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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现代的教育史上，梅贻琦的沉稳与张白苓的执著，都非常引人观注，这缘于他们对人才的渴望和护佑，对教育的忠诚和眷恋。为人师表，鞠躬尽瘁，是一种品德，一种精神，令人崇敬，令人仰望。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遇事沉着稳重。
梅贻琦非常关心学生，呵护有加。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梅贻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与此同时，让学校发出《告同学书》：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尤为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各地仍时不时出现学潮。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属下派了军队到清华大学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没想到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带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当时，叶公超、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略带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才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当晚，有20名左右的学生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幽默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曾给梅贻琦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含糊”，是叶公超所谓的“慢、稳、刚”。
后来清华大学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主持校务。在西南联大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梅贻琦说过，“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与梅贻琦的沉稳不同，张伯苓行事非常执著。
1892年，张伯苓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两年后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发生甲午中日战争，次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张伯苓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1904年，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张伯岺创办了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张伯苓提倡“镜箴自鉴”和“考美”。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
南开中学除了新颖的西式教育之外，学校管理也十分严格。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校长：“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菲律宾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而张伯苓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
张伯苓在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到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这些募捐到的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
1949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都收归国有。1950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去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却被赶了出来。10月17日，南开校庆，张伯苓一早起来要去南开中学。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但他的内心却痛苦极了，4个月后与世长辞，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被称作“南开先生”，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选自《文史月刊》）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遇事沉着稳重。
梅贻琦非常关心学生，呵护有加。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梅贻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与此同时，让学校发出《告同学书》：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尤为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各地仍时不时出现学潮。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属下派了军队到清华大学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没想到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带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当时，叶公超、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略带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才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当晚，有20名左右的学生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幽默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曾给梅贻琦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含糊”，是叶公超所谓的“慢、稳、刚”。
后来清华大学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主持校务。在西南联大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梅贻琦说过，“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与梅贻琦的沉稳不同，张伯苓行事非常执著。
1892年，张伯苓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两年后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发生甲午中日战争，次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张伯苓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1904年，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张伯岺创办了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张伯苓提倡“镜箴自鉴”和“考美”。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
南开中学除了新颖的西式教育之外，学校管理也十分严格。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校长：“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菲律宾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而张伯苓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
张伯苓在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到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这些募捐到的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
1949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都收归国有。1950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去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却被赶了出来。10月17日，南开校庆，张伯苓一早起来要去南开中学。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但他的内心却痛苦极了，4个月后与世长辞，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被称作“南开先生”，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选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