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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隆重召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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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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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期
其他文献
本文在对关于金融开放度量的经典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把金融开放的度量方法做了归纳和总结，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度量、金融市场开放的度量和金融开放的全面度量三个方面研究了现有度量方法的发展轨迹，最后还评析了一些全新的研究视角，展望了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本轮日本经济复苏从2002年初起，至今持续长达79个月，为战后最长复苏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复苏存在两大动力先后启动，历经两个阶段，克服了重重阻力，才走出10年泥沼。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更是其实现复苏的第一动力。预计2008年日本经济，将有可能继续实现平稳复苏。
货币同盟问题还是一个未知领域，它同货币史、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都有相关性，属于交叉性较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创造性地、多角度地进行系统研究。祝丹涛博士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努力。
本文在美国次贷危机和邻近的越南“危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新的警示基础上，区分了与金融安全相关的几个概念，建立了一些金融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认为国民债务总量及结构是评估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指标。本文重点从银行体系和金融对外开放两个维度分析了近期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稳定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可能会危及到中国金融安全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除可能危及金融安全的隐患。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证明，服务经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之后，必然要迈向服务经济时代。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距服务经济时代还有不小的路程要走。构建我国服务贸易的强有力的产业支柱问题已成为紧迫的事情。
价格水平财政决定论从“李嘉图框架”出发复活了凯恩斯主义，而“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则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复兴了货币主义，两大阵营“越走越近”，在多方面达成了“新共识”。然而，2007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却向这种“新共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宏观经济政策“新共识”在新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进展。’
本文在界定不同的成本范畴和统计口径基础上，分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模式，指出财政和央行共同承担的公共成本是整个银行重组主要的直接成本。尽管公共资源的稀缺要求政府应以银行重组公共成本的最小化为目标函数，但政府同时要考虑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因而在重组过程中，政府往往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公共成本而避免过大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
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正从初期正面的动力要素为主向负面的危机效应为主转化，并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标志。形成收入差距的主因在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因此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加强完善管理机制，使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政府转型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即政府转型是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核心。
汇率变动可以通过直接、间接和货币三条渠道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对人民币升值能否降低通胀压力的争论，分歧点主要体现在间接渠道（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降低出口，缩减贸易顺差）和货币渠道（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降低货币供应增速）。对我国2005年7月至2008年4月的实证检验证明，间接渠道在我国是起作用的，但从弹性系数大小来看，汇率影响力最小，外需和通货膨胀水平是影响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因素。
为了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特别是为了加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在事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中，更多地听到清华大学的声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北京环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协商决定，由北京环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资建立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