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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马迁著《史纪》，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形象性的统一，在写作方法上采用了互见法、跳跃法、分类法等。《项羽本纪》的主题是：项羽是英雄。因此，作者在《鸿门宴》中处处表现其英雄行为，这正符合教育目的，面面俱到的写作方法是不符合司马迁的写作特点的，也是目前中学生写文章的主要缺点。
关键词： 《鸿门宴》 合理性 艺术性 英雄
《鸿门宴》是司马迁的得意之笔，结构严整，能独立成文，从古至今被称为名篇，但是某些人对此却颇有异议，其中不乏言之尖锐者，如：《史记会注考证》载董份的一段话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又如近人钱仲书认为“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并且补充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陈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董份献个人之疑，尚未强他人尽信；钱氏补一“漏笔”，亦未否定全篇。他们的态度尚且如此，而有一资深教师所言则失之慎重了，他斥责《鸿门宴》没有资格作教材享受广大中学生反复诵读、效法的待遇，更不配“连选连任”。这未免太过分了。
清儒吴兴祚在为吴见思的《杜诗论文》作序时说：“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但觉晦者如揭，塞者以开，血脉贯通，而神气盎溢，则不待易其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此话是针对论杜诗说的，但推而广之，读古人之文、今人之文，皆应如此。如果读者不管作者，而从自我出发，则必有违作者之意。
司马迁著《史记》，既有依赖感性的理性作用，又有受理性制约的感性作用，真正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形象性的高度统一。在写作方法上，他为了艺术的完整性，有时把与主题冲突的某些材料移到别的作品中，采用了互见法；有时把与故事主要情节的发展无关或甚至有碍的材料故意隐去，采用了跳跃法；有时把“纪传”不能容纳的历史事件排列到“十表”或“八书”中，采用了分类法。明乎此，始足以谈史迁之文。不然，以今人之理度古人之事，以寻常之情度非常之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信吗？如果我们不“以史迁度史迁”，那么至少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发问。如“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这一眼可以看出来的问题，难道项羽看不出吗？项羽看不出，难道有意要“击沛公于座”的范增也看不出吗？看出了，为何不采取行动？樊哙闯帐，指桑骂槐地斥责项王残暴不仁，难道范增、项庄等竟会任其辱主而不置一词吗？……可是，我们试想，如果把所有照常理来说是可疑的问题都补充进去，一一加以解释，导致主次不分，轻重倒置，那么文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面面俱到的写作方法，符合史迁的写作特点吗？
《项羽本纪》的主题是：项羽是英雄。不仅“鸿门宴”以前的项羽可称英雄，而且“鸿门宴”以后的项羽，虽走向失败，但还是英雄。项羽在彭城击杀汉军十余万人，继而又在灵璧击杀汉军十余万人。在荥阳包围刘邦时，只因有了纪信替死，刘邦才得逃脱。在楚汉相持中，楼烦欲射项羽，项羽张目大喊，楼烦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虚怯怯地退走了。这些都是项羽的英雄色素。垓下之围，项羽听到四面楚歌时，他也歌，歌出悲凉慷慨的调子，他泣下数行，哭到左右不敢仰视。东城决战，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在数千骑追击下，还能“披靡”汉军、斩汉将，赤泉侯“追项王，项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退至乌江时，自愧于心，拒不肯渡，赠乌骓，令部属皆下马步战，见到故人，说“吾为若德”，才自刎。这些也都是项羽的英雄本色。所以，只有懂得“项羽是英雄”，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鸿门宴》。
《鸿门宴》中的项羽，处处表现憨直、宽大，这是作者有意从另一方面添加项羽的英雄本色。有人分析《鸿门宴》，把项羽痛骂一顿，贬之为“头脑简单，只知为义气而沽名钓誉的匹夫”；把刘邦歌颂一番，褒之为“善于权变，明于知人的胜利者”。这是和作者之意不相符的。这样分析，虽符合“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主张，但明目张胆地教学生学习权诈，也不符合教育目的。
在史迁的笔下，项羽是个英雄。他听了刘邦编造的假话，信以为真，以至于脱口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心地何等坦白？且听了刘邦低声下气的话后，开始心软了，存心要与刘邦和好，行为磊落，这难道不也体现出英雄仁慈、大方、豪爽的一面吗？这种坦诚的性格，也就是英雄的性格。范增暗示项羽杀刘邦，项羽以“默然不应”的态度处之，对刘邦不忍加害，这是项羽胸襟宽大的本色，也就是英雄的本色。项羽对樊哙闯宴的行为，不加责难，连樊哙指桑骂槐的言辞也不计较，充分表现出他敬爱英雄。刘邦逃席，项羽并不惊扰，听到“脱身独去，已至军矣”的消息后，也不责其不辞而别。他接受白璧，“置之坐上”，表示忠诚和好的友谊，这也是英雄的行为。所以，只有围绕“项羽是英雄”来看问，我们才有可能疑者不疑，问者不问。
项羽其人，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因为这些缺点和错误跟“英雄”的主题不相容，作者才不在《鸿门宴》里谈及，而将它移到《淮阴侯列传》里。
关于陈平，作者一笔带过，我看也不是什么“漏笔”，而是写作的需求。此处，作者需要着重表现的是宴会后刘、项双方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只有通过张良留谢才能表现出来，而不能通过陈平表现出来。至于说陈平“一似未复命者”，也有说，刘邦逃走时“置车骑”，造成未逃的假象，陈平出来，看到的是假象，见到的是张良。张良留下来干什么？他是专门为防止和缓和可能发生的变故的。他见到陈平，岂不迎上去和他“之乎者也”？如果张良防止不了这种变故，而使陈平去项羽面前说辞，劫回刘邦，那么读者大概也会问：“张良到哪里去了？”如果此处加上张良和陈平斗智的一段插曲，使结构松弛，那么读者大概会说这样写没有必要，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一笔带过“陈平”，紧接下去写另一件和主题相关的事。
至于说“性情暴烈的项王竟会这样有耐心吗？老谋深算，急于尽早杀掉刘邦的范增……还不会派人寻找追杀吗？”那就完全在主题之外了。这种问法，是从“我”出发，而不是从作品中人物出发的。可是，鸿门宴中的项羽呢？他开始虽然要“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但后来经过两个回合，他对刘邦之怒已息，击刘之志已解，性情就暴烈不起来了。如果此刻再派兵去追杀，那么是不符合项羽的思想逻辑的。范增呢？虽有杀刘之心，但发兵遣将的权不在他手里。说他会“派人寻找、追杀”那只是提问者的主观想象。
至于说张良，“怎么离开了酒席？”那也是多此一问。张良是刘邦的谋士，在情况紧急的关头，他不知道主动去献计、保驾吗？如果要拨一下动一下，那么还算什么谋士呢？
至于说“项羽、范增他们就那样对着几个空位子干等一两个小时……”那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刘邦逃席的本身，就意味着宴会的结束，难道一定要宣布宴会结束才算结束吗？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有“添酒回灯重开宴”而已，以后再没有一句话宣布宴会结束，那你承不承认它结束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该教师要求的“合情合理”，不是艺术性的，而是面面俱到的。用“面面俱到”的理论指责《鸿门宴》，我不敢苟同。再说，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不足的地方，关键看怎样分析。
目前中学生写文章的主要缺点就是面面俱到，我们可以通过《鸿门宴》这样示范性很强的文章，指导他们围绕主题选材。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作品选（第二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第一版.
［2］语文教学.语文教学杂志社出版，1981，（12）.
［3］薛农基主编.教师博览.百期精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12，第1版.
关键词： 《鸿门宴》 合理性 艺术性 英雄
《鸿门宴》是司马迁的得意之笔，结构严整，能独立成文，从古至今被称为名篇，但是某些人对此却颇有异议，其中不乏言之尖锐者，如：《史记会注考证》载董份的一段话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又如近人钱仲书认为“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并且补充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陈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董份献个人之疑，尚未强他人尽信；钱氏补一“漏笔”，亦未否定全篇。他们的态度尚且如此，而有一资深教师所言则失之慎重了，他斥责《鸿门宴》没有资格作教材享受广大中学生反复诵读、效法的待遇，更不配“连选连任”。这未免太过分了。
清儒吴兴祚在为吴见思的《杜诗论文》作序时说：“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但觉晦者如揭，塞者以开，血脉贯通，而神气盎溢，则不待易其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此话是针对论杜诗说的，但推而广之，读古人之文、今人之文，皆应如此。如果读者不管作者，而从自我出发，则必有违作者之意。
司马迁著《史记》，既有依赖感性的理性作用，又有受理性制约的感性作用，真正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形象性的高度统一。在写作方法上，他为了艺术的完整性，有时把与主题冲突的某些材料移到别的作品中，采用了互见法；有时把与故事主要情节的发展无关或甚至有碍的材料故意隐去，采用了跳跃法；有时把“纪传”不能容纳的历史事件排列到“十表”或“八书”中，采用了分类法。明乎此，始足以谈史迁之文。不然，以今人之理度古人之事，以寻常之情度非常之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信吗？如果我们不“以史迁度史迁”，那么至少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发问。如“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这一眼可以看出来的问题，难道项羽看不出吗？项羽看不出，难道有意要“击沛公于座”的范增也看不出吗？看出了，为何不采取行动？樊哙闯帐，指桑骂槐地斥责项王残暴不仁，难道范增、项庄等竟会任其辱主而不置一词吗？……可是，我们试想，如果把所有照常理来说是可疑的问题都补充进去，一一加以解释，导致主次不分，轻重倒置，那么文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面面俱到的写作方法，符合史迁的写作特点吗？
《项羽本纪》的主题是：项羽是英雄。不仅“鸿门宴”以前的项羽可称英雄，而且“鸿门宴”以后的项羽，虽走向失败，但还是英雄。项羽在彭城击杀汉军十余万人，继而又在灵璧击杀汉军十余万人。在荥阳包围刘邦时，只因有了纪信替死，刘邦才得逃脱。在楚汉相持中，楼烦欲射项羽，项羽张目大喊，楼烦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虚怯怯地退走了。这些都是项羽的英雄色素。垓下之围，项羽听到四面楚歌时，他也歌，歌出悲凉慷慨的调子，他泣下数行，哭到左右不敢仰视。东城决战，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在数千骑追击下，还能“披靡”汉军、斩汉将，赤泉侯“追项王，项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退至乌江时，自愧于心，拒不肯渡，赠乌骓，令部属皆下马步战，见到故人，说“吾为若德”，才自刎。这些也都是项羽的英雄本色。所以，只有懂得“项羽是英雄”，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鸿门宴》。
《鸿门宴》中的项羽，处处表现憨直、宽大，这是作者有意从另一方面添加项羽的英雄本色。有人分析《鸿门宴》，把项羽痛骂一顿，贬之为“头脑简单，只知为义气而沽名钓誉的匹夫”；把刘邦歌颂一番，褒之为“善于权变，明于知人的胜利者”。这是和作者之意不相符的。这样分析，虽符合“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主张，但明目张胆地教学生学习权诈，也不符合教育目的。
在史迁的笔下，项羽是个英雄。他听了刘邦编造的假话，信以为真，以至于脱口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心地何等坦白？且听了刘邦低声下气的话后，开始心软了，存心要与刘邦和好，行为磊落，这难道不也体现出英雄仁慈、大方、豪爽的一面吗？这种坦诚的性格，也就是英雄的性格。范增暗示项羽杀刘邦，项羽以“默然不应”的态度处之，对刘邦不忍加害，这是项羽胸襟宽大的本色，也就是英雄的本色。项羽对樊哙闯宴的行为，不加责难，连樊哙指桑骂槐的言辞也不计较，充分表现出他敬爱英雄。刘邦逃席，项羽并不惊扰，听到“脱身独去，已至军矣”的消息后，也不责其不辞而别。他接受白璧，“置之坐上”，表示忠诚和好的友谊，这也是英雄的行为。所以，只有围绕“项羽是英雄”来看问，我们才有可能疑者不疑，问者不问。
项羽其人，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因为这些缺点和错误跟“英雄”的主题不相容，作者才不在《鸿门宴》里谈及，而将它移到《淮阴侯列传》里。
关于陈平，作者一笔带过，我看也不是什么“漏笔”，而是写作的需求。此处，作者需要着重表现的是宴会后刘、项双方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只有通过张良留谢才能表现出来，而不能通过陈平表现出来。至于说陈平“一似未复命者”，也有说，刘邦逃走时“置车骑”，造成未逃的假象，陈平出来，看到的是假象，见到的是张良。张良留下来干什么？他是专门为防止和缓和可能发生的变故的。他见到陈平，岂不迎上去和他“之乎者也”？如果张良防止不了这种变故，而使陈平去项羽面前说辞，劫回刘邦，那么读者大概也会问：“张良到哪里去了？”如果此处加上张良和陈平斗智的一段插曲，使结构松弛，那么读者大概会说这样写没有必要，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一笔带过“陈平”，紧接下去写另一件和主题相关的事。
至于说“性情暴烈的项王竟会这样有耐心吗？老谋深算，急于尽早杀掉刘邦的范增……还不会派人寻找追杀吗？”那就完全在主题之外了。这种问法，是从“我”出发，而不是从作品中人物出发的。可是，鸿门宴中的项羽呢？他开始虽然要“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但后来经过两个回合，他对刘邦之怒已息，击刘之志已解，性情就暴烈不起来了。如果此刻再派兵去追杀，那么是不符合项羽的思想逻辑的。范增呢？虽有杀刘之心，但发兵遣将的权不在他手里。说他会“派人寻找、追杀”那只是提问者的主观想象。
至于说张良，“怎么离开了酒席？”那也是多此一问。张良是刘邦的谋士，在情况紧急的关头，他不知道主动去献计、保驾吗？如果要拨一下动一下，那么还算什么谋士呢？
至于说“项羽、范增他们就那样对着几个空位子干等一两个小时……”那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刘邦逃席的本身，就意味着宴会的结束，难道一定要宣布宴会结束才算结束吗？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有“添酒回灯重开宴”而已，以后再没有一句话宣布宴会结束，那你承不承认它结束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该教师要求的“合情合理”，不是艺术性的，而是面面俱到的。用“面面俱到”的理论指责《鸿门宴》，我不敢苟同。再说，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不足的地方，关键看怎样分析。
目前中学生写文章的主要缺点就是面面俱到，我们可以通过《鸿门宴》这样示范性很强的文章，指导他们围绕主题选材。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作品选（第二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第一版.
［2］语文教学.语文教学杂志社出版，1981，（12）.
［3］薛农基主编.教师博览.百期精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12，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