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关职能部门曾吹风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以此应对舆论方面“如此大震，为何竟没有一点预警”的质疑，未免有卸责之嫌。
　　中国的地震预报曾走在世界前列，成功地作出了1975年辽宁海城，1976年云南龙陵，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7级以上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其中海城地震的预测最为成功：1975年2月4日上午10时30分发布预报，晚7时36分果然发生地震。仅这一次临震预报，就挽救了5万多人的生命。
　　即使唐山大地震，大震迹象也已被当时的地震工作者捕捉到，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只是各方地震会商时未形成一致意见，加之当时的四川地震预警已引起社会动荡，使得地震局领导过于谨慎，未能向政府报告，仅在7月27日决定用一周时间准备，将危险区再更精确地圈出。不料，决定还未及实施，十几个小时后，地震就发生了。
　　而距唐山115公里的青龙县，因之前听到地震工作者关于“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可能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的预测意见，尽管不是正式发布的预警，县领导仍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及时作了防震抗震的部署，该县直接死于该次地震者仅1人。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不抓科研的“文革”时期，尚能将地震的临震预报做到这样的水平，如今以科教兴国，反而声称“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实在令人难解。
　　问题出在哪呢？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自然不能赖在硬件设施上，恐怕还是“人”的问题。有个现象或许值得深思。
　　当年按周总理提出的方针建立的一整套群防群测地震预报体系，早在1979年就被认为“科学性不足”，成为被改掉的对象。全国3万多个群众测报点，到1980年底降至5000多個。1.4万业余测报人员，至1985年已不足千人。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专业地震队伍会不会被搅散？这并非不可能。笔者所从事的地质研究，就有某些被认为“冷僻”的学科因“不适应市场需要”而被打散。还有些专业，即使存在也濒临“灭绝”，神散形不散而已。很多专业人员早就另谋出路赚外快去了。
　　故此次汶川大地震后，笔者一直有些担忧。毕竟，搞地震预测是要能耐得住寂寞的，还要耐得住野外体力的辛苦和精神生活的贫困。即便如此，有人观察、研究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可能没有成果和发现，更谈不上骄人的业绩和收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几人能坐得住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冷板凳”呢。
　　2008年11月14日《华商报》的一篇报道证实了笔者的担忧。原来，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映秀镇，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至少建有两个地震监测点，一个距此次地震震源仅1.3公里，另一个也不过4公里！可惜，它们自1980年后就被废弃了。如此“自废武功”，难道不是值得痛心的事吗！
　　年近八旬的老地震工作者常乐远老人对目前地震预测部门的现状提出三点看法：第一，搞地震的不搞深度构造，地质队和物探队都撤销了；第二，应该搞“专群结合”，这是周总理当年倡导的；第三，搞地震的人能否把60%的心思用在地震工作上？不是有地震测量队去作其他工程测量，在这次地震中出事了吗？
　　都说这个时代很浮躁，浮躁在哪？就在于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和权力与金钱搅得过深，一些科研部门和科研人员也不例外。一个只讲“钱途”而不讲理想和奉献的民族终究不会有好的前途。这或许就是汶川大地震预报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深层次思考。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