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洪湖的张兴3月20日回到了武汉。他接了水务局一份基层工作：打捞河湖里的垃圾（水草）。
　　工作区域在武汉市武昌区的晒湖。
　　晒湖旁边是天佑医院，也有一个微型公园。3月，公园里的花开了，草绿了，樟木的叶子在初春变红，落在雨后的马路上。
　　周边社区里的人，正在试探性地从房门跨出，到小区，到街上，到公共场所。张兴说他在河里站在船上打捞垃圾时，眼看着河岸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也有人一直坚持在跑步。刚开始都是戴着厚口罩，后来是薄口罩，但跑着跑着，口罩都被拉到了嘴巴下面。
　　不远处的新疆餐厅倒是坚持每天都做馕，第一次闻到时，张兴被麦香味馋得心头一暖，“买了两个”。做馕的是两个年轻人，总有一位戴着口罩的新疆老年人坐在餐厅里面，“口罩下面的胡子很长，花白”。
　　人的说话声，车的行走声，机器的轰鸣声，还有鸟的叫声，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声音回来了。
　　这个城市正在打着草稿探讨如何回到正常生活。
　　有人出去，有人回来，有人一直都在，武汉流动起来了。
　　“河里的垃圾不及时清理，河水就会有味道。”张兴说，“就是马上都4月了，武汉还这么冷，少有。”

没有花，有菜

　　3月28日，在家里宅了40天的李芳第一次从小区里走出来。
　　她家住在武汉市洪山区疾控中心的斜对面，是“零感染小区”。
　　她去疾控中心隔壁的爱尔康大药房想捎点口罩、酒精回家。她往药店显眼的地方看过去，疫情暴发以来，“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信息都是第一时间在那里发布。
　　这一天，那个位置显示的是“蓝色小药丸本店有售”，她以为这家药店特殊，又往前看了一家药店，上面写着“万艾可已到货”，艳丽的颜色以及方正的字体。
　　对李芳来说，这意味着武汉城市的正常生活回来了，回到了1月20日之前。就是从那天开始，“口罩、酒精”代替了“蓝色小药丸”。
　　除了“蓝色小药丸”，后面那家药店的门前摆放着一排排整齐的“防疫用品套装”。药店老板说，“现在都不叫防疫用品了，是复工复产用品，都是企业用于开工提前定的货。”
　　李芳想买束花，楼下的花店是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夫妇开的，开了好多年。花店的名字叫“知音花艺坊”，主要承接：婚车、生日、庆典、会议等与花有关的业务。
　　老板娘笑灿灿地对她说：没有花，只有菜。其实还是有一些绿植的，比如绿萝、吊兰，也有一些塑料花。
　　花店里卖菜，这是特殊时期，老板娘新开的谋生小路。鲜花进不来、卖不出去，就是亏本的事情。封城前花店里进来的鲜花，因为封城，一时间全都坏了。但是日子要过，房租要交，孩子要花钱。
　　商铺背后就是成熟的小区，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社区团购的菜，那就想办法从批发市场带点新鲜的蔬菜，提供个性化需求，比如像李芳这样的老顾客。
　　沿街商铺不许营业，不像别的商铺用的是上下拉全封闭式的铁皮卷帘门，花店用的是推拉式的玻璃门，里面卖什么，外面看得清楚。而那种卷帘门，每次店主只能在写着“人住在里面，不营业，只通风”的牌子的半遮半掩中卖点小东西，有点小收入，或者不至于有些东西会过期。
　　李芳在青椒、花菜、黄瓜、莴笋的隔壁看到了地菜花，它们被扎成了一小把一小把，整齐地待着。
　　武汉当地民间有风俗，农历三月三要吃地菜花煮鸡蛋，对身体好。
　　宅在家里的李芳已经忘了三月三这个节日。她从老板娘那里买了一小把地菜花，两元钱。
　　老板娘告诉她说，她的地菜花从三月初一（3月24日）就开始卖了，那天路过她商铺的人都买了。“武汉人憋坏了，把三月三当成了大节。”

这一天，那个位置显示的是“蓝色小药丸本店有售”，她以为这家药店特殊，又往前看了一家药店，上面写着“万艾可已到货”，艳丽的颜色以及方正的字体。

　　这一年的地菜花，老板娘从三月初一卖到了三月初六，要在以前，“也就是只卖三月初二这一天”。
　　拿着回家的路上，有人向李芳打听，哪里买的地菜花，她指向老板娘家的店。她觉得那是她这个春天里最温柔的动作。
　　回到家，李芳用水洗菜，洗鸡蛋，然后把它们一起放进锅里。不一会，整个房间溢满清香，比没能到场观看的樱花，更像“春天的味道。”

走 了

　　马谊问：“你知道城市里的声音，除了汽车声，还有什么声音最迷人吗？”
　　“行李箱与马路之间的摩擦声。”他自问自答。
　　3月25日，马谊从武汉回到了自己位于洪湖的住处，“睡了一个安稳觉”。
　　1月22日，在湖北洪湖工作的马谊启程回云南老家过春节。从仙桃火车站出发，他坐了那趟需要时间最长的动车，1个半小时到武汉。他早就订好了去昆明的票，为了省钱，他选的是火车，1月23日晚23：28出发。
　　火车需要到武昌站去坐，1月22日那晚，马谊从武汉火车站到了武昌火车站，他和在武汉的老乡聚了聚，那些老乡不回老家，“一年到头可能就见一次”。
　　第二次早晨醒来，马谊发现自己走不了了，“武汉封城”了。火车票自动给退了。
　　怎么办？马谊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来。可能是因为封城，酒店的费用一下子就高了起来，“一天需要300多元”。
　　他住了十几天，实在心疼。直到2月10日，同住酒店的有人退房说去武昌火车站守着，因为武汉宣布封城后，关于解封的时间信息是“湖北省2月14日复工”，马谊理解的是：2月14日他就可以买到火车票了。如果守在火车站，他就可以第一时间买到火车票，如若火车票不好买，宏基客运站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隔壁，他总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武昌火车站一片寂静，没有工作人员，除了地下车库里也有几个与他一样想法的人。
　　2月11日，在武昌火车站地上车库里的马谊对《南风窗》说，如果2月14日能买到火车票，他不想回云南老家了，他直接回工作的地方。
　　他期待的信息没有来。
　　2月16日，马谊去江夏方舱医院上班，做保安。
　　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休舱。3月11日，马谊在江夏区疾控中心接受了咽拭子核酸测试，结果为阴性，并从当天起进行了14天的集中隔离至3月24日。期间无发热、咳嗽等症状，解除隔离。
　　这一天，湖北省发布消息：从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从隔离点出来后，马谊一刻没停地去了火车站、客运站，用手机APP买票，“买不到”。武昌火车站地下车库里的保安还认得他，打开岗亭的玻璃窗跟他打招呼。“大家都有一种‘还活着啊’的庆幸感。”这在2月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时他戴着口罩把自己關在岗亭里，有事情找他，他在里面直摆手，不开窗”。
　　让马谊意外的是，车站附近狗和猫比2月时更多了，而且“又瘦又脏”。
　　马谊决定让同事从洪湖开车过来接他。
　　因为司机与车没有相关证明，需要从后面绕过来才可以在“小军山”高速口接到马谊，马谊在路口等了5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3月25日凌晨3点，马谊到了洪湖。7点多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他用了两个多月终于到了。
　　办公室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好几份起诉书，乱套了”。
　　公司成员倒是基本都到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红蓝图”，亦即：不知道哪件事情重要、哪件事情能拖一拖、哪件事情要优先处理。
　　马谊重复说：“昨晚睡得踏实，踏实。”虽然只睡了3个小时。
　　3月20日左右，马谊的朋友曾经打电话给湖北省某政府部门，问武汉什么时候解封。对方问，你用的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马谊的朋友说，苹果手机。对方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更早以前，这位朋友也打过电话询问，“声音相仿，可能是同一人”，对方说，君心难测，遥遥无期，待到那年花开。
　　想到2020年被封在武汉的那段时间，马谊也会觉得“险中有乐”，就像他的这位朋友，以及那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心中有诗意，总不是坏的。”

来 了

　　3月25日，家在武汉周边的员工回到武汉了。这对于封城期间一直守在武汉的卞亚光来说，是一件向好的事情。
　　东北人卞亚光生活在武汉，其实是一个偶然。

“大家都有一种‘还活着啊’的庆幸感。”

　　临近高考的一天，因为担心在外面吃饭可能会不卫生，卞亚光去同学家蹭饭。同学的房间里挂着一张武汉地图。一直对江南水乡很向往的卞亚光对水系同样发达的武汉产生了兴趣。
　　“咦？这个地方挺好的。”
　　高考成绩让他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那次对武汉的初次印象让他在武汉民政学院还是长沙民政学院的选项里，选了前者。除了水系发达，他还知道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是省会城市，“那就是大城市”，跟很多那个年龄阶段的人一样，“想走得远一点”。
　　2007年的夏天，卞亚光到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报到入学。
　　抵达武汉时是深夜，近零点，在武昌火车站下的火车。卞亚光和送他过来的哥哥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没有钱”。武昌火车站距离武汉市著名景点黄鹤楼不到3公里。第二天早晨，他和哥哥去了黄鹤楼，在门口拍了张照片，“买不起门票”。
　　卞亚光对武汉的第一感觉其实并不好，“乱糟糟的，不像大城市，人也没有北方人那么热情”。
　　天气闷热，人也躁，脾气大，嗓门大。“刚来的时候，听到当地人的汉骂，觉得很难听，辽宁人也说脏话，但是感觉不一样。”这座码头文化积淀起来的城市，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卞亚光的生命里。
　　这是卞亚光第一次到南方，之前他几乎没有出过辽宁省。
　　他发现这个水乡发达的城市与他想象并向往的江南水乡不是一回事。他想象的水乡是义乌、是绍兴，出门就是河，河里有只小船。
　　进了学校，学习、恋爱、融入，毕业后，卞亚光选择留在武汉，成为了“新武汉人”。
　　他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在发生变化，他开始喜欢这座城市，“有豪爽之气”。这些年，他经历了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事件，他自己也从一个职场新人成长为了职业经理人，直到三年前，他辞职、创业，在这座城市热火朝天地生活。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他应该是武汉宣布封城后第一批不让走的人，“就卡在了那个点上了”。
　　知道封城的消息后，卞亚光带着爱人和4个月大的孩子，赶到了出城的高速口。以前过年高速口也都会排队，但没那么长时间，那次排了20多分钟就走了5个人。
　　卞亚光觉得不对，看到有朋友从别的高速口出去了。“再排下去希望不大，那就赶紧掉头吧。”

　　到了第二个高速口，排到他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走不了了。卡亚光的爱人“哇”的一声就哭了。
　　卞亚光的爱人是黄冈人，从武汉过去，两个小时的车程。一个月前，卞亚光5岁的大女儿跟着外婆从武汉先回了黄冈。之所以有这个安排，因为卞亚光的爱人生二宝，外婆从黄冈过来照顾女儿坐月子。
　　看到实在走不了，还是卞亚光的爱人先冷静了下来说：“那就不走了。” 　　很久以后，卞亚光的爱人才把顾虑讲给卞亚光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感染到，真回到老家，有老人还有小孩，怎么办？”
　　那天从高速路口回到家以后，大概1月23日中午11点，卞亚光发了一条朋友圈：有过年出不去的朋友可以免费住我们的房子。
　　卞亚光从事短租、长租兼民宿业务。他当时想，肯定还有很多人出不去，他们怎么办？而我有房，对吧？
　　没有出不去城的人住他的房子，但是有医护人员需要解决住宿问题。他用房间接待医护人员，也有不同门店的房间被政府征用，用作“密切接触人员”隔离点。

这场疫情对他来说，“像是一个放大镜”。他发现善良的人确实很善良，但是丑陋的人确实也很丑陋。“看人看得更清一些了。”

　　他说想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个让他成长的城市。“这时候帮助医护，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卞亚光几乎见证了武汉市民间志愿者体系的成长过程，见证了有房子的有车子的有热情的人如何行动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以求这座城市快点好起来”。
　　有人从武汉走了，早先投出去一笔钱准备大干一场，遇到疫情也不抱希望了。卞亚光说他一直很乐观：“京东、淘宝，也是非典时起来的。我有4家店，3家店经营不下去，但只要武汉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现在害怕的是政策性的变化，比如说民宿不合法等等。
　　“这次疫情是危机，其实也是个机会，对我来说，我可以跟更多的酒店合作，做长短租结合这种模式，也在做线上，尝试 VR看房。”
　　封闭在家，卞亚光看了电视剧《安家》，从中找到了力量。他像很多人一样期待武汉快点好起来。“希望疫情结束之后，更多的人来武汉，看樱花、看长江大桥、看黄鹤楼，让武汉的经济更快复苏一点。”
　　这场疫情对他来说，“像是一个放大镜”。他发现善良的人确实很善良，但是丑陋的人确实也很丑陋。“看人看得更清一些了。”
　　3月13日，站在封闭管理的小区门口接受《南风窗》的采访时，卞亚光套着一件一次性的蓝色雨衣，袖口处有破损。雨衣是在家里无意中翻到的，没有防护服，每次实在需要外出，就穿着它，回到家里用紫外灯消毒。
　　他几乎有新冠肺炎患者的所有临床症状，除了发烧，“家里又有几个月大的小朋友”，他每天都小心翼翼的。
　　位于武汉徐东商圈的门店一层，他最初计划用来开超市，“方便楼上的住户购买生活用品”。但是疫情暴发了。
　　同是3月13日这一天，空荡的一层大堂还有着“盛大开业，感恩回饋”的广告牌，以及“圣诞快乐”的字样。
　　3月25日这天，湖北除武汉以外的地方解封，武汉市内逐渐恢复交通。对卞亚光来说，给医护人员提供住宿的事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是给更多人找房租房”。
　　3月28日，他走出封闭了40天的小区，去给他的房间消毒，“为复工做准备”，又到江边春游了一个小时。
　　站在长江二桥景区，他录了一小段视频说：“对面是武汉最贵的楼盘。”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兴、李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