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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所以迥异于其他志怪小说,在于其继承了唐传奇强调人情渲染的特点,谈及有关神狐鬼怪的奇闻异事之余,更着重写出一般志怪小说不会涉猎的异类情感。当中有相当数目的篇章,描述了异类女子与人类男子相恋相交的情景,多情缱绻、旖旎缠绵。这些异类女子普遍貌美如花、热情似火,甚至可替凡男排忧遣愁,解决现实生活的难题,助他们获取美满生活,使凡男无不为之倾倒、魂牵梦萦,《神女》《莲香》便是其中典型的两例。通过分析《聊斋志异》婚恋故事中男、女性角色的形象,并运用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可推敲出蒲松龄的创作动机——凭《聊斋》里的幻想世界来达成夙愿,进行自我安慰,以缓解胸中的“孤愤”。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男女形象;创作动机;心理防御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分析《聊斋志异》故事中男、女性角色的形象之前,必须先讲述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以便探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心路历程,由此探讨蒲松龄塑造出此等形象之动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是山东淄川人。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他与庠生刘国鼎的次女完婚。据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的记载,其妻刘氏性格和善、待人恭敬,深受家姑蒲母之喜爱,此却不幸引起诸妯娌之间的猜忌嫉妒,也使蒲松龄兄弟间产生了嫌隙,加速了蒲家分家。蒲松龄在析家的分配中只获分三间“无四壁” [1]9之破屋,生活愈益穷困。
顺治年间,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统治者试图招揽更多的知识分子,以应付发展学术及处理地方事务的需要。科举考试便是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若能中举,便可谋取一官半职,改善生活,故全国的贫寒书生都对科举跃跃欲试,蒲松龄也不例外。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正式入泮成为“秀才” [1]73,获得通往科举考场的门券。蒲松龄自觉中举似乎成功在望。然而,在顺治十七年(1660),蒲松龄应考三年一度的乡试,名落孙山;往后的六、七年,蒲松龄寄住于友人李希梅之家,埋首苦读四书五经,却屡战屡败,始终没法通过乡试,“举业无劳” [2]45-49。
直到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暂弃考科举,另觅谋生之路。同年秋天,他答应同乡孙蕙的聘请,南游成为其幕府之幕宾。南游期间,他写下《感愤》一诗:“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元石葬荒邱。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2]81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其内心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甘。以《聊斋志异·自序》作为对照:“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2]171蒲松龄称《聊斋》是寄托“孤愤”之书,而从上述蒲松龄的科举考试生涯来看,可知其心中之“愤”乃源于屡试不第的经历。那么,其“孤”又从何而来呢?
康熙十九年(1680),蒲松龄开始在淄川西铺毕际有家坐馆,并设帐绰然堂,展开教授毕家子弟的新生活阶段。 [2]136蒲松龄于毕家授业近三十年,与妻子聚少离多,而《聊斋》大部分篇章,都是其在西铺只身坐馆之时写成。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才结束其教书生涯,功成归乡。 [2]299由此可见,蒲松龄心中之“孤”,或来自其流落异乡、孤独坐馆的经历。
蒲松龄于《聊斋志异·自序》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3]900指出只有于“青林黑塞”出没之鬼神妖怪,才是他唯一的知己。在“续幽冥之录”、寄托“孤愤”的《聊斋志异》之中,有大量描写异类的故事,其中不乏对人、异类之间情感交往的描写,这些异类大多为女性,主要可分成三大类——神仙、鬼魅、妖精。笔者之所以在本文特意选取《神女》和《莲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二则故事较详细地描述了此三类异类女子与凡男相恋相交的经过,可提供一个概括而具代表性的参考,方便进行关于异类女性形象的研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云:“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4]207明确指出《聊斋》的一大特點,乃着重描写异类的情感。《聊斋志异》里涉及到异类情感的故事,尤多叙述异类与人类之间的爱情,而所述异类多为女性,她们会随故事发展与人类男子谱出恋曲。通过《聊斋志异》中人异类的婚恋故事,我们可以凭其中人类男子的形象,读到蒲松龄的“孤愤”;从里面异类女子的形象,亦可窥探何以鬼神妖怪是蒲松龄唯一认可的“知我者”。
笔者在本文将以讨论《聊斋志异》婚恋故事中的男、女性形象为主,配合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作观照,由此探讨所设之男女形象与其创作动机的关系;与此同时,笔者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并借用其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帮助解释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二、《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的男性形象
综观《聊斋志异》的篇章,男主角多为人类,而且其身份是非常多样的。故事中的男主角,可以是世家子弟,如《王桂庵》中身为“大名世家子” [5]341的王桂庵;可以是商人,如《罗刹海市》中“继父贾” [6]136的马骥;也可以是樵夫,如《斫蟒》中“采樵” [7]114的胡田村胡姓兄弟;甚至是僧人,如《金世成》中“出家作头陀” [8]51的金世成。尽管《聊斋志异》中男性角色的身份变化多端,为数最多的终究是非书生莫属,当中显示了书生为学苦况的篇章更是不胜枚举。例如:《贾奉雉》里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 [9]74,郎秀才道破了原因:主考官并无真才实学,故不懂得欣赏贾生才情横溢的文章;郎秀才同时指出“文章虽美,贱则弗传” [3]20——贾生的文章就算写得再好,也因为其出身贫贱而没法广为流传。因此,贾生无奈要写一些其所“鄙弃而不屑道” [3]225的文章,迎合“帘内诸官” [3]723的喜好来换取功名。 《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里,男主角十有八九是书生,或具有书生背景,其中出现了不少孤独客居的贫生形象。举例说,有《鲁公女》中“读书萧寺” [8]722的招远张于旦、《胡四姐》中“独居清斋” [8]723的尚生、《神女》中“归而无家”“贫不废读” [9]876的米生,和《莲香》中“少孤,馆於红花埠” [9]876的桑生等等。我们在《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中,亦不难看见书生挣扎求存的惨况,如《胡四娘》一篇提到,“少惠能文” [10]959的程孝思,“家赤贫,无衣食业” [10]959,只好求胡银台佣他司笔札,得胡银台赏识,后来更当上其入赘女婿。入赘胡家后,程孝思处处被人看轻,胡家“群公子鄙不与同食,仆婢咸揶揄” [10]959,连奴婢都不把出身寒微而未获功名的程生放在眼内。
至于本文主要分析的《神女》及《莲香》,也同样反映出贫生艰难的现实处境。
《神女》讲述米生在一次宴会后,与诸姓男及鲍庄同行离开,鲍庄在途中死了,鲍父误以为米生是杀人凶手,控告他谋杀。米生含冤入狱,“备历械梏” [3]700,更被褫夺功名;他在牢房待了一年多,终于洗脱杀人之罪,得以出狱,其功名却仍未恢复。米生“家中田产荡尽” [3]700,想投状重考,不幸遭到官府压榨,“上下勒索甚苦” [3]701。他无力支付巨资,后得神女帮助,才获足够资金投考。这显示了当时官府腐败不堪的情况,上位者屡屡欺榨贫苦学子,使他们在科举路上困难重重。贫生往往因贫而未能“购买”科举的入场卷,连试场也难以进入,更遑论考中。
《莲香》则讲述桑生分别与狐女莲香及女鬼李氏相恋,后来李氏偶然借章燕儿的尸首还魂,桑生得悉便想迎娶她。然而,章燕儿乃富家大户之女,桑生“以贫富悬绝,不敢遽进” [8]4,门第之分令他不敢贸然向章家提亲。虽然章母“不以为侮” [7]306,没有嫌弃桑生出身寒微,并“浼女舅执柯,媪议择吉赘生” [7]306,同意让桑生入赘但从桑生在此的顾虑可知:当时“门当户对”的婚配观已深植于社会,大部分贫生的婚配对象只能是寒门女子。与寒门联姻对贫生的仕途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生活担子,使他们更难向上流动。
在这些婚恋故事中,贫生或屡考不中,或因家贫未能赴考,甚至是废学,受尽白眼。穷困潦倒而身怀才学的书生,于《聊斋》中高密度地出现,且形象鲜明,是《聊斋》最为普遍的男性集体形象。《聊斋》里的一个个书生,像《神女》中“家中田产荡尽” [3]700的米生、《莲香》中“就食东邻” [8]62而“独居坚坐” [8]62的桑生等人,正正是屡试不第、默默无闻的蒲松龄之生活写照。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表示:“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 [11]221认为蒲松龄透过写《聊斋志异》的“鬼狐”来抒发胸中之“孤愤”。笔者曾于上文提到,蒲松龄的“孤愤”很有可能是来自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故笔者推测,蒲松龄尝试将其对生活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聊斋》的异类之中,藉此消解他的“孤愤”。
下文将透过分析《神女》《莲香》两篇故事为主,辅以《聊斋》的其他婚恋故事作为佐证,探究男、女性角色之间的交往模式,和讨论异类女性在形象上的特点,由此试论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三、《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的女性形象
《聊斋》里出现的女性角色以异类为多,并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神仙;二、鬼;三、妖精。不过,无论这些异类女子是什么身份,她们大多拥有姣好的外表,其与人类男子的交往模式亦如出一辙。《聊斋》内但凡牵涉异类女子与凡男交往的婚恋故事,都是维持着“女主动,男被动”的交往模式——女方一反以往女性在爱情中腼腆被动之常态,主动向男方示好,或对其展开猛烈追求,甚至是自荐枕席。
以《神女》为例,神女乃一“绝代佳人” [9]105,她美貌绝伦,“其美丽出于肌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见长耳” [9]106,非凡人所能媲美。神女不只美丽,更是热情主动。初见米生时,她便“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 [9]105,把喜爱的贴身饰品送予米生,并让他卖掉来换取考试资本,解其财困。米生对神女心生爱慕,不愿把神女的饰品出售,而是把她的珠花留在身边,睹物思人。米生因一直缺乏资金,一年过去后仍未能重新投考;神女知道了米生对她的心意,欣然自喜,又赠米生二百金以渡过难关。由此可见,神女对心仪的米生,不但主动与他结缘,更三番两次施以援手,成就彼此的姻缘。之后,神女因兄长犯事而有求于米生,不惜“中夜奔波” [3]70,不避嫌而夜访米生住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向米生表明心迹,行为相当大胆。
再以《莲香》为例,篇中的两名女主角——狐妖莲香和女鬼李氏,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李氏“軃袖垂髫,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 [9]77,其体态之柔美、容貌之秀丽,使桑生为之惊艳,莲香亦曾谓李氏“佳丽” [3]113“窈娜” [3]115,对李氏之相貌赞不绝口;而相比起李氏,莲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美貌,她“肌肤温和” [8]63,乃“倾国之姝” [8]62,连李氏也自愧不如,称“世间无此佳人” [8]64,盛赞莲香惊为天人的美貌。此“双美” [8]63热情如火,李氏主动与桑生示爱之余,又“为情缘” [3]115而“愿常侍枕席” [3]113、愿失“葳蕤之质” [8]63,向桑生献上处子之身;莲香则叩桑生之门求欢,与桑生“息烛登床,绸缪甚至” [8]62,自此“三五日辄一至” [8]62,每隔几天便前来书斋跟桑生亲热。
其實不只《神女》《莲香》,《聊斋》其他涉及婚恋的篇章里,异类女子多数拥有美丽的外表,且性格热情奔放。
举例说,在神仙方面,有《西湖主》中的湖君之女,她“鬟低敛雾,腰细惊风,玉蕊琼英未足方喻” [8]56,人比花娇,令陈生“神志飞扬” [8]57,而湖君之女表示慕陈生之才,并为其“颠倒终夜” [12]113,坦言对他日夜思慕;《又(五通)》中的霞姑,乃“二八丽者” [8]256,美丽的她主动邀金生“相与遣此良宵” [8]256,颠鸾倒凤。 在鬼魅方面,有《林四娘》中的林四娘,“艳绝” [8]41的她“搴帏入” [8]41陈宝钥的书房,自荐枕席以慰陈公寂寥,此后“夜夜必至” [8]41,温存一番;《鲁公女》中“风姿娟秀” [8]51“翩然若画” [8]51的鲁公女,明言对张生的感情“不能自已” [8]51,故“不避私奔之嫌” [8]51前来与其欢好,“自此无虚夜” [8]51,与张生夜夜笙歌。
在妖精方面,有《花姑子》中的獐妖花姑子,她“芳容韶齿,殆类天仙” [10]636,漂亮得使安生“魂失” [10]637,而她“冒险蒙垢” [10]637,不顧清白而夜访安家,照顾抱病的安生,“抱与绸缪,恩爱甚至” [10]637,同衾共枕,竟夜缠绵;《绿衣女》中的蜂精绿衣女,“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10]675,在于生面前“解罗襦” [10]675,二人共赴巫山,绿衣女从此“无夕不至” [10]675,情深缱绻,又为于生唱情歌——“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10]675,凭歌寄爱意。
《聊斋志异》出现了大量相貌标致、性格热情的异类女子,她们更会为深受难题困扰的凡男排忧解难,而此类女子可谓《聊斋》中最突出的女性集体形象。笔者相信,蒲松龄于《聊斋》有如此设计,与其创作动机有一定的关系。以下,笔者将会借助佛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再凭《聊斋》故事里男、女性角色在形象上的特点,试图推敲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四、从《聊斋志异》的角色形象看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作者的创作动机会直接影响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作者的创作动机往往与其心理息息相关。陈品雁在《〈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研究》云:“(《聊斋》中)貌美德贤的异类女子集所有女性光辉于一身,堪称‘模范妇女’,一生穷困流倒的塾师蒲松龄,在坐馆毕家而无法与妻子朝夕与共的无奈岁月里,将对妻子的思念及对女性的理想与幻想,寄托于此类幻想故事中,自是不难理解。” [12]尝试剖析蒲松龄的心态,以及解释《聊斋》异类女性形象与蒲松龄的创作动机之关系。然而,陈品雁只聚焦于讨论异类女性对人类男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帮助,如点出异类女性的主动追求对增强男性自信心的作用,却没有论述她们对凡男在实际层面上的帮助,未能完全囊括异类女性的形象特点,分析略嫌片面;另外,其观点纯粹是把个人想法加以阐述,缺乏相关的专业学术理论支持,使观点稍显空疏,说服力不足。
要研究一个人的心理,如果没有配以有关理论支撑,立论的说服力恐怕会大大减少。有鉴于此,笔者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借用其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并结合蒲松龄的生平来作为立论的基础,以增强观点的说服力;从而试阐释蒲松龄的“孤愤”心态,及分析藏于《聊斋志异》内的特别创作动机。
人在碰到难以应付的困难时,便会触发心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完成若干的行动,以减轻焦躁不安的感觉,使人在遭受挫折后,其负面情绪可尽快得到纾缓,恢复心理平衡的良好状态。心理防御机制是当人遇上现实压力时,其潜意识自身发展的应变系统,也就是尝试利用现实世俗所接受的方式,去降低该压力对个体的威胁。 [13]169-172笔者细阅《聊斋志异》,对照其中婚恋故事的异类女性形象,发现有种种迹象表明,蒲松龄极有可能运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来缓解内心的“孤愤”,而这更与其创作动机密不可分。
心理防御机制种类繁多,所进行的方式或有分别,却均具有消减焦虑感之效。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内写到涉及异类女性的婚恋故事时,应使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机制,聊以自慰。
“幻想”机制是指个体在面对现实困难、情绪困扰时,其会向往现实之外的生活,于是把自己置于想像出来的世界,以达成在现实世界内难以满足的愿望,获得心理平衡。人常因为无法自行解决实际难题,故运用“幻想”的方式,尽情想像在幻想世界中,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障碍得以扫除,幻想者会由此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进而形成虚幻的自尊,减低自卑与焦虑的感觉,使内心好受。 [14]51举例说,一个于现实生活中受人欺辱的女子,会倾向进行“灰姑娘”式的“幻想”,想像出一位宛如王子的人物,他俊美、聪明、富有……几近“全能”,而这位“王子”对她一往情深,助她摆脱困境,收获美满人生。至于《聊斋》中美丽、大胆热情的异类女子,依笔者推测,她们应是蒲松龄应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之产物,一方面能满足他渴望求得艳遇知己的心态;另一方面则能帮助他完成一直以来的科举志愿。
虽然蒲松龄夫妇感情甚笃,但蒲松龄于毕家坐馆长达三十余年,与刘氏聚少离多,时常得不到异性的慰藉,难免感到寂寞难耐、孤苦伶仃。再者,通过科考是蒲松龄毕生的夙愿,刘氏对此却欠缺应有的包容和理解。据《述刘氏行实》可知,蒲松龄到了知天命之年仍不放弃科举考试,然而刘氏劝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2]253吁蒲松龄莫再为科举执着,不如尽早放弃,对于夫君未来的仕进并不看好。
反观,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女子,不仅没有轻视一众贫贱的书生,更是那些书生的忠实拥趸。她们欣赏贫穷书生的才华,给予书生们精神上的安慰,并鼓励他们举业上进,例如:《神女》中的南岳都理司之女,支持米生重考,以恢复其被褫夺的秀才身份,而神女知道“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 [3]701,更特意赠米生银子作为投考资本,深信若他能取得考试资格,必可通过考试,充分肯定米生的才华;《莲香》中的女鬼李氏,坦言因“慕君高雅” [3]110而心悦桑生,毫不吝啬地赞美桑生德才兼备,且不嫌桑生贫困,甘愿下嫁“家中备具,颇甚草草” [3]117的他。美丽的她们还主动向书生投怀送抱,滋润书生们因终日独坐书斋而空虚的身心,安抚在科举路上屡屡碰壁的他们,成为失意书生的红颜知己。
蒲松龄在《聊斋》这部“孤愤之书”中,塑造出一个个美艳且多情缱绻的神妖鬼魅,消解自己内心积累已久之“孤”,更慰藉了千千万万同样寂寞而努力为前程奋斗的孤寒书生。那么,蒲松龄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之“愤”又如何解决?笔者以为,《聊斋》中的失意书生不只需要佳人们的陪伴抚慰,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更需要她们提供实际的援助,直接改善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通往阳关大道,在社会向上流动。 笔者先以《神女》为例,《神女》中的米生就是因为有神女的帮助,于官场上平步青云。当米生被冤枉杀人而被判坐牢,出狱后“家中田产荡尽” [8]700“衣巾革褫” [8]700“归而无家” [3]701,神女即二话不说地从发上“摘珠花一朵授生” [8]701,而后“赠白金二百,为进取之资” [8]701,连番向米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让他有足够资本应考。曾落魄的米生,自此不愁衣食,“三年,旧业尽复” [8]702;他也不负神女所望,成功考取功名,并当上了官,“兄弟称巨家” [8]702,大富大贵。在神女与米生成亲后,数年来都未能生育,于是神女劝米生“纳副室” [3]706以继后香灯。新纳的顾姬为米生诞下两男,神女“因其慧,益怜爱之” [3]706-707,顾姬则对神女“益恭,昧爽时,必熏沐以朝” [3]707;二人相敬如宾,顾姬甚至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神女抚养,妻妾关系融洽,家庭和睦。
在另一则牵涉到人异类相恋的故事《莲香》,亦出现了类似的桥段,桑生得狐女及女鬼相助,战胜病魔,通过科举,脱贫致富。寒窗苦读的桑生,相继结识了狐女莲香及女鬼李氏,二女轮流与桑生欢好,桑生沉溺于鱼水之欢不懂节制,终被女鬼李氏的阴气所伤,中了“阴毒” [3]112,行将就木。莲香与李氏都想救治桑生,莲香“采药三山,凡三阅月,物料始备” [3]114,不辞劳苦地采药替桑生解毒;李氏则“每夕必至,给奉殷勤” [3]115,无微不至地照顾病重的桑生。侍疾期间,李氏“事莲犹姊,莲亦深怜爱之” [3]115,她们开始以姊妹相称。桑生痊愈后,李氏为免桑生受其阴气所害,极力克制自己对桑生的情感,远离桑生,更“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 [3]117,冀望能转生为人。李氏后来借富家女章燕儿之尸首还魂,与桑生再续前缘。桑生跟李氏附身的章燕儿成亲后,桑家由“家中备具,颇甚草草” [3]117变成了“自门达堂,悉以罽毯贴地,百千笼烛,灿列如锦” [3]117,家境渐丰。同时,莲香怀上桑生的骨肉,诞下一子狐儿,为桑生传宗接代;但她“产后暴病” [3]117,不久更撒手尘寰,李氏担负起养育狐儿的责任,“抚如己出” [3]117。之后,桑生“举於乡,家渐裕” [3]117,李氏却不育,她因此“欲生置媵” [3]117,为桑家开枝散叶。替桑生寻找妾室之时,恰巧碰上了转生为人的莲香卖身,李氏便出高价留下了莲香,与她相认。几经波折,三人终能团聚,二女共侍一夫,乐也融融。
《聊斋》内情节相类于《神女》《莲香》的故事数不胜数,如在《聂小倩》一篇,贫生宁采臣因无力租住“价昂城舍” [3]77,惟有寄居兰若,认识了“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 [3]80的女鬼聂小倩。宁生为人“慷爽”“廉隅自重” [3]83,得到聂小倩之青睐,铸就美好姻缘。聂小倩屡次向宁生自荐枕席,无一不被正直的他所拒绝,但她仍然不放弃追求宁生,在宁妻死后,终得偿所愿与宁生成为眷属。他们成亲数年,宁生“登进士” [3]83,小倩“举一男” [3]83;宁生纳妾后,小倩和妾侍又“各生一男” [3]83。在此类故事之中,男人每每能够收获如花美眷,得以延续子嗣,同時享受齐人之福,妻妾和谐;家境贫穷的书生,更喜获金榜题名,由此升官发财,名利双收。
笔者认为,蒲松龄因为无法凭自行解决棘手的现实问题,惆怅不已,故于《聊斋》写下一个个可满足他所有需要的异类女子,聊以慰藉。蒲松龄怀才不遇,在科举场上百战百败,灰心气馁,而贫穷的他为了生计,只好远赴他乡担任塾师,不得不与妻子分隔两地;他一直想圆其科举梦,无奈事与愿违,多年来饱受寂寞的煎熬,不禁感慨知我者希,顾影自怜,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3]900的哀叹。蒲松龄“在青林黑塞间”的知己,便是《聊斋》幻想世界里面的异类女子——她们貌美、热情主动、善解人意、容许男子享齐人之福,又全力支持男子举业,为男子带来子嗣、功名、利禄,正可以把蒲松龄的生活难题一扫而空。其中有美相伴、喜获知己能解蒲松龄单独坐馆、无人问津之“孤”,而通过科考、名成利就则能解蒲松龄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之“愤”。《聊斋》中异类女子的形象特点,恰恰符合了男性对于“完美女性”的所有想像,她们能够帮助像蒲松龄般的书生完成夙愿,消除他们心中的“孤愤”。
换言之,《聊斋》的异类女子常与人类男子为伴,耳鬓厮磨,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而她们慷慨解囊,竭尽心力替男方达成心愿理想,则是给予实际上的帮助——两者相辅相成,有效纾解失意凡男的“孤愤”。既然如此,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女子,何以要是“异类”?
在笔者看来,强调女子的“异类”身份,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性,较易引起共鸣。现实中的人类女子,深受礼教束缚,即使遇上心仪的男子,也不可能表现得如此积极进取;加上,人类女子终不过是肉眼凡胎,能力有限,远不及异类女子般神通广大,可以运用异能协助凡男达成梦想。只有身为神妖鬼魅的女性们,她们不受世俗礼教所约束,方能热烈地追求爱情,对凡男百般撩拨勾引,以至是主动求欢,赐予男子于现实世界中从来都体验不了的爱欲。貌美的她们向书生们示爱,说尽甜言蜜语、恭维奉承之话,能令失意的书生重拾自信,弥补他们因在世不称意、受人冷眼而破碎的自尊心;异类女性更具备超凡的能力,几近无所不能,搭救穷途末路的书生,扭转他们的不幸命运,扶持书生走上康庄大道,一展抱负、吐气扬眉。由于女子拥有“异类”的身份,本身已属于“未知”的领域,而正因为是人所未知,她们潜在的异能对于常人来说乃无穷无尽——艳女侍侧、鲤跃龙门等看似异想天开的事,在异类女子存在的情况之下,统统都变得有可能发生,这样可给男性读者带来更为广阔的幻想空间,使他们更容易代入故事,堕进《聊斋》里的温柔乡。
另一方面,“异类”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包装,合理化男人的风流。虽然,古时男子坐拥三妻四妾并不罕见,然而过度风流的话,亦难免招人话柄;若男子与人类女子无媒苟合,更是为人诟病,以至尝尽千夫所指。《聊斋》内的鬼魅妖精、神女仙姬,因为其“异类”身份,她们的行为不受人类社会规范之管束,大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异类女性面对心仪的人类男子,绝不羞于表达自己的爱意,反会向男方展开挑逗;而基于异类女子身怀异能,能力大得或可迷惑人心,即使人类男子把持不住,一时冲动受其引诱,也未尝不是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异类女性拥有“非人类”的身份,人们根本不能以人世间的礼法来看待她们;同样道理,当男子的婚恋对象并非人类女子时,又如何用世俗的道德标准来审视他们之间的交往呢?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对法力无边的异类心存敬畏,令他们不敢置喙批评异类女性以及其爱郎之不是。蒲松龄巧妙地利用了异类女子的特殊身份,容许男子与众多美女极尽欢愉的同时,又能脱卸现实的道德责任,让男性读者无顾无忌地进入他的《聊斋》幻想世界,忘忧以消“磊块愁”。 五、结论
蒲松龄在科举场上奋斗了数十年,始终庸碌无为,打不破屡试不第的宿命,愤愤不平。他家境贫困,为了糊口,不得不搁置科考,继而辗转各地谋差事;独在异乡工作,同时缺乏红颜知己的陪伴,形单影只,蒲松龄倍是凄怆寂寥。连串的不幸经历,终酿成蒲松龄的满腹“孤愤”,而他试图凭《聊斋志异》安放自己的情感,使其“孤愤”得到寄托,减轻由悲惨经历所衍生的焦虑。
《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反映出,蒲松龄极有可能运用了心理防御机制的“幻想”。《聊斋》婚恋故事中最突出的男性形象是书生,尤其是家境贫困的书生,他们因为背景条件的限制,导致其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生活难题,在科举路上更是举步维艰。这些书生无疑是蒲松龄的生活写照,孤苦伶仃、怀才不遇,惟有日复一日于简陋的书斋里长嘘短叹。至于《聊斋》婚恋故事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乃貌美如花、热情洋溢的异类女子,她们往往对书生们一见倾心,给予书生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安抚他们枯燥的身心,助其一圆科举梦。
《聊斋》婚恋故事的情节即使再光怪陆离,亦因为女子扑朔迷离的“异类”身份,而变得不无可能发生,提高了故事的可信性,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女子的“异类”身份,使她们毋须遵守人类社会的礼法,可以肆无忌惮地勾引异性,讨男子的欢心;至于沉醉于美色的凡男,也由于其交往对象并非人类女子,他们的互动模式完全不受人世间的规条所限,替男人们免却后顾之忧,安心地与书中的艳女尽情狂欢。
总括而言,《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内异类美女如云,她们往往拥有相似的形象特点——艳美绝俗,会主动追求身为人类的男子,并且向男方不断施恩,符合天下间所有男子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男性讀者在阅读时便会不期然代入男主角的视点,享受着来自美女们的优待赏赐,于书中一尝春风一度、飞黄腾达的滋味,由此获得成功感和自信心,救治他们因为现实不幸而千疮百孔的心灵;此对于像蒲松龄般的失意书生格外奏效,能缓解其内心的“孤愤”——有美相伴解“孤”、功成业就解“愤”,故《聊斋志异》成为了无数男子,尤其是失意书生乐而忘返的理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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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男女形象;创作动机;心理防御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分析《聊斋志异》故事中男、女性角色的形象之前,必须先讲述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以便探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心路历程,由此探讨蒲松龄塑造出此等形象之动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是山东淄川人。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他与庠生刘国鼎的次女完婚。据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的记载,其妻刘氏性格和善、待人恭敬,深受家姑蒲母之喜爱,此却不幸引起诸妯娌之间的猜忌嫉妒,也使蒲松龄兄弟间产生了嫌隙,加速了蒲家分家。蒲松龄在析家的分配中只获分三间“无四壁” [1]9之破屋,生活愈益穷困。
顺治年间,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统治者试图招揽更多的知识分子,以应付发展学术及处理地方事务的需要。科举考试便是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若能中举,便可谋取一官半职,改善生活,故全国的贫寒书生都对科举跃跃欲试,蒲松龄也不例外。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正式入泮成为“秀才” [1]73,获得通往科举考场的门券。蒲松龄自觉中举似乎成功在望。然而,在顺治十七年(1660),蒲松龄应考三年一度的乡试,名落孙山;往后的六、七年,蒲松龄寄住于友人李希梅之家,埋首苦读四书五经,却屡战屡败,始终没法通过乡试,“举业无劳” [2]45-49。
直到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暂弃考科举,另觅谋生之路。同年秋天,他答应同乡孙蕙的聘请,南游成为其幕府之幕宾。南游期间,他写下《感愤》一诗:“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元石葬荒邱。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2]81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其内心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甘。以《聊斋志异·自序》作为对照:“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2]171蒲松龄称《聊斋》是寄托“孤愤”之书,而从上述蒲松龄的科举考试生涯来看,可知其心中之“愤”乃源于屡试不第的经历。那么,其“孤”又从何而来呢?
康熙十九年(1680),蒲松龄开始在淄川西铺毕际有家坐馆,并设帐绰然堂,展开教授毕家子弟的新生活阶段。 [2]136蒲松龄于毕家授业近三十年,与妻子聚少离多,而《聊斋》大部分篇章,都是其在西铺只身坐馆之时写成。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才结束其教书生涯,功成归乡。 [2]299由此可见,蒲松龄心中之“孤”,或来自其流落异乡、孤独坐馆的经历。
蒲松龄于《聊斋志异·自序》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3]900指出只有于“青林黑塞”出没之鬼神妖怪,才是他唯一的知己。在“续幽冥之录”、寄托“孤愤”的《聊斋志异》之中,有大量描写异类的故事,其中不乏对人、异类之间情感交往的描写,这些异类大多为女性,主要可分成三大类——神仙、鬼魅、妖精。笔者之所以在本文特意选取《神女》和《莲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二则故事较详细地描述了此三类异类女子与凡男相恋相交的经过,可提供一个概括而具代表性的参考,方便进行关于异类女性形象的研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云:“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4]207明确指出《聊斋》的一大特點,乃着重描写异类的情感。《聊斋志异》里涉及到异类情感的故事,尤多叙述异类与人类之间的爱情,而所述异类多为女性,她们会随故事发展与人类男子谱出恋曲。通过《聊斋志异》中人异类的婚恋故事,我们可以凭其中人类男子的形象,读到蒲松龄的“孤愤”;从里面异类女子的形象,亦可窥探何以鬼神妖怪是蒲松龄唯一认可的“知我者”。
笔者在本文将以讨论《聊斋志异》婚恋故事中的男、女性形象为主,配合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作观照,由此探讨所设之男女形象与其创作动机的关系;与此同时,笔者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并借用其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帮助解释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二、《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的男性形象
综观《聊斋志异》的篇章,男主角多为人类,而且其身份是非常多样的。故事中的男主角,可以是世家子弟,如《王桂庵》中身为“大名世家子” [5]341的王桂庵;可以是商人,如《罗刹海市》中“继父贾” [6]136的马骥;也可以是樵夫,如《斫蟒》中“采樵” [7]114的胡田村胡姓兄弟;甚至是僧人,如《金世成》中“出家作头陀” [8]51的金世成。尽管《聊斋志异》中男性角色的身份变化多端,为数最多的终究是非书生莫属,当中显示了书生为学苦况的篇章更是不胜枚举。例如:《贾奉雉》里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 [9]74,郎秀才道破了原因:主考官并无真才实学,故不懂得欣赏贾生才情横溢的文章;郎秀才同时指出“文章虽美,贱则弗传” [3]20——贾生的文章就算写得再好,也因为其出身贫贱而没法广为流传。因此,贾生无奈要写一些其所“鄙弃而不屑道” [3]225的文章,迎合“帘内诸官” [3]723的喜好来换取功名。 《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里,男主角十有八九是书生,或具有书生背景,其中出现了不少孤独客居的贫生形象。举例说,有《鲁公女》中“读书萧寺” [8]722的招远张于旦、《胡四姐》中“独居清斋” [8]723的尚生、《神女》中“归而无家”“贫不废读” [9]876的米生,和《莲香》中“少孤,馆於红花埠” [9]876的桑生等等。我们在《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中,亦不难看见书生挣扎求存的惨况,如《胡四娘》一篇提到,“少惠能文” [10]959的程孝思,“家赤贫,无衣食业” [10]959,只好求胡银台佣他司笔札,得胡银台赏识,后来更当上其入赘女婿。入赘胡家后,程孝思处处被人看轻,胡家“群公子鄙不与同食,仆婢咸揶揄” [10]959,连奴婢都不把出身寒微而未获功名的程生放在眼内。
至于本文主要分析的《神女》及《莲香》,也同样反映出贫生艰难的现实处境。
《神女》讲述米生在一次宴会后,与诸姓男及鲍庄同行离开,鲍庄在途中死了,鲍父误以为米生是杀人凶手,控告他谋杀。米生含冤入狱,“备历械梏” [3]700,更被褫夺功名;他在牢房待了一年多,终于洗脱杀人之罪,得以出狱,其功名却仍未恢复。米生“家中田产荡尽” [3]700,想投状重考,不幸遭到官府压榨,“上下勒索甚苦” [3]701。他无力支付巨资,后得神女帮助,才获足够资金投考。这显示了当时官府腐败不堪的情况,上位者屡屡欺榨贫苦学子,使他们在科举路上困难重重。贫生往往因贫而未能“购买”科举的入场卷,连试场也难以进入,更遑论考中。
《莲香》则讲述桑生分别与狐女莲香及女鬼李氏相恋,后来李氏偶然借章燕儿的尸首还魂,桑生得悉便想迎娶她。然而,章燕儿乃富家大户之女,桑生“以贫富悬绝,不敢遽进” [8]4,门第之分令他不敢贸然向章家提亲。虽然章母“不以为侮” [7]306,没有嫌弃桑生出身寒微,并“浼女舅执柯,媪议择吉赘生” [7]306,同意让桑生入赘但从桑生在此的顾虑可知:当时“门当户对”的婚配观已深植于社会,大部分贫生的婚配对象只能是寒门女子。与寒门联姻对贫生的仕途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生活担子,使他们更难向上流动。
在这些婚恋故事中,贫生或屡考不中,或因家贫未能赴考,甚至是废学,受尽白眼。穷困潦倒而身怀才学的书生,于《聊斋》中高密度地出现,且形象鲜明,是《聊斋》最为普遍的男性集体形象。《聊斋》里的一个个书生,像《神女》中“家中田产荡尽” [3]700的米生、《莲香》中“就食东邻” [8]62而“独居坚坐” [8]62的桑生等人,正正是屡试不第、默默无闻的蒲松龄之生活写照。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表示:“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 [11]221认为蒲松龄透过写《聊斋志异》的“鬼狐”来抒发胸中之“孤愤”。笔者曾于上文提到,蒲松龄的“孤愤”很有可能是来自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故笔者推测,蒲松龄尝试将其对生活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聊斋》的异类之中,藉此消解他的“孤愤”。
下文将透过分析《神女》《莲香》两篇故事为主,辅以《聊斋》的其他婚恋故事作为佐证,探究男、女性角色之间的交往模式,和讨论异类女性在形象上的特点,由此试论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三、《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的女性形象
《聊斋》里出现的女性角色以异类为多,并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神仙;二、鬼;三、妖精。不过,无论这些异类女子是什么身份,她们大多拥有姣好的外表,其与人类男子的交往模式亦如出一辙。《聊斋》内但凡牵涉异类女子与凡男交往的婚恋故事,都是维持着“女主动,男被动”的交往模式——女方一反以往女性在爱情中腼腆被动之常态,主动向男方示好,或对其展开猛烈追求,甚至是自荐枕席。
以《神女》为例,神女乃一“绝代佳人” [9]105,她美貌绝伦,“其美丽出于肌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见长耳” [9]106,非凡人所能媲美。神女不只美丽,更是热情主动。初见米生时,她便“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 [9]105,把喜爱的贴身饰品送予米生,并让他卖掉来换取考试资本,解其财困。米生对神女心生爱慕,不愿把神女的饰品出售,而是把她的珠花留在身边,睹物思人。米生因一直缺乏资金,一年过去后仍未能重新投考;神女知道了米生对她的心意,欣然自喜,又赠米生二百金以渡过难关。由此可见,神女对心仪的米生,不但主动与他结缘,更三番两次施以援手,成就彼此的姻缘。之后,神女因兄长犯事而有求于米生,不惜“中夜奔波” [3]70,不避嫌而夜访米生住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向米生表明心迹,行为相当大胆。
再以《莲香》为例,篇中的两名女主角——狐妖莲香和女鬼李氏,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李氏“軃袖垂髫,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 [9]77,其体态之柔美、容貌之秀丽,使桑生为之惊艳,莲香亦曾谓李氏“佳丽” [3]113“窈娜” [3]115,对李氏之相貌赞不绝口;而相比起李氏,莲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美貌,她“肌肤温和” [8]63,乃“倾国之姝” [8]62,连李氏也自愧不如,称“世间无此佳人” [8]64,盛赞莲香惊为天人的美貌。此“双美” [8]63热情如火,李氏主动与桑生示爱之余,又“为情缘” [3]115而“愿常侍枕席” [3]113、愿失“葳蕤之质” [8]63,向桑生献上处子之身;莲香则叩桑生之门求欢,与桑生“息烛登床,绸缪甚至” [8]62,自此“三五日辄一至” [8]62,每隔几天便前来书斋跟桑生亲热。
其實不只《神女》《莲香》,《聊斋》其他涉及婚恋的篇章里,异类女子多数拥有美丽的外表,且性格热情奔放。
举例说,在神仙方面,有《西湖主》中的湖君之女,她“鬟低敛雾,腰细惊风,玉蕊琼英未足方喻” [8]56,人比花娇,令陈生“神志飞扬” [8]57,而湖君之女表示慕陈生之才,并为其“颠倒终夜” [12]113,坦言对他日夜思慕;《又(五通)》中的霞姑,乃“二八丽者” [8]256,美丽的她主动邀金生“相与遣此良宵” [8]256,颠鸾倒凤。 在鬼魅方面,有《林四娘》中的林四娘,“艳绝” [8]41的她“搴帏入” [8]41陈宝钥的书房,自荐枕席以慰陈公寂寥,此后“夜夜必至” [8]41,温存一番;《鲁公女》中“风姿娟秀” [8]51“翩然若画” [8]51的鲁公女,明言对张生的感情“不能自已” [8]51,故“不避私奔之嫌” [8]51前来与其欢好,“自此无虚夜” [8]51,与张生夜夜笙歌。
在妖精方面,有《花姑子》中的獐妖花姑子,她“芳容韶齿,殆类天仙” [10]636,漂亮得使安生“魂失” [10]637,而她“冒险蒙垢” [10]637,不顧清白而夜访安家,照顾抱病的安生,“抱与绸缪,恩爱甚至” [10]637,同衾共枕,竟夜缠绵;《绿衣女》中的蜂精绿衣女,“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10]675,在于生面前“解罗襦” [10]675,二人共赴巫山,绿衣女从此“无夕不至” [10]675,情深缱绻,又为于生唱情歌——“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10]675,凭歌寄爱意。
《聊斋志异》出现了大量相貌标致、性格热情的异类女子,她们更会为深受难题困扰的凡男排忧解难,而此类女子可谓《聊斋》中最突出的女性集体形象。笔者相信,蒲松龄于《聊斋》有如此设计,与其创作动机有一定的关系。以下,笔者将会借助佛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再凭《聊斋》故事里男、女性角色在形象上的特点,试图推敲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四、从《聊斋志异》的角色形象看蒲松龄的创作动机
作者的创作动机会直接影响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作者的创作动机往往与其心理息息相关。陈品雁在《〈聊斋志异〉婚恋故事研究》云:“(《聊斋》中)貌美德贤的异类女子集所有女性光辉于一身,堪称‘模范妇女’,一生穷困流倒的塾师蒲松龄,在坐馆毕家而无法与妻子朝夕与共的无奈岁月里,将对妻子的思念及对女性的理想与幻想,寄托于此类幻想故事中,自是不难理解。” [12]尝试剖析蒲松龄的心态,以及解释《聊斋》异类女性形象与蒲松龄的创作动机之关系。然而,陈品雁只聚焦于讨论异类女性对人类男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帮助,如点出异类女性的主动追求对增强男性自信心的作用,却没有论述她们对凡男在实际层面上的帮助,未能完全囊括异类女性的形象特点,分析略嫌片面;另外,其观点纯粹是把个人想法加以阐述,缺乏相关的专业学术理论支持,使观点稍显空疏,说服力不足。
要研究一个人的心理,如果没有配以有关理论支撑,立论的说服力恐怕会大大减少。有鉴于此,笔者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借用其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并结合蒲松龄的生平来作为立论的基础,以增强观点的说服力;从而试阐释蒲松龄的“孤愤”心态,及分析藏于《聊斋志异》内的特别创作动机。
人在碰到难以应付的困难时,便会触发心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完成若干的行动,以减轻焦躁不安的感觉,使人在遭受挫折后,其负面情绪可尽快得到纾缓,恢复心理平衡的良好状态。心理防御机制是当人遇上现实压力时,其潜意识自身发展的应变系统,也就是尝试利用现实世俗所接受的方式,去降低该压力对个体的威胁。 [13]169-172笔者细阅《聊斋志异》,对照其中婚恋故事的异类女性形象,发现有种种迹象表明,蒲松龄极有可能运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来缓解内心的“孤愤”,而这更与其创作动机密不可分。
心理防御机制种类繁多,所进行的方式或有分别,却均具有消减焦虑感之效。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内写到涉及异类女性的婚恋故事时,应使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机制,聊以自慰。
“幻想”机制是指个体在面对现实困难、情绪困扰时,其会向往现实之外的生活,于是把自己置于想像出来的世界,以达成在现实世界内难以满足的愿望,获得心理平衡。人常因为无法自行解决实际难题,故运用“幻想”的方式,尽情想像在幻想世界中,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障碍得以扫除,幻想者会由此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进而形成虚幻的自尊,减低自卑与焦虑的感觉,使内心好受。 [14]51举例说,一个于现实生活中受人欺辱的女子,会倾向进行“灰姑娘”式的“幻想”,想像出一位宛如王子的人物,他俊美、聪明、富有……几近“全能”,而这位“王子”对她一往情深,助她摆脱困境,收获美满人生。至于《聊斋》中美丽、大胆热情的异类女子,依笔者推测,她们应是蒲松龄应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幻想”之产物,一方面能满足他渴望求得艳遇知己的心态;另一方面则能帮助他完成一直以来的科举志愿。
虽然蒲松龄夫妇感情甚笃,但蒲松龄于毕家坐馆长达三十余年,与刘氏聚少离多,时常得不到异性的慰藉,难免感到寂寞难耐、孤苦伶仃。再者,通过科考是蒲松龄毕生的夙愿,刘氏对此却欠缺应有的包容和理解。据《述刘氏行实》可知,蒲松龄到了知天命之年仍不放弃科举考试,然而刘氏劝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2]253吁蒲松龄莫再为科举执着,不如尽早放弃,对于夫君未来的仕进并不看好。
反观,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女子,不仅没有轻视一众贫贱的书生,更是那些书生的忠实拥趸。她们欣赏贫穷书生的才华,给予书生们精神上的安慰,并鼓励他们举业上进,例如:《神女》中的南岳都理司之女,支持米生重考,以恢复其被褫夺的秀才身份,而神女知道“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 [3]701,更特意赠米生银子作为投考资本,深信若他能取得考试资格,必可通过考试,充分肯定米生的才华;《莲香》中的女鬼李氏,坦言因“慕君高雅” [3]110而心悦桑生,毫不吝啬地赞美桑生德才兼备,且不嫌桑生贫困,甘愿下嫁“家中备具,颇甚草草” [3]117的他。美丽的她们还主动向书生投怀送抱,滋润书生们因终日独坐书斋而空虚的身心,安抚在科举路上屡屡碰壁的他们,成为失意书生的红颜知己。
蒲松龄在《聊斋》这部“孤愤之书”中,塑造出一个个美艳且多情缱绻的神妖鬼魅,消解自己内心积累已久之“孤”,更慰藉了千千万万同样寂寞而努力为前程奋斗的孤寒书生。那么,蒲松龄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之“愤”又如何解决?笔者以为,《聊斋》中的失意书生不只需要佳人们的陪伴抚慰,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更需要她们提供实际的援助,直接改善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通往阳关大道,在社会向上流动。 笔者先以《神女》为例,《神女》中的米生就是因为有神女的帮助,于官场上平步青云。当米生被冤枉杀人而被判坐牢,出狱后“家中田产荡尽” [8]700“衣巾革褫” [8]700“归而无家” [3]701,神女即二话不说地从发上“摘珠花一朵授生” [8]701,而后“赠白金二百,为进取之资” [8]701,连番向米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让他有足够资本应考。曾落魄的米生,自此不愁衣食,“三年,旧业尽复” [8]702;他也不负神女所望,成功考取功名,并当上了官,“兄弟称巨家” [8]702,大富大贵。在神女与米生成亲后,数年来都未能生育,于是神女劝米生“纳副室” [3]706以继后香灯。新纳的顾姬为米生诞下两男,神女“因其慧,益怜爱之” [3]706-707,顾姬则对神女“益恭,昧爽时,必熏沐以朝” [3]707;二人相敬如宾,顾姬甚至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神女抚养,妻妾关系融洽,家庭和睦。
在另一则牵涉到人异类相恋的故事《莲香》,亦出现了类似的桥段,桑生得狐女及女鬼相助,战胜病魔,通过科举,脱贫致富。寒窗苦读的桑生,相继结识了狐女莲香及女鬼李氏,二女轮流与桑生欢好,桑生沉溺于鱼水之欢不懂节制,终被女鬼李氏的阴气所伤,中了“阴毒” [3]112,行将就木。莲香与李氏都想救治桑生,莲香“采药三山,凡三阅月,物料始备” [3]114,不辞劳苦地采药替桑生解毒;李氏则“每夕必至,给奉殷勤” [3]115,无微不至地照顾病重的桑生。侍疾期间,李氏“事莲犹姊,莲亦深怜爱之” [3]115,她们开始以姊妹相称。桑生痊愈后,李氏为免桑生受其阴气所害,极力克制自己对桑生的情感,远离桑生,更“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 [3]117,冀望能转生为人。李氏后来借富家女章燕儿之尸首还魂,与桑生再续前缘。桑生跟李氏附身的章燕儿成亲后,桑家由“家中备具,颇甚草草” [3]117变成了“自门达堂,悉以罽毯贴地,百千笼烛,灿列如锦” [3]117,家境渐丰。同时,莲香怀上桑生的骨肉,诞下一子狐儿,为桑生传宗接代;但她“产后暴病” [3]117,不久更撒手尘寰,李氏担负起养育狐儿的责任,“抚如己出” [3]117。之后,桑生“举於乡,家渐裕” [3]117,李氏却不育,她因此“欲生置媵” [3]117,为桑家开枝散叶。替桑生寻找妾室之时,恰巧碰上了转生为人的莲香卖身,李氏便出高价留下了莲香,与她相认。几经波折,三人终能团聚,二女共侍一夫,乐也融融。
《聊斋》内情节相类于《神女》《莲香》的故事数不胜数,如在《聂小倩》一篇,贫生宁采臣因无力租住“价昂城舍” [3]77,惟有寄居兰若,认识了“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 [3]80的女鬼聂小倩。宁生为人“慷爽”“廉隅自重” [3]83,得到聂小倩之青睐,铸就美好姻缘。聂小倩屡次向宁生自荐枕席,无一不被正直的他所拒绝,但她仍然不放弃追求宁生,在宁妻死后,终得偿所愿与宁生成为眷属。他们成亲数年,宁生“登进士” [3]83,小倩“举一男” [3]83;宁生纳妾后,小倩和妾侍又“各生一男” [3]83。在此类故事之中,男人每每能够收获如花美眷,得以延续子嗣,同時享受齐人之福,妻妾和谐;家境贫穷的书生,更喜获金榜题名,由此升官发财,名利双收。
笔者认为,蒲松龄因为无法凭自行解决棘手的现实问题,惆怅不已,故于《聊斋》写下一个个可满足他所有需要的异类女子,聊以慰藉。蒲松龄怀才不遇,在科举场上百战百败,灰心气馁,而贫穷的他为了生计,只好远赴他乡担任塾师,不得不与妻子分隔两地;他一直想圆其科举梦,无奈事与愿违,多年来饱受寂寞的煎熬,不禁感慨知我者希,顾影自怜,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3]900的哀叹。蒲松龄“在青林黑塞间”的知己,便是《聊斋》幻想世界里面的异类女子——她们貌美、热情主动、善解人意、容许男子享齐人之福,又全力支持男子举业,为男子带来子嗣、功名、利禄,正可以把蒲松龄的生活难题一扫而空。其中有美相伴、喜获知己能解蒲松龄单独坐馆、无人问津之“孤”,而通过科考、名成利就则能解蒲松龄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之“愤”。《聊斋》中异类女子的形象特点,恰恰符合了男性对于“完美女性”的所有想像,她们能够帮助像蒲松龄般的书生完成夙愿,消除他们心中的“孤愤”。
换言之,《聊斋》的异类女子常与人类男子为伴,耳鬓厮磨,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而她们慷慨解囊,竭尽心力替男方达成心愿理想,则是给予实际上的帮助——两者相辅相成,有效纾解失意凡男的“孤愤”。既然如此,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女子,何以要是“异类”?
在笔者看来,强调女子的“异类”身份,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性,较易引起共鸣。现实中的人类女子,深受礼教束缚,即使遇上心仪的男子,也不可能表现得如此积极进取;加上,人类女子终不过是肉眼凡胎,能力有限,远不及异类女子般神通广大,可以运用异能协助凡男达成梦想。只有身为神妖鬼魅的女性们,她们不受世俗礼教所约束,方能热烈地追求爱情,对凡男百般撩拨勾引,以至是主动求欢,赐予男子于现实世界中从来都体验不了的爱欲。貌美的她们向书生们示爱,说尽甜言蜜语、恭维奉承之话,能令失意的书生重拾自信,弥补他们因在世不称意、受人冷眼而破碎的自尊心;异类女性更具备超凡的能力,几近无所不能,搭救穷途末路的书生,扭转他们的不幸命运,扶持书生走上康庄大道,一展抱负、吐气扬眉。由于女子拥有“异类”的身份,本身已属于“未知”的领域,而正因为是人所未知,她们潜在的异能对于常人来说乃无穷无尽——艳女侍侧、鲤跃龙门等看似异想天开的事,在异类女子存在的情况之下,统统都变得有可能发生,这样可给男性读者带来更为广阔的幻想空间,使他们更容易代入故事,堕进《聊斋》里的温柔乡。
另一方面,“异类”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包装,合理化男人的风流。虽然,古时男子坐拥三妻四妾并不罕见,然而过度风流的话,亦难免招人话柄;若男子与人类女子无媒苟合,更是为人诟病,以至尝尽千夫所指。《聊斋》内的鬼魅妖精、神女仙姬,因为其“异类”身份,她们的行为不受人类社会规范之管束,大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异类女性面对心仪的人类男子,绝不羞于表达自己的爱意,反会向男方展开挑逗;而基于异类女子身怀异能,能力大得或可迷惑人心,即使人类男子把持不住,一时冲动受其引诱,也未尝不是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异类女性拥有“非人类”的身份,人们根本不能以人世间的礼法来看待她们;同样道理,当男子的婚恋对象并非人类女子时,又如何用世俗的道德标准来审视他们之间的交往呢?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对法力无边的异类心存敬畏,令他们不敢置喙批评异类女性以及其爱郎之不是。蒲松龄巧妙地利用了异类女子的特殊身份,容许男子与众多美女极尽欢愉的同时,又能脱卸现实的道德责任,让男性读者无顾无忌地进入他的《聊斋》幻想世界,忘忧以消“磊块愁”。 五、结论
蒲松龄在科举场上奋斗了数十年,始终庸碌无为,打不破屡试不第的宿命,愤愤不平。他家境贫困,为了糊口,不得不搁置科考,继而辗转各地谋差事;独在异乡工作,同时缺乏红颜知己的陪伴,形单影只,蒲松龄倍是凄怆寂寥。连串的不幸经历,终酿成蒲松龄的满腹“孤愤”,而他试图凭《聊斋志异》安放自己的情感,使其“孤愤”得到寄托,减轻由悲惨经历所衍生的焦虑。
《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反映出,蒲松龄极有可能运用了心理防御机制的“幻想”。《聊斋》婚恋故事中最突出的男性形象是书生,尤其是家境贫困的书生,他们因为背景条件的限制,导致其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生活难题,在科举路上更是举步维艰。这些书生无疑是蒲松龄的生活写照,孤苦伶仃、怀才不遇,惟有日复一日于简陋的书斋里长嘘短叹。至于《聊斋》婚恋故事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乃貌美如花、热情洋溢的异类女子,她们往往对书生们一见倾心,给予书生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安抚他们枯燥的身心,助其一圆科举梦。
《聊斋》婚恋故事的情节即使再光怪陆离,亦因为女子扑朔迷离的“异类”身份,而变得不无可能发生,提高了故事的可信性,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女子的“异类”身份,使她们毋须遵守人类社会的礼法,可以肆无忌惮地勾引异性,讨男子的欢心;至于沉醉于美色的凡男,也由于其交往对象并非人类女子,他们的互动模式完全不受人世间的规条所限,替男人们免却后顾之忧,安心地与书中的艳女尽情狂欢。
总括而言,《聊斋志异》的婚恋故事内异类美女如云,她们往往拥有相似的形象特点——艳美绝俗,会主动追求身为人类的男子,并且向男方不断施恩,符合天下间所有男子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男性讀者在阅读时便会不期然代入男主角的视点,享受着来自美女们的优待赏赐,于书中一尝春风一度、飞黄腾达的滋味,由此获得成功感和自信心,救治他们因为现实不幸而千疮百孔的心灵;此对于像蒲松龄般的失意书生格外奏效,能缓解其内心的“孤愤”——有美相伴解“孤”、功成业就解“愤”,故《聊斋志异》成为了无数男子,尤其是失意书生乐而忘返的理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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