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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近日，四川德阳一所中职学校的负责人被控套取国家助学金，因此被起诉诈骗。令人意外的是，控方提交的证据却被发现存在问题，案件因此被发回重审。案件的另一方，被告人及校方否认自己存在套取行为。学校是否套取了助学金，警方办案取证是否违规？引起社会关注。本期转发《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报道。
警方涉嫌伪造证据控学校负责人诈骗
2011年4月15日，广汉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德阳联大信息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马援勇提起公诉。2013年3月28日，广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马援勇伪造学生学籍资料，骗取国家助学金30余万元，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年。马援勇的辩护律师和德阳联大校方却发现，判决书中所列的证据存在问题。
德阳公安向法院提交274份书面证据，涉及274名学生，称他们没有在德阳联大报过名、学习过。被告的辩护律师、四川锦绣律师事务所主任范军找到判决书上提到的未报名学习的学生白静等做了调查。律师调查笔录显示，白静承认自己确实报名并上学了，同时否认曾有公安人员找她了解过情况，也指出公安提交的证据上并非她本人的签字。在247名学生中，范军共找了六七名重新核实，情况都和白静相似。
范军就此向德阳市政法委提出异议。此后，德阳中院裁定一审判决无效，发回广汉市人民法院重审。 2013年9月，此案再次开庭，控方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又一次被质疑有问题。 范军称，此次警方提供了145名学生的询问笔录证明他们并没有在德阳联大报名念书。但笔录证据显示，警方找学生询问时，询问的学校不是德阳联大，而是四川联大。
德阳联大是否套取国家助学金
广汉市法院的判决书这样写道：“截至2009年12月31日，被告人马援勇所办学校共为不应当享受国家助学金待遇的8506名‘灵活学制’学生申报并套取国家助学金人民币568.66万元。”
尽管法院认定学校存在套取奖学金的行为，但这并未成为最后给马援勇定罪的证据。
根据我国2007年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广汉检察院认为德阳联大有8506名学生是非全日制学籍，这些人不应享受国家助学金。据此，检察院认为马援勇及德阳联大套取助学金。
副校长刘守玺却认为这个指控并不成立。他指出德阳在2010年4月之前对全日制学生和非全日制学生并未做区分，“只要你是农村来的或者城市家里困难的都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
对返乡农民工的特殊政策能和诈骗画等号吗？
副校长刘守玺表示，就算不计较2010年以前不区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这一点，学校当时已经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做好了助学金的清查清理工作，没理由称学校套取资金。
刘守玺出示的德阳教育局对德阳联大的一份批复显示学校应要求已于2010年4月26日清退了国家助学金124.26万元。
范军强调，“学校完全是按照文件要求做的，本案仅仅只涉及学校与教育局清查和核对助学金问题多退少补，不该进入司法程序。”
之所以有这样的清理，刘守玺表示存在时代背景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考虑到维持稳定要求中职学校面向农民工实施学历教育。”
“之所以之后要清查是因为情况变了政策需要变动。”刘守玺认为德阳联大的所有行为都是依据国家政策。
对此，前述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德阳教育局并未出台过相关文件，判决书亦显示，德阳市教育局职成高教科科长杨明玉作证证实，在德阳虽无文件明确说明，“但农民工学历教育的学生实际上是享受了国家助学金”。
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促进校企合作
光明日报 2014-01-07
“现在是积件学习，就如同使用积木一样，可以重新构建，拆装、组合非常方便。比如：电子商务专业共建设了7门网络精品课程、718个积件、718个PPT课件、1546道试题、59个行业标准、38个技能方案、47个教学案例、38个实训项目方案等专业资源库。” 北京商业学校教师刘冬美表示，学校根据教学任务的各个环节，梳理分析确定资源积件，最后按照教学最优设计组合形成了网络课程资源。
这种以教学设计为基础与之相配套的多媒体资源，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过程、内容、方法和评价的深度融合。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算了一笔账：假如学校自己开发会计专业的课程资源，每门课的开发成本大约需要30万～50万元，以开发8门计算，需要240万～400万元的资金投入；如果参与该专业的共享使用只需要8万元，就可以共享已经开发的所有资源。按此计算，可以为学校节约成本至少242万元。
通过近两年建设，“全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联盟”使参与共建共享的职业学校、行业企业达成了共识，优势互补、合力共建、协作创新、开放包容、共享共赢的共建共享文化正在形成。
共建共享计划使企业有机会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数字化课程开发的全过程，促进了企业与学校的深度合作，企业成为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共建共享标准化、可视化、多途径应用的成果不仅满足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需求，还满足了企业培训的需求，提高了培训质量，增强了培训效果。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畅捷通的一些工程师，开始走进学校，走进课堂，真正成为校企合作的使者，而学校在专业建设，产品研发，课程研发等方面，与企业联手，根据用人的需求，有的放矢地培养人才，校企成为一家人。
高职毕业生离校实习 教科书卖废纸谁更尴尬？
中国教育报 2014-01-06
“我用一麻袋的钱上大学，换了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近日，随着各高职院校90后应届毕业生陆续离校实习，打包行李愁煞了万千学子，许多学生纷纷在网上吐槽低价甩书的经历，书与麻袋的“数学关系”频频被提及。 “我们也尝试通过‘跳蚤市场’低价卖掉，结果我们100多元钱买来的书就卖了8元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大三学生马魏无奈地说。“虽然这些书读了3年很舍不得，但是行李寄运回家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别说这些书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也表示了自己的无奈。
在对淮安部分高职院校100余名毕业生开展的关于如何处理教科书的抽样调查显示，60%的学生选择“全部脱手卖掉”；25%的学生选择“择优录取”；仅有不到7%的学生，选择全部带回家。
“其实，这种低价卖书的现象并不单一，每逢毕业离校，高职毕业生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浪费也同样惊人。”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刘其生分析说，“客观来看，高职学生离校参加顶岗实习，工作没有固定下来，到企业后工作不稳定，确实不太方便随身携带书籍和较大件的生活用品。”
刘其生分析说，教科书自身也存在着吸引力下降的问题，“目前，高职校的教科书的确不同程度存在着同时代和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这也削弱了教科书的实用性。因此，教科书也要换一副新鲜面孔，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高职院校“双证书”制度不要毁于形式
中国青年报 2014-02-10
春节放假前，有学生“吐槽”：他们准备参加的“宝玉石中级检验员”职业资格证的考证费，突然从原来的150元涨到300元。学生表示，他们已经打听过，这个资格证书，通过率高达99%以上，但是含金量却非常低，“几乎没人问津”。他们继而发问，考这样“没有多少用处”的证书，既“白花了家长的血汗钱”，又“白费了自己时间”，能不能不考？
类似问题在很多专业和高职院校很常见。目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一般都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老板”关注的是学生是不是忠诚，“好不好用”，会不会“做事”，有没有“真功夫”。至于有没有那张“职业资格证书”，他们压根儿就不关心。
为什么老板们并不看重“双证书”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职业准入制度尚未很好地实施，职业资格证书缺乏强制力和吸引力。二是目前的“资格证书”本身含金量太低，绝大多数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职业鉴定机构，并没有开发出符合企业要求的高质量资格证书，往往很多证书，是交钱必过。
既然企业不看重，学生也就缺失原动力和积极性。但是，学生又迫于要求不得不考。要考就要交钱，学生因此成了“双证书”制度的买单者，成了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唐僧肉”。在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准入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前提下，无论从企业、学校和学生以及设计本身看，教育行政部门推行的双证书制度都有很大局限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一定要用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审视目前的“双证书”制度。
（以上各媒体报道，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警方涉嫌伪造证据控学校负责人诈骗
2011年4月15日，广汉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德阳联大信息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马援勇提起公诉。2013年3月28日，广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马援勇伪造学生学籍资料，骗取国家助学金30余万元，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年。马援勇的辩护律师和德阳联大校方却发现，判决书中所列的证据存在问题。
德阳公安向法院提交274份书面证据，涉及274名学生，称他们没有在德阳联大报过名、学习过。被告的辩护律师、四川锦绣律师事务所主任范军找到判决书上提到的未报名学习的学生白静等做了调查。律师调查笔录显示，白静承认自己确实报名并上学了，同时否认曾有公安人员找她了解过情况，也指出公安提交的证据上并非她本人的签字。在247名学生中，范军共找了六七名重新核实，情况都和白静相似。
范军就此向德阳市政法委提出异议。此后，德阳中院裁定一审判决无效，发回广汉市人民法院重审。 2013年9月，此案再次开庭，控方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又一次被质疑有问题。 范军称，此次警方提供了145名学生的询问笔录证明他们并没有在德阳联大报名念书。但笔录证据显示，警方找学生询问时，询问的学校不是德阳联大，而是四川联大。
德阳联大是否套取国家助学金
广汉市法院的判决书这样写道：“截至2009年12月31日，被告人马援勇所办学校共为不应当享受国家助学金待遇的8506名‘灵活学制’学生申报并套取国家助学金人民币568.66万元。”
尽管法院认定学校存在套取奖学金的行为，但这并未成为最后给马援勇定罪的证据。
根据我国2007年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广汉检察院认为德阳联大有8506名学生是非全日制学籍，这些人不应享受国家助学金。据此，检察院认为马援勇及德阳联大套取助学金。
副校长刘守玺却认为这个指控并不成立。他指出德阳在2010年4月之前对全日制学生和非全日制学生并未做区分，“只要你是农村来的或者城市家里困难的都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
对返乡农民工的特殊政策能和诈骗画等号吗？
副校长刘守玺表示，就算不计较2010年以前不区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这一点，学校当时已经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做好了助学金的清查清理工作，没理由称学校套取资金。
刘守玺出示的德阳教育局对德阳联大的一份批复显示学校应要求已于2010年4月26日清退了国家助学金124.26万元。
范军强调，“学校完全是按照文件要求做的，本案仅仅只涉及学校与教育局清查和核对助学金问题多退少补，不该进入司法程序。”
之所以有这样的清理，刘守玺表示存在时代背景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考虑到维持稳定要求中职学校面向农民工实施学历教育。”
“之所以之后要清查是因为情况变了政策需要变动。”刘守玺认为德阳联大的所有行为都是依据国家政策。
对此，前述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德阳教育局并未出台过相关文件，判决书亦显示，德阳市教育局职成高教科科长杨明玉作证证实，在德阳虽无文件明确说明，“但农民工学历教育的学生实际上是享受了国家助学金”。
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促进校企合作
光明日报 2014-01-07
“现在是积件学习，就如同使用积木一样，可以重新构建，拆装、组合非常方便。比如：电子商务专业共建设了7门网络精品课程、718个积件、718个PPT课件、1546道试题、59个行业标准、38个技能方案、47个教学案例、38个实训项目方案等专业资源库。” 北京商业学校教师刘冬美表示，学校根据教学任务的各个环节，梳理分析确定资源积件，最后按照教学最优设计组合形成了网络课程资源。
这种以教学设计为基础与之相配套的多媒体资源，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过程、内容、方法和评价的深度融合。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算了一笔账：假如学校自己开发会计专业的课程资源，每门课的开发成本大约需要30万～50万元，以开发8门计算，需要240万～400万元的资金投入；如果参与该专业的共享使用只需要8万元，就可以共享已经开发的所有资源。按此计算，可以为学校节约成本至少242万元。
通过近两年建设，“全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联盟”使参与共建共享的职业学校、行业企业达成了共识，优势互补、合力共建、协作创新、开放包容、共享共赢的共建共享文化正在形成。
共建共享计划使企业有机会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数字化课程开发的全过程，促进了企业与学校的深度合作，企业成为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共建共享标准化、可视化、多途径应用的成果不仅满足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需求，还满足了企业培训的需求，提高了培训质量，增强了培训效果。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畅捷通的一些工程师，开始走进学校，走进课堂，真正成为校企合作的使者，而学校在专业建设，产品研发，课程研发等方面，与企业联手，根据用人的需求，有的放矢地培养人才，校企成为一家人。
高职毕业生离校实习 教科书卖废纸谁更尴尬？
中国教育报 2014-01-06
“我用一麻袋的钱上大学，换了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近日，随着各高职院校90后应届毕业生陆续离校实习，打包行李愁煞了万千学子，许多学生纷纷在网上吐槽低价甩书的经历，书与麻袋的“数学关系”频频被提及。 “我们也尝试通过‘跳蚤市场’低价卖掉，结果我们100多元钱买来的书就卖了8元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大三学生马魏无奈地说。“虽然这些书读了3年很舍不得，但是行李寄运回家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别说这些书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也表示了自己的无奈。
在对淮安部分高职院校100余名毕业生开展的关于如何处理教科书的抽样调查显示，60%的学生选择“全部脱手卖掉”；25%的学生选择“择优录取”；仅有不到7%的学生，选择全部带回家。
“其实，这种低价卖书的现象并不单一，每逢毕业离校，高职毕业生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浪费也同样惊人。”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刘其生分析说，“客观来看，高职学生离校参加顶岗实习，工作没有固定下来，到企业后工作不稳定，确实不太方便随身携带书籍和较大件的生活用品。”
刘其生分析说，教科书自身也存在着吸引力下降的问题，“目前，高职校的教科书的确不同程度存在着同时代和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这也削弱了教科书的实用性。因此，教科书也要换一副新鲜面孔，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高职院校“双证书”制度不要毁于形式
中国青年报 2014-02-10
春节放假前，有学生“吐槽”：他们准备参加的“宝玉石中级检验员”职业资格证的考证费，突然从原来的150元涨到300元。学生表示，他们已经打听过，这个资格证书，通过率高达99%以上，但是含金量却非常低，“几乎没人问津”。他们继而发问，考这样“没有多少用处”的证书，既“白花了家长的血汗钱”，又“白费了自己时间”，能不能不考？
类似问题在很多专业和高职院校很常见。目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一般都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老板”关注的是学生是不是忠诚，“好不好用”，会不会“做事”，有没有“真功夫”。至于有没有那张“职业资格证书”，他们压根儿就不关心。
为什么老板们并不看重“双证书”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职业准入制度尚未很好地实施，职业资格证书缺乏强制力和吸引力。二是目前的“资格证书”本身含金量太低，绝大多数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职业鉴定机构，并没有开发出符合企业要求的高质量资格证书，往往很多证书，是交钱必过。
既然企业不看重，学生也就缺失原动力和积极性。但是，学生又迫于要求不得不考。要考就要交钱，学生因此成了“双证书”制度的买单者，成了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唐僧肉”。在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准入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前提下，无论从企业、学校和学生以及设计本身看，教育行政部门推行的双证书制度都有很大局限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一定要用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审视目前的“双证书”制度。
（以上各媒体报道，并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