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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不倦学习深入实际勇于创造为青年工作贡献毕生精力，拨乱反正锐意改革尊重人才诚心服务为科技事业倾注全部心血。”这是当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仪式现场的巨幅挽联，写照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胡克实光辉而不平凡的一生。
胡克实病逝后，记者受团中央的安排长时间专题采访过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然而，真的让记者进入采写程序时，才发现难度很大。生前，胡克实很低调，加之多病，几乎没有接受过新闻媒体的采访。为此，要找些相关资料很不容易。于是，他的夫人于今为记者开了一个大名单及其通联方式，都是胡克实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或部下等知情人。很快，记者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采访……
团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黄天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团中央工作了12年。胡克实在共青团史上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做青年工作时间最长，在团中央出任书记的时间也可以说最长。”
1921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的胡克实，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高中，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35年参加过武汉地区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活动——一二·九运动，1936年10月，他在武汉秘密参加学联工作，并是骨干成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与中国青运结缘。
1937年9月，胡克实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负责组建武汉地区的青年救国团并协助主持武昌团部的工作，出任过武昌团部总务委员、中共青救支部组织委员。1938年8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前方，在晋西南、晋绥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与党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参加和领导对敌武装斗争，先后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员，晋西区党委青委委员，边区青联常委，四分区青联主席，中共临县、离石、方山县委书记，晋绥三地委秘书长，中共吕梁区党委党校教育长，中共晋绥分局青委书记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团结带领根据地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为创建和巩固晋绥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
在52岁调任国家地震局之前的38年间，胡克实除了出任过几年中共县委书记及“文革”下放后，他有近30年时光奉献在共青团的事业之中。难怪，黄天祥这样说：“在团内工作如此长的时间，也许就只有胡克实他一个。可以说，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开展青年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以青年救国会为青年组织的总的形式。不久，又确定任弼时分工兼管中央青委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青年救国会完成了历史任务，为了把青年积极分子及时地组织起来，在任弼时的积极倡议下，中央决定重建青年团。1946年8月和9月，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两次中央的座谈会，决定在各解放区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工厂、农村和学校中分别进行试点。
在青年团重建初期，胡克实也曾对青年团工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48年，陕北大捷之后，任弼时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同到了河北平山，就立刻部署组建青年团的工作。12月4日，胡克实作为晋绥解放区青委书记来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就建团工作请示任弼时，并同任弼时作了长谈。采访中，黄天祥一边呷茶，一边咀嚼着历史：“那时候，是战争时期，接到中央青委的电报后，胡克实是骑着牲口加步行跨过山岭和河流，到平山西柏坡向任弼时同志汇报工作的。”当时，适逢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双方兵马调动频繁，国民党还有好多军队成片成线驻守。铁路不通，胡克实走山路，中间遇到过敌人封锁线，经群众和地方黨带路才穿过去。
当年，任弼时听取胡克实汇报后，特别嘱咐胡克实：建团工作要加紧进行，向干部讲清楚建团工作的重要性，要全党来搞；要抓住典型，经常吸取经验，去掉盲目性；国际上青年团经验也要学习，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创造性，采取适合青年特点与兴趣的工作方法；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团建搞得好坏，决定于青年群众工作开展得如何。任弼时还对胡克实具体做了指示：“要加强干部，把你们的班子搭起来，应该包括能做教育、做群众工作的有经验的人才。向干部讲清楚建团的重要性，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努力。晋绥边区有4.5万党员，可以拨出3000到5000的年轻优秀党员来建团。这是选种，种一定要选好。不是每个支部都拨出党员，要在大地区、大村庄有计划选调，还要给他们以训练，这是关系扎根子的问题。在党校，或者你们自己办学校来训练一批干部。……”
1950年代，胡克实与青年在一起（余玮/翻拍）
任弼时用朴实语言向胡克实讲述了青年团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纠正偏向的经验。直到晚年，胡克实还深深记得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青年运动出色的领导者同自己的谈话。在他的家里，仍保存着当时解放区十分罕见的硬皮帐本裁制的笔记，本子上记录着当时同任弼时的谈话。记录本上那整洁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初。他整理的当年有关任弼时的讲话，也纳入了任弼时的文集。
自西柏坡返回后，胡克实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北坡村组织召开了晋绥青年工作会议，各地青委负责干部57人和部分机关青年干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胡克实传达了中央建团决议和任弼时的指示，并作了建团工作报告。
1949年2月，受中共晋绥分局委派，胡克实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委员。同年4月，带领晋绥边区青年团代表团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了10天，最后经过选举产生了晋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胡克实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这年4月1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往开来的重大节日，它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工、农、兵、学各个方面，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时期的青年代表，共340名代表欢聚一堂，代表着各条战线上19万青年团员。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次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在会上，任弼时系统地分析了形势，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分析了青年的特点，明确了青年团的基本工作原则，特别强调青年团的学习任务。后来，胡克实深感这次与会终身受益。
于今老人生前接受专访时，边介绍，边找出有关胡克实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照片，其中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一大”代表的两张照片弥足珍贵，“稚气”未脱的胡克实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热烈地鼓掌，并亲聆了毛泽东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这一刻，热血沸腾的胡克实受到深刻教育，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贡献给青年团的事业之中。
要写胡克实，离不开谈共青团工作，他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献给共青团工作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后，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青年团中南工委副书记等职，并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952年8月，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胡克实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第二年7月召开团的二大时，原书记处成员中许多同志已调任党的其他工作，团的二届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团中央书记处成员，由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槐、荣高棠、章泽、胡克实为书记处书记。
1954年，胡克实率领中国的第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抗美援朝停战后的朝鲜。中国青年报社原副总编辑、当时随团同行的成员钟沛璋晚年受访时这样回忆这次出访，“克实同志亲自起草和修改在朝鲜劳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并多次向朝鲜青年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勉励朝鲜青年学习先辈革命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重整被美帝国主义破坏的山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克实同志在心里时时想着应该怎样来培育我国的青年。”钟沛璋难忘胡克实曾与他的几次交谈：“克实同志多次与我谈到，我国传统上总是要求青年听话、顺从，把这作为好孩子、好青年的主要标志。他说，这样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青年，怎能肩负起建设新中国艰巨复杂的任务？克实同志指出，应该从小培养青少年有独立的意志和性格、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时的知情人都记得，胡克实曾经主持召开过两届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向少先队员讲解，要学好本领、练好身体，养成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准备建设自己亲爱的祖国。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胡克实十分重视少年先锋队的工作，主张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要求，应当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他曾说，少年儿童必须全面地发展、成长，他们的兴趣和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少年先锋队的活动应该建立在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
自1954年到1959年，朱世和一直担任胡克实的秘书，之后下放过半年，1960年回到团中央办公厅后又在工作上与胡克实经常来往。朱世和也曾在国家地震局、中国科学院这些胡克实后来工作过的单位工作过，自然他对胡克实有着一种特有的感情。“文革”以后一直到胡克实晚年，朱世和常常到胡克实家长谈，一谈就是半天，谈的都是国内国际大事。胡克实无论是在逆境中或是在顺利的时候，时刻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对“文革”造成的灾难忧心忡忡；对邓小平的复出感到庆幸，对胡耀邦的工作十分关切。胡克实到国家地震局和中科院工作以后，对科技工作怀抱极大的热情。在他晚年与朱世和谈得最多的是科技工作和科技立法工作。自20多岁的胡克实身边的一个小青年，到后来成为同胡克实无话不谈的朋友，朱世和在采访中总是滔滔不绝。两位老人当年促膝交谈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我们无法想象，但一定感人。在采访中，朱世和不免有些激动，泪水不时打湿双眼。
朱世和说：“胡克实对胡耀邦的为人非常敬佩，与胡耀邦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采访现场的黄天祥插话说：“的确，在工作中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得十分默契。”
胡克实与胡耀邦是两个性格与工作作风不同的人，胡耀邦想大事多，思想活跃，奔放，有激情，而胡克实稳重，细致、平实。两种类型的人，互补着很好地配合。“文革”前，两家都住在北京关东店20号（现富强胡同6号）的一个院落里，一个前院，一个后院，边上有个小门可通，他们经常往来。“文革”中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胡克实和胡耀邦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心心相印。
胡耀邦生前原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直接接触还是在1959年以后。”据了解，当时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寓所办公，“二胡”常常就工作的事情串門交流，高勇也不时的到后院给胡克实呈送有关文件，或转达胡耀邦交办的事情。“这样几年的交往，不但同克实同志接触频繁，而且同他家的老人孩子也都很熟。”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湖南湘潭工作以后，胡克实经常叫高勇到他家，把自己听到的中央的精神或看到的重要文件，一句一句地讲给高勇听。高勇则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记下来，然后在晚上用保密电话传达给在湘潭的李彦秘书，再由李彦转告胡耀邦。当时，远在湖南的胡耀邦能及时知道中央的精神，特别是有关讲话和批示，如毛泽东当时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就是用这种办法及时传达的。
1964年12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第二年6月回到北京。离开团中央去外地任职时，胡耀邦提议并报中央批准，由胡克实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于是，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克实，开始主持团中央的全面工作。在团中央，胡克实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共青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指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建国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世和说：“胡克实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是我国团的历史上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总是积极配合、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朱世和说：“胡克实强调正面教育，谆谆善诱，反对乱批、乱斗。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左’的形势下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他重视青年工人的劳动、生产竞赛，注重发挥他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为此在20世纪50年代培养、树立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典型。”朱世和强调，这些是胡耀邦的思想，也是胡克实的思想。在当初的秘书眼中，胡克实有着很大的工作热情，有着特有的创新精神。胡克实当年关于“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防止形式主义，关注青工学习”、“思想工作在做深、做细、做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向遗体告别开始时，胡克实夫妇怀着无限哀痛，缓缓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安详地躺卧在鲜花翠柏下的昔日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在组织和处理中，胡克实总是尽可能保护被错误批判的好同志避免受到伤害，这些受过保护的同志后来成为青年工作或文化工作的骨干。没想到，胡克实在“文革”中也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黄天祥、李蓉夫妇接受专访（余玮/摄）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时之间，乌云滚滚。“文革”初期，北京各大学中学乱作一团，造反派、红卫兵乱批乱斗乱打校长教师。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按过去工作经验，决定由团中央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学校解决问题。团中央决定由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和候补书记李淑铮具体负责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刘少奇当面嘱咐胡克实：“克实同志，可要掌握好形势啊！”“千万把局面维持好。”
胡克实从中央开会回来，当天就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成立了由3位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调兵遣将，抽调了60多名干部同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一起，于当日晚至6月5日两天内，向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6月7日至9日，团中央又从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团的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8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还组成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任团长，另一位书记惠庶昌任副团长。各区成立了“文化革命工作队”，由部分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任队长。
谁知这时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挥笔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形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从同意到怀疑、再到反对和严厉批判。这张“大字报”如火上浇油，燃烧到了工作组身上，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学校，学生们开始揪斗工作组。
毛泽东说：“团中央，不但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针对有人说胡耀邦、胡克实犯错误是“糊糊涂涂”的说法，毛泽东反驳说：“‘二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明明白白。”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足够置“二胡”于死地了，其“下场”可想而知。
派出的近2000人的工作组，都是从各地抽调的团干，他们是按照党的要求进驻各学校帮助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一下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都是各级团委的骨干、党的好干部，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本来是满腔热情搞革命的，怎么一下成了“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的“反革命”了？大家一腔愤懑，十分委屈，但这话又是毛泽东说的，又不敢表示不满，更不敢反驳，实在憋屈！
胡克实也是憋了一肚子火，天天要接受大批红卫兵的质问、批判、冲击。团中央机关内部的运动倒还相对平静，院子里的大字报大都是学校批工作组的。当时机关里住了几百名红卫兵，机关干部包括家属子女都不得不为这些红卫兵服务，解决他们的住宿吃饭问题。不多久，中央文革小组责令胡克实检讨“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错误”，胡克实不得不写了一份简单的“检讨”，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粗看了一下，并未评价检讨本身，而是说：“你是太热心了，管得太多，应该赶快撒手不管。”胡耀邦知道那时不论怎么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因此他根本不赞成胡克实急急忙忙做什么检讨，说：“你越这样，他们越嚣张。”于是，胡克实就没有作检讨。
胡克实夫人于今生前在审阅本稿（余玮/摄）
从此，大批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日夜围攻胡耀邦、胡克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就从团中央“造反”开始了。团中央被稀里糊涂地改组，书记处成员一个一个被关进了牛棚。
“文革”开始后，胡克实遭受到了严重迫害。他始终不顾个人的荣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文革”中，社会上不断冲击团中央，胡克实的人格受到污辱，肉体上受到摧残，住宅不时受到抄洗。“因主持团中央工作，实际上是团中央的一把手，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每天被迫示众。”当时的知情人对这段伤痕历史不愿讲得太多，但记者从被访问者那听似平谈的语气中读到沉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当时团中央个别领导人为此感到委屈、无望而跳楼自杀，而胡克实精神不倒，气质不变，即使在运动中皮肉受伤、衣衫不整。
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10多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1000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信阳地區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所在地是一片低洼地。“文革”中能活下来就是胜利，被打倒了的胡克实精神不垮。
在干校，胡克实干活如同工作一样一丝不苟，十分勤劳。割麦子、割稻子都抢在前面。秋收打场时，他站在离脱粒机最近、尘土最多的地方，打场下来就成了个“泥人”。普通人不敢想象，他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并且本身身体就不好，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而哮喘。团中央办公厅的离休干部李蓉回忆说：“尽管他体力不如年轻的同志，他干活总是打前阵。他干得挺认真。有时，还同小他9岁的我比赛劳动，他在工地也不忘发挥模范作用。”
“他们（指与胡耀邦）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非等闲之辈，最终他们是神态自若，心情平静，表现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真是君子失时不失相。”高勇说，“二胡”这种态度和表现，对团中央干校的人，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使那些没有经过多少人生坎坷的人顺利度过了一段非人的岁月。
经过10年动乱，人民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胡克实调离了团中央，但是他的心还是始终与广大青年连在一起。钟沛璋说：“当我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时，每次去看他，他总是问起青年的情况、报纸读者的情况。一直到晚年，克实同志始终是一代又一代青年最忠诚的朋友和导师。”
1990年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克实出访日本，当时有人介绍他时，现场的日本客人肃然起敬——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中国“文革”时期有个“二胡”，尽管胡克实当时是以科技界身份出访的。由此，足见他在“文革”中的影响面之广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迫害之深。
胡克实病逝后，记者受团中央的安排长时间专题采访过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然而，真的让记者进入采写程序时，才发现难度很大。生前，胡克实很低调，加之多病，几乎没有接受过新闻媒体的采访。为此，要找些相关资料很不容易。于是，他的夫人于今为记者开了一个大名单及其通联方式，都是胡克实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或部下等知情人。很快，记者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采访……
中国青运先锋与中共领导人的神交
团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黄天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团中央工作了12年。胡克实在共青团史上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做青年工作时间最长，在团中央出任书记的时间也可以说最长。”
1921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的胡克实，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高中，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35年参加过武汉地区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活动——一二·九运动，1936年10月，他在武汉秘密参加学联工作，并是骨干成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与中国青运结缘。
1937年9月，胡克实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负责组建武汉地区的青年救国团并协助主持武昌团部的工作，出任过武昌团部总务委员、中共青救支部组织委员。1938年8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前方，在晋西南、晋绥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与党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参加和领导对敌武装斗争，先后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员，晋西区党委青委委员，边区青联常委，四分区青联主席，中共临县、离石、方山县委书记，晋绥三地委秘书长，中共吕梁区党委党校教育长，中共晋绥分局青委书记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团结带领根据地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为创建和巩固晋绥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
在52岁调任国家地震局之前的38年间，胡克实除了出任过几年中共县委书记及“文革”下放后，他有近30年时光奉献在共青团的事业之中。难怪，黄天祥这样说：“在团内工作如此长的时间，也许就只有胡克实他一个。可以说，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开展青年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以青年救国会为青年组织的总的形式。不久，又确定任弼时分工兼管中央青委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青年救国会完成了历史任务，为了把青年积极分子及时地组织起来，在任弼时的积极倡议下，中央决定重建青年团。1946年8月和9月，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两次中央的座谈会，决定在各解放区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工厂、农村和学校中分别进行试点。
在青年团重建初期，胡克实也曾对青年团工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48年，陕北大捷之后，任弼时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同到了河北平山，就立刻部署组建青年团的工作。12月4日，胡克实作为晋绥解放区青委书记来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就建团工作请示任弼时，并同任弼时作了长谈。采访中，黄天祥一边呷茶，一边咀嚼着历史：“那时候，是战争时期，接到中央青委的电报后，胡克实是骑着牲口加步行跨过山岭和河流，到平山西柏坡向任弼时同志汇报工作的。”当时，适逢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双方兵马调动频繁，国民党还有好多军队成片成线驻守。铁路不通，胡克实走山路，中间遇到过敌人封锁线，经群众和地方黨带路才穿过去。
当年，任弼时听取胡克实汇报后，特别嘱咐胡克实：建团工作要加紧进行，向干部讲清楚建团工作的重要性，要全党来搞；要抓住典型，经常吸取经验，去掉盲目性；国际上青年团经验也要学习，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创造性，采取适合青年特点与兴趣的工作方法；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团建搞得好坏，决定于青年群众工作开展得如何。任弼时还对胡克实具体做了指示：“要加强干部，把你们的班子搭起来，应该包括能做教育、做群众工作的有经验的人才。向干部讲清楚建团的重要性，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努力。晋绥边区有4.5万党员，可以拨出3000到5000的年轻优秀党员来建团。这是选种，种一定要选好。不是每个支部都拨出党员，要在大地区、大村庄有计划选调，还要给他们以训练，这是关系扎根子的问题。在党校，或者你们自己办学校来训练一批干部。……”
任弼时用朴实语言向胡克实讲述了青年团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纠正偏向的经验。直到晚年，胡克实还深深记得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青年运动出色的领导者同自己的谈话。在他的家里，仍保存着当时解放区十分罕见的硬皮帐本裁制的笔记，本子上记录着当时同任弼时的谈话。记录本上那整洁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初。他整理的当年有关任弼时的讲话，也纳入了任弼时的文集。
自西柏坡返回后，胡克实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北坡村组织召开了晋绥青年工作会议，各地青委负责干部57人和部分机关青年干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胡克实传达了中央建团决议和任弼时的指示，并作了建团工作报告。
1949年2月，受中共晋绥分局委派，胡克实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委员。同年4月，带领晋绥边区青年团代表团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了10天，最后经过选举产生了晋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胡克实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这年4月1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往开来的重大节日，它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工、农、兵、学各个方面，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时期的青年代表，共340名代表欢聚一堂，代表着各条战线上19万青年团员。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次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在会上，任弼时系统地分析了形势，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分析了青年的特点，明确了青年团的基本工作原则，特别强调青年团的学习任务。后来，胡克实深感这次与会终身受益。
于今老人生前接受专访时，边介绍，边找出有关胡克实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照片，其中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一大”代表的两张照片弥足珍贵，“稚气”未脱的胡克实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热烈地鼓掌，并亲聆了毛泽东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这一刻，热血沸腾的胡克实受到深刻教育，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贡献给青年团的事业之中。
个性迥异的“二胡”互补地配合着
要写胡克实，离不开谈共青团工作，他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献给共青团工作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后，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青年团中南工委副书记等职，并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952年8月，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胡克实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第二年7月召开团的二大时，原书记处成员中许多同志已调任党的其他工作，团的二届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团中央书记处成员，由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槐、荣高棠、章泽、胡克实为书记处书记。
1954年，胡克实率领中国的第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抗美援朝停战后的朝鲜。中国青年报社原副总编辑、当时随团同行的成员钟沛璋晚年受访时这样回忆这次出访，“克实同志亲自起草和修改在朝鲜劳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并多次向朝鲜青年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勉励朝鲜青年学习先辈革命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重整被美帝国主义破坏的山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克实同志在心里时时想着应该怎样来培育我国的青年。”钟沛璋难忘胡克实曾与他的几次交谈：“克实同志多次与我谈到，我国传统上总是要求青年听话、顺从，把这作为好孩子、好青年的主要标志。他说，这样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青年，怎能肩负起建设新中国艰巨复杂的任务？克实同志指出，应该从小培养青少年有独立的意志和性格、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时的知情人都记得，胡克实曾经主持召开过两届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向少先队员讲解，要学好本领、练好身体，养成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准备建设自己亲爱的祖国。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胡克实十分重视少年先锋队的工作，主张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要求，应当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他曾说，少年儿童必须全面地发展、成长，他们的兴趣和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少年先锋队的活动应该建立在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
自1954年到1959年，朱世和一直担任胡克实的秘书，之后下放过半年，1960年回到团中央办公厅后又在工作上与胡克实经常来往。朱世和也曾在国家地震局、中国科学院这些胡克实后来工作过的单位工作过，自然他对胡克实有着一种特有的感情。“文革”以后一直到胡克实晚年，朱世和常常到胡克实家长谈，一谈就是半天，谈的都是国内国际大事。胡克实无论是在逆境中或是在顺利的时候，时刻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对“文革”造成的灾难忧心忡忡；对邓小平的复出感到庆幸，对胡耀邦的工作十分关切。胡克实到国家地震局和中科院工作以后，对科技工作怀抱极大的热情。在他晚年与朱世和谈得最多的是科技工作和科技立法工作。自20多岁的胡克实身边的一个小青年，到后来成为同胡克实无话不谈的朋友，朱世和在采访中总是滔滔不绝。两位老人当年促膝交谈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我们无法想象，但一定感人。在采访中，朱世和不免有些激动，泪水不时打湿双眼。
朱世和说：“胡克实对胡耀邦的为人非常敬佩，与胡耀邦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采访现场的黄天祥插话说：“的确，在工作中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得十分默契。”
胡克实与胡耀邦是两个性格与工作作风不同的人，胡耀邦想大事多，思想活跃，奔放，有激情，而胡克实稳重，细致、平实。两种类型的人，互补着很好地配合。“文革”前，两家都住在北京关东店20号（现富强胡同6号）的一个院落里，一个前院，一个后院，边上有个小门可通，他们经常往来。“文革”中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胡克实和胡耀邦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心心相印。
胡耀邦生前原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直接接触还是在1959年以后。”据了解，当时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寓所办公，“二胡”常常就工作的事情串門交流，高勇也不时的到后院给胡克实呈送有关文件，或转达胡耀邦交办的事情。“这样几年的交往，不但同克实同志接触频繁，而且同他家的老人孩子也都很熟。”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湖南湘潭工作以后，胡克实经常叫高勇到他家，把自己听到的中央的精神或看到的重要文件，一句一句地讲给高勇听。高勇则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记下来，然后在晚上用保密电话传达给在湘潭的李彦秘书，再由李彦转告胡耀邦。当时，远在湖南的胡耀邦能及时知道中央的精神，特别是有关讲话和批示，如毛泽东当时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就是用这种办法及时传达的。
1964年12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第二年6月回到北京。离开团中央去外地任职时，胡耀邦提议并报中央批准，由胡克实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于是，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克实，开始主持团中央的全面工作。在团中央，胡克实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共青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指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建国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世和说：“胡克实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是我国团的历史上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总是积极配合、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朱世和说：“胡克实强调正面教育，谆谆善诱，反对乱批、乱斗。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左’的形势下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他重视青年工人的劳动、生产竞赛，注重发挥他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为此在20世纪50年代培养、树立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典型。”朱世和强调，这些是胡耀邦的思想，也是胡克实的思想。在当初的秘书眼中，胡克实有着很大的工作热情，有着特有的创新精神。胡克实当年关于“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防止形式主义，关注青工学习”、“思想工作在做深、做细、做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向遗体告别开始时，胡克实夫妇怀着无限哀痛，缓缓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安详地躺卧在鲜花翠柏下的昔日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运动”中不倒的精神与信念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在组织和处理中，胡克实总是尽可能保护被错误批判的好同志避免受到伤害，这些受过保护的同志后来成为青年工作或文化工作的骨干。没想到，胡克实在“文革”中也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时之间，乌云滚滚。“文革”初期，北京各大学中学乱作一团，造反派、红卫兵乱批乱斗乱打校长教师。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按过去工作经验，决定由团中央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学校解决问题。团中央决定由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和候补书记李淑铮具体负责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刘少奇当面嘱咐胡克实：“克实同志，可要掌握好形势啊！”“千万把局面维持好。”
胡克实从中央开会回来，当天就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成立了由3位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调兵遣将，抽调了60多名干部同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一起，于当日晚至6月5日两天内，向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6月7日至9日，团中央又从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团的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8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还组成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任团长，另一位书记惠庶昌任副团长。各区成立了“文化革命工作队”，由部分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任队长。
谁知这时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挥笔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形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从同意到怀疑、再到反对和严厉批判。这张“大字报”如火上浇油，燃烧到了工作组身上，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学校，学生们开始揪斗工作组。
毛泽东说：“团中央，不但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针对有人说胡耀邦、胡克实犯错误是“糊糊涂涂”的说法，毛泽东反驳说：“‘二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明明白白。”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足够置“二胡”于死地了，其“下场”可想而知。
派出的近2000人的工作组，都是从各地抽调的团干，他们是按照党的要求进驻各学校帮助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一下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都是各级团委的骨干、党的好干部，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本来是满腔热情搞革命的，怎么一下成了“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的“反革命”了？大家一腔愤懑，十分委屈，但这话又是毛泽东说的，又不敢表示不满，更不敢反驳，实在憋屈！
胡克实也是憋了一肚子火，天天要接受大批红卫兵的质问、批判、冲击。团中央机关内部的运动倒还相对平静，院子里的大字报大都是学校批工作组的。当时机关里住了几百名红卫兵，机关干部包括家属子女都不得不为这些红卫兵服务，解决他们的住宿吃饭问题。不多久，中央文革小组责令胡克实检讨“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错误”，胡克实不得不写了一份简单的“检讨”，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粗看了一下，并未评价检讨本身，而是说：“你是太热心了，管得太多，应该赶快撒手不管。”胡耀邦知道那时不论怎么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因此他根本不赞成胡克实急急忙忙做什么检讨，说：“你越这样，他们越嚣张。”于是，胡克实就没有作检讨。
从此，大批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日夜围攻胡耀邦、胡克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就从团中央“造反”开始了。团中央被稀里糊涂地改组，书记处成员一个一个被关进了牛棚。
“文革”开始后，胡克实遭受到了严重迫害。他始终不顾个人的荣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文革”中，社会上不断冲击团中央，胡克实的人格受到污辱，肉体上受到摧残，住宅不时受到抄洗。“因主持团中央工作，实际上是团中央的一把手，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每天被迫示众。”当时的知情人对这段伤痕历史不愿讲得太多，但记者从被访问者那听似平谈的语气中读到沉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当时团中央个别领导人为此感到委屈、无望而跳楼自杀，而胡克实精神不倒，气质不变，即使在运动中皮肉受伤、衣衫不整。
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10多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1000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信阳地區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所在地是一片低洼地。“文革”中能活下来就是胜利，被打倒了的胡克实精神不垮。
在干校，胡克实干活如同工作一样一丝不苟，十分勤劳。割麦子、割稻子都抢在前面。秋收打场时，他站在离脱粒机最近、尘土最多的地方，打场下来就成了个“泥人”。普通人不敢想象，他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并且本身身体就不好，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而哮喘。团中央办公厅的离休干部李蓉回忆说：“尽管他体力不如年轻的同志，他干活总是打前阵。他干得挺认真。有时，还同小他9岁的我比赛劳动，他在工地也不忘发挥模范作用。”
“他们（指与胡耀邦）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非等闲之辈，最终他们是神态自若，心情平静，表现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真是君子失时不失相。”高勇说，“二胡”这种态度和表现，对团中央干校的人，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使那些没有经过多少人生坎坷的人顺利度过了一段非人的岁月。
经过10年动乱，人民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胡克实调离了团中央，但是他的心还是始终与广大青年连在一起。钟沛璋说：“当我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时，每次去看他，他总是问起青年的情况、报纸读者的情况。一直到晚年，克实同志始终是一代又一代青年最忠诚的朋友和导师。”
1990年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克实出访日本，当时有人介绍他时，现场的日本客人肃然起敬——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中国“文革”时期有个“二胡”，尽管胡克实当时是以科技界身份出访的。由此，足见他在“文革”中的影响面之广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迫害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