因为医生鉴定她康复了，还因为能这样坚持下来的人真的不多。
没有人知道她遭受过怎样的痛，经过一年半炼狱般的治疗，重生后的她，倔强地想要看看，那个差点摧毁了她的死亡是什么？
走进死亡
2009年，她去了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临终关怀医院。
21岁的她成了临终关怀志愿者。8年时间，她用了2 000多个小时，陪伴、送走了40多个临终者。原本她以为死亡是悲伤的，可走近后才发觉真正让人们恐惧和悲伤的，是人们对死亡的看法。 她曾陪伴过一个86岁身患癌症的老奶奶。老奶奶每天都很平和，甚至还会和她调侃。老奶奶的淡定让她很意外，她问：“您不害怕么？”老奶奶说：“死亡是一种告别，它有它的定数。我们要学会接受。”
老奶奶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可她的家人却不接受。当医生告诉她女儿有一种放疗，可以延缓老奶奶的生命时，女儿请求母亲尝试。尽管不愿意，但最终经不住苦劝，老奶奶只得妥协。
可是做完放疗后，难以忍受的疼痛，让老奶奶决心彻底放弃。她说：“我活了一辈子了，都在为别人考虑，临死就让我为自己考虑一次吧。”女儿不依，还要她继续治疗，老奶奶最后不惜拿刀片，以自残的方式对抗。
那一刻，纪慈恩突然发觉，真正应该改变的也许不是死者，而是不愿意死者离去的家属。
一个4岁的艾滋病儿童更是改变了纪慈恩对死亡的看法。
有一天，小女孩和她聊天，“死，很糟糕吗？”不想欺骗孩子的纪慈恩想了想说：“不知道哎，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小女孩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死后一定会非常幸福，你看就像我们买汉堡包一样，我们要先付钱，阿姨才能给我们汉堡包。我现在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定是在‘付账’，所以我死后一定会非常幸福，你说是不是？”
纪慈恩眼前一亮，是不是这样呢？他们都不知道，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但这个没接受过任何死亡文化教育的孩子刷新了纪慈恩对死亡的看法。
小女孩去世的那天，笑着和他们挥手、拥抱、说再见，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不悲不喜，仿佛重见光明的盲人。纪慈恩第一次发觉，死亡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纪慈恩开始重新思考死亡这个概念，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她访问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资料。越走近，越发觉，人们的恐惧更多来自于小时候的听说，来自于自古以来就认为的不吉利的传统忌讳……“我们从小也是这样长大的，甚至没有亲眼目睹过死亡，就觉得它是可怕的。”这样想想，纪慈恩觉得很亏。
仅仅因为听说，就把生命浪费在对死亡的恐惧、逃避和抗拒上，她突然意识到：比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是帮助更多人认识死亡。
创办死亡体验工作坊
2014年，纪慈恩创办了死亡体验工作坊—通过模拟飞机失事等场景，帮助人们体验克服或减弱对于死亡的恐惧。她说：“我们讨论死亡，但我们不会说死后的世界怎样怎样，我更关心怎样活着，怎样充分做自己，而不是等到死亡到来时被后悔占据整个身心。”
人人都以为她对死亡感兴趣，可她说：“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活得是不是比任何人都更像我自己。”她开始接受访谈，发表演说，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推广死亡教育。“好好地認识死亡，可以让我们好好地活。”
2015年，她独自去了尼泊尔和印度，这是她这一年的年度“遗愿清单”。遗愿清单上列出了每年需要自我挑战的项目。因为，她发现我们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们从未真正地活过。
在加德满都救助站和特蕾莎之家，因为被艾滋病人咬了一口，她被隔离了。那一次她深刻体验了一把“绝症”边缘的感觉。在短暂的恐惧之后，她反复问自己如果感染了艾滋病，应该怎么办。在确认即使遇到了最坏的结果，自己也可以好好应对的时候，她的恐惧消失了。
让她和工作人员诧异的是：出来的鉴定结果是没事。那一刻，她更加认识到，真正的强者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可以和恐惧并存，并与之握手言和。
如今，她的工作坊已开展了几十场死亡体验活动。很多人因为她开始重新审视一直避讳的死亡和恐惧，甚至获得重生的力量。他们称赞她为中国最懂死亡的女孩，羡慕她可以“自由洒脱”地生活。
而她却说：“没必要把死亡想得那么坏。真到了不得不分离的那一刻，也许，好好地告别才是正经事儿。”在那之前，按自己的意愿好好活，才是人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