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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发展是中华民族几十年不会改变的主题，但30多年来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发展必然难以持续。生态学逐渐扩大的影响，以及我们越来越明晰的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有限性的意识，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1978年以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的经济增长是物质主义的经济增长
笔者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叫做物质主义的经济增长，或物质经济的增长。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这在中国明显表现为汽车等物质财富的增加，汽车、公路、铁路、楼房都在增加，城市在增多、扩大。这些都是物质经济增长的明显标志。物质主义的增长将导致对野生生物生存空间的大量挤占，湿地、荒野和森林会越来越少。根据生态学，我们很容易推出，这种增长必然是有限度的，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比欧美大得多。
经济增长不蕴含物质财富的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是经济在继续增长，但物质财富不再增加，即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交换中的物质流量不再增加。未来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物质经济必须通过绿色科技、生态科技来支持稳态的生态经济。此时，物质生产是一种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已经达到稳态，物质财富不再增长，但物质财富的流动是健康的、不破坏环境的。第二，重点发展非物质经济。重视非物质经济增长是我们谋求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
让“资本的逻辑”继续对法律制度起作用
那么，非物质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呢?是否就完全不需要物质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以读书为例，按说这是精神活动，但如果没有纸张、电脑等物质载体，就无法阅读。所以，非物质经济是指。注重精神追求，降低对物质的需要和依赖，生产和消费精神价值的经济。
既然生产和消费非物质“财富”仍然是经济活动，就势必不能回避如何对待市场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路线，是彻底废除市场经济，废除资本的作用，回到计划经济状态，还是完全诉诸市场?还是走某种中间道路?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中国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市场经济，得益于“资本的逻辑”，得益于私人产权制度的逐渐建立和私人财产权的逐渐明晰化，得益于货币作用的日益增强。我们改变了以前凭身份和政治地位分配稀缺资源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的副作用。目前，中国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本的逻辑”的指导，即政策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这样，各种政策法律就有利于资本持有者(特别有利于官僚资本家)，有利于富人。随着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并非如经济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所有人都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并且，“资本的逻辑”指导下的政策非常不利于环境保护，甚至正日益加剧对生态健康的破坏。
完全漠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是出路。我们很难回到那种仅凭觉悟就焕发出劳动热情的年代。既然人们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在经济领域就必须继续利用市场机制和资本的作用，让“资本的逻辑”继续对法律制度起部分指导作用。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个人及企业以追求私利的热情去实现公共目标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从英国往澳大利亚运囚犯的故事。起初，报酬是在英国按人头付给船老板的，船老板得了钱。在路上就不管囚犯的死活，这显然不人道。如何让船老板把囚犯安全运至澳大利亚呢?很简单，把在英国登船时按人头付费改为到澳大利亚下船时按人头付费就行了。这种方法体现在环保领域，无非就是污染权交易、碳交易等。市场可以通过激励私人企业和科技人员寻找新能源、发明新技术，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当然，仅仅凭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政策和法律，才能把负的外部性内部化。
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
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不能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走向生态文明，人类就只能走向毁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了，底气越来越足了。但我们应居安思危。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将因人口众多而率先走向毁灭。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走向生态文明。
为实现文明的根本转型，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
前者包括两个方面：一、物质经济绿化和生态化，变线性经济为循环经济。市场在物质经济领域始终要发挥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但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是有极限的，我们不可能无止境地修建公路、铁路，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建和扩大城市。
二、大力发展非物质经济。物质经济达到稳态后，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发展非物质经济。非物质经济主要指文化产业。当然，信息产业也可以部分非物质化。但假如在每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过程中都要耗费上万吨的水，那就显然不是非物质经济。真正的非物质经济应该就是文化产业，让人们在文化消费中度过休闲时光。非物质经济发展了，就既增加了GDP，又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发展非物质经济必须要有生态思想的指导，否则，文化产业也可以破坏环境。例如，拍一部影片就毁掉一大片树林，拍下了一幅自然美景后却毁掉了一片自然美景，那就不是非物质经济。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发展物质经济，还是发展非物质经济，都得借助市场机制。
我们还需要科技的转向。科技转向包括两个要点：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由征服性技术转向调适性技术。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就是指，科学放弃对终极理论的追求，而致力于理解自然，帮助人类发现自然规律以适应自然环境。
由征服性技术向调适性技术的转变也十分重要。所谓征服性技术就是追求日益强大的征服力和控制力的技术，例如，我们制造越来越大的挖土机，控制规模越来越大的自然过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只能在三门峡上建电站，到了90年代，就可以在三峡上建电站，这表明我们的征服力越来越大。在医疗领域，制造越来越强的抗菌素，也是征服性技术的例子。我们的技术必须放弃对越来越强的征服力的追求，转向追求调适性的技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更好地与生态系统相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能不破坏生态系统。比如，消灭害虫的时候，不是研制毒性越来越强的杀虫剂，而是利用天敌来遏制“害虫”的种群。
在许多人看来，资本加上科技，全球变暖、物种减少、能源危机等问题统统都能得到解决。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不是万能的，科技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造不出永动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是，生态学和主流科学并不一致，一方面有人声称科技就是万能的，另一方面生态学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地球，依赖于生态系统。
必须限制资本逻辑的作用
为发展非物质经济，仅仅诉诸碳交易等制度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价值观。如果人们的价值观不改变，非物质经济的市场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物质经济的绿化也不会水到渠成。对于改变目前物质主义的主导地位，笔者持悲观态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部分人的不断论证、呼吁，批判，促进物质经济的绿化、生态化，同时借助市场经济，发展非物质经济。
物质经济增长达到生态极限后，我们必须限制资本逻辑的作用，不再用其指导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定，而改用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资本主义很糟糕，它把市场经济推向极致了，它让市场侵入了许多市场不该侵入的社会领域。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已很高，且没有与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当代中国之社会性腐败与此直接相关。
未来的制度建设，应该以更科学更中立的思想作指导，那就是生态学。生态学是比现代经济学更中立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其实并不中立，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它诱导人们无止境地追求财富，而生态学则有很高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用生态学指导未来的制度建设，才能保证我们走向生态文明。
目前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但假设将来某一天，中国人均GDP达到了八千，甚至一万，我们的政策是否能鼓励人们去探索生活的艺术呢?我十分期待!
目前的经济增长是物质主义的经济增长
笔者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叫做物质主义的经济增长，或物质经济的增长。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这在中国明显表现为汽车等物质财富的增加，汽车、公路、铁路、楼房都在增加，城市在增多、扩大。这些都是物质经济增长的明显标志。物质主义的增长将导致对野生生物生存空间的大量挤占，湿地、荒野和森林会越来越少。根据生态学，我们很容易推出，这种增长必然是有限度的，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比欧美大得多。
经济增长不蕴含物质财富的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是经济在继续增长，但物质财富不再增加，即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交换中的物质流量不再增加。未来的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物质经济必须通过绿色科技、生态科技来支持稳态的生态经济。此时，物质生产是一种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已经达到稳态，物质财富不再增长，但物质财富的流动是健康的、不破坏环境的。第二，重点发展非物质经济。重视非物质经济增长是我们谋求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
让“资本的逻辑”继续对法律制度起作用
那么，非物质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呢?是否就完全不需要物质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以读书为例，按说这是精神活动，但如果没有纸张、电脑等物质载体，就无法阅读。所以，非物质经济是指。注重精神追求，降低对物质的需要和依赖，生产和消费精神价值的经济。
既然生产和消费非物质“财富”仍然是经济活动，就势必不能回避如何对待市场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路线，是彻底废除市场经济，废除资本的作用，回到计划经济状态，还是完全诉诸市场?还是走某种中间道路?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中国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市场经济，得益于“资本的逻辑”，得益于私人产权制度的逐渐建立和私人财产权的逐渐明晰化，得益于货币作用的日益增强。我们改变了以前凭身份和政治地位分配稀缺资源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的副作用。目前，中国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本的逻辑”的指导，即政策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这样，各种政策法律就有利于资本持有者(特别有利于官僚资本家)，有利于富人。随着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并非如经济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所有人都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并且，“资本的逻辑”指导下的政策非常不利于环境保护，甚至正日益加剧对生态健康的破坏。
完全漠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是出路。我们很难回到那种仅凭觉悟就焕发出劳动热情的年代。既然人们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在经济领域就必须继续利用市场机制和资本的作用，让“资本的逻辑”继续对法律制度起部分指导作用。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个人及企业以追求私利的热情去实现公共目标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从英国往澳大利亚运囚犯的故事。起初，报酬是在英国按人头付给船老板的，船老板得了钱。在路上就不管囚犯的死活，这显然不人道。如何让船老板把囚犯安全运至澳大利亚呢?很简单，把在英国登船时按人头付费改为到澳大利亚下船时按人头付费就行了。这种方法体现在环保领域，无非就是污染权交易、碳交易等。市场可以通过激励私人企业和科技人员寻找新能源、发明新技术，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当然，仅仅凭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政策和法律，才能把负的外部性内部化。
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
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不能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走向生态文明，人类就只能走向毁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了，底气越来越足了。但我们应居安思危。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将因人口众多而率先走向毁灭。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走向生态文明。
为实现文明的根本转型，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
前者包括两个方面：一、物质经济绿化和生态化，变线性经济为循环经济。市场在物质经济领域始终要发挥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但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是有极限的，我们不可能无止境地修建公路、铁路，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建和扩大城市。
二、大力发展非物质经济。物质经济达到稳态后，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发展非物质经济。非物质经济主要指文化产业。当然，信息产业也可以部分非物质化。但假如在每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过程中都要耗费上万吨的水，那就显然不是非物质经济。真正的非物质经济应该就是文化产业，让人们在文化消费中度过休闲时光。非物质经济发展了，就既增加了GDP，又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发展非物质经济必须要有生态思想的指导，否则，文化产业也可以破坏环境。例如，拍一部影片就毁掉一大片树林，拍下了一幅自然美景后却毁掉了一片自然美景，那就不是非物质经济。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发展物质经济，还是发展非物质经济，都得借助市场机制。
我们还需要科技的转向。科技转向包括两个要点：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由征服性技术转向调适性技术。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就是指，科学放弃对终极理论的追求，而致力于理解自然，帮助人类发现自然规律以适应自然环境。
由征服性技术向调适性技术的转变也十分重要。所谓征服性技术就是追求日益强大的征服力和控制力的技术，例如，我们制造越来越大的挖土机，控制规模越来越大的自然过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只能在三门峡上建电站，到了90年代，就可以在三峡上建电站，这表明我们的征服力越来越大。在医疗领域，制造越来越强的抗菌素，也是征服性技术的例子。我们的技术必须放弃对越来越强的征服力的追求，转向追求调适性的技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更好地与生态系统相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能不破坏生态系统。比如，消灭害虫的时候，不是研制毒性越来越强的杀虫剂，而是利用天敌来遏制“害虫”的种群。
在许多人看来，资本加上科技，全球变暖、物种减少、能源危机等问题统统都能得到解决。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不是万能的，科技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造不出永动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是，生态学和主流科学并不一致，一方面有人声称科技就是万能的，另一方面生态学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地球，依赖于生态系统。
必须限制资本逻辑的作用
为发展非物质经济，仅仅诉诸碳交易等制度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价值观。如果人们的价值观不改变，非物质经济的市场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物质经济的绿化也不会水到渠成。对于改变目前物质主义的主导地位，笔者持悲观态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部分人的不断论证、呼吁，批判，促进物质经济的绿化、生态化，同时借助市场经济，发展非物质经济。
物质经济增长达到生态极限后，我们必须限制资本逻辑的作用，不再用其指导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定，而改用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资本主义很糟糕，它把市场经济推向极致了，它让市场侵入了许多市场不该侵入的社会领域。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已很高，且没有与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当代中国之社会性腐败与此直接相关。
未来的制度建设，应该以更科学更中立的思想作指导，那就是生态学。生态学是比现代经济学更中立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其实并不中立，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它诱导人们无止境地追求财富，而生态学则有很高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用生态学指导未来的制度建设，才能保证我们走向生态文明。
目前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但假设将来某一天，中国人均GDP达到了八千，甚至一万，我们的政策是否能鼓励人们去探索生活的艺术呢?我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