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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船山先生的《易》道观念与所立诗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筆者以为，《周易》中“阴”与“阳”的和谐观念，对船山先生的诗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倡导“文”与“道”、“言”与“意”的和谐也受到了《周易》的影响。总体而言，“阴”与“阳”的和谐对于船山先生的诗论可谓影响深远。
关键词：“阴”与“阳” 诗学本体论 “主”与“宾” 和谐
王船山，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生于大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作为晚明之际的治《易》学大师，船山先生立足于“《易》之本意”“天人之理”与“孔子所赞”的理念，秉承晚明以来新兴崛起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对汉代以来的术数理论进行梳理，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时改造了宋《易》观念，使得《易》从象数到义理、从起源到流变、从卜筮原书到后代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庞大系统，为《易》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本文以《易》为构建船山先生诗歌观念、诗学本体（美学本体）与诗歌史观的核心理念，探讨船山先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的《易》学特色，并对一些由此而产生的关键的诗歌艺术范畴进行分析，了解其与《易》的内在结构，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晚明诗歌史观的侧面。
一、“阴”与“阳”的和谐：船山诗学的本体理论
“阴”与“阳”这一对哲学范畴自先秦出现以来就广泛受到学者的关注。《周易·系辞上》中就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同时也强调：“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之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谓之神。”古人认为，天象与人事无时无刻不处于阴阳的变化之中，无论是天上的星辰还是铺展开来的地形，都能够继承这种阴阳之道，能够做出相对配合的行动。这些行动理所应当包括人的诗歌创作活动与文学批评活动。船山先生在对《诗经》的批评活动中，也是时时带有“阴”与“阳”的相互对立的观念，并透露出对“易”之道的尊崇，他在《诗经·》中强调：
静而专，坤之德也，阴礼也。阴礼成而天下作以成物。故曰，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专；静以动处，不丧其动，则物莫之有遗矣。，微物也；采之，细事也……目无旁营，心无遽获，专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几幸以求，盈目皆是而触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审，则违捋之绪……故君子观于而知德焉。专者，静之能也；静之能，物之干也。斯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事实上，《》本身并没有附加任何深刻的哲学观念，《毛诗》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孔颖达《疏》为：“若天下离乱，兵役不息，则我躬不阅，于此之时，岂思子也！今天下和平，于是妇人有子乐也。”？譺可以看出，《毛诗》与孔《疏》都将此诗的意义集中于文王行教化后。当地人生活其乐融融的景象，透露出当时的人对于文王之化的信任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但是，船山先生在这里则运用了“阴”之德来叙述这首诗，他认为此诗主题与《关雎》相同，为“后妃之德”，但他却认为妇女之所以快乐，乃在于对“阴”德的遵守，只有服从了《易》道中的“阴”的本德，天下才能“化”。
根据《易》本经之含义，“阴”与“阳”最为重要的性质就在于“动”与“静”的和谐一致。《周易·系辞上》已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等阐释，船山先生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曾说：“‘道’谓天道也。‘阴阳’者太极所有之实也凡两间之所有，为形为象，为精为气，为清为浊……动静者，阴阳交感之几也。动者阴阳之动，静者阴阳之静也。”宋儒普遍认为，从“自无极而太极”悟出“太极”的状态乃“无极”，就是天地万物混而为一的状态。船山先生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阳”乃是太极所“动”的动机，而“阴”乃是太极所“静”的静态因素，“阳”与“阴”甚至包括“乾”与“坤”都是太极相对运动的产物。
但是，船山先生说阴阳的相互对立与结合，并不意味着“主”与“宾”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几乎所有注《易》的人都将崇阳抑阴作为原则，《周易》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强调：“则于‘天尊地卑’而得其定性之必然矣。唯其健，故混沦无际，函地于中而统之，虽至清至虚，而有形有质者皆其所役使，是以尊而无尚，唯其顺，故虽坚凝有实体之可凭。”阳刚之“乾”若想成事，也必须阴德之“坤”得以辅助。同时，阴德能够使人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它也是“有形有质”的实体所必备的条件。由此可知，“乾”乃健硕之德，“坤”乃阴柔坚定之德的象征，二者虽然按地位来说并不平等，但是在真正的圣人眼中却是必须融合为一的。
将此类道理回溯到对《》的阐释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阴之德”的诗歌主题也成为具有“阳”性质的君子的必备品质。船山先生强调：“以动处，不丧其动，则物莫之有遗矣。”作为“静”性质的“阴之德”完整地保存在了君子的品德里。《》本身并不强调绝对的“阴之德”，而是要求每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要注意自己言行品德的细节方面，并在注重细节的同时要保持自己的刚健之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具有“天德”的谦谦君子。从此诗所反映的道理而言，“坤”乃“静”，而与其相对的“乾”乃“动”，船山先生通过一系列的哲理阐述与文学解释，认为“乾”与“坤”之德必须相互融合。根据上文所强调的，“乾”只是人行为的动机方面，而“坤”乃是行为的成事方面，“乾”如果缺少了“坤”的“无不载”之德就不能成事。同样的，“坤”若是没有了“乾”的支持也就会陷于无事可做的境地，也许会由此失去向上的动力并最终走向衰落。
另外，从对《诗》的阐释中我们还可以得知，“阴”与“阳”的比例协调也可以体现为“诗”之“正”。对于《诗》的阐释自古有变风、变雅之说。船山先生以为，决定变风、变雅的因素在于《诗》中所体现的“情”是否为正。在阐释《邶风·匏有苦叶》时，他说道：
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响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天地不匮其产，阴阳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无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细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细人得濡焉。无他，择与不择而已矣。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船山先生通过借用《易》学的相关概念对《诗》的产生做了解釋：他认为《诗》乃是自然之情的产物。运用“阴”与“阳”的对立而言，一旦外物发生变化，其“阴”与“阳”之间的关系会自然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样的，作诗的人也会因此而改变心境，对外在之情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从“阴”与“阳”和谐的角度来讲，这能够成就君子的一番事业，但是从“阴”与“阳”不和谐的角度来讲，就会“失德”，其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回到《邶风·匏有苦叶》上，联系此诗的背景，可知此诗毛《传》解释为：“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共为淫乱。”从船山先生的解释也可以看出他将其理解为一首刺诗。正是由于外在的变化使得政治环境不得人意，因此作者于心中将此变化阐释在了这首诗中，体现了其对于国君失国、偏失正道的叹惋，用以表达自己的情怀。
另外，“情”是否“正”则在于“阴”与“阳”比例的协调，于引文可知，“动不可静”或者“静不可动”都会导致阴阳和谐状态的失衡，从而导致情感上的躁进或者怯懦。若要想至心平气和之状，就要保证像自然之天一样，动静有常，使得自己的心境保持中和一致，宠辱不惊，喜怒有制，这样才能保持刚正的情怀，成就一名谦谦君子的身份。
二、“文”与“道”、“言”与“意”的和谐
除了作为诗歌观念本体的“阴”与“阳”相互对立和谐之外，“文”与“道”、“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也是船山诗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严格来说，二者并不是一个体统之内的概念，但是在船山先生看来，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上文来说，“阴”与“阳”的和谐能够视为一个时期盛世的标志。同样地，“文”与“道”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预示“言”与“意”的和谐，船山先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微言绝而大道隐。托之者将乱之，乱之者将叛之，而大道终将隐于天下。《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或曰，抟聚而合一之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呜呼！此微言之所以绝也。”他认为，无论是“书”还是“言”都不能完全言尽《易》之大道，《易》中所阐释的微言大义必须依靠圣人所做的努力。但是囿于时代的战乱或者仁德伦理的丧失，圣人所著的微言大义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大道”逐渐隐没在日益昏沉的道德沦丧之中。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探讨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许多人相信一个时代的“文”能否反映“正道”，是这个时代是否为“盛世”的标准。作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船山先生当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强调：“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质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无忠而以起文，犹夫无文而以将忠，圣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天下白也。隐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矣。”船山先生认为在这三代的礼乐文化里，周代的以“文”为主的制度最能体现出人心的本质。这就在于推崇“文”能够更好地切中人心之“性”，在体用上也能让“性”得以彰显，让人尽忠，并且让“才”得到最大的发挥。因此，船山先生提出他理想的“文”：能够让圣人在毫无保留的情况之下治理国家。这不但表示了“文”是人心的反映，也突出了“文”的社会功能，它能使圣人的教化完整地保留在乐舞合一的诗歌之中，使得中国古代士人的终极理想——“大道”得以实现。
同时，根据船山先生的观点，“文”与“道”的关系也体现在“文”与“意”之间的关系上。作为表示自然现象的“文”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一直没有消失。关于这个问题，船山先生有着十分中肯的论述：
天下之物，天下之事，天下之变，一本于太极阴阳动静之机，贞邪、诚妄、兴衰、利害，皆刚柔六位交错固然之理……周公覆因卦中六位阴阳之动而为之象辞，则以明一时一事之相值，各有至精允协之义，为天所祸福于人，人所自蹈于吉凶之定理，于爻之动几显著焉。彖与象皆系乎卦而以相引申，故曰“系辞”……而王弼曰“得意忘象，得言忘象”不亦舛乎！
从此可以看出，船山先生是完全支持言能尽意的，他认为《易》所显示出来的符号不仅仅是一套符号，也是用以象征天地变化、显示人生、明人伦之理的重要手段。因此，世间万物的一切状态都能通过这种抽象的符号得以演绎，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正因为如此，“文”与“道”才能和谐地统一。
在具体的诗学与文学批评活动之中，船山先生仍然坚持文能载道的观念。无论是对于《诗》的阐释还是对从楚辞开始的具体的诗歌作品的阐释，都留下了其对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在《古诗评选》中，他对南朝齐梁以来的诗人提出批评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诗人具有的寄兴之处，如对于谢庄的《北宅秘园》的评价就很有代表性：
物无遁情，字无虚设。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相与浮浪于千年之间。而寒陋之夫，乃始以削除为傲岸，标风骨之目，以趋入于乔野。两者互争，人为摇荡，遂使艺苑迭承，如疟者之寒热，承时各盛，操觚之士，奔命楚晋，迄无止息。呜呼！亦安得起元嘉、孝建之诗人，而与观于文质之中耶！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船山先生一方面表示文与道之间互不可分。他认为任何好的诗歌都应该有所寄托、有所寄兴，不可能空有其情而无其实。古人所创造的诗歌之所以有真情实感，就是在于吟咏出了自然之情，“情”到了，具有“鬼斧天工”之感的句子自然也会显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二者的融合呢？船山先生认为《诗经》中所创造出来的兴象意味与表达方式乃是其心目中理想的状态。他提出：“有求尽于意而辞不溢，有求尽于辞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从其类。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体也。两者相贸，各失其度，匪但其辞之不令也。”真正能体现出作者情感的好诗在于将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过于强调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只能减损诗歌的艺术性，从而招致人的反感；而过于强调诗歌中的辞藻则会有卖弄文字之嫌，而忽视了诗的“兴”的内涵。我们不能说这里的“意”单单是具有作者感情的表达，它是作者在创作活动中所赋予的带有“兴”的创造，即感发人群体观念、凝聚人心的社会意义。
综上所述，从船山先生《易》视角而言，其诗学观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阴”与“阳”的和谐观念体现其本体上的调和。船山先生认为，“阴”与“阳”都是君子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君子之“文”乃在于阴阳比例协调，“文”中的阳刚的象天之德能够与阴柔的细腻融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好的“文”的本体。二是“文”与“道”、“言”与“意”之间的和谐关系。船山先生同样认为与《易》所体现的大道一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周易》所揭示的那样，诗歌之“美”不仅包括了文道之统一，同时也内在地包括了“言”与“意”的结合。
引自《周易正义》，此处引用的是原文以说明《周易·系辞上》“文”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船山先生的观点，为严谨起见，故引用十三经本《周易注疏》以示区别，事实上据笔者比较，二者在文字上并无差别。
② 以上两条引自《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
作 者：吴 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古代文论。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关键词：“阴”与“阳” 诗学本体论 “主”与“宾” 和谐
王船山，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生于大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作为晚明之际的治《易》学大师，船山先生立足于“《易》之本意”“天人之理”与“孔子所赞”的理念，秉承晚明以来新兴崛起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对汉代以来的术数理论进行梳理，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时改造了宋《易》观念，使得《易》从象数到义理、从起源到流变、从卜筮原书到后代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庞大系统，为《易》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本文以《易》为构建船山先生诗歌观念、诗学本体（美学本体）与诗歌史观的核心理念，探讨船山先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的《易》学特色，并对一些由此而产生的关键的诗歌艺术范畴进行分析，了解其与《易》的内在结构，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晚明诗歌史观的侧面。
一、“阴”与“阳”的和谐：船山诗学的本体理论
“阴”与“阳”这一对哲学范畴自先秦出现以来就广泛受到学者的关注。《周易·系辞上》中就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同时也强调：“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之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谓之神。”古人认为，天象与人事无时无刻不处于阴阳的变化之中，无论是天上的星辰还是铺展开来的地形，都能够继承这种阴阳之道，能够做出相对配合的行动。这些行动理所应当包括人的诗歌创作活动与文学批评活动。船山先生在对《诗经》的批评活动中，也是时时带有“阴”与“阳”的相互对立的观念，并透露出对“易”之道的尊崇，他在《诗经·》中强调：
静而专，坤之德也，阴礼也。阴礼成而天下作以成物。故曰，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专；静以动处，不丧其动，则物莫之有遗矣。，微物也；采之，细事也……目无旁营，心无遽获，专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几幸以求，盈目皆是而触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审，则违捋之绪……故君子观于而知德焉。专者，静之能也；静之能，物之干也。斯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事实上，《》本身并没有附加任何深刻的哲学观念，《毛诗》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孔颖达《疏》为：“若天下离乱，兵役不息，则我躬不阅，于此之时，岂思子也！今天下和平，于是妇人有子乐也。”？譺可以看出，《毛诗》与孔《疏》都将此诗的意义集中于文王行教化后。当地人生活其乐融融的景象，透露出当时的人对于文王之化的信任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但是，船山先生在这里则运用了“阴”之德来叙述这首诗，他认为此诗主题与《关雎》相同，为“后妃之德”，但他却认为妇女之所以快乐，乃在于对“阴”德的遵守，只有服从了《易》道中的“阴”的本德，天下才能“化”。
根据《易》本经之含义，“阴”与“阳”最为重要的性质就在于“动”与“静”的和谐一致。《周易·系辞上》已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等阐释，船山先生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曾说：“‘道’谓天道也。‘阴阳’者太极所有之实也凡两间之所有，为形为象，为精为气，为清为浊……动静者，阴阳交感之几也。动者阴阳之动，静者阴阳之静也。”宋儒普遍认为，从“自无极而太极”悟出“太极”的状态乃“无极”，就是天地万物混而为一的状态。船山先生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阳”乃是太极所“动”的动机，而“阴”乃是太极所“静”的静态因素，“阳”与“阴”甚至包括“乾”与“坤”都是太极相对运动的产物。
但是，船山先生说阴阳的相互对立与结合，并不意味着“主”与“宾”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几乎所有注《易》的人都将崇阳抑阴作为原则，《周易》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强调：“则于‘天尊地卑’而得其定性之必然矣。唯其健，故混沦无际，函地于中而统之，虽至清至虚，而有形有质者皆其所役使，是以尊而无尚，唯其顺，故虽坚凝有实体之可凭。”阳刚之“乾”若想成事，也必须阴德之“坤”得以辅助。同时，阴德能够使人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它也是“有形有质”的实体所必备的条件。由此可知，“乾”乃健硕之德，“坤”乃阴柔坚定之德的象征，二者虽然按地位来说并不平等，但是在真正的圣人眼中却是必须融合为一的。
将此类道理回溯到对《》的阐释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阴之德”的诗歌主题也成为具有“阳”性质的君子的必备品质。船山先生强调：“以动处，不丧其动，则物莫之有遗矣。”作为“静”性质的“阴之德”完整地保存在了君子的品德里。《》本身并不强调绝对的“阴之德”，而是要求每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要注意自己言行品德的细节方面，并在注重细节的同时要保持自己的刚健之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具有“天德”的谦谦君子。从此诗所反映的道理而言，“坤”乃“静”，而与其相对的“乾”乃“动”，船山先生通过一系列的哲理阐述与文学解释，认为“乾”与“坤”之德必须相互融合。根据上文所强调的，“乾”只是人行为的动机方面，而“坤”乃是行为的成事方面，“乾”如果缺少了“坤”的“无不载”之德就不能成事。同样的，“坤”若是没有了“乾”的支持也就会陷于无事可做的境地，也许会由此失去向上的动力并最终走向衰落。
另外，从对《诗》的阐释中我们还可以得知，“阴”与“阳”的比例协调也可以体现为“诗”之“正”。对于《诗》的阐释自古有变风、变雅之说。船山先生以为，决定变风、变雅的因素在于《诗》中所体现的“情”是否为正。在阐释《邶风·匏有苦叶》时，他说道：
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响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天地不匮其产，阴阳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无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细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细人得濡焉。无他，择与不择而已矣。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船山先生通过借用《易》学的相关概念对《诗》的产生做了解釋：他认为《诗》乃是自然之情的产物。运用“阴”与“阳”的对立而言，一旦外物发生变化，其“阴”与“阳”之间的关系会自然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样的，作诗的人也会因此而改变心境，对外在之情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从“阴”与“阳”和谐的角度来讲，这能够成就君子的一番事业，但是从“阴”与“阳”不和谐的角度来讲，就会“失德”，其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回到《邶风·匏有苦叶》上，联系此诗的背景，可知此诗毛《传》解释为：“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共为淫乱。”从船山先生的解释也可以看出他将其理解为一首刺诗。正是由于外在的变化使得政治环境不得人意，因此作者于心中将此变化阐释在了这首诗中，体现了其对于国君失国、偏失正道的叹惋，用以表达自己的情怀。
另外，“情”是否“正”则在于“阴”与“阳”比例的协调，于引文可知，“动不可静”或者“静不可动”都会导致阴阳和谐状态的失衡，从而导致情感上的躁进或者怯懦。若要想至心平气和之状，就要保证像自然之天一样，动静有常，使得自己的心境保持中和一致，宠辱不惊，喜怒有制，这样才能保持刚正的情怀，成就一名谦谦君子的身份。
二、“文”与“道”、“言”与“意”的和谐
除了作为诗歌观念本体的“阴”与“阳”相互对立和谐之外，“文”与“道”、“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也是船山诗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严格来说，二者并不是一个体统之内的概念，但是在船山先生看来，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上文来说，“阴”与“阳”的和谐能够视为一个时期盛世的标志。同样地，“文”与“道”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预示“言”与“意”的和谐，船山先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微言绝而大道隐。托之者将乱之，乱之者将叛之，而大道终将隐于天下。《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或曰，抟聚而合一之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呜呼！此微言之所以绝也。”他认为，无论是“书”还是“言”都不能完全言尽《易》之大道，《易》中所阐释的微言大义必须依靠圣人所做的努力。但是囿于时代的战乱或者仁德伦理的丧失，圣人所著的微言大义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大道”逐渐隐没在日益昏沉的道德沦丧之中。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探讨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许多人相信一个时代的“文”能否反映“正道”，是这个时代是否为“盛世”的标准。作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船山先生当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强调：“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质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无忠而以起文，犹夫无文而以将忠，圣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天下白也。隐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矣。”船山先生认为在这三代的礼乐文化里，周代的以“文”为主的制度最能体现出人心的本质。这就在于推崇“文”能够更好地切中人心之“性”，在体用上也能让“性”得以彰显，让人尽忠，并且让“才”得到最大的发挥。因此，船山先生提出他理想的“文”：能够让圣人在毫无保留的情况之下治理国家。这不但表示了“文”是人心的反映，也突出了“文”的社会功能，它能使圣人的教化完整地保留在乐舞合一的诗歌之中，使得中国古代士人的终极理想——“大道”得以实现。
同时，根据船山先生的观点，“文”与“道”的关系也体现在“文”与“意”之间的关系上。作为表示自然现象的“文”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一直没有消失。关于这个问题，船山先生有着十分中肯的论述：
天下之物，天下之事，天下之变，一本于太极阴阳动静之机，贞邪、诚妄、兴衰、利害，皆刚柔六位交错固然之理……周公覆因卦中六位阴阳之动而为之象辞，则以明一时一事之相值，各有至精允协之义，为天所祸福于人，人所自蹈于吉凶之定理，于爻之动几显著焉。彖与象皆系乎卦而以相引申，故曰“系辞”……而王弼曰“得意忘象，得言忘象”不亦舛乎！
从此可以看出，船山先生是完全支持言能尽意的，他认为《易》所显示出来的符号不仅仅是一套符号，也是用以象征天地变化、显示人生、明人伦之理的重要手段。因此，世间万物的一切状态都能通过这种抽象的符号得以演绎，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正因为如此，“文”与“道”才能和谐地统一。
在具体的诗学与文学批评活动之中，船山先生仍然坚持文能载道的观念。无论是对于《诗》的阐释还是对从楚辞开始的具体的诗歌作品的阐释，都留下了其对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在《古诗评选》中，他对南朝齐梁以来的诗人提出批评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诗人具有的寄兴之处，如对于谢庄的《北宅秘园》的评价就很有代表性：
物无遁情，字无虚设。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相与浮浪于千年之间。而寒陋之夫，乃始以削除为傲岸，标风骨之目，以趋入于乔野。两者互争，人为摇荡，遂使艺苑迭承，如疟者之寒热，承时各盛，操觚之士，奔命楚晋，迄无止息。呜呼！亦安得起元嘉、孝建之诗人，而与观于文质之中耶！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船山先生一方面表示文与道之间互不可分。他认为任何好的诗歌都应该有所寄托、有所寄兴，不可能空有其情而无其实。古人所创造的诗歌之所以有真情实感，就是在于吟咏出了自然之情，“情”到了，具有“鬼斧天工”之感的句子自然也会显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二者的融合呢？船山先生认为《诗经》中所创造出来的兴象意味与表达方式乃是其心目中理想的状态。他提出：“有求尽于意而辞不溢，有求尽于辞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从其类。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体也。两者相贸，各失其度，匪但其辞之不令也。”真正能体现出作者情感的好诗在于将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过于强调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只能减损诗歌的艺术性，从而招致人的反感；而过于强调诗歌中的辞藻则会有卖弄文字之嫌，而忽视了诗的“兴”的内涵。我们不能说这里的“意”单单是具有作者感情的表达，它是作者在创作活动中所赋予的带有“兴”的创造，即感发人群体观念、凝聚人心的社会意义。
综上所述，从船山先生《易》视角而言，其诗学观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阴”与“阳”的和谐观念体现其本体上的调和。船山先生认为，“阴”与“阳”都是君子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君子之“文”乃在于阴阳比例协调，“文”中的阳刚的象天之德能够与阴柔的细腻融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好的“文”的本体。二是“文”与“道”、“言”与“意”之间的和谐关系。船山先生同样认为与《易》所体现的大道一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周易》所揭示的那样，诗歌之“美”不仅包括了文道之统一，同时也内在地包括了“言”与“意”的结合。
引自《周易正义》，此处引用的是原文以说明《周易·系辞上》“文”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船山先生的观点，为严谨起见，故引用十三经本《周易注疏》以示区别，事实上据笔者比较，二者在文字上并无差别。
② 以上两条引自《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
作 者：吴 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古代文论。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