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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以来，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线索，金庸小说，打破了这条界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武”和“侠”为载体，传播了中国文化，其主题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集中梳理，真实地展现了儒、道、佛家和我们的世俗生活。
关键词：金庸小说 传统文化 文以侠化
“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在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现实处置下，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阅读视域中处于对峙状态。前者一直居高凌下，不肯屈就，后者一直以势众之优昂首阔步，不肯屈服。然而，到底孰优孰劣，谁高谁低，却一直时有争议，而双方又互不屈尊。当金庸挟武侠小说之威进入人们视野时，我们忽然发觉，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实在不必对峙，二者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平民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情景剧，它同样能传达出来精英文化所传达的思想启蒙、文化传播和雅致高洁；精英文化也不必板起面孔，故作高雅地进行说教，它也可以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授惑载道”，教化大众。
“授惑载道”，教化大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精髓，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以文化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是两个词，“文”是指文艺，“化”是指教化，“文化”的意思是“文艺教化”。金庸小说，“教化”是以“侠”为外在形式得到传播，“文”依靠侠士们侠义精神而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内在形式是“文”以“侠”化。小说固然描述了民众所喜欢的武和侠，描写了情感的大开大合，然而，“武”和“侠”在金庸小说里只是个载体，小说中所着重展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继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政者的大力推崇，如儒家，在周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并且还不是很显要的一种，只是因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它很符合当政者的需要，后世的当政者都大力提倡，而成为影响中国民众最深的一种思想；另外一种基本上是民间的形式，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或者思想本身符合我们民众的心理需求，而被我们民众主动传承下来的，如道家，它所追求的真性情既符合人之天性，又是人们在乱世时的一剂调节药；还有一种就是半官半民的形式，官方提倡，民间信服，佛家即为如此，兴盛于南北朝时的佛教，至唐朝而为大盛，即一半得力于官府，像南朝梁王的朝拜，唐太宗李世民的加封，一半得力于民众能在佛教里得到安慰而信服它。
当然，文化传播的方式可能不止这几种，文学作为传播的载体也在发生着作用，但整体来说，文学作为载体在古代不是很大，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统，诗歌更多的在于抒情表意，加之它篇幅的短小，不利于宣扬一种思想，散文固然长些，唐时韩柳也提倡“文以载道”，但他们所提倡的“道”，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是“为官者言说”，不是一种思想。直至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这种情况才稍微好些，因为戏剧和小说的流行，使得普通大众能更好地接受这种文化影响。但无论是哪部作品、哪个作家，没有谁去系统地描写中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文化用文学的形式系统地描写下来的，当属金庸。
金庸从1957年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完成《鹿鼎记》封笔，共创作了15部小说。在这15部小说里，作家除了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绝妙的武功、离奇曲折的故事和侠士们的浩然之气外，更是集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梳理和传播。
给作家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及将其推上武林盟主的《射雕英雄传》，其主人公郭靖，是作家早期竭力塑造的一位大侠。郭靖初出面时，是看到哲别和成吉思汗大军交战，哲别在战场上的英勇给郭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成吉思汗大军追哲别时，他毫不犹豫地要保护哲别。保护，如果说这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天性的话，当他遭到大太子毒打时，则就是一种气质的表现了，那就是重然诺，讲究忠贞之道。作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源起很早，周公制礼可以看成是儒家文化源起之时，到春秋时期，孔子感到礼崩乐坏，遂提倡恢复周礼，这奠定了儒家早期的雏形。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倡导“仁义礼智信”，提倡积极入世的态度，在处世方式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出了蒙古来到中原的郭靖，伸手援救黄蓉是“仁义”的体现，替穆念慈出头，是“礼”的表现，而与杨康的厮打，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身处蒙古的郭靖一方面继承了蒙古人的豪爽，但更多的是受到了江南七怪思想的熏陶，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江南七怪在小说中武功实在是平平，甚至可以说他们称不上武林人士，顶多算是贩夫走卒中学了两招把式，但他们豪爽之情、侠士之义却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出身于江南的七侠自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所以说郭靖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了郭靖高尚的人格，正如丘处机说杨康，“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居首，武功乃是未节。贫道收徒如此，汗颜无地。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日已然了结，贫道甘拜下风”。包括错怪黄药师后与至爱之人黄蓉的绝交，都是他心中恪守道德的表现，他的这一行为，在《神雕侠侣》中得到了完美体现，那正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了。
郭靖这个人，就是儒家思想在现实中的集中表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儒家英雄。当我们很多人对传统儒家进行批判的时候，包括“文革”期间提出的彻底砸烂孔家店，现在某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保守的象征的时候，金庸对儒家文化做了很好地诠释，那就是儒家给我们传授的更多的还是积极的思想。
以乔峰、段誉和虚竹为主角的《天龙八部》，则鲜明地体现了金庸的佛家思想。作家在开篇即说，“‘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可知作家有意在写一部佛家小说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谛说、十二因缘和八正道。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把社会人生的一切判定为苦，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原因，灭谛就是要人们消灭造成痛苦的原因，道谛是向佛教徒指明解脱的途径。看看小说中三大主人公，人生无一不是苦蒂，乔峰出来时名声震天价响，正所谓“南慕容，北乔峰”，可是接下来的“杏子林中”却把乔峰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境地，失去了帮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乔峰为了查明自己的身世，报父母之仇，不断地去询问知情人，可结果呢？乔峰每一步的查探，都使他的罪孽加深一分，养父母死了，授业恩师死了，追问其他人，其他人也殒命，使中原武林对他的误会也加深一分，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苦蒂，人生生而原本就为苦。段誉、虚竹无不是如此。段誉出身世家，相貌俊朗，表面看来应该是不错的，但偏偏却陷身于情爱之中，爱他的人心怀愧疚，他爱的人又不曾回眸。在枯井处，心中固然高兴，上井来却又是兄妹，陷身于情爱之中的男女诅咒莫过于如此了。虚竹的苦蒂在于，作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父母，父母却在同一天死去，要早知如此，不如不找。可是不找，终其一生，不知父母是谁，却也是一种无边的痛苦，所以说，对于虚竹来说，知不知晓其父母，都是苦蒂。
关键词：金庸小说 传统文化 文以侠化
“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在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现实处置下，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阅读视域中处于对峙状态。前者一直居高凌下，不肯屈就，后者一直以势众之优昂首阔步，不肯屈服。然而，到底孰优孰劣，谁高谁低，却一直时有争议，而双方又互不屈尊。当金庸挟武侠小说之威进入人们视野时，我们忽然发觉，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实在不必对峙，二者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平民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情景剧，它同样能传达出来精英文化所传达的思想启蒙、文化传播和雅致高洁；精英文化也不必板起面孔，故作高雅地进行说教，它也可以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授惑载道”，教化大众。
“授惑载道”，教化大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精髓，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以文化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是两个词，“文”是指文艺，“化”是指教化，“文化”的意思是“文艺教化”。金庸小说，“教化”是以“侠”为外在形式得到传播，“文”依靠侠士们侠义精神而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内在形式是“文”以“侠”化。小说固然描述了民众所喜欢的武和侠，描写了情感的大开大合，然而，“武”和“侠”在金庸小说里只是个载体，小说中所着重展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继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政者的大力推崇，如儒家，在周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并且还不是很显要的一种，只是因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它很符合当政者的需要，后世的当政者都大力提倡，而成为影响中国民众最深的一种思想；另外一种基本上是民间的形式，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或者思想本身符合我们民众的心理需求，而被我们民众主动传承下来的，如道家，它所追求的真性情既符合人之天性，又是人们在乱世时的一剂调节药；还有一种就是半官半民的形式，官方提倡，民间信服，佛家即为如此，兴盛于南北朝时的佛教，至唐朝而为大盛，即一半得力于官府，像南朝梁王的朝拜，唐太宗李世民的加封，一半得力于民众能在佛教里得到安慰而信服它。
当然，文化传播的方式可能不止这几种，文学作为传播的载体也在发生着作用，但整体来说，文学作为载体在古代不是很大，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统，诗歌更多的在于抒情表意，加之它篇幅的短小，不利于宣扬一种思想，散文固然长些，唐时韩柳也提倡“文以载道”，但他们所提倡的“道”，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是“为官者言说”，不是一种思想。直至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这种情况才稍微好些，因为戏剧和小说的流行，使得普通大众能更好地接受这种文化影响。但无论是哪部作品、哪个作家，没有谁去系统地描写中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文化用文学的形式系统地描写下来的，当属金庸。
金庸从1957年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完成《鹿鼎记》封笔，共创作了15部小说。在这15部小说里，作家除了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绝妙的武功、离奇曲折的故事和侠士们的浩然之气外，更是集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梳理和传播。
给作家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及将其推上武林盟主的《射雕英雄传》，其主人公郭靖，是作家早期竭力塑造的一位大侠。郭靖初出面时，是看到哲别和成吉思汗大军交战，哲别在战场上的英勇给郭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成吉思汗大军追哲别时，他毫不犹豫地要保护哲别。保护，如果说这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天性的话，当他遭到大太子毒打时，则就是一种气质的表现了，那就是重然诺，讲究忠贞之道。作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源起很早，周公制礼可以看成是儒家文化源起之时，到春秋时期，孔子感到礼崩乐坏，遂提倡恢复周礼，这奠定了儒家早期的雏形。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倡导“仁义礼智信”，提倡积极入世的态度，在处世方式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出了蒙古来到中原的郭靖，伸手援救黄蓉是“仁义”的体现，替穆念慈出头，是“礼”的表现，而与杨康的厮打，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身处蒙古的郭靖一方面继承了蒙古人的豪爽，但更多的是受到了江南七怪思想的熏陶，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江南七怪在小说中武功实在是平平，甚至可以说他们称不上武林人士，顶多算是贩夫走卒中学了两招把式，但他们豪爽之情、侠士之义却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出身于江南的七侠自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所以说郭靖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了郭靖高尚的人格，正如丘处机说杨康，“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居首，武功乃是未节。贫道收徒如此，汗颜无地。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日已然了结，贫道甘拜下风”。包括错怪黄药师后与至爱之人黄蓉的绝交，都是他心中恪守道德的表现，他的这一行为，在《神雕侠侣》中得到了完美体现，那正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了。
郭靖这个人，就是儒家思想在现实中的集中表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儒家英雄。当我们很多人对传统儒家进行批判的时候，包括“文革”期间提出的彻底砸烂孔家店，现在某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保守的象征的时候，金庸对儒家文化做了很好地诠释，那就是儒家给我们传授的更多的还是积极的思想。
以乔峰、段誉和虚竹为主角的《天龙八部》，则鲜明地体现了金庸的佛家思想。作家在开篇即说，“‘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可知作家有意在写一部佛家小说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谛说、十二因缘和八正道。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把社会人生的一切判定为苦，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原因，灭谛就是要人们消灭造成痛苦的原因，道谛是向佛教徒指明解脱的途径。看看小说中三大主人公，人生无一不是苦蒂，乔峰出来时名声震天价响，正所谓“南慕容，北乔峰”，可是接下来的“杏子林中”却把乔峰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境地，失去了帮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乔峰为了查明自己的身世，报父母之仇，不断地去询问知情人，可结果呢？乔峰每一步的查探，都使他的罪孽加深一分，养父母死了，授业恩师死了，追问其他人，其他人也殒命，使中原武林对他的误会也加深一分，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苦蒂，人生生而原本就为苦。段誉、虚竹无不是如此。段誉出身世家，相貌俊朗，表面看来应该是不错的，但偏偏却陷身于情爱之中，爱他的人心怀愧疚，他爱的人又不曾回眸。在枯井处，心中固然高兴，上井来却又是兄妹，陷身于情爱之中的男女诅咒莫过于如此了。虚竹的苦蒂在于，作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父母，父母却在同一天死去，要早知如此，不如不找。可是不找，终其一生，不知父母是谁，却也是一种无边的痛苦，所以说，对于虚竹来说，知不知晓其父母，都是苦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