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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寒霜一样,转行IT的刘亮和姚鲁都对各自的工作有种种不满。一份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虽然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有8.18分(10分制),IT从业者的工作信心指数却仅为5.19。对产业发展有信心,对自身发展不自信的背后,IT“蚁族”正在逃离这褪色的“IT梦”。
PC黄昏
“如果你还是这样飘飘荡荡一无所有,我们就算了吧。”在女友说完这番话后,刘亮心里一咯噔,“原来自己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如此低贱。”一夜未眠,他辞掉了一份安逸却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脑汇电脑城的一名电脑导购,没有基本工资,全靠提成。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联想风云》一度是刘亮的枕边书。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进口一台“PC/XT”需要2万元,很多中国人愿意花4万元买下,利润高达100%。那时候,卖电脑是一种“特权”。当时全球正处于计算机开始进入商业和生活的阶段,中国的计算机更是刚刚起步。“攒机 销售”的模式是小作坊们的立足之本,品牌机还没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过电脑城里的小商铺打通路成为了传统。
20年后,现代高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品牌电脑生产商注重旗舰店的建立,苏宁等卖场跃跃欲试,赛博、灿坤等3C卖场摩拳擦掌,宏图三胞的IT连锁商店也开始冲击原始的电脑城业态。
PC的利润在白热化的竞争中逐年跳水,PC当成白菜卖。电脑的售价从过去的上万元徒降到几千元,电脑城里的PC利润则从过去的50%跌到了8%。
刘亮所在的电脑城里,大多是没有学历或者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人员只懂一些初级的技术知识,每天混在电脑城里,靠“宰客”为生。厉害的销售一个月收入过万,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着本科学历的刘亮,像个异类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学,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卖电脑的。”
他曾经一个月卖不出几台电脑。“想给顾客配性价比高的电脑却没人相信。一台只需要4000元的电脑,你告诉他打折卖4500元,他还觉得自己赚了。”刘亮说。
电脑销售行业里的“蚁族”多如牛毛,熬出头的毕竟是少数。一年前,他带着打拼的心情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大谈创业理想。一年后,现实击碎梦想,这个黑黑瘦瘦的26岁小伙子,一无所有地回归家乡。
如今刘亮的目标简单,就是考上公务员,钱少但安稳,还有社会地位。“考上了,我就能结婚了。”刘亮憧憬着。
外包梦断
“在这个行业里,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安全感。”谢寒霜还没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次,找到工作没几个月,SJC由于“内部矛盾”意外倒闭,谢寒霜跟着当时的业务一起被挖到了现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谢寒霜很少在晚上8点之前回家。由于客户主要是日本金融企业,2007年到2008年之间,谢寒霜多次作为“协力员工”去日本,帮助客户野村证券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完全与人无障碍交流,他很少一个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对谢寒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数额不小”的出差补贴。
事实上,2003年～2008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元,同比增长41.2%;从企业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
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边下着雨,他一边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像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3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蓝领泛滥
姚鲁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姚鲁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1∶5。
对自己的收入,姚鲁依然是一脸不满。虽然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连公司都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姚鲁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姚鲁有些自嘲,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PC黄昏
“如果你还是这样飘飘荡荡一无所有,我们就算了吧。”在女友说完这番话后,刘亮心里一咯噔,“原来自己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如此低贱。”一夜未眠,他辞掉了一份安逸却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脑汇电脑城的一名电脑导购,没有基本工资,全靠提成。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联想风云》一度是刘亮的枕边书。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进口一台“PC/XT”需要2万元,很多中国人愿意花4万元买下,利润高达100%。那时候,卖电脑是一种“特权”。当时全球正处于计算机开始进入商业和生活的阶段,中国的计算机更是刚刚起步。“攒机 销售”的模式是小作坊们的立足之本,品牌机还没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过电脑城里的小商铺打通路成为了传统。
20年后,现代高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品牌电脑生产商注重旗舰店的建立,苏宁等卖场跃跃欲试,赛博、灿坤等3C卖场摩拳擦掌,宏图三胞的IT连锁商店也开始冲击原始的电脑城业态。
PC的利润在白热化的竞争中逐年跳水,PC当成白菜卖。电脑的售价从过去的上万元徒降到几千元,电脑城里的PC利润则从过去的50%跌到了8%。
刘亮所在的电脑城里,大多是没有学历或者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人员只懂一些初级的技术知识,每天混在电脑城里,靠“宰客”为生。厉害的销售一个月收入过万,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着本科学历的刘亮,像个异类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学,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卖电脑的。”
他曾经一个月卖不出几台电脑。“想给顾客配性价比高的电脑却没人相信。一台只需要4000元的电脑,你告诉他打折卖4500元,他还觉得自己赚了。”刘亮说。
电脑销售行业里的“蚁族”多如牛毛,熬出头的毕竟是少数。一年前,他带着打拼的心情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大谈创业理想。一年后,现实击碎梦想,这个黑黑瘦瘦的26岁小伙子,一无所有地回归家乡。
如今刘亮的目标简单,就是考上公务员,钱少但安稳,还有社会地位。“考上了,我就能结婚了。”刘亮憧憬着。
外包梦断
“在这个行业里,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安全感。”谢寒霜还没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次,找到工作没几个月,SJC由于“内部矛盾”意外倒闭,谢寒霜跟着当时的业务一起被挖到了现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谢寒霜很少在晚上8点之前回家。由于客户主要是日本金融企业,2007年到2008年之间,谢寒霜多次作为“协力员工”去日本,帮助客户野村证券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完全与人无障碍交流,他很少一个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对谢寒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数额不小”的出差补贴。
事实上,2003年～2008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元,同比增长41.2%;从企业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
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边下着雨,他一边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像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3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蓝领泛滥
姚鲁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姚鲁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1∶5。
对自己的收入,姚鲁依然是一脸不满。虽然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连公司都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姚鲁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姚鲁有些自嘲,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