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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与技术，与加强新药研发，对国内制药行业具有同样的创新意义
2010年12月12日起，阿莫西林、头孢曲松等48种单独定价药品开始执行发改委限定的全新最高零售价格，平均降幅达19%，涉及抗生素、心脑血管等17大类药品。同时，16种药品规格的单独定价资格也被取消。
这是发改委首次针对享有单独定价的外资原研药调价。所谓原研药，是指专利期已过，但仍由原来研发该药品单位所生产的“专利药”。在国内药品市场中，原研药基本由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国内制药企业则以仿制专利到期的原研药生产为主。此前，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对原研药实行单独定价的政策保护。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反馈中说，此次调整对部分原研药企业销售影响很大。由于仿制药的开发、生产和上市后在产品质量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远远低于投入巨大的原研药，因此在设计降价幅度时，仿制药统一价不宜作为原研药的降幅基础。
仿制大国
多年来，中国制药行业一直保持在“仿制药大国”的现状。上世纪90年代，仿制药即占到国内化学药品生产的97%。直到现在，国内大多数制药企业仍集中在仿制药领域，自主开发的新药寥寥，药品研发和创新成为整个行业的短板。
一位不愿具名的药品研究领域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国产药品基本全是仿制药，其中95%以上都是普通的片剂、胶囊等，并且经常有超过100家甚至200多家企业生产同一品种药品的现象，而从事缓释、控释等高端仿制药开发的药企却很少。
“国内一些仿制药品种本身技术含量就不高，如今又面临进口外资仿制药的挤压，还有很多制药公司停留在代工阶段。”该专家以营养乳剂举例，“90%以上都是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国内企业能生产这一类的也就两、三家，一些关键辅料还要依赖进口。”
中国药科大学药剂学教研室主任周建平认为，国内仿制药与外资药品在总体水平有差距，比如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人员素质、机器设备、管理软件等方面，都可能是影响药品质量控制的因素，进而影响到临床效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品种在技术层面上还是高于国外的。”周建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实际上，由于国内药品的低成本优势，一些优质的国产仿制原研药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不过，在符合国外药典和药品标准、具有一定规格的仿制制剂中，仍然难觅“中国造”的身影。
这与国内外在药品质量标准上的差异有关。尽管国内建立了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与审批制度，但由于质量体系的差异性等因素，所生产药品质量仍可能不及原研药水平。
“国内仿制药只是在维生素C、头孢菌素等个别品种上有优势。”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玉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有一些仿制药，尽管在质量、安全性、临床效果等方面不存在产品差距，但其制造过程中体现出的质量、成本、污染等控制技术差距，仍然值得重视。
“实际上，一些国内原料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是基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污染管理不如国外严格的因素。‘十二五’如果再不改变这个模式，再做10年，我们就没有一块净土了。”杨玉社说。
此外，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陈代杰还指出，国内还有不少仿制药由于关键技术难以突破，受到材料和设备等的限制而不能生产。比如新型制剂可能受到某种辅料的限制，生物技术药物可能受到大规模培养和分离纯化材料和装备的限制，化学合成药物可能受到一些关键中间体来源的限制等。
多面困局
仿制为主的制药行业局面，以及中国在药品质量和技术上的差距，来源于多个层面。
药品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新药研发的风险、难度和投资强度。一个完整的化合新药开发周期相当漫长，从原始化合物的筛选到最后投入市场，平均需要10~15年时间，耗费8~10亿美元研发成本。这让很多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杨玉社曾在2009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氟喹诺酮抗菌药物盐酸安妥沙星。但他表示，沙星类药物是一个比较老的方向，在国外很早就有，“只是做了一个跟别人当时水平差不多的化合物而已。”
“很长时间以来，真正制造的新药非常少。”杨玉社表示，一方面是新药的研发投入漫长而且复杂，国家和企业持续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是医保药品目录、自主定价等问题没有解决，配套措施跟不上，缺乏鼓励新药研发的环境。
在此情况下，药企选择仿制为主的生产模式并不为怪，但由于早年国家审批通过的仿制药数目庞大，又造成针对同一品种的大量仿制现象，过度竞争也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等问题。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谢沐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家政策、法规和技术要求，对于药品行业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前几年的仿制药申报疯狂期，鉴于一些客观原因，国家在审批仿制药的时候，可能在技术和关键环节上的控制有所疏忽，批准了大批仿制药生产，一些药品的质量和原研药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国内药品研发力量的分布，也与药品行业自身特点相矛盾。
“美国研发实力最强的是药企，大学和研究所是群众性基础研究比较多，中国正相反，研究开发能力最强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研发实力反而偏弱。”前述专家向记者表示，“实际上，国内在高端制剂药品研发上，文章发表了很多，但往往只注重基础研究，很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连药厂都没进去过，怎么知道产业化中的问题。”
对此，周建平表示，目前科研力量主要在大学和研究院所，但国家重大专项也已经在向企业倾斜了——与“十一五”规划主打科研院所不同，“十二五”规划中可能会有60%左右的投入倾向于企业。
周建平告诉记者，国内4000多家药企中，大企业不到10%。中小企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仿制品种不赚钱的问题，发改委价格的下压，带来双重压力。
“医药行业本身的创新就需要超额利润，否则创新工艺技术从哪里来。”周建平说，“药品研发周期长，监控部门多，关注的人很多，企业压力很大。”
路径选择
尽管面临诸多难题，但制药行业承载着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需要实现由“仿制大国”向“仿制强国”的转型，走出困局。
据统计，到2012年，将有1390亿美元的药品失去专利保护。这能否成为中国制药企业的黄金机遇，还在于能否实现技术和体系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际上，作为“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66亿元，就创新药物品种研发、药物大品种改造、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重点实施，推进了包括化学新药设计、药物缓释和控释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
此外，针对前面提到的研发力量分布问题，重大专项还在促进企业成为药物研发和投资主体，完善产学研联盟运行机制。预计“十二五”将进一步投入120亿元，更加重视创新药物研发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目前仿制药生产现状，不少专家也呼吁重视仿制药自身的技术创新。在仿制药生产中，生物利用度、溶出度、增加稳定性等关键技术，以及工艺放大环节中各种改进，在降低成本和环境污染，提高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目前国家层面对仿制药层面是不大支持的，这跟我们发展的国情有点矛盾，个人认为仿制药还是应该支持。”周建平表示，要改变中国仿制药大国的局面，提高竞争力，还需要转变理念，关注科研技术转化等问题。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秘书长周燕表示，目前药监局在审批仿制产品时，已经从仿标准深入到仿疗效，重在考察仿制药与被仿专利过期药在临床疗效上的相近、相等或是否超过。实际上，生产中的工艺技术环节是否把握的好，是否有新工艺，技术掌握情况，都会影响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个行业里面的所谓创新，不只是全新的东西。从全球来看，新化合物药品的研发速度都在放缓，基于中国仿制为主的产业现状，投入不仅仅在新药研发上，仿制药也要有利润做支撑。”周燕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10年12月12日起，阿莫西林、头孢曲松等48种单独定价药品开始执行发改委限定的全新最高零售价格，平均降幅达19%，涉及抗生素、心脑血管等17大类药品。同时，16种药品规格的单独定价资格也被取消。
这是发改委首次针对享有单独定价的外资原研药调价。所谓原研药，是指专利期已过，但仍由原来研发该药品单位所生产的“专利药”。在国内药品市场中，原研药基本由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国内制药企业则以仿制专利到期的原研药生产为主。此前，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对原研药实行单独定价的政策保护。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反馈中说，此次调整对部分原研药企业销售影响很大。由于仿制药的开发、生产和上市后在产品质量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远远低于投入巨大的原研药，因此在设计降价幅度时，仿制药统一价不宜作为原研药的降幅基础。
仿制大国
多年来，中国制药行业一直保持在“仿制药大国”的现状。上世纪90年代，仿制药即占到国内化学药品生产的97%。直到现在，国内大多数制药企业仍集中在仿制药领域，自主开发的新药寥寥，药品研发和创新成为整个行业的短板。
一位不愿具名的药品研究领域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国产药品基本全是仿制药，其中95%以上都是普通的片剂、胶囊等，并且经常有超过100家甚至200多家企业生产同一品种药品的现象，而从事缓释、控释等高端仿制药开发的药企却很少。
“国内一些仿制药品种本身技术含量就不高，如今又面临进口外资仿制药的挤压，还有很多制药公司停留在代工阶段。”该专家以营养乳剂举例，“90%以上都是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国内企业能生产这一类的也就两、三家，一些关键辅料还要依赖进口。”
中国药科大学药剂学教研室主任周建平认为，国内仿制药与外资药品在总体水平有差距，比如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人员素质、机器设备、管理软件等方面，都可能是影响药品质量控制的因素，进而影响到临床效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品种在技术层面上还是高于国外的。”周建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实际上，由于国内药品的低成本优势，一些优质的国产仿制原研药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不过，在符合国外药典和药品标准、具有一定规格的仿制制剂中，仍然难觅“中国造”的身影。
这与国内外在药品质量标准上的差异有关。尽管国内建立了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与审批制度，但由于质量体系的差异性等因素，所生产药品质量仍可能不及原研药水平。
“国内仿制药只是在维生素C、头孢菌素等个别品种上有优势。”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玉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有一些仿制药，尽管在质量、安全性、临床效果等方面不存在产品差距，但其制造过程中体现出的质量、成本、污染等控制技术差距，仍然值得重视。
“实际上，一些国内原料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是基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污染管理不如国外严格的因素。‘十二五’如果再不改变这个模式，再做10年，我们就没有一块净土了。”杨玉社说。
此外，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陈代杰还指出，国内还有不少仿制药由于关键技术难以突破，受到材料和设备等的限制而不能生产。比如新型制剂可能受到某种辅料的限制，生物技术药物可能受到大规模培养和分离纯化材料和装备的限制，化学合成药物可能受到一些关键中间体来源的限制等。
多面困局
仿制为主的制药行业局面，以及中国在药品质量和技术上的差距，来源于多个层面。
药品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新药研发的风险、难度和投资强度。一个完整的化合新药开发周期相当漫长，从原始化合物的筛选到最后投入市场，平均需要10~15年时间，耗费8~10亿美元研发成本。这让很多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杨玉社曾在2009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氟喹诺酮抗菌药物盐酸安妥沙星。但他表示，沙星类药物是一个比较老的方向，在国外很早就有，“只是做了一个跟别人当时水平差不多的化合物而已。”
“很长时间以来，真正制造的新药非常少。”杨玉社表示，一方面是新药的研发投入漫长而且复杂，国家和企业持续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是医保药品目录、自主定价等问题没有解决，配套措施跟不上，缺乏鼓励新药研发的环境。
在此情况下，药企选择仿制为主的生产模式并不为怪，但由于早年国家审批通过的仿制药数目庞大，又造成针对同一品种的大量仿制现象，过度竞争也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等问题。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谢沐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家政策、法规和技术要求，对于药品行业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前几年的仿制药申报疯狂期，鉴于一些客观原因，国家在审批仿制药的时候，可能在技术和关键环节上的控制有所疏忽，批准了大批仿制药生产，一些药品的质量和原研药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国内药品研发力量的分布，也与药品行业自身特点相矛盾。
“美国研发实力最强的是药企，大学和研究所是群众性基础研究比较多，中国正相反，研究开发能力最强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研发实力反而偏弱。”前述专家向记者表示，“实际上，国内在高端制剂药品研发上，文章发表了很多，但往往只注重基础研究，很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连药厂都没进去过，怎么知道产业化中的问题。”
对此，周建平表示，目前科研力量主要在大学和研究院所，但国家重大专项也已经在向企业倾斜了——与“十一五”规划主打科研院所不同，“十二五”规划中可能会有60%左右的投入倾向于企业。
周建平告诉记者，国内4000多家药企中，大企业不到10%。中小企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仿制品种不赚钱的问题，发改委价格的下压，带来双重压力。
“医药行业本身的创新就需要超额利润，否则创新工艺技术从哪里来。”周建平说，“药品研发周期长，监控部门多，关注的人很多，企业压力很大。”
路径选择
尽管面临诸多难题，但制药行业承载着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需要实现由“仿制大国”向“仿制强国”的转型，走出困局。
据统计，到2012年，将有1390亿美元的药品失去专利保护。这能否成为中国制药企业的黄金机遇，还在于能否实现技术和体系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际上，作为“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66亿元，就创新药物品种研发、药物大品种改造、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重点实施，推进了包括化学新药设计、药物缓释和控释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
此外，针对前面提到的研发力量分布问题，重大专项还在促进企业成为药物研发和投资主体，完善产学研联盟运行机制。预计“十二五”将进一步投入120亿元，更加重视创新药物研发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目前仿制药生产现状，不少专家也呼吁重视仿制药自身的技术创新。在仿制药生产中，生物利用度、溶出度、增加稳定性等关键技术，以及工艺放大环节中各种改进，在降低成本和环境污染，提高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目前国家层面对仿制药层面是不大支持的，这跟我们发展的国情有点矛盾，个人认为仿制药还是应该支持。”周建平表示，要改变中国仿制药大国的局面，提高竞争力，还需要转变理念，关注科研技术转化等问题。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秘书长周燕表示，目前药监局在审批仿制产品时，已经从仿标准深入到仿疗效，重在考察仿制药与被仿专利过期药在临床疗效上的相近、相等或是否超过。实际上，生产中的工艺技术环节是否把握的好，是否有新工艺，技术掌握情况，都会影响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个行业里面的所谓创新，不只是全新的东西。从全球来看，新化合物药品的研发速度都在放缓，基于中国仿制为主的产业现状，投入不仅仅在新药研发上，仿制药也要有利润做支撑。”周燕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