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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探，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近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主编的5卷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该论丛将广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嵌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深绿-红绿-浅绿”三维分析认知框架，以期促成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生态（环境）主义视角下理解与阐释的重要理论范畴，不断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意义上的深化与发展，形成更具整体性、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格局。为此，本期“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栏目特别开设“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专题”，组织了3篇文章进行探讨。其中，郇庆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导论》一文系统地廓清了世界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概貌与前沿动态，陈艺文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从文献学术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主要议题，赵睿夫的《概念·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出场与展开》一文从概念、话语和逻辑等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5卷本）进行了评述。欢迎学界同人撰文参与讨论，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贡献自己的思考并提供更多可资参鉴的思想资源。
[摘 要]学界通常所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至少包括三组尽管称谓略显不同、但意涵却非常接近的术语集群，即广义或复数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左翼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作为一个伞形概念相对于“社会主义生态学”和“绿色左翼理论”等术语的优点就在于，它既可以在涵盖更宽广理论流派范围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或批判性的政治生态学（‘红绿’或‘绿色左翼’理论）”等在内的不同分支学派，也可以在更具灵活性的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或批判性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承继，构成了它们绿色分析的共同“底色”或“底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学界通常所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至少包括三组尽管称谓略显不同、但意涵却非常接近的术语集群，即广义或复数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左翼理论。就前者而言，除了偶尔被提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分（即它的前缀修饰是“eco-”还是“ecological”），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诸如“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思想（或自然观）”“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等多种表述。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分别是本·阿格尔（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1977）、特德·本顿（Ted Benton）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和莱纳·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1991）等。其中，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和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使用的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就其英文直译而言），而格伦德曼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更接近于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生态学”或帕森斯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还算不上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概念，既可以在涵盖更宽广理论流派范围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包括“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绿色（化）马克思主义”“绿色議题马克思主义（比如生态女性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不同分支学派，也可以在更具灵活性的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或批判性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承继，构成了它们绿色分析的共同“底色”或“底线”。相应地，上述概念与著述也构成了广义或宽泛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下的三个主要进路：以诠释与阐发为主，阐释与拓展并重，以创新与重构为主。
就中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还有着“社会主义生态学”“绿党（绿色）社会主义”“生态民主社会主义”等不同称谓，但却并未形成“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之类的提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性社会影响，即并不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在欧美国家是一种历史更为悠久且意涵更为宽泛的政治思潮相关。也就是说，作为被修饰限制对象的“社会主义”并不局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流性理解甚或这一理论本身。其中在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著述，无疑是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与迈克尔·洛维（Michael L■wy）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尽管马丁·赖尔（Martin Ryle）和亚当·别克（Adam Buick）分别于1988年、1990年就已出版了同名的《生态与社会主义》。依据萨卡所作的考证，奥西普·弗莱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最早在《生态社会主义和对“新人”的希冀》（载《法兰克福评论报》1980年9月20日）一文中提到了“生态社会主义”概念，但事实上，他在收入两年前出版的《声援巴罗大会文集》的另一篇文章《生态社会主义？：今日的社会主义是全球的、人道的和生态的社会主义》中已经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此外，法国环境主义者雷内·杜蒙（René Dumont）在《希望在于社会主义的生态学》（1977）中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术语;不久之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社会主义与生态》（1982）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生态学”这个概念。科威尔由于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2001）中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又被称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而萨卡为了突出自己的理论不同于主流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激进特征，自称为“生态的社会主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像“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间的划分一样，所谓的“绿党社会主义”或“绿色运动社会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因为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奉更多来自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绿党（或绿色运动），尽管欧美国家的一些绿党在初创时期确曾存在过一个较为强大的左翼派别。相较之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比“社会主义生态学”在学界接受度更高的概念，虽然著名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把自己定性为“社会主义生态学”期刊。 就后者来说，绿色左翼理论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覆盖范围最为宽泛、方法论意义上最具弹性的伞形概念，即囊括了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各个分支流派在内的、试图将左翼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或政治社会传统）和生态议题关切结合起来的数量众多的系统性学理阐释，也可以被理解为除了上述两个主要类别之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和社会主义变革政治相关联、但理论与政治立场较为温和的一些分支流派，比如激进的或批判性的政治生态学、“红绿”运动理论或“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单一议题性“红绿”理论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述是：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作为政治的生态》（1980）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1991），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和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2017），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从红到绿》（1984），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的《绿色左翼的兴起：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视角》（2010），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更为具体的或单一议题性的“绿色左翼”理论，比如：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1982）等著述所开创的“社会生态学”或“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的《作为政治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马克思与后现代》（1997）所倡导的“生态女性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oulos）的《走向包容性民主：增长经济危机和新自由计划的必要性》（1997）所构建的“包容性民主理论”，杰夫·尚茨（Jeff Shantz）的《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视点》（2012）所阐发的“绿色工联主义”，米利亚姆·兰（Miriam Lang）和杜尼娅·莫克拉尼（Dunia Mokrani）主编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视点》（2012）所提出的“超越发展理论”，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和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2013）所体系化的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维克多·沃里斯（Victor Wallis）的《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2018）所概括的“‘红绿’技术观”，等等。
应该说，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复交叉等局限，我们仍可以依据上述理解分析框架来观察与反思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态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历史发展。比如，王瑾最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85）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1986）的论文中，阐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概念，并确立了它们的主体性中文表述形式。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2003）是国内最早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标题的学术专著，而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等著作的集中出版，则是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方向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周穗明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情况》（1994）、《从红到绿：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1995）、《生态社会主义述评》（1997）和陈永森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2010）、《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5），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和吴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201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2015），尤其是吴宁对安德烈·高兹的研究。相比之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且成果丰硕，比如：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2003）和《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2019），方世南的《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2014）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2017），张云飞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等等。而最令人欣喜的是，年轻一代学人正在脱颖而出，其代表性成果有蔡华杰的《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4）、温晓春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5）和廖小明的《生态正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2016）等。
多少有些偶然、但却十分幸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笔者及其所带领团队的研究成功穿越了上述三个议题领域，并逐渐形成了如下自我定位：把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嵌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绿色理论视野或语境，或者说一个“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分析认知框架之中，从而力图促成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生态（环境）主义视角下的理解与阐释。更具体地说，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经典文本阐释与时代意涵拓展，可以同时在环境社会政治理论的绿色变革或转型阐释、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之间交流互鉴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等不同意义上得以推进。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绿色变革或转型而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红绿”理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但却并不能够提供一种可以无视其他理论包括各种“浅绿”理论的关于变革目标以及动力机制的独断性阐释与规划。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整体性替代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大厦构建来说，不同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其实都扮演着各自视角下的生态化解构和重释角色。相应地，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贡献者，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者，完全（理应）可以从相互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反观与提升自身。在已经初步形成的深度交叉融合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前瞻性与引领意义，至少同时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基础和社会大众利益价值关切，也即学科（术）科学性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有机统一。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广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政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经常体现为或很难离开广义上的左翼政治。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5卷本）的总序，有改动删减。该论丛已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
责任编辑：胡颖峰
[摘 要]学界通常所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至少包括三组尽管称谓略显不同、但意涵却非常接近的术语集群，即广义或复数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左翼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作为一个伞形概念相对于“社会主义生态学”和“绿色左翼理论”等术语的优点就在于，它既可以在涵盖更宽广理论流派范围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或批判性的政治生态学（‘红绿’或‘绿色左翼’理论）”等在内的不同分支学派，也可以在更具灵活性的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或批判性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承继，构成了它们绿色分析的共同“底色”或“底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学界通常所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至少包括三组尽管称谓略显不同、但意涵却非常接近的术语集群，即广义或复数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左翼理论。就前者而言，除了偶尔被提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分（即它的前缀修饰是“eco-”还是“ecological”），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诸如“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思想（或自然观）”“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等多种表述。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分别是本·阿格尔（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1977）、特德·本顿（Ted Benton）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和莱纳·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1991）等。其中，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和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使用的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就其英文直译而言），而格伦德曼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更接近于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生态学”或帕森斯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还算不上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这一概念，既可以在涵盖更宽广理论流派范围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包括“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绿色（化）马克思主义”“绿色議题马克思主义（比如生态女性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不同分支学派，也可以在更具灵活性的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或批判性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承继，构成了它们绿色分析的共同“底色”或“底线”。相应地，上述概念与著述也构成了广义或宽泛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下的三个主要进路：以诠释与阐发为主，阐释与拓展并重，以创新与重构为主。
就中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还有着“社会主义生态学”“绿党（绿色）社会主义”“生态民主社会主义”等不同称谓，但却并未形成“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之类的提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性社会影响，即并不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在欧美国家是一种历史更为悠久且意涵更为宽泛的政治思潮相关。也就是说，作为被修饰限制对象的“社会主义”并不局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流性理解甚或这一理论本身。其中在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著述，无疑是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与迈克尔·洛维（Michael L■wy）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尽管马丁·赖尔（Martin Ryle）和亚当·别克（Adam Buick）分别于1988年、1990年就已出版了同名的《生态与社会主义》。依据萨卡所作的考证，奥西普·弗莱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最早在《生态社会主义和对“新人”的希冀》（载《法兰克福评论报》1980年9月20日）一文中提到了“生态社会主义”概念，但事实上，他在收入两年前出版的《声援巴罗大会文集》的另一篇文章《生态社会主义？：今日的社会主义是全球的、人道的和生态的社会主义》中已经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此外，法国环境主义者雷内·杜蒙（René Dumont）在《希望在于社会主义的生态学》（1977）中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术语;不久之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社会主义与生态》（1982）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生态学”这个概念。科威尔由于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2001）中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又被称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而萨卡为了突出自己的理论不同于主流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激进特征，自称为“生态的社会主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像“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间的划分一样，所谓的“绿党社会主义”或“绿色运动社会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因为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奉更多来自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绿党（或绿色运动），尽管欧美国家的一些绿党在初创时期确曾存在过一个较为强大的左翼派别。相较之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比“社会主义生态学”在学界接受度更高的概念，虽然著名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把自己定性为“社会主义生态学”期刊。 就后者来说，绿色左翼理论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覆盖范围最为宽泛、方法论意义上最具弹性的伞形概念，即囊括了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各个分支流派在内的、试图将左翼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或政治社会传统）和生态议题关切结合起来的数量众多的系统性学理阐释，也可以被理解为除了上述两个主要类别之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和社会主义变革政治相关联、但理论与政治立场较为温和的一些分支流派，比如激进的或批判性的政治生态学、“红绿”运动理论或“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单一议题性“红绿”理论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述是：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作为政治的生态》（1980）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1991），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和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2017），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从红到绿》（1984），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的《绿色左翼的兴起：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视角》（2010），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更为具体的或单一议题性的“绿色左翼”理论，比如：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1982）等著述所开创的“社会生态学”或“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的《作为政治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马克思与后现代》（1997）所倡导的“生态女性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oulos）的《走向包容性民主：增长经济危机和新自由计划的必要性》（1997）所构建的“包容性民主理论”，杰夫·尚茨（Jeff Shantz）的《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视点》（2012）所阐发的“绿色工联主义”，米利亚姆·兰（Miriam Lang）和杜尼娅·莫克拉尼（Dunia Mokrani）主编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视点》（2012）所提出的“超越发展理论”，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和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2013）所体系化的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维克多·沃里斯（Victor Wallis）的《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2018）所概括的“‘红绿’技术观”，等等。
应该说，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复交叉等局限，我们仍可以依据上述理解分析框架来观察与反思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态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历史发展。比如，王瑾最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85）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1986）的论文中，阐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概念，并确立了它们的主体性中文表述形式。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2003）是国内最早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标题的学术专著，而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等著作的集中出版，则是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方向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周穗明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情况》（1994）、《从红到绿：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1995）、《生态社会主义述评》（1997）和陈永森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2010）、《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5），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和吴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201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2015），尤其是吴宁对安德烈·高兹的研究。相比之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且成果丰硕，比如：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2003）和《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2019），方世南的《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2014）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2017），张云飞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等等。而最令人欣喜的是，年轻一代学人正在脱颖而出，其代表性成果有蔡华杰的《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4）、温晓春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5）和廖小明的《生态正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2016）等。
多少有些偶然、但却十分幸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笔者及其所带领团队的研究成功穿越了上述三个议题领域，并逐渐形成了如下自我定位：把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嵌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绿色理论视野或语境，或者说一个“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分析认知框架之中，从而力图促成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本身的一种生态（环境）主义视角下的理解与阐释。更具体地说，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经典文本阐释与时代意涵拓展，可以同时在环境社会政治理论的绿色变革或转型阐释、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之间交流互鉴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等不同意义上得以推进。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绿色变革或转型而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红绿”理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但却并不能够提供一种可以无视其他理论包括各种“浅绿”理论的关于变革目标以及动力机制的独断性阐释与规划。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整体性替代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大厦构建来说，不同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其实都扮演着各自视角下的生态化解构和重释角色。相应地，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贡献者，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者，完全（理应）可以从相互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反观与提升自身。在已经初步形成的深度交叉融合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前瞻性与引领意义，至少同时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基础和社会大众利益价值关切，也即学科（术）科学性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有机统一。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广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政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经常体现为或很难离开广义上的左翼政治。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5卷本）的总序，有改动删减。该论丛已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