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贝时璋和钱学森两位长者仙逝的消息时，正送孩子去上奥数班。
　　跟孩子说起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她一脸茫然。也难怪，学奥数、参加华罗庚数学竞赛的很多孩子，连华罗庚是谁都不知道，何况其他。
　　不只是孩子，跟学生家长聊起两位先生，对钱老有印象的还算不少，但说起贝时璋先生，大多数人都是表情茫然。
　　媒体倒是格外热闹。从贝老“学问要看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的恬淡，到钱老“我姓钱，但我不爱钱”的风骨……边边角角的故事都被挖掘出来。如山的景仰，似水的追颂，却掩不住痛悼者痛定思痛的一问：为什么我们总要等这些厚厚的书本永远合上之后，才想起来匆匆地翻开？
　　我们太忙，找工作、买房子、评职称、发论文、找经费、要项目，红尘滚滚中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并不容易；我们太急，六十年过去，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年年花落他家，玩命拼搏也只是争个SCI论文数世界第一；我们太纠结，日思夜想将孩子送到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巴望着名扬天下、光宗耀祖，却只懂得教他们抄N遍、背N遍、做N遍……
　　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李约瑟为这个难题苦苦思索了四十年。为什么黑云压城的救亡图存中，我们出了蔡元培、任鸿隽、李四光，颠沛流离的避难之路上我们出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而今天能与其比肩者依然如凤毛麟角？这个难题，是否也要困扰我们另一个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周刊》特地请了九位名人给四十年后的中国写一封信。法学家江平、前审计长李金华、戏剧家魏明伦、诗人北岛、围棋名手陈祖德……真正属于科教界的人不多，但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文化。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这是魏明伦的感慨；
　　“上学时不再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很少有孩子戴近视眼镜，分数和名次也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是李金华的期待；
　　“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北岛的呼喊；
　　而憧憬“中国世纪”的江平则认为：“‘中国世纪’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科学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是否让多数国家和人民乐于去效仿？”
　　就在贝老和钱老离世前一个多月，浙江大学归国博士涂序新选择了离开。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这当然是一桩极端的个案，但对教育的弊病、科研管理的弊病、学术环境的弊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会视而不见。
　　远的不讲，就说我自己。明明知道孩子不喜欢奥数，可为了上一所好点的学校，仍要逼着她学；明明知道快乐和热爱是成才最大的动力，却无奈地选择“适应现实”，因为它比“对抗现实”更容易。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对贝老、对钱老、对科学大师的了解比一般人稍多一点，但我给孩子讲过吗？我会时时以他们自励、向他们看齐吗？
　　漫天大雪，飘落在深秋的北京。一群奥数班的孩子，正从周末补习班鱼贯而出。就在这个城市里，两位曾经改变世界的科学巨匠，心脏停止了跳动。大雪消散时，他们将融入大地，化为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闪光的片段。这思想的烛光，将怎样照亮未来的人们？而这群无邪的孩子们中，下一个贝时璋、钱学森又在哪里？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