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刚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阴云下的英国显得依然惊魂未定。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将会竭尽全力厮杀,期望把这个已经近乎迷失的国度拉回正轨,但这谈何容易。受金融危机和政治失势的影响,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然沦落为一个愤怒和无助的迷失者,这里的每条街道都蔓延着他们对糟糕现状的不满和纠结。
那是3月底的一天,刚淋过一场春雨的伦敦弥漫着青草的清新。在英国的朋友领着我登上一个小山丘,整个伦敦好像都在脚底下。“看吧,那里就是著名的金融区。”他指着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说,“就是这片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方,生产着伦敦 90%的GDP。”
十分敬仰地望过去,那些密密麻麻的建筑像积木一样挤在一起,不是有人指出,你很难在那里做出分辨。刚刚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阴云下的这些地方显得依然惊魂未定。
政治失去信誉
金融产业占GDP的90%,反过来说,就是制造业的比重不到10%。对于这个比例,东伦敦有着他们独特的感受。
达根汉姆位于伦敦东部,福特公司在这里的办公楼像一个大感叹号。《时代》周刊最近说,这里在上世纪60年代的高峰期曾经雇佣着4万员工,每年生产出30多万辆汽车,但现在这里只留下一个柴油发动机的生产车间,雇员也下降到只有4000人。与之同时失去的,还有依靠汽车产业的6万工作岗位。这样忧郁的场面让《时代》感慨:“就像底特律,曾经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现在却永久性衰落。”
制造业的衰落,导致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当街面充满着面临工作压力的人,愤怒与无望的氛围,也就彼此感染。尽管经济数据显示英国已经从严重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但是,生活在工业区里的人经常抱怨岗位流失,而金融区的人则担心金融危机会出现第二轮,媒体也在讨论微弱的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样的时刻,那些本该提出解决办法和带来希望的政治家,又因为不断发生的丑闻而丧失信誉。在英国越来越接近大选的时刻,伦敦街头却没有太多竞选的氛围。倒是其它的团体,都在力争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在火车站,火车工人工会在抱怨自己不应成为牺牲的对象,号召在月底集会;在邮筒上,几个行业的工会也联合贴出告示要联合集会;在大本钟附近的草地上,一群人扎着帐篷抗议英国的对外政策,要求从阿富汗撤军……
从民调来看,即将开始的大选,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他们的竞选纲领都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导致这次大选成为英国最近几十年最为激烈的选举。每一个政党都在强调自己是“改变者”,但却都缺少具体的改变办法。因此,英国就像一个愤怒与无望中的迷失者,每个人都希望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每个人的办法,又都无法取得更多人的支持。
国民失去轻松
工作岗位流失导致的压力,让伦敦人变得不怎么轻松。
海伦是《卫报》的一名机动记者,有5年资历的她在自己的同事中只能算小字辈。报业的危机以及报社的整合,让她失去了很多同事。同时,她的工作岗位也增加了更多的责任,她不仅需要给自己的报纸写稿,还必须为网站和杂志写稿,但薪水还是和过去一样。不过,她却依然为自己能在《卫报》而高兴。“没有老板会抽走我们的利润。”
而在街头看到的人,则总是步履匆匆,满脸严肃。我们一行在街头,希望以街拍的形式记录伦敦的实景,但他们大多都缺少在镜头前露个脸的兴趣,不仅懒得摆个pose,甚至连对你表示拒绝和不快的兴趣都没有。一个常去其它西方国家拍照的同事,对此很意外:“过去拍照,人们都显得很放松,没想到这里这么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与外来人口很容易成为被责难的对象。特别是在移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东部,因为竞争住房导致种族间的紧张更是常见。例如在达根汉姆,排外的极右政党得到了很多支持。一位英国妇女对拿着《时代》杂志的记者不断抱怨:她有三个孩子,政府为她提供的低收入房只有一个卧室,太小了。而一直在她身旁的丈夫,突然打断说:“她申请了12年,但政府却把房子都给了别人。”说着,丈夫用手指着从门口经过的几个非洲裔移民。
2001年,达根汉姆大约80%的当地人自认为是“白种英国人”。但随着更多非洲裔和亚裔以及英国本土出身的新移民搬到这里(这里房租相对便宜,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就出现了因资源紧张而产生的竞争。
《每日邮报》在4月7日宣告称:“1997年以来创造的167万个工作岗位,几乎每个都被外来移民抢走了。”一位保守党成员指责,1997年后英国出生的工人在私有部门就业少了73万个。而这种因种族导致的移民问题,更是成为本次英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稳定的前景
上周,执政的工党与在野的保守党都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与过去17年工党执政期间左右界限模糊不同,他们新提出的竞选纲领都在力图回到自己的传统位置。
“我们的经济被债务压垮,我们的社会网络充满冲突,我们的政治系统已经背叛了它的人民。”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在发布竞选纲领时说,“但如果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些问题都能够克服。”他力图强调自己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精神遗产,呼吁英国人“直接”控制诸如儿童教育之类的问题。
卡梅伦保证要建立一个“大社会”,以取代布莱尔以及首相布朗建立起来的“大政府”。布朗则为公共部门的作用进行辩护,他坚称政府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力量。“工党将成为不间断和无情的改革者——不仅改革市场,也要改革国家。”
面对国民在金融危机后的幻灭感,以及因议员“报销门”事件导致对政治的失望,双方都力求表现自己是一个改变者。但面对赤字高涨的现实,双方却都无法做出太明确的具体承诺。例如,双方都承诺要缩减赤字,保守党说一旦当选立即开始削减开支。但工党强调必须要等到明年,因为要防止经济再度陷入衰退;保守党要给市民和慈善组织更大的自由,但工党强调政府有权接管失败的学校;工党纲领要求对经济部门有更大的公共干预,号召对大银行征收国际税以防止金融危机。而保守党则针对报销门丑闻希望立法,对出现严重不妥行为的议员,可以取消其议员资格。
但是,两党实际上的分歧却可能并不像他们的纲领显得那么突出。诺丁汉大学教授史蒂文
那是3月底的一天,刚淋过一场春雨的伦敦弥漫着青草的清新。在英国的朋友领着我登上一个小山丘,整个伦敦好像都在脚底下。“看吧,那里就是著名的金融区。”他指着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说,“就是这片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方,生产着伦敦 90%的GDP。”
十分敬仰地望过去,那些密密麻麻的建筑像积木一样挤在一起,不是有人指出,你很难在那里做出分辨。刚刚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阴云下的这些地方显得依然惊魂未定。
政治失去信誉
金融产业占GDP的90%,反过来说,就是制造业的比重不到10%。对于这个比例,东伦敦有着他们独特的感受。
达根汉姆位于伦敦东部,福特公司在这里的办公楼像一个大感叹号。《时代》周刊最近说,这里在上世纪60年代的高峰期曾经雇佣着4万员工,每年生产出30多万辆汽车,但现在这里只留下一个柴油发动机的生产车间,雇员也下降到只有4000人。与之同时失去的,还有依靠汽车产业的6万工作岗位。这样忧郁的场面让《时代》感慨:“就像底特律,曾经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现在却永久性衰落。”
制造业的衰落,导致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当街面充满着面临工作压力的人,愤怒与无望的氛围,也就彼此感染。尽管经济数据显示英国已经从严重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但是,生活在工业区里的人经常抱怨岗位流失,而金融区的人则担心金融危机会出现第二轮,媒体也在讨论微弱的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样的时刻,那些本该提出解决办法和带来希望的政治家,又因为不断发生的丑闻而丧失信誉。在英国越来越接近大选的时刻,伦敦街头却没有太多竞选的氛围。倒是其它的团体,都在力争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在火车站,火车工人工会在抱怨自己不应成为牺牲的对象,号召在月底集会;在邮筒上,几个行业的工会也联合贴出告示要联合集会;在大本钟附近的草地上,一群人扎着帐篷抗议英国的对外政策,要求从阿富汗撤军……
从民调来看,即将开始的大选,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他们的竞选纲领都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导致这次大选成为英国最近几十年最为激烈的选举。每一个政党都在强调自己是“改变者”,但却都缺少具体的改变办法。因此,英国就像一个愤怒与无望中的迷失者,每个人都希望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每个人的办法,又都无法取得更多人的支持。
国民失去轻松
工作岗位流失导致的压力,让伦敦人变得不怎么轻松。
海伦是《卫报》的一名机动记者,有5年资历的她在自己的同事中只能算小字辈。报业的危机以及报社的整合,让她失去了很多同事。同时,她的工作岗位也增加了更多的责任,她不仅需要给自己的报纸写稿,还必须为网站和杂志写稿,但薪水还是和过去一样。不过,她却依然为自己能在《卫报》而高兴。“没有老板会抽走我们的利润。”
而在街头看到的人,则总是步履匆匆,满脸严肃。我们一行在街头,希望以街拍的形式记录伦敦的实景,但他们大多都缺少在镜头前露个脸的兴趣,不仅懒得摆个pose,甚至连对你表示拒绝和不快的兴趣都没有。一个常去其它西方国家拍照的同事,对此很意外:“过去拍照,人们都显得很放松,没想到这里这么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与外来人口很容易成为被责难的对象。特别是在移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东部,因为竞争住房导致种族间的紧张更是常见。例如在达根汉姆,排外的极右政党得到了很多支持。一位英国妇女对拿着《时代》杂志的记者不断抱怨:她有三个孩子,政府为她提供的低收入房只有一个卧室,太小了。而一直在她身旁的丈夫,突然打断说:“她申请了12年,但政府却把房子都给了别人。”说着,丈夫用手指着从门口经过的几个非洲裔移民。
2001年,达根汉姆大约80%的当地人自认为是“白种英国人”。但随着更多非洲裔和亚裔以及英国本土出身的新移民搬到这里(这里房租相对便宜,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就出现了因资源紧张而产生的竞争。
《每日邮报》在4月7日宣告称:“1997年以来创造的167万个工作岗位,几乎每个都被外来移民抢走了。”一位保守党成员指责,1997年后英国出生的工人在私有部门就业少了73万个。而这种因种族导致的移民问题,更是成为本次英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稳定的前景
上周,执政的工党与在野的保守党都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与过去17年工党执政期间左右界限模糊不同,他们新提出的竞选纲领都在力图回到自己的传统位置。
“我们的经济被债务压垮,我们的社会网络充满冲突,我们的政治系统已经背叛了它的人民。”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在发布竞选纲领时说,“但如果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些问题都能够克服。”他力图强调自己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精神遗产,呼吁英国人“直接”控制诸如儿童教育之类的问题。
卡梅伦保证要建立一个“大社会”,以取代布莱尔以及首相布朗建立起来的“大政府”。布朗则为公共部门的作用进行辩护,他坚称政府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力量。“工党将成为不间断和无情的改革者——不仅改革市场,也要改革国家。”
面对国民在金融危机后的幻灭感,以及因议员“报销门”事件导致对政治的失望,双方都力求表现自己是一个改变者。但面对赤字高涨的现实,双方却都无法做出太明确的具体承诺。例如,双方都承诺要缩减赤字,保守党说一旦当选立即开始削减开支。但工党强调必须要等到明年,因为要防止经济再度陷入衰退;保守党要给市民和慈善组织更大的自由,但工党强调政府有权接管失败的学校;工党纲领要求对经济部门有更大的公共干预,号召对大银行征收国际税以防止金融危机。而保守党则针对报销门丑闻希望立法,对出现严重不妥行为的议员,可以取消其议员资格。
但是,两党实际上的分歧却可能并不像他们的纲领显得那么突出。诺丁汉大学教授史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