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预算法，1994年颁布，1995年开始实施。1997年提出预算法修改第一稿，2012年6月全国人大向社会提交预算法修正草案第二稿，广泛征求意见。到8月5日为止，全国人大收到修改意见32万多条，表明社会各界对预算法的修改是非常重视的，因为预算法直接涉及到公共财政的基本制度。
　　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需要有一个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机制。预算法规定，每级政府都要设立预算，部门和单位也设立自己的预算。政府负责编制预算草案以及写作执行情况的报告，人代会审查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报告。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这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决策权归人代会，政府有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归政府，日常监督权归人大常委会。这一监督机制，有助于保证公共事业的公共支出。
　　预算法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国家管理费用支出、国防支出等一起，列为预算的核心项目。这就确保了公共财政的相当部分用于公共事业支出。实际上。在地方政府预算中，公共事业的公共支出，一般都占到50％以上。
　　从法律上来说，政府预算要公开的规定，出自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过了三年，也就是2010年，才首次推进政府部门预算公开。到2011年夏天开始，国家各个部门才开始具体地公开三公支出，接受社会监督。2012年，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开始公开三公支出，并且更加详细，很多支出甚至有了说明。这些都是好的开始，但是，就政府预算公开整体来说，尚有距离。
　　从公共事业公共支出角度来说，教育、文化、科技、医疗、体育等方面的支出，其公开程度也还不如三公支出。其法律化程度，自然也是如此。最近出台的预算法，直接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政府预算分为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这样就把很多预算外的收入和支出纳入了预算。修改草案还规定，各级预算、预算调整和决算，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都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些规定，显然可以推进预算的规范化、法制化，尤其是公开透明化，并使其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是，政府各个部门三公支出的例子说明，即使简单的三公支出，其公开和法制化，也有一个过程，公共事业公共支出规模要大得多，种类也要大得多，其透明化、法制化和接受监督，显然会有一个更艰难的过程。
　　在国外，预算法对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非常重要，不过，对公共事业支出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支出项目如何列入预算，如何执行和监督的具体的做法。
　　国外公共事业公共支出，有很多细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要发展体育事业，某个城市要修一个篮球馆，那么市政府就会提出一个预算案，提交议会讨论，与此同时向公众公开，公众和媒体也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很多专家也会就这个预算案提出很多意见。甚至是质疑。有一种质疑是，篮球明星都是大富翁。为何篮球馆需要政府预算资助。但大家认为，篮球馆应该是公共设施。于是赞成修篮球馆。议会通过预算后，就进入执行层面，篮球馆的建设就会公开招投标。建设完成之后，就会有相应的质量监督和审计监督，公众和媒体也会进行讨论，而议会如果发现问题，也会对执行部门提出问题。如果篮球馆利用率不高，或者管理不善，议会和公众就会重新提出预算分配的问题。一个篮球馆的建设，肯定会有很多不同意见，如果很难形成共识，它就不会成为预算资助的项目。
　　显然，公共事业公共支出，其透明化，有责任，有监督的运作，关键还是要体现在每一个项目的运作上。只有这样，公共支出才有微观基础，而预算法，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