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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期分别是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源头，在此期间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学先驱，如中国的孟子、西方的柏拉图。孟子与柏拉图都提出了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治国之道。两者思想的共同之处是把良好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寄托于当权者拥有完善的人格，幻想统治者走由完美个人到理想国家的治国之路，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治国思想的起点是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一、内圣外王与哲学王
孟子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继承了孔子的“修己安人”，提出“家、国、天下”之本在于“身”的思想。他尊崇的楷模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历代圣王，主张把人的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我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通过道德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完成从“修齐”到“治平”，最终成就“外王”。从孟子的这种思想轨迹可以看出，它依赖于掌权者的内心自省或自我完善，从而使掌权者完成对社会、对民众的历史责任，塑造“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
柏拉图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哲学王”。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目睹了战争的灾难及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混乱，认为民主制导致了雅典的失败，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最终出路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城邦所处的危机。所谓哲学家执政，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哲学家的本质是拥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内圣外王与哲学王都主张以改造个人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是个人修炼的内容、方式和最终达到的境界有所不同。
二、性善论与灵魂学说
孟子主张人性善，性善是德治的思想基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人心目中的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崇敬之心、是非之心，是决定善的内在动力。基于人的四种善端，“人人皆可为尧舜”，政治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是孟子认识和处理治国方式的出发点，然而孟子把人性完全归结为先天的良知良能，忽略了后天习得对人性的决定作用。柏拉图认为“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人的灵魂存在于“理念世界”，善是理念世界中的最高理念，灵魂是善和正义的根源。他的人性论即灵魂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即灵魂是由三种特质构成，即理性、激情和欲望。欲望近于邪恶，理性近于美德，而激情则介于两者之间，只有灵魂中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并且三种特质遵循正义原则而达成秩序与和谐时，灵魂才能获得安宁和和平，人才能成为正义而富有理智之人。“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思考”，人的灵魂只有受理性的支配，才具有美德，所以理性对人的正义至关重要。与孟子一样，柏拉图也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以抽象的人性观为基础，孟子认为在政治上必须实行仁政即“王道治国”，孟子的仁政措施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政策，目的在于说服各国的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因而他的仁政学说有一定的人民性。因为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劝导统治阶级实施仁政，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是他本人深刻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结果。柏拉图虽然也把国家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但在他那里哲学王是仅次于神的主宰，不可能“与民同乐”。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教育的理想国，教育在他那里被当作一项根本的政治手段予以探讨，人的 “天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被发掘出来。要想培养出真正的哲学王，实现城邦的正义，就要靠完善的教育制度，所以柏拉图的城邦治理问题就转移到如何才能设计一种理想的教育制度来实现人的灵魂转向上。
三、仁政学说与知识治国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主张实行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治国之道。而柏拉图是智治的典型，他的理想治国模式是“知识治国”或“哲学家治国”。在柏拉图看来，对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治国者具有真正的统治知识和管理能力。
孟子的德治思想依赖的是道德与仁义，要求统治者先“内圣”后“外王”。“仁”“善”是统治者“内化”的根源，君主之所以实行仁政是因为“王”具有善心善性。“内圣”者以德配天即可“外王”，从而完成以仁德为本“王天下”。善德得善政，孟子从“人性善”出发，将其上升到治国的理论高度，统治者的治理是道德内化的外在表现，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国模式。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强调知识和人的理性在治国中的作用。“正义是智慧和善”，教育是以法律法规的方式教养公民、以理性的思辩寻找正义的最高原则，从而“理性成为智慧”，“个人成为正义的人”。理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管理方式，“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开始从人治转向以理性为依托的法治，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柏拉图的“知识治国”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目的。仁政学说虽然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但它绝对不是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学说，因为“得乎民而为天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柏拉图将教育视为造就哲学家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是广大奴隶和平民无权或无力接受教育，教育只是贵族阶级的专利，因此他对知识的推崇也是对贵族政治的赞扬。孟子试图用仁爱的方式解决全部的政治问题，这与柏拉图企图通过教育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一样其空想性远大于现实性。
（作者简介：周芳芳（1984—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李庆召（1986—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基层民主与治理。）
一、内圣外王与哲学王
孟子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继承了孔子的“修己安人”，提出“家、国、天下”之本在于“身”的思想。他尊崇的楷模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历代圣王，主张把人的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我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通过道德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完成从“修齐”到“治平”，最终成就“外王”。从孟子的这种思想轨迹可以看出，它依赖于掌权者的内心自省或自我完善，从而使掌权者完成对社会、对民众的历史责任，塑造“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
柏拉图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哲学王”。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目睹了战争的灾难及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混乱，认为民主制导致了雅典的失败，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最终出路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城邦所处的危机。所谓哲学家执政，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哲学家的本质是拥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内圣外王与哲学王都主张以改造个人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是个人修炼的内容、方式和最终达到的境界有所不同。
二、性善论与灵魂学说
孟子主张人性善，性善是德治的思想基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人心目中的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崇敬之心、是非之心，是决定善的内在动力。基于人的四种善端，“人人皆可为尧舜”，政治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是孟子认识和处理治国方式的出发点，然而孟子把人性完全归结为先天的良知良能，忽略了后天习得对人性的决定作用。柏拉图认为“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人的灵魂存在于“理念世界”，善是理念世界中的最高理念，灵魂是善和正义的根源。他的人性论即灵魂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即灵魂是由三种特质构成，即理性、激情和欲望。欲望近于邪恶，理性近于美德，而激情则介于两者之间，只有灵魂中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并且三种特质遵循正义原则而达成秩序与和谐时，灵魂才能获得安宁和和平，人才能成为正义而富有理智之人。“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思考”，人的灵魂只有受理性的支配，才具有美德，所以理性对人的正义至关重要。与孟子一样，柏拉图也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以抽象的人性观为基础，孟子认为在政治上必须实行仁政即“王道治国”，孟子的仁政措施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政策，目的在于说服各国的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因而他的仁政学说有一定的人民性。因为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劝导统治阶级实施仁政，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是他本人深刻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结果。柏拉图虽然也把国家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但在他那里哲学王是仅次于神的主宰，不可能“与民同乐”。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教育的理想国，教育在他那里被当作一项根本的政治手段予以探讨，人的 “天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被发掘出来。要想培养出真正的哲学王，实现城邦的正义，就要靠完善的教育制度，所以柏拉图的城邦治理问题就转移到如何才能设计一种理想的教育制度来实现人的灵魂转向上。
三、仁政学说与知识治国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主张实行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治国之道。而柏拉图是智治的典型，他的理想治国模式是“知识治国”或“哲学家治国”。在柏拉图看来，对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治国者具有真正的统治知识和管理能力。
孟子的德治思想依赖的是道德与仁义，要求统治者先“内圣”后“外王”。“仁”“善”是统治者“内化”的根源，君主之所以实行仁政是因为“王”具有善心善性。“内圣”者以德配天即可“外王”，从而完成以仁德为本“王天下”。善德得善政，孟子从“人性善”出发，将其上升到治国的理论高度，统治者的治理是道德内化的外在表现，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国模式。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强调知识和人的理性在治国中的作用。“正义是智慧和善”，教育是以法律法规的方式教养公民、以理性的思辩寻找正义的最高原则，从而“理性成为智慧”，“个人成为正义的人”。理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管理方式，“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开始从人治转向以理性为依托的法治，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柏拉图的“知识治国”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目的。仁政学说虽然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但它绝对不是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学说，因为“得乎民而为天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柏拉图将教育视为造就哲学家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是广大奴隶和平民无权或无力接受教育，教育只是贵族阶级的专利，因此他对知识的推崇也是对贵族政治的赞扬。孟子试图用仁爱的方式解决全部的政治问题，这与柏拉图企图通过教育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一样其空想性远大于现实性。
（作者简介：周芳芳（1984—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李庆召（1986—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基层民主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