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经尖锐地指出：从长远看，如果继续采取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方式支持工业化发展之路，必将损害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这样必将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位权威经济专家曾有过这样的断言：如果一个产业连续三四年不能为从业者带来收入增加，这个产业就已经陷入衰落。
　　无论这个断言是否绝对，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各项农业指数的确已在萎缩之中。
　　其中有些是必然，比如中国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2000年为15.9％，2001年为15.2％，2002年有专家估计15％，而"十五"期间，将进一步降至13％。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增长率始终会低于GDP增长率。
　　但还有另一些引起忧虑的指标。比如农民收入增长从1997年起的连年下滑，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曾达9％，1997年，这个数字骤减为4.6％，1998年4.3％，1999年3.8％，2000年2.1％；2001年，因粮价上升，回升为4.2％，2002年约可维持在这个水平。有专家指出，其中最可焦虑的是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的剧减，1998年至2001年4年累计人均已减少102元。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9亿农民无钱消费，一个消费弹性最大的阶层，却支撑不起国家拉动内需的需求。1993年农村市场消费占全社会份额42％，1995年40％，2001年37.4％，2002年1月～10月36.6％。有一笔总帐算得很清楚：2001年城镇居民用于基本食品开支总量比1996年减少5.6亿元。
　　所以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前20年建设成全面小康的中国，必须重视两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
　　几十年来，由于基础薄弱，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农村和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勒紧裤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说，这是中国特殊发展时期的特殊需要的话，那么，一个明显不合理的事实是，对农民的税收近年不断增加。对此惟一的解释是：今天，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有足够能力支持农村时，却仍在不断向农村索取。
　　曾经有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从1990年到2000年，除了提留统筹和各项社会负担外，国家从农业征收各税总额由87.9亿元迅速增加至465.3亿元，增长4.3倍。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发现这样一组让人备觉尴尬的数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税赋37元；而中国农民人均税额146元。难道真是"马太效应"在起作用，有者愈有，无者愈无?
　　国家计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最近在研究报告《今后两年三农政策的选择》中提出："从国家税收结构分析，农业各税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极低，而且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该比重还在迅速下降。例如，从1995年至2000年，农业各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总量比重由4.6％下降到3.7％。继续征收这部分税收意义不大，减免这部分税收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也不会造成多大震动，但是对农业发展影响颇大。为此，可考虑从现在起，在全国首先取消农业特产税，对农民生产的所有农产品统一征收农业税。对于贫困地区、受灾严重地区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短期受冲击较大的粮、棉、油、糖等主产区，从2003年起连续3年免征农业税和牧业税，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此后，待条件成熟时，可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的政策。减免农业税、牧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由此导致上述地区财政产生的缺口，建议由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来填补。"
　　中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几乎为零，因此，马晓河指出："面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政府应该增加农业补贴水平，以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
　　许多专家对农业补贴问题的共识是，增加补贴数量与调整补贴结构同等重要。马晓河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要明确补贴重点，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补贴。第二，以直接补贴的方式给农业主产区农民增加收入。第三，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农产品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入到政府一般农业服务领域，在适当时机政府还应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正像"木桶理论"提出的--水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为了加长"农业"板的长度，近年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提供了可能。在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方面，也开始了新的调整，增加了对农业和农村基建投资数量和投资比重，使农村能获得较多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但毕竟这方面还任重道远。
　　（选自《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