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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度时间长、涉及部门广、反复“挂证”多。近日，四川巴中市平昌县25名公职人员因违规“挂证”兼职，受到了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被平昌县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公职人员散见于交通、水利、住建等多个部门，违纪时间远的可以溯及党的十八大之前，近的发生在今年6月，他们大多有违规取酬情节，且反复“挂证”。
廉政瞭望记者了解到，时间长者如平昌县司法局工作人员黄建国，他早在2012年2月就已开始“挂证”，直到2019年7月才注销，前后时间长达7年。情节恶劣者如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副所长唐思军，他先后两次“挂证”，第二次“挂证”更是发生在专项整治之后。
在全省范围来看，这不是公职人员第一次因“挂证”而被处理，平昌案例中多人反复违纪也揭示出“挂证”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不过，此次平昌县运用大数据平台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公职人员“挂证”问题清理的实践，无疑提供了一个化解该问题的基层范本。
利益：反复“挂证”为何屡禁不止
“所谓‘挂证’，是指有资格证书的人员将其证书挂靠到非供职企业名下，以获取报酬的行为。”平昌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苟耀华介绍，在工程建设领域，将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证书挂靠到企业的“挂证”行为并不鲜见。一边是企业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持证员工，才能承揽更大的工程，获得更高的资质，一边是持证人员需要通过挂靠获取不菲的費用。
“在供需双方都有很强需求的情况下，原本旨在通过规定证书持有人数，以达到规范项目建设、提高项目管理者素质的政策规定，在实践中被异化，导致挂靠之风的出现。”苟耀华说。
记者了解到，一级建造师的挂靠费用，少的一年有四五万元，多的甚至能达到10万元。因挂靠带来的暴利甚至催生出考证怪圈，一些人考取建筑行业资质证书并非自己执业，而是拿去挂靠来获取利益。
国家层面曾多次发出整治要求，最近一次是2018年11月，住建部、人社部等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这也是平昌县开展公职人员“挂证”问题整治的发端。
筛查：从763到240再到25
“‘挂证’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反复性，依靠常规手段往往效果有限，很可能这次清理了，下次又冒出来了。”平昌县住建局副局长王志坚告诉记者。此前，按照中央和省住建部门的要求，该局已开展了4轮清理行动，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转机源自今年5月全省开展的住建等四大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
“在纪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充分利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大数据平台筛查出的问题线索，进行信息比对和对象锁定等工作，效率比之前快得多。”王志坚说。
王志坚口中的平台正是集合了四川省住建系统行业信息的大数据平台，不过该平台的查询权限只到市（州）一级。
“一开始，在巴中市住建局的查询帮助下，经过与社保信息的比对分析，我们找到了一些疑似问题线索。”平昌县纪委监委案件管理室主任赵爽介绍，因为公职人员都是有单位社保的，这样就不可能在企业缴纳社保，没有社保数据而又在企业留有资质信息的个人就很可能存在“挂证”问题。
然而，要想精准锁定问题，仅靠这样的一些疑似数据还远远不够。“市一级能查到的信息还比较有限，在向省住建厅争取后，我们获得了比较详实完整的综合信息。”赵爽说，通过反复筛查，共发现平昌县域范围内涉嫌“挂证”人数763人，并将该情况告知县住建局。
在接到纪委反馈情况后，县住建局结合内部台账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将疑似人数大幅压缩至240人。
“这里面仍然可能混入了社会人员，要从中精准发现公职人员就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平昌县纪委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县纪委监委会同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人社局进一步开展复核复审工作，将目标范围缩小到35人，排除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10人外，最终将违规“挂证”兼职的公职人员数量锁定在25人。
破局：以取酬为突破口查清问题
在精准确定违规人数后，更为重要的案情分析侦破工作旋即展开。
“由于部分公职人员不够坦白，避重就轻，案件侦办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平昌县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何虎坦言，有的人只交待某一次“挂证”行为，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以维持证书有效性为由，掩盖其获取报酬的事实。
在仔细梳理案情信息后，平昌县纪委将违规取酬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尖刀班，采取找当事人谈心谈话、调取银行流水记录、找挂靠公司了解情况等多种方式，成功查清相关涉案人员违纪事实。
“‘挂证’收益与其‘挂证’的类型有关。”据何虎介绍，如果只是将二级建造师证书注册到企业，并没有兼任实际项目职务，也就是行业俗称的“挂证不挂章”，一年的收入一般来说就五六千元。如果在企业兼职，则要再多拿四五千元，此次被查处的泥龙镇党委委员向维便属此例。
记者了解到，向维将其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先后注册至3家不同建筑公司，并兼职取酬。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证书就是行业俗称的B证，有了执业资格证书和B证，才能担任项目经理。也正因此，向维违规获取的收入就更高。
“向维本人违规获取的收入有2万多元，他只管定期收钱，至于挂靠到哪一家公司他并不关心。”何虎说，有需要的公司之间会相互联系，因此才出现证书先后3次注册到不同公司的情况。
不过，收入越高，风险也更高。在企业兼职就要担责，如果所负责的项目出现了安全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因而，只“挂证”不兼职的人更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通报中多人都出现了整治后再次违规“挂证”的情况。如平昌县水利局办公室副主任程博在今年6月专项整治行动后，再次将证书注册到建筑公司;平昌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邓旭不但不主动说清情况，还与县住建局签订虚假承诺，隐瞒其在建筑公司“挂证”兼职的事实。
最终，这25人中有6人因无兼职取酬行为受到所在党组织给予的组织处理，余下19人均被平昌县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给与相应纪律处分。
在平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吕国梁看来，这些公职人员还没有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挂证”的危害性，“承揽工程时利用这些悬空的资质证件，做工程时又交给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施工人员，这显然给施工质量带来安全隐患，也不利于建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之前对‘挂证’行为的认识不够，总以为问题不大，经过组织的教育，现在才真正懂得了这里面的危害性。”平昌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周林在向县纪委递交1.3万元的退款凭证时，道出了自己的体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即“四库一平台”）正逐渐成型，依托企业、注册人员、工程项目和诚信信息等四个基本数据库，该平台的治理效能正逐渐释放。福建、江苏、甘肃等多地都曾利用该平台发现过大量“挂证”案例，“挂证”现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现在我们只能查到县域内存在的‘挂证’问题，对于本地公职人员跨市乃至跨省的‘挂证’行为还无法查处。”何虎面临的问题，固然有权限大小所带来的限制，但也反映出当前大数据平台在数据联通上仍有不足。
专家认为，打通数据之间的障碍，实现全国建筑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监管目标，正是“四库一平台”所肩负的使命。如果能达成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互联互通，“挂证”行为将无所遁形，而这无疑正是努力的方向。
被平昌县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公职人员散见于交通、水利、住建等多个部门，违纪时间远的可以溯及党的十八大之前，近的发生在今年6月，他们大多有违规取酬情节，且反复“挂证”。
廉政瞭望记者了解到，时间长者如平昌县司法局工作人员黄建国，他早在2012年2月就已开始“挂证”，直到2019年7月才注销，前后时间长达7年。情节恶劣者如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副所长唐思军，他先后两次“挂证”，第二次“挂证”更是发生在专项整治之后。
在全省范围来看，这不是公职人员第一次因“挂证”而被处理，平昌案例中多人反复违纪也揭示出“挂证”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不过，此次平昌县运用大数据平台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公职人员“挂证”问题清理的实践，无疑提供了一个化解该问题的基层范本。
利益：反复“挂证”为何屡禁不止
“所谓‘挂证’，是指有资格证书的人员将其证书挂靠到非供职企业名下，以获取报酬的行为。”平昌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苟耀华介绍，在工程建设领域，将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证书挂靠到企业的“挂证”行为并不鲜见。一边是企业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持证员工，才能承揽更大的工程，获得更高的资质，一边是持证人员需要通过挂靠获取不菲的費用。
“在供需双方都有很强需求的情况下，原本旨在通过规定证书持有人数，以达到规范项目建设、提高项目管理者素质的政策规定，在实践中被异化，导致挂靠之风的出现。”苟耀华说。
记者了解到，一级建造师的挂靠费用，少的一年有四五万元，多的甚至能达到10万元。因挂靠带来的暴利甚至催生出考证怪圈，一些人考取建筑行业资质证书并非自己执业，而是拿去挂靠来获取利益。
国家层面曾多次发出整治要求，最近一次是2018年11月，住建部、人社部等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这也是平昌县开展公职人员“挂证”问题整治的发端。
筛查：从763到240再到25
“‘挂证’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反复性，依靠常规手段往往效果有限，很可能这次清理了，下次又冒出来了。”平昌县住建局副局长王志坚告诉记者。此前，按照中央和省住建部门的要求，该局已开展了4轮清理行动，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转机源自今年5月全省开展的住建等四大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
“在纪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充分利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大数据平台筛查出的问题线索，进行信息比对和对象锁定等工作，效率比之前快得多。”王志坚说。
王志坚口中的平台正是集合了四川省住建系统行业信息的大数据平台，不过该平台的查询权限只到市（州）一级。
“一开始，在巴中市住建局的查询帮助下，经过与社保信息的比对分析，我们找到了一些疑似问题线索。”平昌县纪委监委案件管理室主任赵爽介绍，因为公职人员都是有单位社保的，这样就不可能在企业缴纳社保，没有社保数据而又在企业留有资质信息的个人就很可能存在“挂证”问题。
然而，要想精准锁定问题，仅靠这样的一些疑似数据还远远不够。“市一级能查到的信息还比较有限，在向省住建厅争取后，我们获得了比较详实完整的综合信息。”赵爽说，通过反复筛查，共发现平昌县域范围内涉嫌“挂证”人数763人，并将该情况告知县住建局。
在接到纪委反馈情况后，县住建局结合内部台账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将疑似人数大幅压缩至240人。
“这里面仍然可能混入了社会人员，要从中精准发现公职人员就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平昌县纪委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县纪委监委会同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人社局进一步开展复核复审工作，将目标范围缩小到35人，排除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10人外，最终将违规“挂证”兼职的公职人员数量锁定在25人。
破局：以取酬为突破口查清问题
在精准确定违规人数后，更为重要的案情分析侦破工作旋即展开。
“由于部分公职人员不够坦白，避重就轻，案件侦办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平昌县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何虎坦言，有的人只交待某一次“挂证”行为，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以维持证书有效性为由，掩盖其获取报酬的事实。
在仔细梳理案情信息后，平昌县纪委将违规取酬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尖刀班，采取找当事人谈心谈话、调取银行流水记录、找挂靠公司了解情况等多种方式，成功查清相关涉案人员违纪事实。
“‘挂证’收益与其‘挂证’的类型有关。”据何虎介绍，如果只是将二级建造师证书注册到企业，并没有兼任实际项目职务，也就是行业俗称的“挂证不挂章”，一年的收入一般来说就五六千元。如果在企业兼职，则要再多拿四五千元，此次被查处的泥龙镇党委委员向维便属此例。
记者了解到，向维将其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先后注册至3家不同建筑公司，并兼职取酬。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证书就是行业俗称的B证，有了执业资格证书和B证，才能担任项目经理。也正因此，向维违规获取的收入就更高。
“向维本人违规获取的收入有2万多元，他只管定期收钱，至于挂靠到哪一家公司他并不关心。”何虎说，有需要的公司之间会相互联系，因此才出现证书先后3次注册到不同公司的情况。
不过，收入越高，风险也更高。在企业兼职就要担责，如果所负责的项目出现了安全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因而，只“挂证”不兼职的人更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通报中多人都出现了整治后再次违规“挂证”的情况。如平昌县水利局办公室副主任程博在今年6月专项整治行动后，再次将证书注册到建筑公司;平昌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邓旭不但不主动说清情况，还与县住建局签订虚假承诺，隐瞒其在建筑公司“挂证”兼职的事实。
最终，这25人中有6人因无兼职取酬行为受到所在党组织给予的组织处理，余下19人均被平昌县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给与相应纪律处分。
在平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吕国梁看来，这些公职人员还没有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挂证”的危害性，“承揽工程时利用这些悬空的资质证件，做工程时又交给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施工人员，这显然给施工质量带来安全隐患，也不利于建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之前对‘挂证’行为的认识不够，总以为问题不大，经过组织的教育，现在才真正懂得了这里面的危害性。”平昌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周林在向县纪委递交1.3万元的退款凭证时，道出了自己的体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即“四库一平台”）正逐渐成型，依托企业、注册人员、工程项目和诚信信息等四个基本数据库，该平台的治理效能正逐渐释放。福建、江苏、甘肃等多地都曾利用该平台发现过大量“挂证”案例，“挂证”现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现在我们只能查到县域内存在的‘挂证’问题，对于本地公职人员跨市乃至跨省的‘挂证’行为还无法查处。”何虎面临的问题，固然有权限大小所带来的限制，但也反映出当前大数据平台在数据联通上仍有不足。
专家认为，打通数据之间的障碍，实现全国建筑市场“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监管目标，正是“四库一平台”所肩负的使命。如果能达成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互联互通，“挂证”行为将无所遁形，而这无疑正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