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39年日苏诺门罕事件,由日苏两国在中国边境偶然的纠纷引发,因双方互不相让而逐步扩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缺乏事前周密计划与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追认现地日军第23师团的独断进攻,又在其进攻失败后决意报复苏军.而陆军中央因机会主义的投机期待,也转而放任关东军的军事冒险.日军因军事准备不充分,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作战指导分歧严重,其作战效能受到严重制约.陆军中央既消极对待诺门罕事件,又无决心尽早中止作战,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游离于日本国家政策方针之外,令日军彻底丧失战役主动权,最终遭到失败.
【机 构】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1000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9年日苏诺门罕事件,由日苏两国在中国边境偶然的纠纷引发,因双方互不相让而逐步扩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缺乏事前周密计划与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追认现地日军第23师团的独断进攻,又在其进攻失败后决意报复苏军.而陆军中央因机会主义的投机期待,也转而放任关东军的军事冒险.日军因军事准备不充分,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作战指导分歧严重,其作战效能受到严重制约.陆军中央既消极对待诺门罕事件,又无决心尽早中止作战,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游离于日本国家政策方针之外,令日军彻底丧失战役主动权,最终遭到失败.
其他文献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陷落后,太子李亨分兵北上,于灵武即位.因为肃宗擅自即位事先没有得到玄宗的批准,所以肃、代两朝史官对此事进行了讳饰.但是,以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为切入点,综合玄、肃之际的相关史事,则可以勾勒出玄宗出京后对平叛所做的安排.肃宗北上灵武本是秉承玄宗的命令,史官故意掩盖这一点,其目的 便是削弱玄宗在平叛中的地位,进而将肃宗塑造成一个功德兼备的中兴帝王,为其权力“制造”法理依据.
礼生是传统社会中承担赞相职能的仪式专家.有关礼生及其在明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政书、方志等传统史料多语焉不详,而田野调查搜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提供了礼生、礼仪与地域社会的诸多细节,因此田野调查实为开展礼生与传统礼仪研究提供了颇有助益的研究技艺.结合传统史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有助于深入了解礼生的社会属性和他们在乡村礼仪中扮演的角色,重建儒家礼仪步人民间并与其他仪式传统互动的具体过程,深刻理解这一过程带来的种种社会文化后果.
本文将舟山群岛不同岛屿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基础及经济开发情况,与海洋地区的灾害发生史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发现海岛本身的地形、地貌、水文、滩涂等自然环境要素,既决定了人类利用其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开发的方式,也制约着自然灾害在海岛的成灾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和损失.风暴潮、台风、水灾、旱灾为舟山群岛地区的常见灾害,其发生频度和成灾表现具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但在不同产业类型的岛屿,灾害的破坏性及其导致的经济损失存在较大分异.农业型岛屿对旱灾与潮灾比较敏感,水灾及雨量过多对盐业型岛屿的破坏性最强,渔业型岛屿对台
公共艺术融入城市社区治理,以美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开端,通过民主文化、女性主义、种族平等、边缘群体的过渡,最终成为共建和谐社会、解决城市化问题、激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从提升策略上来说,需要优化社区公共艺术实践内容,完善社区公共艺术实践机制,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认知.
发生在五代时期的“孔末之乱”事件并非历史事实,孔子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被孔氏宗族推为“中兴祖”是一个不断形塑的过程,其建构肇始于南宋,丰富于元代,定型于明中叶.之所以如此建构,是由于先前以姓源别族的方法失效、尊孔崇儒的朝廷需要孔氏宗族有清晰的世系传承、孔氏宗族有实现统宗收族的需求等原因.明代以降,形塑的中兴祖通过宗族祭祀、谱牒编写、方志记载等形式,日渐成为孔氏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共同记忆.迨至清雍正时期,官方设立中兴祖奉祀生,标志着孔氏“中兴祖”这一名号为朝廷所接受.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进一步向内地渗透.1933年日军先后占领山海关、热河,进抵长城,直逼平津.中日和战形势也颇为牵动国内政局,国民党西南地方借此积极开展反蒋活动,一·二八事变后入闽谋求再起的十九路军也与之相呼应.热河战事至长城抗战期间,西南地方商组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同时以十九路军为主体,以援热抗日为名出兵北上.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西南地方内部、西南与十九路军之间展开一系列权力纠葛与斗争,最后由于西南内部不统一以及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此次出兵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西汉经营河西,以霍去病夺取“新地”为启端.其实,河南、河西地不仅得益于卫、霍开拓,后续经略也与二人颇有渊源.河南地任用卫青部将较多,河西地及西域更多任用霍去病部将.李陵在河西屯驻征行,与此或亦有关.战国秦汉,“河西”概念存在西移进而西扩的过程.汉帝国接纳河西,经历了“空地—屯田—筑塞—置郡”的过程.武帝元鼎以前,汉尚无接管意图,该地也不具立郡条件.初郡酒泉,置于元鼎六年(前111).河西区域行政存在自身特征.良家子从军及牧师苑官所涉以陇西六郡为主,而非河西.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在西汉同样不包括酒泉
宋美龄将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跻身政坛的切人口,在新生活运动初始时即积极邀请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参与其中,用基督教来应对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重建国民政府统治秩序、消除共产党影响和作用的见证.在忧虑宗教与政治边界的同时,不愿失去机会的基督教会努力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这个曾经的苏区,建立了受蒋宋资助的“基督教超越共产主义”的实验区,成为新生活运动中“具独立性”的特殊个案.基督教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再次密切,宗教与政治呈现出叠合交融的互利局面.通过基督教会和在华传教士等多种渠道的合作推介,宋美龄将自己与中国政治外交和
《萃美录》和《两广去思录》是明代正德年间浙江、两广地方士民颂扬镇守中官刘璟德政的诗文集合文本.这两份文献既具地方集体参与和制作特征,又存在浙江与两广地方前后唱和乃至竞赛意味.其汇集与刊行,既是镇守太监刘璟刻意施惠于民、主动谋求善政形象的结果,更是浙江、两广地方官民在权幸当道、政治风云诡谲的正德年间对“循良”镇守中官的认可与宣示,制造模范,用为世劝.从地方官绅利用循吏文化制造中官模范的过程来看,明代士人与宦官关系绝非中古时期截然分立,二者在政治文化中存在遮蔽不显的良性互动和沟通.
卢沟桥事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声音被日本国际宣传全面压制,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为对抗日本宣传,国民政府组建第五部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然因涉及蒋汪之争和复杂人事关系,宣传效果十分有限.为赢得国际舆论和抵抗党内消极抗战声音,蒋介石成功清除汪派势力,并令董显光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国际宣传组织.董显光审时度势,在短时期内迅速组建一套覆盖境内外的国际宣传网络,并将宣传重心放在美国本土.通过“利用外人”和“隐藏痕迹”的策略,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取得明显成效,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同情,同时也为抗战后期的国际宣传积累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