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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来看,日本有20%~30%的国民强烈反美,大部分日本人不喜欢美国。但同时,在70%~80%的日本人眼中,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日本青年加藤嘉一生于国家的繁华盛世。“我出生于昭和59年4月(1984年),即将走过25年。” 那时的日本早已经走出了二战阴影,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正享受着几千年来最繁荣、最平和的日子。
作为没有负担的一代,加藤嘉一选择到中国念书,在北京一呆就是6年。他用一个日本人的视角观察中国,还出了3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
因为特殊的经历,他很乐意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论日美同盟,尽管很多日本人都觉得那是个敏感话题。
加藤嘉一说,他对美国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日本,来中国,和即将到来的美国行。
懵懂的年代
加藤嘉一的家乡在伊豆, “伊豆人比较热情,有点像中国北方”。3岁开始与爷爷、爸爸一起种植蔬菜、大米等。对于年幼的加藤来说,80年代的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
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小时候还是常听爷爷、爸爸老一辈人谈论起反安保、反岸信介运动,他们都很为此自豪。在美国面前,日本一向处于被动地位。老一辈希望日本能够主动些。
反安保、反岸信介运动是指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达成日美安保条约,引起了大量日本国民不满而举行的抗议活动。“知道那些抗议活动后,今天我依然为他们骄傲。” 加藤嘉一说。
1989年上学后,加藤嘉一从教科书里面知道了日本两次“被开放”的过程:1853年被美国人佩里叩开大门和1945年的战后“被改造”。历史教科书分为日本史和世界史,都谈到了美国。看到1945年日本被核爆、被打败、投降了,年幼的加藤嘉一和他的同学心里很失落。“但大家都不说,带着一种模糊的心态进入中学。”
1989年,统治日本六十年的昭和天皇去世,昭和时代结束,平成时代开始。“平成”取自中国的《诗经》和《史记》,意为“平和而成”,表达了日本人对未来美好的向往。随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天皇访华,阪神大地震,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安保条约修改等。
和加藤的“模糊”心态一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美关系也处于“模糊”状态。被美国保护的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达到令美国感到“日本威胁”的水平。美国开始不断压制日本,日美经济摩擦不断,日本国内很多人对美国不满,不断传出对美国说“不”的声音。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体系大变革,让日本疑惑起自己到底还需不需要日美同盟。这时期日本游离在美国控制之外,日美同盟处于漂浮状态。
1990年代中期,加藤一家的富裕生活突然被打破。13岁时,加藤嘉一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6点钟结束,一直送到19岁。这一时期父亲的生意十分不顺利,最后终于破产,家里欠下了大量债务。
其实,不止加藤家,整个日本的经济当时都处于低迷。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发展停滞不前,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喧嚣也渐渐平息。尘埃落定后,日本发现自己依然需要美国。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决定将冷战期间两国同盟带入冷战后世界,并带入21世纪,日美进入新同盟关系时代。贸易方面,日美依然小有摩擦。
“高中时期我对政府的决定一无所知,但我看到的很多事情,让我发现日美关系并非如想象中一般好,矛盾很多,我挺反美的。同学中谈到佩里或者麦克阿瑟时,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像中国的太极图一样,最后融合到了一起。”加藤嘉一说。
2003年,漫天飞雪,青年加藤从伊豆前往东京,他进入了东京大学。东京只是中转站,他迅速跑进下一站——中国。
2003年他到中国时,正值“非典”高峰,日本大使馆发通知,让日本人最好回国,但他没有回去。
东亚认同感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几年,也是日本、中国、美国关系充满着曲折和风波的时期,他经常跟北大同学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加藤说,来中国后,他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日美关系、日本国内对于美国的看法。
“一方面,外务省为首的日本政府主张日美安保是日本安全基石,日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美国是盟国,”加藤嘉一说,“另一方面,民间却闭口不谈对美国的认识,普通人不讨论思考日美关系。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被核爆的国家,民间的反美情绪不弱于中国的反日情绪。但日本社会和教育都回避这个问题。”
日本社会对于美国的模糊认识,加藤嘉一认为不是政府压制的结果,而是日本国民性造成的。日本是一个岛国,对外界十分敏感,对别人的看法很在意。尽管经历了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改造,日本人在心态上还是拥有一种“半锁国”的状态,日本人相对冷静,认为暧昧是一种美德。
加藤嘉一本来以为在中国生活,只能见中国人,说中文,可是到了北京后碰到了很多美国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美国的交往很密切,交流很频繁,日本国内则相对封闭,他感觉相比中国与美国的交流,日本民间和美国的交流相对落后。
“从情感上讲,到中国后,我的东亚认同感越来越强,希望东亚能够联合起来,超越美国。美国的优越在于制度设计,全球各地的人才都跑去为他们服务;而东亚拥有人才,年轻人充满冲劲。” 加藤嘉一说。
掌握主动的日本人
“我很有可能马上要去美国了工作一段时间,希望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写出类似《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作品。”加藤笑着说,“对美国的认知,也将走入第三步,亲自去观察。”眉宇间,流露着青年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他目前在北京有个写作工作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一天,他在工作室里呆到凌晨3点才回家。
“我必须是个精英。”加藤嘉一的想法与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他说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日本,他将来要从政。
加藤嘉一说,目前从民间来看,日本有20%
日本青年加藤嘉一生于国家的繁华盛世。“我出生于昭和59年4月(1984年),即将走过25年。” 那时的日本早已经走出了二战阴影,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正享受着几千年来最繁荣、最平和的日子。
作为没有负担的一代,加藤嘉一选择到中国念书,在北京一呆就是6年。他用一个日本人的视角观察中国,还出了3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
因为特殊的经历,他很乐意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论日美同盟,尽管很多日本人都觉得那是个敏感话题。
加藤嘉一说,他对美国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日本,来中国,和即将到来的美国行。
懵懂的年代
加藤嘉一的家乡在伊豆, “伊豆人比较热情,有点像中国北方”。3岁开始与爷爷、爸爸一起种植蔬菜、大米等。对于年幼的加藤来说,80年代的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
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小时候还是常听爷爷、爸爸老一辈人谈论起反安保、反岸信介运动,他们都很为此自豪。在美国面前,日本一向处于被动地位。老一辈希望日本能够主动些。
反安保、反岸信介运动是指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达成日美安保条约,引起了大量日本国民不满而举行的抗议活动。“知道那些抗议活动后,今天我依然为他们骄傲。” 加藤嘉一说。
1989年上学后,加藤嘉一从教科书里面知道了日本两次“被开放”的过程:1853年被美国人佩里叩开大门和1945年的战后“被改造”。历史教科书分为日本史和世界史,都谈到了美国。看到1945年日本被核爆、被打败、投降了,年幼的加藤嘉一和他的同学心里很失落。“但大家都不说,带着一种模糊的心态进入中学。”
1989年,统治日本六十年的昭和天皇去世,昭和时代结束,平成时代开始。“平成”取自中国的《诗经》和《史记》,意为“平和而成”,表达了日本人对未来美好的向往。随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天皇访华,阪神大地震,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安保条约修改等。
和加藤的“模糊”心态一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美关系也处于“模糊”状态。被美国保护的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达到令美国感到“日本威胁”的水平。美国开始不断压制日本,日美经济摩擦不断,日本国内很多人对美国不满,不断传出对美国说“不”的声音。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体系大变革,让日本疑惑起自己到底还需不需要日美同盟。这时期日本游离在美国控制之外,日美同盟处于漂浮状态。
1990年代中期,加藤一家的富裕生活突然被打破。13岁时,加藤嘉一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6点钟结束,一直送到19岁。这一时期父亲的生意十分不顺利,最后终于破产,家里欠下了大量债务。
其实,不止加藤家,整个日本的经济当时都处于低迷。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发展停滞不前,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喧嚣也渐渐平息。尘埃落定后,日本发现自己依然需要美国。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决定将冷战期间两国同盟带入冷战后世界,并带入21世纪,日美进入新同盟关系时代。贸易方面,日美依然小有摩擦。
“高中时期我对政府的决定一无所知,但我看到的很多事情,让我发现日美关系并非如想象中一般好,矛盾很多,我挺反美的。同学中谈到佩里或者麦克阿瑟时,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像中国的太极图一样,最后融合到了一起。”加藤嘉一说。
2003年,漫天飞雪,青年加藤从伊豆前往东京,他进入了东京大学。东京只是中转站,他迅速跑进下一站——中国。
2003年他到中国时,正值“非典”高峰,日本大使馆发通知,让日本人最好回国,但他没有回去。
东亚认同感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几年,也是日本、中国、美国关系充满着曲折和风波的时期,他经常跟北大同学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加藤说,来中国后,他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日美关系、日本国内对于美国的看法。
“一方面,外务省为首的日本政府主张日美安保是日本安全基石,日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美国是盟国,”加藤嘉一说,“另一方面,民间却闭口不谈对美国的认识,普通人不讨论思考日美关系。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被核爆的国家,民间的反美情绪不弱于中国的反日情绪。但日本社会和教育都回避这个问题。”
日本社会对于美国的模糊认识,加藤嘉一认为不是政府压制的结果,而是日本国民性造成的。日本是一个岛国,对外界十分敏感,对别人的看法很在意。尽管经历了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改造,日本人在心态上还是拥有一种“半锁国”的状态,日本人相对冷静,认为暧昧是一种美德。
加藤嘉一本来以为在中国生活,只能见中国人,说中文,可是到了北京后碰到了很多美国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美国的交往很密切,交流很频繁,日本国内则相对封闭,他感觉相比中国与美国的交流,日本民间和美国的交流相对落后。
“从情感上讲,到中国后,我的东亚认同感越来越强,希望东亚能够联合起来,超越美国。美国的优越在于制度设计,全球各地的人才都跑去为他们服务;而东亚拥有人才,年轻人充满冲劲。” 加藤嘉一说。
掌握主动的日本人
“我很有可能马上要去美国了工作一段时间,希望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写出类似《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作品。”加藤笑着说,“对美国的认知,也将走入第三步,亲自去观察。”眉宇间,流露着青年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他目前在北京有个写作工作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一天,他在工作室里呆到凌晨3点才回家。
“我必须是个精英。”加藤嘉一的想法与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他说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日本,他将来要从政。
加藤嘉一说,目前从民间来看,日本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