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迄今大约3000年，它对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英国作家、历史学者亚当o尼科尔森以《荷马3000年》重新诠释荷马，紧扣作者个人认识的逐渐加深，从初遇荷马、领会荷马、爱上荷马、探寻荷马……直到最后再思荷马，全书总共十二章，既是作者的心灵追索过程，更是一趟别具特色的西方文化之旅，让读者充分领略了荷马史诗的珍贵价值。
　　本书并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相反充满了绚丽的文学色彩，以及作者不时流露的挚爱深情。尼科尔森列举了许多译本对比，细致地剖析史诗的写作规律，荷马的六韵步格调奠定了口述文学的基准。这是一种“将素材利用、组合起来的方式，有效、坚固、可靠而真实；可以应对夜间的大海和风暴，可以保持其优雅和价值，就像其丝线在烛光中也能闪闪发光；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代代传承。”所以，译本如果过于修饰，其实是“反荷马”的，而欧洲山村不通文墨的诵诗人，恰恰是最接近荷马的人。在他们的头脑里，“诗是被封在神龛里的记忆，它的乐律永生不灭”。这不是崇古非今，记忆术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它曾经是一项无比重要的技艺，它的失落是现代文明的一种遗憾。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很可能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口头诗歌从本质上与笔头诗歌大相径庭，尼科尔森揭示了实际文本的研究如何消弭了二者的截然分别。尼科尔森从19世纪巴黎左岸小餐馆，龚古尔兄弟与圣维克托的激烈争论入手，转引至文学界对蒲柏《荷马史诗》译本的批评，蒲柏译本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对史诗中词语的重复和些微的不雅穷究不休，为了叙事的优雅而牺牲了真实，反而破坏了史诗的本来面目和完整性。当然，蒲柏将荷马带到了英语世界，就像一场激烈的文学风潮，席卷了济慈和雪莱等人，雪莱说“荷马是‘真’与‘美’的化身”，而济慈因为诗风的变化而被称为“伦敦腔的荷马”。
　　《荷马史诗》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方式叙述技巧，即在作品中安排一个事件，构建一个寓言或者一个主干情节。习惯这一类型的读者或者听众不仅会对文学作品有着特定的期待，还喜欢将所有的情节按照自己的感觉进行预设的想象。早在公元前6世纪，色诺芬就说过，所有作家的成就都是对荷马和赫西奥德借鉴的结果。如果古希腊早期文学缺少了荷马史诗，那么古希腊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对古希腊文学源头的研究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丰富多彩的叙事形式上，但希腊人喜欢事实，他们对铺张的辞藻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讨厌夸大其辞。
　　荷马史诗融合了时代的气息，它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充实丰满，“就像浪涛一般，在希腊的礁石海岸涌动了若干世纪”。荷马总是把一个繁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精彩。我们只要真实地去记述荷马，他的伟大、简洁和辉煌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这种朴素和真实的力量是文学最重要的品质。
　　如果说本书前面五章还只是局限于《荷马史诗》文本的研究，那么，在第六章，当尼科尔森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荷马”，他发现自己需要深入精神的内核去寻找“真实的荷马”。“金属和英雄”、“草原上的荷马”、“匪徒与城市”这些篇章探讨了西方的战争文化、自然与城市的冲突以及永恒的乡愁理念。
　　荷马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度展现了战争的惨烈。在《伊利亚特》四大段战争的描述中，我们经历了双方无数的厮杀。尼科尔森说，“杀戮是《荷马史诗》的真相”，这个真相中包裹着深沉的叹息，关于生命的无力和杀戮的无益。最揪心的场景：阿喀琉斯因为痛悔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于是亵渎赫克托耳的尸体，他将尸体绑在战车上，连续几天拖拽尸体，拒绝将其安葬。但《伊利亚特》不是阿喀琉斯一个人的愤怒之歌，他还是气势雄伟的特洛伊战争史诗，更是一首人性复苏的赞歌。我们目睹了阿喀琉斯的一切：最初的怒火中烧，盛怒难消，他的专断决绝，他最后克服冲动，陷入无尽的悲痛。直到全诗最末一卷，我们才终于在一副心酸的场景中看到这位“弃绝怜悯”且“性如雄狮般残忍”的英雄，面对赫克托耳老父普里阿摩斯的痛苦时，他放下了他的敌意来盛情款待老人。阿喀琉斯站在对手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人类在同理心的召唤中获得了共情，仇恨消逝，善战胜了恶。
　　荷马史诗讲述的是英雄的业绩和命定的不幸，但是，如果不在诸神和死者的背景中解读，我们会很容易误读它的意旨。就像尼科尔森所强调的，西蒙娜o韦依将荷马史诗理解为反战诗歌，这样的理解还是小看荷马了。英雄的生命激烈、壮丽却转瞬即逝，所有人类的归宿趋向一致，这是神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正是出于对这一终极问题的突出兴趣，荷马史诗对死亡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战斗的关注。这也是尼科尔森本人面对死亡威胁，一次是海上风暴让他想起了《奥德赛》，一次是遭遇歹徒让他想到了《伊利亚特》，他的个人经历是本书一条副线，不时与史诗的主线相交叉，在这种交叉的过程中让我们体会到史诗是如何进入个体的思维，这俨然是西方文化长期演化的基因起作用的结果。
　　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明知死亡的预言依然披甲上阵，英雄们得到了尊享和荣耀，这不是泯灭天良的屠杀，死亡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局限，同时也赋予了意义。
　　史诗的作者到底是谁？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尼科尔森说荷马“是善于缺席的人”，的确，所谓荷马生平的信息是那么的不确定，似乎每个研究者的发现都大有不同，荷马出生在希俄斯岛？士麦那？伊萨卡岛？阿格利斯半岛？有人说他是英国剑桥郡人，甚至还有人说他其实是瑞典人。尼科尔森汇总了荷马史诗的历代手稿遗迹，也汇总了各类研究者的不同意见，最终在美国学者密尔曼o帕里的研究成果上继续阐发，认为荷马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个体，但他的成就整合了前人“程式化的框架”、“精准的记忆”和“灵光闪现的创作”。所以，“《荷马史诗》，实质上继承了多样的传统：既是灵活的、现编现演的诗歌；又是永恒不变的、像墓前的石碑一样的、前人伟业的丰碑。”
　　《荷马史诗》从来就不是神圣的作品。这是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他文化的文学大多始于宗教作品，如古伊朗文化开始于琐罗亚斯德的“小阿维特斯陀”赞歌，《摩西五经》是古希伯来文化的源头，而伊斯兰文化则始于《古兰经》。《圣经》虽然被视为“万书之书”，成为西方的核心文本，但是它的地位一直受到冲击，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古代文学的持续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了加强。希腊人大体上来说是天真的，甚至是孩子气的，他们的宗教完美地表现出一种叔本华称之为“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
　　荷马史诗里的神并不高高在上，他们也软弱、也卑鄙，也会犯各种错误，在那样神祇遍地的时代，人却是荷马作品的主角。希腊文化的文本并不是靠宗教权威来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仅仅是通过其文学的高超技艺。自《荷马史诗》以来，希腊以及欧洲的传统都习惯于要求高水平的作品要具有相应强烈的、处于高位的道德方向，这也是通过《荷马史诗》实现的。阿喀琉斯拒绝阿伽门农的礼物，奥德修斯历经艰险回归故里，追求自由、追求崇高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肉身虽死，而信念永存。
　　本书结尾，尼科尔森说，荷马不给我们提供答案，他拒绝作答，他只是把所有问题编成了故事。“在他的气息吞吐之间，是人生的复杂，是海上船筏汩汩的活力，是他一遍遍反复说的--你身后闪耀的复苏的晨光。”在尼科尔森如歌的行板的诗意语句中，缓缓合上此书，抬头仰望星空，有光芒穿越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