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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怀柔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所在的小区生长着一种很奇特的树，苍绿的叶子与纵深的树皮，有几分像是槐树，但又不完全像，有点似是而非的味道。最怪异的是树枝的颜色，是那种金黄的色泽，仿佛与温度赛跑似的，天气越冷，颜色越深，金灿灿的仿佛要把冬季的蓝天点燃，為北京枯燥的寒冬增添了几分妖娆。它叫金枝槐，是槐树的一种，因树枝的颜色而得名。
在北京最多的是国槐与洋槐，国槐是北京的市树，在大街、胡同与庭院里触目可见。与洋槐不同，国槐是中国的土生树种，洋槐自19世纪末传进中国，至今仅100多年，国槐却承载了太久的历史。按照《周礼·秋官》的记述，早在周代，国槐便被赋予了特殊礼仪。周天子在外朝召见大臣时，九卿位列东西，三公面向国君而立。为了标明位置，避免混乱，在九卿的位置上，东西两侧，各栽种了九株棘树，在三公的位置上栽种了三株槐树，从此三槐作为三公的隐喻，在封建时代成为读书人追求与奋斗的目标。
但是，国槐之于我，所见到的最古老者，只是唐槐而已。上世纪80年代，我去西安办事，闲暇之时，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当时还未建设新馆，只有一小部分文物在孔庙里陈列，包括不少珍贵的法帖，当然是铭刻在石头上的。还有一只原本置于霍去病墓前的石兽，如今放在庭院里，尾巴高高地翘起来，卷起来，走出了一种矫健雄武的姿态。它使我想到了汉，想到了匈奴，想到了浩瀚的草原，想到了漫天的蓝色星斗和雨一样褐色的箭镞。参观完走出大门，在孔庙的右侧，我看到了几株古树，树干上钉着蓝色的标牌，有编号，写着“唐槐”二字。原来是唐代的槐树呀！我的心不禁微微有些战栗，那个朝代的人早已化为埃尘，只有和他们同时代的树还在。我不禁用手抚摸树干，感到一种秋季阳光的温煦，不若刚才见到的那些法帖与石兽，投射出冰冷的距离。
再晚一些，我所见过的就是明槐了。这株明槐在景山公园，景山的东麓。“文革”之初，它被当作“四旧”砍伐了，而景山公园也被改叫“红卫兵公园”。在我的印象里，那株槐树似乎微微有些倾仄，崇祯就是在这里自缢而亡的。因为在这里吊死了一位国君，后人在这株树上悬挂了一段铁锁，称之为罪槐。
据说，李自成的部队攻入北京以后，大索数日，从宫里到宫外，最终在这里发现了崇祯，他的对面是王承恩，也自缢在这株树上。王承恩是跟随崇祯的唯一内监，如果没有他的陪伴，崇祯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沈尹默先生书丹勒石，次年将“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立在树下。1944年，在日本人战败后的前一年，这通石碑被拆掉，重新树立了一通石碑，傅增湘撰文，书丹之人换成了陈云诰。1955年，这通石碑被拆掉，换为木质的说明牌，书于木牌之上的文字不再是对崇祯的叹惋，而是改为批判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会有谁再去同情一个亡国之君呢？然而知道这节历史的人仍然心存戚戚。在那一晚，崇祯将小公主砍死，大公主砍掉了一只胳膊，让三个皇子逃出皇宫，有一个皇子逃到他的外公，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家，周奎先是不纳，后来向清廷告密，把这个皇子献给了多尔衮。据《烈皇小识》记载，崇祯在砍杀公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奈何生我家中？”长于皇宫本是幸事，但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是鼎革之际，像小公主那样，就真的是不幸了。
1981年，“文革”结束5年以后，在明思宗殉国处，移植了一株国槐，但是树龄稚少，与那一段历史差距过大。15年以后的1996年，建国门内北顺城街7号门前一株有150多年树龄的古槐被移植过来，替代了1981年的那株槐树。虽然树龄仍然不足，但毕竟是大树、古树了，给游人的感觉不再那么不可信。那两座废弃的石碑也重新树立起来，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徜徉于此，不知别人作如何之思，对我而言，总觉得这国槐承载了太多的人文负荷，不若涉海远来的洋槐那样轻松自然。
有一年，我外出办事，路经府右街——景山公园西南的一条路，正是雨后，洁白的槐花落满了濡湿的黑色路面。没有行人的履痕，也没有汽车的辙印，只有我在碧绿的树冠下面踽踽而行。落满了槐花的路面美丽极了，雪白而略泛淡绿的花朵，把道路熏染出几分香气，华丽而厚重，仿佛珍贵的锦缎。槐树原来是可以这样装扮我们的！但愿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更多的是这样的槐树与这样的花朵——美好而无忧，自在而无虑。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1日，有删改）
品读赏析
文章首段以金枝槐写起，重点介绍金枝槐得名的原因，突出其“奇特”，这是全篇的引子，引出下文对国槐的描写；文章末段有“但愿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更多的是这样的槐树与这样的花朵——美好而无忧，自在而无虑”之句，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是本文的主题。全文有一种历史轮回的沧桑之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作者眼中，国槐承载了太多的人文负荷，不像涉海远来的洋槐那样轻松自然，就如明宗室的不幸一样，中国的历史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作者通过记叙与国槐相关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又有着梦境一般的特点：历史的变迁看似虚幻，却又非常真实；现实的真实与梦境的虚幻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文章空灵而厚重，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
在北京最多的是国槐与洋槐，国槐是北京的市树，在大街、胡同与庭院里触目可见。与洋槐不同，国槐是中国的土生树种，洋槐自19世纪末传进中国，至今仅100多年，国槐却承载了太久的历史。按照《周礼·秋官》的记述，早在周代，国槐便被赋予了特殊礼仪。周天子在外朝召见大臣时，九卿位列东西，三公面向国君而立。为了标明位置，避免混乱，在九卿的位置上，东西两侧，各栽种了九株棘树，在三公的位置上栽种了三株槐树，从此三槐作为三公的隐喻，在封建时代成为读书人追求与奋斗的目标。
但是，国槐之于我，所见到的最古老者，只是唐槐而已。上世纪80年代，我去西安办事，闲暇之时，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当时还未建设新馆，只有一小部分文物在孔庙里陈列，包括不少珍贵的法帖，当然是铭刻在石头上的。还有一只原本置于霍去病墓前的石兽，如今放在庭院里，尾巴高高地翘起来，卷起来，走出了一种矫健雄武的姿态。它使我想到了汉，想到了匈奴，想到了浩瀚的草原，想到了漫天的蓝色星斗和雨一样褐色的箭镞。参观完走出大门，在孔庙的右侧，我看到了几株古树，树干上钉着蓝色的标牌，有编号，写着“唐槐”二字。原来是唐代的槐树呀！我的心不禁微微有些战栗，那个朝代的人早已化为埃尘，只有和他们同时代的树还在。我不禁用手抚摸树干，感到一种秋季阳光的温煦，不若刚才见到的那些法帖与石兽，投射出冰冷的距离。
再晚一些，我所见过的就是明槐了。这株明槐在景山公园，景山的东麓。“文革”之初，它被当作“四旧”砍伐了，而景山公园也被改叫“红卫兵公园”。在我的印象里，那株槐树似乎微微有些倾仄，崇祯就是在这里自缢而亡的。因为在这里吊死了一位国君，后人在这株树上悬挂了一段铁锁，称之为罪槐。
据说，李自成的部队攻入北京以后，大索数日，从宫里到宫外，最终在这里发现了崇祯，他的对面是王承恩，也自缢在这株树上。王承恩是跟随崇祯的唯一内监，如果没有他的陪伴，崇祯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沈尹默先生书丹勒石，次年将“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立在树下。1944年，在日本人战败后的前一年，这通石碑被拆掉，重新树立了一通石碑，傅增湘撰文，书丹之人换成了陈云诰。1955年，这通石碑被拆掉，换为木质的说明牌，书于木牌之上的文字不再是对崇祯的叹惋，而是改为批判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会有谁再去同情一个亡国之君呢？然而知道这节历史的人仍然心存戚戚。在那一晚，崇祯将小公主砍死，大公主砍掉了一只胳膊，让三个皇子逃出皇宫，有一个皇子逃到他的外公，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家，周奎先是不纳，后来向清廷告密，把这个皇子献给了多尔衮。据《烈皇小识》记载，崇祯在砍杀公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奈何生我家中？”长于皇宫本是幸事，但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是鼎革之际，像小公主那样，就真的是不幸了。
1981年，“文革”结束5年以后，在明思宗殉国处，移植了一株国槐，但是树龄稚少，与那一段历史差距过大。15年以后的1996年，建国门内北顺城街7号门前一株有150多年树龄的古槐被移植过来，替代了1981年的那株槐树。虽然树龄仍然不足，但毕竟是大树、古树了，给游人的感觉不再那么不可信。那两座废弃的石碑也重新树立起来，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徜徉于此，不知别人作如何之思，对我而言，总觉得这国槐承载了太多的人文负荷，不若涉海远来的洋槐那样轻松自然。
有一年，我外出办事，路经府右街——景山公园西南的一条路，正是雨后，洁白的槐花落满了濡湿的黑色路面。没有行人的履痕，也没有汽车的辙印，只有我在碧绿的树冠下面踽踽而行。落满了槐花的路面美丽极了，雪白而略泛淡绿的花朵，把道路熏染出几分香气，华丽而厚重，仿佛珍贵的锦缎。槐树原来是可以这样装扮我们的！但愿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更多的是这样的槐树与这样的花朵——美好而无忧，自在而无虑。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1日，有删改）
品读赏析
文章首段以金枝槐写起，重点介绍金枝槐得名的原因，突出其“奇特”，这是全篇的引子，引出下文对国槐的描写；文章末段有“但愿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更多的是这样的槐树与这样的花朵——美好而无忧，自在而无虑”之句，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是本文的主题。全文有一种历史轮回的沧桑之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作者眼中，国槐承载了太多的人文负荷，不像涉海远来的洋槐那样轻松自然，就如明宗室的不幸一样，中国的历史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作者通过记叙与国槐相关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又有着梦境一般的特点：历史的变迁看似虚幻，却又非常真实；现实的真实与梦境的虚幻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文章空灵而厚重，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