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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都在践行和谐的时候，新闻媒体自身的和谐问题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这个媒介服务部门自身还有许多不和谐之处，这是令人忧虑的。特别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有机遇、也有挑战，传媒也一样，需要思考、整改和调整。
一、有偿新闻屡禁不绝
笔者这里所说的有偿新闻，是指报刊社领导同意或有意组织的创收“手段”，其动机是为了本单位或部门发财致富而刊登的“新闻报道”。而记者、编辑个人暗箱操作的“有偿新闻”，那是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有学者称 “有偿新闻的本质是贿赂”，这不全对。因为，有些是新闻单位巧立名目，向人家“索要”的。对于这种直接或变相的有偿新闻，有时不是记者、编辑都愿意干的，也不是所有的记者、编辑都会做，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任务之一。就是这类所谓的新闻报道，读者在阅读报刊时，是最为反感的一个问题。新闻报道和“软广告”分不清楚，这是不行的。
对于有些媒体屡禁不绝的有偿新闻，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财务上自收自支的报刊社，由于发行量较小，经济状况不好，广告业户不来或来的太少，只有靠变相卖版或找上门去，主动为人家做报道，视不同情况收费。由于这种媒体自身造血功能不行，只有依靠外来输血维持生命。不搞有偿新闻“创收”就活不下去。作为一个媒体，版面、节目、书号……这是他们唯一的有“议价能力”的资源。甚至每一位编辑记者都有数额不等的“创收”任务。
第二，报刊社有一定的财力，但不够富余（甚至有的新闻单位很穷）。于是报刊社就会给各部门或编辑、记者以“政策”，不论部门搞有偿活动或有偿新闻“创收”，都按一定比例提留，作为奖励部门和个人的福利。这种做法，往往不是太公开的，是隐匿操作的。
中新社上海（2006年）6月8日电：“来自摩根士丹利最新中国媒体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媒体行业充满生机，中国正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大国。据摩根士丹利中国互联网、媒体分析团队发布的最新中国媒体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有三千多个电视频道、两千多份报纸和九千多种杂志；目前，中国的电视用户数量、报纸发行量和30岁以下的网民人数均排名全球首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广告投放量飙升近6倍，而同期中国GDP增长2倍，美国的广告投放量增长仅2倍。”
在这些众多的媒体中，笔者没有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就现今有点业内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少报刊，用所谓“专刊”、“专版”、“专页”、“专题”、“企业展台”、“形象”等名堂收取费用，有些还要给读者以深度报道的假相。这些类型的信息，也可能有很不错的信息和典型，但是大多数都不构成最佳信息。所以，被称之为“注水或泡沫信息”，硬往外销售。这样的做法，概括来说：一是削弱了新闻价值；二是降低了报刊的公信力（给钱就能发）；三是贬低了编辑记者的人格。有的地方曾流传“防盗、防火、防记者”的说法，也有的地方说，记者来采访报道要钱，那是高级乞丐，得罪不起。记者名誉不佳，主要就是这类问题造成的。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5条明确规定：“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新闻单位不得用新闻形式做广告；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有关部门也下发了《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然而还是屡禁不绝，对于这个问题，管理部门要管在“理”上，这不是下发一两个条文就能解决问题的。究其实质，就是要从关心这些新闻媒体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入手。
二、新闻监督身心错位
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是众多媒体领导和采编人员都十分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一些新闻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身心错位呢？问题也是出现在利益上。
一是有部分地市级报刊，丧失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地方报刊要在本地方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敢得罪某些权贵和财神。在这方面，越主流的大报刊，实施监督的力度越好；越是基层的新闻媒体，其功能表现越差。
二是有些报刊不是正当的监督，而是利用这个功能，为自己创造创收的契机。遇有这种情况，一般都写好稿子，公开告诉人家，只要受监督的一方，出钱或答应发个广告，为报刊社作点贡献这个监督就没有了，这叫给人家“花钱消灾”。更有甚者，拿新闻监督去要挟人家。
据报载，2006年5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四家报社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活动。这四起事件，给我们当今的媒体新闻监督的错位敲响了警钟，我们可以看一下错位的具体情况：
《中国食品质量报》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因指使非法聘用人员将生猪注水后卖给食品公司，并将整个过程拍摄成录像带寄给这些公司，以“曝光”相要挟敲诈勒索。此案已于2006年10月开庭审理，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汪启明有期徒刑六年。
《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因涉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被上城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此案的公诉人、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助理检察员田涛介绍说，孟怀虎的主要手法是，以写批评报道要挟曝光的形式，在浙江多家企业中强拉广告、收取“活动费”、为企业进行所谓的“形象宣传”，获取大量非法财物。
《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被逮捕。卜军在《消费日报》社浙江记者站工作期间，利用记者身份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建筑公司职工蔡迪华等人的信任后，以帮助“曝光”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由，骗取受害人“曝光费”1.8万元。卜军也曾以同样手段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村村民“曝光费”4万元。
《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将曝光稿件传真给光山县领导，借机敲诈。陈称如果要撤稿，需给“活动费”两万元。2006年5月18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决陈金良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在处理的这几个案例中，为什么都是记者站的记者呢？因为记者站一般都是三项大任务：写稿、发行、创收。除了他们自身的素质原因之外，为完成上级报社的任务也是促使他们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在“创收”这方面，反映在记者站上更为突出。
概括地说，完善新闻监督，这是各家媒体都努力追求的，也是媒体实现从“载体”过渡到“权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下最为严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监督不“利”，是媒体领导的问题；二是监督有“利”，也主要是媒体领导问题。特别是地方媒体，当地资源有限，愿意做广告的不多，创收越来越难。于是，以找问题报道为“创收”的突破口。好像找到批评的借口，也就找到了发财之道，身心错位到了极点。
三、创新不足摹仿有余
创新不足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领导，二是人才。“大手笔”留不住，“小手笔”撵不走，提升不起来。报刊社都有一些“剪刀加浆糊”的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广播和电视记者不会写稿。真成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不会创新的特征有三：
一是懂管理又懂新闻业务的领导并不好挑选。再加上，有的地方领导把报刊社领导指数作为一个安排提职的标准。这样，一个想发展的媒体先天性出现了领导业务能力不足的现象。领导如果不是创新型的，这个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就很难是创新型的。“办报刊，就是办总编”，这是业内人常说的话。
二是组织机构里没有创新的氛围。有的领导认为，不出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写常规报道不出毛病，创新选题容易出问题，久而久之，媒体内没人创新采写报道。
三是人才的问题。现在“既能跑又有学问、既会管业务又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这三种人才是稀缺资源。但是，这种理想的人才太难找了。
还有，我们有些地方的新闻媒体，都成了自己子女就业的后备保障。
“《纽约时报》报社有一个政策，不接受在职职工子弟的工作申请，这样可以使得报社能够获得更广层面的人才。”（《纽约时报的风格》，李子坚，长春出版社，1999）
创新，关系着媒体的生死。不创新，就不会有好的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道理。生长就需要突破，突破一点就光明一片，停滞就是死亡。
2006年4月，《广州日报》社委会提出一个课题：厚报在易读性和便利性上存在欠缺，要在分沓和头版导读之外，探索出让读者能快速了解当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的新路子。报社主要负责人要求，厚报时代我们心中要时刻想着读者，年轻读者喜欢从网站看新闻，我们要研究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闻网站首页中规律性的东西。
之后报社负责人和编辑们认真研究了新华网、人民网和新浪网等网站，逐渐认识到，现代的报纸读者需要精彩新闻的导读和完整的版面索引。于是，就把网站的索引引进来，“导读与索引”由此诞生。“这是一种理念的创新——在纸质媒体中，按照新闻网站首页的方式，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出精华，按青年人爱读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是当下新闻媒体创新的一个小实例，但留给各家媒体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四、发行量小的报刊出路何在
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些报刊不死不活的总根源。
期刊发行不足一千份，报纸发行不足两万份，这样发行量小的媒体有一定的数量。由于我们现行的政策，虽然已经整顿过几次，也曾有一些被停刊。但是对于一小部分媒体，想死，死不了。关键是，他们的主管部门不想让它死。结果是对付一天是一天，赖活着。要不然，那些编采人员和后勤员工安排到哪儿？上社会领低保去？那不把问题推给社会了吗？想活，还活不好的原因很多。有先天不足的问题，有的媒体，干脆把广告部改名叫“经营部”。这种想歪点子的做法，不是真正走出媒体经营的办法。要用发展赢得尊重、赢得市场，媒体应该研究市场，研究自己的定位，研究自己在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的大计。改革发展，都是处于“突破前夜”的阶段，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必须有所突破，彻底改变一些发行量小的报刊的窘况。
笔者认为，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报刊管理部门应该大力扶持，并要从根本上扶持。从人力和物力上帮助他们渡过转型时期的难关，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对于那些质量差的报刊，甚至长期经济亏损的，长痛不如短痛，该停就停。领导不要只考虑自己和部门的利益，要考虑长远的市场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到了下决心解决那部分“癌症”报刊的时候了。
（洛阳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一、有偿新闻屡禁不绝
笔者这里所说的有偿新闻，是指报刊社领导同意或有意组织的创收“手段”，其动机是为了本单位或部门发财致富而刊登的“新闻报道”。而记者、编辑个人暗箱操作的“有偿新闻”，那是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有学者称 “有偿新闻的本质是贿赂”，这不全对。因为，有些是新闻单位巧立名目，向人家“索要”的。对于这种直接或变相的有偿新闻，有时不是记者、编辑都愿意干的，也不是所有的记者、编辑都会做，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任务之一。就是这类所谓的新闻报道，读者在阅读报刊时，是最为反感的一个问题。新闻报道和“软广告”分不清楚，这是不行的。
对于有些媒体屡禁不绝的有偿新闻，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财务上自收自支的报刊社，由于发行量较小，经济状况不好，广告业户不来或来的太少，只有靠变相卖版或找上门去，主动为人家做报道，视不同情况收费。由于这种媒体自身造血功能不行，只有依靠外来输血维持生命。不搞有偿新闻“创收”就活不下去。作为一个媒体，版面、节目、书号……这是他们唯一的有“议价能力”的资源。甚至每一位编辑记者都有数额不等的“创收”任务。
第二，报刊社有一定的财力，但不够富余（甚至有的新闻单位很穷）。于是报刊社就会给各部门或编辑、记者以“政策”，不论部门搞有偿活动或有偿新闻“创收”，都按一定比例提留，作为奖励部门和个人的福利。这种做法，往往不是太公开的，是隐匿操作的。
中新社上海（2006年）6月8日电：“来自摩根士丹利最新中国媒体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媒体行业充满生机，中国正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大国。据摩根士丹利中国互联网、媒体分析团队发布的最新中国媒体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有三千多个电视频道、两千多份报纸和九千多种杂志；目前，中国的电视用户数量、报纸发行量和30岁以下的网民人数均排名全球首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广告投放量飙升近6倍，而同期中国GDP增长2倍，美国的广告投放量增长仅2倍。”
在这些众多的媒体中，笔者没有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就现今有点业内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少报刊，用所谓“专刊”、“专版”、“专页”、“专题”、“企业展台”、“形象”等名堂收取费用，有些还要给读者以深度报道的假相。这些类型的信息，也可能有很不错的信息和典型，但是大多数都不构成最佳信息。所以，被称之为“注水或泡沫信息”，硬往外销售。这样的做法，概括来说：一是削弱了新闻价值；二是降低了报刊的公信力（给钱就能发）；三是贬低了编辑记者的人格。有的地方曾流传“防盗、防火、防记者”的说法，也有的地方说，记者来采访报道要钱，那是高级乞丐，得罪不起。记者名誉不佳，主要就是这类问题造成的。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5条明确规定：“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新闻单位不得用新闻形式做广告；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有关部门也下发了《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然而还是屡禁不绝，对于这个问题，管理部门要管在“理”上，这不是下发一两个条文就能解决问题的。究其实质，就是要从关心这些新闻媒体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入手。
二、新闻监督身心错位
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是众多媒体领导和采编人员都十分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一些新闻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身心错位呢？问题也是出现在利益上。
一是有部分地市级报刊，丧失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地方报刊要在本地方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敢得罪某些权贵和财神。在这方面，越主流的大报刊，实施监督的力度越好；越是基层的新闻媒体，其功能表现越差。
二是有些报刊不是正当的监督，而是利用这个功能，为自己创造创收的契机。遇有这种情况，一般都写好稿子，公开告诉人家，只要受监督的一方，出钱或答应发个广告，为报刊社作点贡献这个监督就没有了，这叫给人家“花钱消灾”。更有甚者，拿新闻监督去要挟人家。
据报载，2006年5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四家报社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活动。这四起事件，给我们当今的媒体新闻监督的错位敲响了警钟，我们可以看一下错位的具体情况：
《中国食品质量报》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因指使非法聘用人员将生猪注水后卖给食品公司，并将整个过程拍摄成录像带寄给这些公司，以“曝光”相要挟敲诈勒索。此案已于2006年10月开庭审理，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汪启明有期徒刑六年。
《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因涉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被上城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此案的公诉人、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助理检察员田涛介绍说，孟怀虎的主要手法是，以写批评报道要挟曝光的形式，在浙江多家企业中强拉广告、收取“活动费”、为企业进行所谓的“形象宣传”，获取大量非法财物。
《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被逮捕。卜军在《消费日报》社浙江记者站工作期间，利用记者身份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建筑公司职工蔡迪华等人的信任后，以帮助“曝光”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由，骗取受害人“曝光费”1.8万元。卜军也曾以同样手段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村村民“曝光费”4万元。
《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将曝光稿件传真给光山县领导，借机敲诈。陈称如果要撤稿，需给“活动费”两万元。2006年5月18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决陈金良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在处理的这几个案例中，为什么都是记者站的记者呢？因为记者站一般都是三项大任务：写稿、发行、创收。除了他们自身的素质原因之外，为完成上级报社的任务也是促使他们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在“创收”这方面，反映在记者站上更为突出。
概括地说，完善新闻监督，这是各家媒体都努力追求的，也是媒体实现从“载体”过渡到“权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下最为严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监督不“利”，是媒体领导的问题；二是监督有“利”，也主要是媒体领导问题。特别是地方媒体，当地资源有限，愿意做广告的不多，创收越来越难。于是，以找问题报道为“创收”的突破口。好像找到批评的借口，也就找到了发财之道，身心错位到了极点。
三、创新不足摹仿有余
创新不足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领导，二是人才。“大手笔”留不住，“小手笔”撵不走，提升不起来。报刊社都有一些“剪刀加浆糊”的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广播和电视记者不会写稿。真成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不会创新的特征有三：
一是懂管理又懂新闻业务的领导并不好挑选。再加上，有的地方领导把报刊社领导指数作为一个安排提职的标准。这样，一个想发展的媒体先天性出现了领导业务能力不足的现象。领导如果不是创新型的，这个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就很难是创新型的。“办报刊，就是办总编”，这是业内人常说的话。
二是组织机构里没有创新的氛围。有的领导认为，不出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写常规报道不出毛病，创新选题容易出问题，久而久之，媒体内没人创新采写报道。
三是人才的问题。现在“既能跑又有学问、既会管业务又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这三种人才是稀缺资源。但是，这种理想的人才太难找了。
还有，我们有些地方的新闻媒体，都成了自己子女就业的后备保障。
“《纽约时报》报社有一个政策，不接受在职职工子弟的工作申请，这样可以使得报社能够获得更广层面的人才。”（《纽约时报的风格》，李子坚，长春出版社，1999）
创新，关系着媒体的生死。不创新，就不会有好的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道理。生长就需要突破，突破一点就光明一片，停滞就是死亡。
2006年4月，《广州日报》社委会提出一个课题：厚报在易读性和便利性上存在欠缺，要在分沓和头版导读之外，探索出让读者能快速了解当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的新路子。报社主要负责人要求，厚报时代我们心中要时刻想着读者，年轻读者喜欢从网站看新闻，我们要研究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闻网站首页中规律性的东西。
之后报社负责人和编辑们认真研究了新华网、人民网和新浪网等网站，逐渐认识到，现代的报纸读者需要精彩新闻的导读和完整的版面索引。于是，就把网站的索引引进来，“导读与索引”由此诞生。“这是一种理念的创新——在纸质媒体中，按照新闻网站首页的方式，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出精华，按青年人爱读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是当下新闻媒体创新的一个小实例，但留给各家媒体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四、发行量小的报刊出路何在
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些报刊不死不活的总根源。
期刊发行不足一千份，报纸发行不足两万份，这样发行量小的媒体有一定的数量。由于我们现行的政策，虽然已经整顿过几次，也曾有一些被停刊。但是对于一小部分媒体，想死，死不了。关键是，他们的主管部门不想让它死。结果是对付一天是一天，赖活着。要不然，那些编采人员和后勤员工安排到哪儿？上社会领低保去？那不把问题推给社会了吗？想活，还活不好的原因很多。有先天不足的问题，有的媒体，干脆把广告部改名叫“经营部”。这种想歪点子的做法，不是真正走出媒体经营的办法。要用发展赢得尊重、赢得市场，媒体应该研究市场，研究自己的定位，研究自己在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的大计。改革发展，都是处于“突破前夜”的阶段，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必须有所突破，彻底改变一些发行量小的报刊的窘况。
笔者认为，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报刊管理部门应该大力扶持，并要从根本上扶持。从人力和物力上帮助他们渡过转型时期的难关，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对于那些质量差的报刊，甚至长期经济亏损的，长痛不如短痛，该停就停。领导不要只考虑自己和部门的利益，要考虑长远的市场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到了下决心解决那部分“癌症”报刊的时候了。
（洛阳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