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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相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
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
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
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我笑。
我妈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场大事,你这跟矿上调回来,就算是大事。
我说太是个大好事了。
可我去市公安局报到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说好是到二处,我就直接到了二处的秘书科,把档案等调动手续给了周科长。他说不对着呢,我们处是不留存这些手续的。他用二拇指朝上指指说,你得把这个交给政治部的干部科,干部科再给我们出具个介绍信,看是让你到我们这儿的哪个科。
二处是在三层楼。于是我又上了一层,找到了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拿着我的手续出去了,过了好大一阵才返回来,说让我“到下秘书科找胡科长”,我就又找到了秘书科。
秘书科里面就一个人。我远远地看见,那个人是在低头翻看我的档案。我正要张口叫胡科长,他抬起头。
我愣怔了一下说,哇是个你。
我们是东风里时候一个院儿的邻居。那几年常碰面,但没说过话。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迎过来跟我握手,说:“我姓胡。”我说:“我姓曹。”他指着我的档案说:“知道知道,刚才看了。看相片就觉得这个后生面不熟面不熟的,原来是老邻居。”我说:“真巧。”他说:“可长时间不见你了,搬家了?”他就说就返回到座位上翻到我填写的表格,念现住址一栏:“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念完抬起头说:“哇!是花园里的楼房,那可是市领导住的房。”
妻子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家六个孩子,她最小。在她该上小学的那年,她母亲到了徐州军区的大儿子家,从那时开始,她就由比她大十三岁的二姐抚养,直到结婚。她二姐二姐夫都是市委干部,一年前二姐他们搬到了新房,把原来的花园里二单元一号的房,让我们住了。
我没跟胡科长解释这些,只是笑了笑。
他说:“看档案,小曹你是大同一中的老三届,还在矿区分局写过几年材料?”
我说:“噢。”
他说:“刚才部主任说,让你把以前写过的材料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后来又到了忻州窑派出所,好几年了,没写个啥材料。”
他说:“以前在分局政工办写过的也算。只是看看。”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心想,这到二处还要考核写材料的情况?我说:“想起了。去年我给我爱人写过一个大批判发言稿。”说完,我又紧接着补充说:“是市卫生局系统开大会的发言稿,时间是十分钟。”
他说:“那更好,下午你带过来。给我就行。”
我答应说“好的,下午”后,因为是邻居,就大胆地问了一下:“胡科长,到二处还得看写过的材料?”
他看看左右,压低声说:“是好事呀,老邻居。如果你的材料被看中的话,政治部想留你。”
我说:“政治部留我?写,材料?”
他说:“是呀!好消息吧?”
我“啊”了一声,没说什么。
他说:“留在政治部,以后好提拔。” 屋里没别人,可他又看看关着的门,放低声音说:“下午把那个发言稿拿来给我就行。主任让我先审查审查。邻居,好说。”说完,笑笑地拍拍我的肩膀。
胡科长笑笑的,可我笑不起来。
我心里真麻烦。
早晨来报到时我的那个高兴劲儿,现在是就连半丁点儿也没有了。
市公安局距离花园里不远,早晨我是步行来的,这又步行回到了家,找见了那个发言稿。
三年前,妻子跟红九矿调回城里,到了市卫生局医药部门工作,去年她们系统召开批判大会,她让我给写个十分钟的发言稿。没想到她那次的发言反响很好,卫生局领导打问完妻子稿子是谁写的,又听说我在忻州窑派出所上班儿,领导就说小曹如果想到卫生局来写材料的话,我们就往来调他。我答复说我可不想写材料。
看着手里的这个稿子,我想,我好不容易不写材料了,这弄不好又让写,唉。
但我侥幸地又想,不过文字这种东西存在着个口味问题,这个人看后说好,不一定是那个人也会说好,我盼着这个稿子不对胡科长的口味,他一看没看对。
要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呢。
可万一他看对呢?
唉,我心里真麻烦。
我骑车到了圆通寺。我妈早就跟單位回来了,见我的脸色是不欢喜的样子,问我咋了,我跟她说遇到了点麻烦,后又详细地说了说是点啥麻烦。
她听完说,你吓你妈一跳,我还以为是咋了,以为是市公安局不要你了。
我说要是要呢,主要是我不想到政治部去写材料。
我妈说牛不喝水硬按头也不是个事,我就不信你不想写他们非让你写。
我说可我答应人家说下午给送四女儿发过言的那个稿子,人们都说那个稿子写好了,我是怕万一人家看对了呢,咋办?
中午,表哥和五舅舅都来了。
不一会儿四女儿也下班回来了,她说,要是把我发言的这篇稿子递上去,政治部肯定是要留你。
我又有点发急,说那咋办呀。
表哥说你会写就留在政治部写哇么,我们厂坐办公室写材料的人,那可是牛逼得很呢。五舅舅也说,领导身边的人,哪有个不牛气的。我妈说,招人即使就在领导身边,也不会是那种牛哄哄的人。
我说主要是不想写那些政工方面的材料,唉,真麻烦。 表哥说:“麻烦啥?或是二处或是政治部,反正回市公安局是已经定了,这有啥值得麻烦的,高兴才对。”
五舅舅说:“七二年恢复公检法那会儿,能进了这三个系统的都是有门有窗当官的子弟,进城区公检法的是城区领导的孩子们,进市公检法的是市里头领导的孩子们。”
我妈说:“招人我娃娃命好,虽是没门没窗,却碰着个贵人帮忙也进入了公安,这又要往市局调。”
五舅舅说:“招人,你以后可是要跟那些市里领导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领导的那些纨绔子弟们大都有优越感,瞧不起普通百姓的孩子们。在这些人堆里工作,招人你……”
还没等五舅舅说完,我妈打断了五舅舅的话说:“我那娃娃我相信,爱是他啥子弟呢,他都比不过我那娃娃。我那娃娃到了天津北京,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
“好好”是我们应县话,意思是优秀的孩子。
听了我妈的这话,一家人都笑。
我妈说,你们甭笑,你们回想回想,小学呀初中呀高中呀,宣传队呀文工团呀矿区分局呀,你们想想是不是,我那娃娃到了哪儿也是那拔尖儿的。
表哥说,我宾服兄弟。
我妈说,再说了,任是他啥领导呢,他们是爱那好的,只要你是那好好就行。
五舅舅说:“坏话也是个好话,招人最大的毛病是死相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随机应变,他的这个死相怕的是以后要吃亏。”
我妈一天价说我死相,可五舅舅说我死相,我妈又为我辩护,说:“吃亏吃上点亏,可死相的孩子还闯不下鬼呢。”
看来我的这个死相是大家公认的了,连五舅舅这也说我死相不灵活。
表哥建议说,表弟往市公安局调呀,来,喝一杯庆祝庆祝。
我喝了一樽儿表哥又要给我倒,我说我下午还去市局给人家送发言稿,我不喝了。表哥说你真也是死相,下午你甭去,明天去也不误事。我说我跟政治部胡科长约好了。表哥说,你这个人,像我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的“缰绳太长”,是个笑话。实际上还是我妈给讲的他的愣表弟的笑话。我妈的表弟我叫表舅,我表哥叫表叔。
我妈常给我们讲她愣表弟的故事。这个“缰绳太长”是说,她愣表弟骑驴时,在驴屁股顶后头坐着,坐得都快从驴身上往下掉呀。人们问他咋那样骑,再往前坐坐。他说,没法往前,你们看,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招人,你就是这么的死相,死得就像是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我说,我麻烦成一堆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我妈说:“招娃子,你真麻烦,你不是说不想到政治部写材料吗,那你下午就甭去了。千千有个头,万万有个尾。是二姐夫帮你调的这个工作,那你晚上让四子跟你到二姐家,说说这个情况就啥也解决了。”
四女儿说:“也甭晚上了,我下午下了班,咱们就去。”
表哥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个事儿嘛,看你愁了一天。”
我妈说:“主要是他过死相。”
我妈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我一下子高兴了。
大家说我死相,我也真的是死相。那天下午我还真的是上了四楼,去政治部找胡邻居。心想着上午刚刚跟人家约好了,说是下午见。自己不想到政治部,那也得打个招呼才对,不能说就躲得不见面了。要这样那我就失礼了。我是最怕约好的事,失约。我反正是不失约的。
我心想着见了胡邻居面,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自己不愿意写材料,谢谢领导们的好意。可胡邻居不在。他一个办公室的人听说我是他邻居,告诉我说胡科长中午喝醉了,有事你明天上午来找他吧。
我原来想着下午跟他有约会,中午连庆贺喜酒也不敢多喝,没想到胡科长他倒是喝醉了。也好,这是你不守约,可不是我不守约。
这时,我想到了大家对我的评价,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2 工矿科
工矿科原来有五个人,加上我就是六个了。王科长是“文革”前的老公安,跟孙处长年龄差不多,都快退休呀。
科里除了党小组长老钱外,另有三个年轻人,都是1972年恢复公检法,新成立公安局时调来的。正如五舅舅说的,他们都是市领导的子弟。
王科长大概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说咱们科的主要工作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又说,小曹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些时再给你分配具体的任务。
他让小华给我够些资料看,后又吩咐说先看看《内部保卫工作》。
小华是科里的内勤,比我小三岁。他打开卷柜把《内部保卫工作》抽出来给我,又问我还想看啥。
我看了看,卷柜里上下两层,立着有五六十本书。可我又看见玻璃柜门上贴着字条:内部资料,不得外传,只限一册,阅后归还。
我说先拿这本看,看完再换。他说,没关系,你再看看这本吧。他又给我抽出一本《刑事侦察学》,我翻看了两眼说反正也不能同時看两本,那我看完再换吧。我把《刑事侦察学》给了他。
下午六点多该下班了,大家还不走,讲论《追捕》电影。
小赵说,原来还有高仓健和真由美在山洞中半裸烤火的情节,让咱们给他妈的剪截了。
“哇,半裸,啥样?”
“别以为是啥样,不会是啥样,人家还是带着乳罩的。”
“乳罩?啥乳罩?”
“去你个山汉呗。”
我看书和学习,有个毛病是,好在书上圈圈点点地做记号,可《内部保卫工作》这是公家的书,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想把我认为是重要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我悄悄问小华,有人看这些书时做笔记吗?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又说你如想做笔记的话,我再给你个好的笔记本儿,他就拉开他的抽屉给我取出一个很厚的那种正经的大笔记本。
因为明确是“内部资料不得外传”,我想拿回家看也不敢。后来我想起个好办法,那就是,在第二天我跟家里拿来了墨汁、墨盒和小楷毛笔,我假装是在练毛笔字,写小楷。 老周不好主动说话,一定是我妈把这些都问到了,又给我做介绍。我问老周小张在哪儿工作,老周说,在糕点厂积德益门市部。
老周约了我,星期日到他的新房认门。
五妗妗经常给我女儿丁丁做新衣裳,穿也穿不过来,丁丁就长高了。星期日我给盟盟挑了两件,拿去了。小张还以为是商店买的,我说是五妗妗做的。她说真做得好。
老周在师资培训班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完全是按着大专的课程讲学。他学习的书里面有本《形式逻辑》,我在小华那里借的《刑事侦察学》里,就多次说到过这本《形式逻辑》。我说老周我给看看,老周说就给去哇,我的工作用不着它。
《形式逻辑》让我一看就入了迷,走站装着,有空儿就看,而且还是反复地看反复地研究。
跟在忻州窑派出所时一样,二处的值班也是一个星期轮一次。
第一次值班时的那个星期日上午的十点半,我骑车去圆通寺把我妈带来了。
站在工矿科窗口,能看得见新建路南来北往的车辆,还能看见公园的东湖。我故意问我妈,您说好不好?
我妈说话有点哽咽,望着远处的花园,说,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现在,唉,那个死鬼早早地就把咱们扔下,他走了。
中午,我请我妈尝尝我们食堂的饭。
因为是值班,要守电话,不敢离开值班室时间太长,我把饭打在了我们科里。我事先就准备好了两个饭盒儿,一个饭盒里放了满满的一盒米饭,另一个饭盒打了满满一盒菜。素炒豆腐、山药蛋炖倭瓜,还有我妈最喜欢吃的肉丸子。我妈叫肉丸子叫象眼子。
我妈说,也好呢,你们这象眼子也好呢。
我妈比我大31岁,已经快60了,可饭量还是比我的大。整个饭菜我吃了一少半,我妈吃了一多半。她还把最后的一些米饭倒在菜饭盒里,又让我添了暖壶的开水,说就顶是喝汆米饭。
见我妈吃得汗爬流水的,我真高兴。我妈也高兴,说这顿饭比哪顿饭也吃得香。
我送我妈回家时,楼门口站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二处值班。他看看我妈背影说,那是谁?我说我妈。他说,以后不准领家属来局吃饭。
什么狗屁话!
我理也没理他,照直上了楼梯,回了办公室。
3 认错
还是我在东风里居住在忻州窑派出所工作时,我妈去过花园里二姐家,去说表嫂的事,想让二姐夫给想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跟内蒙转到大同。
表哥表嫂是在1971年结的婚。
表嫂的祖籍是大同市南郊区西谷庄人,爺爷和父亲都会笼匠手艺,解放前就流落在内蒙齐夏营,全国解放时,他们把户口就上在了那里。齐夏营是个镇,他们也是市民户。
表哥表嫂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冬儿,比丁丁大五岁。小的是女孩,叫春儿,比丁丁大半年。
表哥在大同皮鞋厂上班,每月开着32块钱,一家四口人,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五舅舅托着人也想给表嫂找个工作,可一听她的户口不在大同,都说不好办。
我妈跟我说,让我求求二姐夫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转回到大同,这样也就好找工作了。我说我从来不张口求人,但表哥的事我是一定要求求二姐夫的。
表哥说,你给哥去试试,办成办不成靠命哇。
我妈说,要不,甭叫招人去了,这事还是大人去说好,姑看是姑姑给去哇。
表哥说,亲家上门,不值半文,姑姑您去,万一叫碰了,没意思。
我说,就是,万一二姐夫说,隔着省呢,不好办,碰了您。
表哥说,就是,碰招人碰去,碰了您就没意思了。
我妈说,宁叫碰了,也不能叫误了,万一招人去了,孩孩气,说不成个话,给误了呢。
最后的决定是,还是由我妈出面,找二姐夫说这个事。
从圆通寺到东风里,路过花园里。以前我用自行车带我妈到我家,路过花园里时,跟我妈说过,二姐就在那个楼房院里住。
我说,妈我带您去哇,您不知道几楼几号,我把您带去告诉哪个单元哪个门,您进我不进。
我妈说,用不着,妈鼻子底下莫非没个嘴?
在一个上午,我妈打问到了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敲二姐家的门,就敲就喊:“二子啊!二子啊!我是招人妈,二子啊!”
这是二姐后来笑着跟我学的,我妈当时就是“二子啊二子啊”地喊她,还说门敲得也亮,把二姐吓了一跳。我说我妈没进过楼房家,她一准是以为里面有多入深,怕家里人听不着,才那么用力地敲。
二姐说起初我以为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后来听到“二子啊二子啊”是叫我,我紧跑几步一开门,呀,是姨姨。
我妈肩上担了个扎住口的口袋,里头是两个大西瓜,一前一后地在肩膀上担着。跟圆通寺到花园里有三里地,步行着一路走来,还得打问着找到家门。我妈穿的又有点多,还或许是因为要来求人家办大事,心里还有点紧张,满脸的汗。
二姐一开门,我妈说:“二子啊,我是来眊眊俺娃。”
二姐跟我说:“听了这话,又看着姨姨汗爬流水地用袄袖擦着汗,感动得我差点就要啼哭呀。”
二姐把我妈让进家,给沏茶,我妈说要喝冷水,二姐跟晾水瓶里倒了一杯凉白开,我妈一口气喝了。
二姐跟我说:“妹夫,年长了,二姐没见过这么朴实的老人。心里一下子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我妈跟二姐说了一上午的话。但她也并不是一进门就说来干啥了,她也不是有意地不说要来干啥,而是在二姐跟前她根本就是插不上嘴,没机会说。
二姐也不急着问姨姨您来有什么事,她们从一坐下来就开始拉呱。
她们说起我爹的去世。我妈说他爹身体一直很好,连个正痛片儿也没尝过是个啥味素,一下子得了个要命的病。
二姐说,人得癌症,那是跟气上引起的,姨夫是四四年的抗战干部,一路走下坡路,他能不生气?可他人要强,不好跟人说,自己生闷气。 我妈说,二子,你对姨姨家的事,都知道。
二姐说,姨姨您不想想,我要把四妹给您们,能不访查访查?姨姨您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有地位的,您先是拉扯培养俩兄弟,同时您还拉扯侄子忠孝,拉扯外甥女玉玉。
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妈都早早地走了,我是个当姑姑当姨姨的,我不管谁管。再说了,我跟二姐说哇,我在这两个孩子跟前是有亏欠的。
二姐不明白我妈说的“有亏欠”是啥意思,看我妈。
我妈就啥也不避讳地都跟二姐说了。
我姨姨小时候,我姥爷给她跟本村的宋守周订了娃娃亲。长大了,姨姨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当时我姥爷已经去世了,我妈在家里说了算。我妈说不行,不同意也得同意,跌倒不翻身,死你也是宋守周的人。
说了姨姨的事,我妈又跟二姐说了表哥妈的事。
都说完,我妈说,忠孝的妈是我硬主着让我兄弟跟她离了婚,玉玉的妈又是我硬主着让她跟玉玉爹结的婚。这两个人早早地都去世了,都是心情不愉快的过。这两个苦命的人都早早得了病死了,这都是我硬主事的过。
我妈向二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后,对二姐说,你说他二姐,她们两人的孩子,忠孝和玉玉的事我能不尽着全力管吗?
二姐点头。
我妈说,忠孝找了个内蒙的女的,叫小兰,养了两个孩子,户口也得跟着妈上,现在大孩子上在内蒙了,二女女的户口还没上。这一家四口人,靠着忠孝那三十来块工资,光景过得紧巴巴的,冬天连炭也不舍得烧,家冷得夜里脚盆的尿水水都要结成冰。
二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听着这话,快掉泪,没等我妈提出,她就说姨姨您放心哇,您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给帮帮,看看是能想啥法子。
我妈这才接住话茬说,姨姨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俺娃们神通广大,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们。
我算了算,这是1977年的事。“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同意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地返乡回城,并安排工作。二姐夫以表嫂是插队生的名义,把她调回了大同,还安置在了市供销社下面的东街馅饼店工作。
冬儿送到了内蒙姥姥家,春儿送到了皮鞋厂幼儿园。表嫂高高兴兴地去馅饼店上了班。
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有了。表哥高兴地说,小兰这算是一步登了天,看来还得姑姑出马。
表哥去岳母家,回来时带来五只卓资山熏鸡,说是给姑姑一只,给我一只,给二姐三只。我妈说,我和招人不要,你亲自都送给二姐去哇。
表哥自个儿不敢去,让我跟他去送。到了二姐家,正要敲门,我看见门牙开着,我就推开门领著表哥进去了。本来是可以先进餐厅的,可我们直接进了客厅。
二姐正跟客人说话。
客人说:“呀熏鸡!”
二姐说:“正好喝酒,中午别走了。”
客人说:“见好吃的不吃有罪呢。”当下就掰开熏鸡,揪下个大腿往嘴里填。
二姐后来说我,你这个妹夫真死相,你不看看门开着,你也不听听客厅有生人说话,也不想想是家里是有客人?你把熏鸡拿进厨房就行了,可全给提溜进了客厅,那个家伙跟你二姐夫中午吃喝完,走的时候还又提走了一只。
二姐又是气又是笑:“妹夫呀妹夫,那么你是太死相,是个半点儿鬼也没有的大眼痴球蛋。”
星期日,我在家洗了一上午衣服,下午来了圆通寺。我妈正洗脸,她说你来的正好。她拧好了毛巾,让我给擦背。
忠义用网兜提着一大把香蕉,进家了。
忠义说,煤校快开学呀,来眊眊姑姑。话音没落,冬儿领着春儿,撩开门帘进来了。
我妈跟忠义说,这是你大哥的两个孩子。忠义说,认的他们,以前见过,后又大声地冲着两个孩子说:“你俩来干啥了?啊?”说着,解网兜。
两个孩子出去了。
忠义掏出香蕉,掰下两根,一转身说:“给,叫我啥?”
我说:“他俩早出去了。”
我妈说:“出院耍去了,一会儿进呀。”
我们正拉呱着,表嫂冲进了家,指着忠义就大骂:“有你这样当叔叔的吗?喝问我孩子来干啥?这又不是你家,你能来姑姑家,孩子们就不能来姑奶奶家?”
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表嫂继续骂:“我孩子跟姥姥家来大同是上小学呀,高兴得跟姑奶奶来谝了,没想到一进门你就往走撵。这是你的家?”
从没见过表嫂发这么大的火儿,我们半天才缓过神,都给表嫂做解释,还说当时忠义是跟孩子们开玩笑,问来干啥了,问完还给掰下香蕉让他们吃。
表嫂根本就听不进我们解释,继续骂:“谁稀罕你的香蕉,哼啜完给点吃的。你有钱了不起了,想咋哼啜咋哼啜,不吃你那一套。”
忠义让表嫂骂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表嫂一摔门走了。
忠义坐在炕沿那儿流泪。
这个事,忠义是受了冤枉,但他大声开玩笑地问两个孩子“你们来干啥了”,这也是真的。孩子们跟他不熟悉,让他这大声地问话给吓着了,回家告给了妈。
我们好不容易把忠义劝住了,我妈留他吃饭他也不在,走了。
忠义刚走,表哥进门了。看表情,也是来找忠义算账的。
我妈说:“你们兄弟们咋就不能好好地相处?”
表哥说:“您说怪谁?”
我妈说:“怪谁?”
表哥说:“怪您。您不是说我头发卷起,张文彬认我也够我洋气吗?”
我妈说,当时我为啥要那样说,那还不是让你逼得?我不那样狠狠敲打你,拿着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不敲打你,你能乖乖地叫张文彬爹叫何香莲妈吗?我是为了你,孩子啊。
表哥说,可当时让您那么一说,我心里就一直是膈应巴支的,看见忠义他们总是觉得隔张皮。
我妈说,要这么说,忠孝,那我今天跟你承认错误,当时不该跟你说那话。现在姑姑跟你认错,当时我说错了,不该跟你一个小孩子说你妈那种的话。行了吧忠孝,杀人不过头点地,姑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 我不知道说个啥好,看我妈。
我妈又说,姑姑这一辈子犯过最大的两件错误……还有玉玉妈,你妈跟玉玉妈两个是好朋友,可我把她俩都害了,都早早儿就走了,姑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麻烦得就甭提了。我妈有点要哭。
啊呀,我妈居然是这样。我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我妈,可我妈今天就是这么地给表哥认错了。就我知道,我妈除了跟老王说过句“曹大妈骂错你了”,还没见過跟谁是这种口气在道歉、认错。
我表哥也一定是想到了,这个厉害了一辈子的女人,今天给我认错。
表哥也不作声了。
我妈缓了缓气,又说,忠孝子我告你,说是个说,闹是个闹,你可得知道你是姓张,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要不是的话,你的户口咋能跟村里上来,要不的话,那你永远是个农民。这你得弄机明,也得讲点良心。
表哥的语气和软下来,说,姑姑,这我知道,我永远是姓张。
我妈说,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你知道这就行。
4 组织问题
人们常问说“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吗”,意思就是问你入了团了吗?入了党了吗?“文革”以前的人们还常说“人有两次政治生命”,就是指入团和入党。
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入了团。班主任闫老师说,你写个入团申请吧,我就写了,就入了。
是闫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让我有了第一次的政治生命。于是我又想,我多会儿才能有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呢?上了高中,“文革”开始,党委们一个个的都被“踢开”被“砸烂”,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这个第二次政治生命的问题了。
1973年的秋天,我领我爹到太原的省肿瘤医院去看病。在那期间,躺在病床上的我爹,好几次说到我的组织问题。我说看好您的病后,我回去就写申请。
我爹的病没看好,在1974年的2月,去世了。
答应了的事,我是一定要努力地去完成。安葬了爹爹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交给了我们矿区公安分局的党组织。为了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去了北郊区东胜庄公社北温窑大队,给下乡插队的知青去带队,时间是一年。那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想去。
一年回来,我瘦了20多斤。年底单位组织体检时,身高一米七二的我,体重才102斤,人们叫我“102”首长。
原以为一年回来,就能入党,可党组织说,你不要在机关坐着了,下基层锻炼锻炼吧。为了能入党,我再次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下到了忻州窑派出所。
我是所里的内勤,工作压力倒是没有,但让我吃不消的是,跑家的时间过长。如果我不想迟到的话,那早晨不到六点就得出发。如果我不想早退的话,我每天回家是晚上八点以后。算算,这就是十五六个钟头。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我的组织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回市局吧。
调到新单位,以前五年的苦算是白吃了。
想入党,那就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吧。
谁叫我爹爹给我留下了那么个希望我“解决组织问题”的遗愿了呢?谁叫我下定了决心,要完成爹爹的这个遗愿呢?
我又写了入党申请,郑重地交给了内保处的党组织。
我们处每年有一个入党的指标,我调回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那年的那个指标,我想也没敢想,我盼着下一年的会是我,我盼着我在调进这个单位的两年后的1980年,能够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
不能光是想,得努力工作才对。
我努力工作了,而且也取得了好的成绩。连连地破案。
在我破了第一个案子时,有人说我是瞎猫碰着个死耗子,可后来我是破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再也不这样说了,我让他们服气了。但1980这一年的“七一”节,宣布入党的人,又不是我。
中午下班,我骑车追上了老钱,他说小曹你中午不是在圆通寺跟你妈吃饭呢,咋一直朝着城里走?我说我跟您有个说上的。他说,一上午在办公室咋不说?我说办公室人多。老钱笑,那你说啥?我说,那个……想说说我的组织问题。他说,好哇,组织的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我说,可我咋就想进进不去呢?他看着我笑。
我说,那,那个,下一批,能考虑我吗?
他说,我拐弯呀,你有啥活思想,可以跟组织说说。说完拐弯了,进了一个巷儿。
还保密,不教我。我两脚支着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进了一个街门后,我又重新蹬着车,向圆通寺骑去。你不教我,我问我妈去。
我妈说,俺娃不是会破案?那俺娃好好地破案哇么。别人手里的案子破不了,俺娃的一有了能破一有了就能破,看看他们再不给俺娃解决。
妈,听您的。
别的不想,破案子。
在我妈的鼓励下,我的案子破了一个又一个,破了一个又一个。
我觉得破案又不难,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猜谜语似的,那就像是捉迷藏似的,动动脑筋,分析分析,就破了。
那两年,社会治安形势不好,发案率逐年上升,全国都一样,要不为啥就有了后来的1983年的“严打”呢?
大同的治安形势跟全国一样,我管辖的城南也一样,但我不怕,只要你发,我就破,发一个侦破一个,上一个拿下一个。
孙处长处务会上说,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小曹为咱们二处争了光。他还敲打那些高干子弟们说,得靠本事,得学点真的本事,得拿秤约约你自个儿值几斤几两,不服你也给咱们露两手儿。
1981年2月,我被评为出席省的先进,到省城去开表彰大会。
市局评选出两个人,四处是侦察员崔文彬,二处是我,科员曹乃谦。
如果不是我妈鼓励我,我就不会成了出席省的先进。
省先进可不是市先进,也不是局先进,更不是处先进科先进。
我的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了,我得感激我妈。
我妈说,还是俺娃有灵性,有些事不靠灵性,光靠卖力是不行的,得有灵性。你们处别的后生们,莫非不想破个案,他为啥破不了?那是他差你点儿灵性。妈早就看出俺娃有灵性,月圪蛋时妈就看出你有灵性,你躺在那里,别人一说话,你的眼睛就跟着转。 我笑着说:“哇,这就是灵性啊。”
我妈说:“你当是啥?眼睛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性了。”
我妈说,再说你那吹呀弹呀的,那更是得灵性,银柱教你拉二胡,没半年,你就比他拉得好了,七舅舅给你个烂口琴,没半年,你就比他吹得好了,妈不会是个妈不会,但妈能听出你比他们拉得顺耳,吹得受听。
小时候我妈不夸奖我,自参加了工作,我妈一直是在表揚我。也不知道她是改了性格了,还是改了策略了。
我妈说,妈为啥是要鼓励俺娃呢?妈知道,俺娃只要是做,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妈那次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你当妈那是瞎说呢?不是。
我说,可我想入党,入不了。
她说,去哇,好好去太原开会去哇,回来就入呀。
除了市局的我们二人,下属的四个公安分局也各评选出了一名出席省的先进,由市局党委佘书记领队,1981年2月26日,到了省城太原。
矿区的省先进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叫他连长。这人话多,语音洪亮,口音还有点特别,说跟阎锡山是老乡。晚上看电影时,看到让人气愤的情节,大声地责骂电影里的坏蛋,人们都看他。
因为说起都是矿区的,我跟他就熟悉起来。我问公交派出所小陈,他说现在公交派出所撤销了,另成立了公交管理办公室,小陈当了公交办副主任。说完他又一下子想起啥似的,大声说对了对了,你保险是她的前任男友。
连长看着我问,肯定吧?我说,我俩挺好。他说,那为啥没闹成?我说,当时我是想往市局调。他说,别看小陈是个当官的子弟,可她半点也没有那种坏习气。我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爹是谁。
他说,可她那靠山老子快不行了。我问,薛部长?他说,肝癌在北京动了手术,回来不见有什么起色,快不行了。我说,哦。
开了三天会,我们坐火车回到大同,临分别时,我给了连长一百块钱让转小陈,就说是给她爸买点啥营养品补补。
他说,你俩其实真的挺般配。我笑笑,没作声。
会议给每个先进发的资料里,有几期《警钟》。来开会之前我就知道,这是省法制部门主办的综合性的内部刊物。开会期间,我偷偷地溜出来,到《警钟》编辑部,把我带来的一个论文《浅论逻辑推理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给了他们。他们看我拿着开会的档案袋,对我很客气,我说我以后还想写案例。他们说欢迎赐稿。
过了些时,孙处长退休了。他没跟大家告别就不再来上班了。
我还想到,如果不是孙处长,这次的出席省先进,可能不会选上我。
中午在圆通寺吃饭时,我把这个看法说了出来。当时五舅舅也在场,他说,不会的,出席省先进那是因为你破案成绩突出,这个先进,别人是不能顶替了的。我妈说,娃娃想入党,我看今年没问题了。五舅舅说,按说没问题。我也说,按说是该我了。我妈说,这口饭你咽进肚里才算是吃了,啥也是个这。
我妈说得半点儿也没错,以为这次稳了,可,我又没把这口饭咽肚里。
尽管我是出席省先进工作者,而且是自1972年恢复成立公安系统后的首次召开的省级别会议的先进工作者,但是,在这一年,在1981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二处宣布的新党员,仍然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想入党咋这么难?
星期日,我跟四女儿到二姐家串门,二姐说,佘书记那天跟你二姐夫说,你妹夫能行,小伙子连连地破案,上一个破一个,行。四女儿说,可这次“七一”宣布党员,还不是他。
二姐说,佘书记保险是还不知道你没解决组织问题,那快让你二姐夫给跟佘书记说说。
我说:“别别别,不用说,坚决不用说。”
二姐夫冷笑一声,对二姐说:“妹夫要自己解决,那让他自己解决去吧。”
我的想法是,你帮我调工作,这我求你帮助帮助,入党我可不求你,入党我可不让人帮,通过关系入党,我觉得羞得慌,要叫我去世的爹爹知道了,也非要托来梦骂我不可。
但是,我这个组织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去五中问问闫老师,他给我第一次政治生命时,咋那么简单。
闫老师在校总务处当主任了。
我说闫老师您瘦了,他说人老难买老来瘦,瘦点好。我说您在总务是不是挺忙,有点累。他说,不累,一个学校能有多重的活儿。
还没等我说,闫老师就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吗?一见我摇头,他说你是不是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学校,也是我催你写入团申请你才写的。我说我这会儿可想着解决组织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旁边有位老师插话说,现在你光是积极地工作,那不行,你得研究研究。
我不明白他说“得研究研究”是啥意思?看闫老师。
那个老师跟闫老师说,看来你这个学生有点死相。
他又跟我说,看来你真的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啥也得研究研究再说,啥叫研究研究?那就是烟酒烟酒。你不给人家送礼,那除非你上头有硬人,找关系。
我说闫老师让我入团,我也没给他送啥礼,他说,这会儿跟那会儿不一样,同学。
送礼,跑关系,这我不做。
闫老师跟那个老师说,小曹他不是这种性格。
那个老师说,不跑不送,你原地不动,你是群众,永远也是群众。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回了家,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抬头看着我爹的挂像,心想,爹,儿子也好好工作了,是出席省的先进。儿子也团结同志,也听领导的话,没人打水我去打,没人扫地我来扫,全局分山药,让各处派一个人到农民地里去装麻袋,没人想去,我去。拉回来分的时候,没人帮忙,我给帮。秋天处里分白菜,一人一份儿,别人先去挑,留下没人要的,我拿走。过年分带鱼,大家挑完,我又是拿最后的一份儿。爹爹,我做到了您说的“大人不争,小人不让”,可我就是入不了党。儿子真的是很对不起爹,辜负爹的期望。 但是爹,您相信,儿子在行为上早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在组织上入不了,儿子是没办法了。
爹,我即使是入不了党,我也要好好地工作。您放心吧。以后我要加强学习,好好地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民警察。
5 境界
平时我晚饭是回花园里吃,早饭中午饭都是在圆通寺吃。值班时我的一天三顿饭都是跟我妈吃。
我妈为能给我做饭,能跟我吃饭,很高兴。中午还要拿那个日本军用水壶给我打生啤酒。我说值班呢,不能喝。我妈说啥也是活的,少喝口,中午喝上半壶,晚上喝上半壶,甭把脸喝红就行。我说好。
那时候,居民家里很少有电视,同志们下班不回家,先在单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一般情况,都要到晚八点才骑车回家。这都认为是正常的,有的处长和局领导也参加。
我来二处上班第二次值班时,在圆通寺跟我妈吃完晚饭,六点整我就准时赶到了值班室。
秘书科里,有三个下棋人已经开战了。
这伙人,天天玩儿,水平究竟如何呢?进去看看。
没看半盘儿,看出他们三个人的水平很一般。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实力相当,所以也能下上火儿。
我给棋力较弱的老苏指点了两步,他们看出来我也会下,要跟我下。
我见他们下的时候,相互间常悔棋。我说,你们三个人可以商量着走哪步,但咱們不悔棋。
棋高一筹压死人。我看出他们棋力不如我,知道他们商量也没用。下了几盘,我都赢。晚九点了他们还不服,还想下。
最终,他们的结论是,二处里小曹第一了,跟三处的老朱和行政处的老蒋有一拼。
后来的那两天,老苏他们也真的把老朱和老蒋约来跟我下。老朱和老蒋也真的是超出了一般水平,我们之间互有输赢。
又一个晚六点前,我到了值班室。老苏叫我,说白领导可厉害呢,你跟他下下。我跟着过去了,一看,是个他。
我头一次值班时,星期日领我妈来看看我的新单位。中午我给在食堂打了饭,端回办公室,跟我妈一块吃完后,我把我妈送出局大门,返进院,遇到他。他看着我妈的背影问,那是谁,我说是我妈。
他说:“以后不许带家属来公安局吃食堂。”
领妈来吃顿饭咋了?我是花钱买的,又不是白吃。
再说,你知道那是我妈了,还说那话。你有妈没有,你是不是你妈养的?
当时我就在心里骂他:什么屁话!
没错,老苏说的这个白领导就是个他。
他记不得我了,问老苏说,他也是你们二处的?哪儿调来的?
没等老苏回答他,我说你们下,我头疼。
第二天上午,老苏跟我说,你正好头疼,没下。白领导这个人你也真的是不能跟他下,就你的水平,能让他“车马炮”,可你要是赢了他,他的驴脸就耷拉下来,恼得啥也似的,你只有输给他,他这才高兴,还要骂你“臭篓子”。
我说我绝对不会下假棋,故意输给领导,我更不会样做,那不是我的性格。
老苏说,我看出来了。
谁能想到,在我晚上来值班时,那个输了就驴脸的人又在秘书科,还非要叫老苏叫我去跟他下。我跟老苏说,老苏你告诉他,我这些日子真的不能下,头疼。
哼!想跟我下,你不配!
二姐请四妹和二弟我们两家人,星期日到她家吃饭。
我岳母说黑夜没睡好,想睡觉,不参加。可岳母她又悄悄跟我说,让我把大姨兄叫来。我知道,她这是要跟大姨兄下跳棋。
大姨兄六十多岁了,叫我岳母叫姨姨,在我们马路对面的互助里住,他差不多每天要来我家,跟姨姨下跳棋。
二姐猜出我岳母不来的原因,说,一个耍跳棋,还耍得这么上瘾。
说起下棋,四女儿跟他们说了我在单位拒绝跟白领导下象棋的事。
四女儿说,我原来在红九矿时,有些同事一下班就陪着领导玩儿,故意输给领导,哄领导高兴,直见得人家们早早地都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可招人他是躲得领导远远的,领导找上门想跟他下,还不跟下,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肯定的了。
我说,我宁愿不入党,也不做那种讨好和拍马屁的丢人格的事。
二姐夫说,妹夫会下象棋?从来没听说过。
我结婚后,见过二姐夫和二哥下棋,知道他们水平一般,赢不了我。但我又知道我的毛病,一是不让人悔棋,二是不会故意输给人。所以当时我说,我喜欢围棋,不会下象棋。他们以为我真的不会,多会见面也是他们下,不邀我。
二姐夫说,原来你会下。二哥说,来来来,跟二姐夫摆上一盘儿。
我被将到了这里,再不下,也没意思。
我说,不悔棋。二姐夫说,不悔棋。可在下的当中,二姐夫想悔棋,我让他悔了,但我说,二姐夫下次不能了。不一会儿,他又要悔,拿起重走。我说,二姐夫,咱们说的不悔棋。二姐夫说,好好好,不悔不悔。嘴上这么说,可也没把棋放成原来的样子,实际上,第二次又算是悔了。
我们继续下。
当领导的,在单位人们让惯了,当第三次二姐夫又要拿起棋重走,我不让。
我说,咱们事先说好是不悔棋,说好了就得按说好了的来,你要悔棋咱们就不能下。二姐夫说,不能下就别下。就这样,一盘棋没下完,把棋推一边儿了。
二姐夫说,妹夫你太死相。
吃饭时,二姐和四女儿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事。
二姐说,我认为妹夫对着呢,你跟人家约定的是不悔棋,你却要悔,那是你悔约。
四女儿说,一个耍,弄这么认真干什么。
我说,别说了,我以后跟家人跟亲戚一概不玩儿,因为我不会作假,也因为我太过认真。
二姐笑着说,妹夫你,你,你。她没继续往下说。
在又是轮我值班时,在楼道碰到了白领导。
他说:“你不下基层一天在处里泡什么?” 我说:“这个星期我值班。”
他说:“上班时间处里尽是人,不能接个电话?”
他是领导,我听他的。
可当我第二天下了基层回来,在楼道又碰到了他。
他说:“你不是值班吗?不在值班室跑哪儿去了?”
我说:“我下基层了。”
他说:“你值班呢下基层,叫谁替你值班呢?”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这是碰到了不讲理的人了。我正想还口,质问他“您昨天是怎么说的?”但,他是领导,又比我年龄大。话到嘴边,我咽进去了。
碰到了这样的领导,我该怎么办?
我想到我妈。
我以前小,不觉得也没太在意,自参加了工作,慢慢我才发觉,我妈是个有智慧的人,碍你什么事,她似乎是都能给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跟我妈说说这个事,听听我妈的意见,我碰上这样不讲理的领导,以后该怎么办。但见了我妈面,又怕让她知道了会替我麻烦,就先没跟我妈说,心想等以后,如果白领导他再这样对待我,再说。
可我别想着能对我妈隐瞒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从哪儿就看出我有啥没有告诉她。她说,招娃子,俺娃有啥跟妈说。
既然我妈有了怀疑,我要是想瞎说件别的事糊弄过去,那更不好。再说,我也没有本事能把没的事说成是有的。我只好实说了。
我媽听完说,要这么说,招娃子,他这是磨道里寻驴脚踪。招娃子,你想想你是在哪儿得罪上人家了?
我说,妈,我也想了,可能是因为下棋,他嫌我不跟他下。
我妈说,你们上班还下棋?下啥棋,围棋?
我说,上班时间不下,是下班后。
我妈说,下了班儿你不回家?下棋。
我说,我下班就回家,不玩。这是我值班的时候的事。他想跟我下象棋。
我妈说,从没见过你下象棋。
我说,您没见过,咱家也没有,我是上高小时候,仓门院的武叔叔教会的,后来在咱们里头院跟慈法师父下过。
我妈说,就为个这还得罪个人,既然是值班,你跟他下下就行了嘛。
我没跟我妈说那次他说“以后不准带家属来食堂吃饭”的事,我只是说,这个人水平不行,还就想赢人,一输就恼了,他下不过我,我又不想故意输给他,就不想跟他下。
我妈说,要这样说,不跟他下也对。
我说,您教教我该咋办才好?他以后再找我的茬儿咋办?
我妈说,这事最好办了。
我说,咋办?
她说,俺娃不理他,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该干啥还干啥。紧要的是,俺娃必须是要好好地工作,做出成绩,到时候,他就知道了俺娃不是那普通的人,俺娃是长着三只眼的神圣。
我说,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叫他知道我是长着几只眼。
星期日上午,我在家开了洗衣机,看见窗外有顶草帽过来了,我知道是大姨兄来跟姨姨下跳棋了,赶快去给他开开门。
大姨兄跟我笑了笑,进了岳母屋。一会儿,听到他俩下开了。
洗完,我搭衣裳时,听大姨兄说:“孩子弄回个电吹风。”
岳母说:“羊角葱?这会儿还有羊角葱?”
大姨兄说:“有。别人家尽安呢。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大姨兄说的电吹风是小电动机,以前住平房的人家,做饭扇火是用风箱,后来发展成小电动机了,老百姓都叫它电吹风。
我岳母把大姨兄说的电吹风听成是羊角葱了。可大姨兄更聋,他没听出来姨姨说的是羊角葱,以为姨姨也说的是电吹风,所以说“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岳母说:“那你不说来的时候给姨姨拿两根。”
大姨兄说:“姨姨您家不是用煤气?咋也想要电吹风?”
岳母说:“我用羊角葱给孩子们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他听出了姨姨说炒鸡蛋。
岳母说:“噢。三月三,羊角葱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可不行,电吹风火硬,炒鸡蛋时可吃不住用它吹,一下就煳巴了。”
我越听越失笑,干脆过来听他俩一递一句地说相声。
他俩也不是住下手来交谈,他们是一边对着话,一边还看着棋盘下棋。
岳母说:“你这步还能往前跳,咋不跳?”大姨兄说:“我这步要是跳前了,那就把您堵住了。”岳母说:“堵堵哇,我这头还有路。”大姨兄捏起棋说:“那我就往前再跳一步。”
说的是棋路,这两人倒也能猜出对方在说啥,还商商量量的,两人下的还是君子棋。
“呀呀呀,看我这步。”岳母捏起棋就走,一直跳到了对面的顶角。大姨兄看看,称赞说:“姨姨您的这步可跳得厉害。”
可我一看,不对着呢,岳母是把大姨兄以前跳过来的棋,又给畅通无阻地跳了回去。
他俩不仅是耳聋,眼也花,把对方跳过来的棋又给拿起跳了回去。两人都还没有发现,都还夸说好棋好棋。
我捂着肚子笑,可也没提醒他们,任他们那样下去吧。
我这才知道,为啥他俩从来是见面一盘棋,下到最后也下不完。
那能下完吗?一方跳过来了,另一方又给跳回去。
大姨兄说:“姨姨,炒鸡蛋可不能吹电吹风。”
岳母说:“我也就说,没时没晌的,哪的羊角葱。”
我实在是笑得肚疼,转身走了。
大姨兄在背后说,看妹夫笑得。
后来跟我妈说起了岳母跟大姨兄下跳棋,逗得我妈也笑。
我说,他俩多会儿见面也下不完一盘棋,最后也没分出是谁赢谁输。
我妈说,招娃子,你那棋多会儿也下成了这,那你就成了。
成啥了?成佛了成道了成仙了?
我知道我妈也说不出是成啥了,我也准确地表述不出是哪种说法更好,但我知道我妈的意思。 后来我想到,我岳母和大姨兄两人下棋,那真的是进入了一种高的境界,也入迷,也爱好,一听有人敲门,岳母“来了来了”地跑也跑不跌。
和岳母和大姨兄比起来,我就是凡夫俗子了。
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境界不高,不是那种超了凡脱了俗的人,但是,那次我妈给我出了主意后,我不再把白领导故意为难我的事放在心上,而是努力工作,连连地破案,当了出席省的先进。
自那以后,白领导大概才知道,那个对他不理不睬不卑不亢的小兵兵,原来长着三只眼。
自那以后,他这才不专门地在鸡蛋里挑骨头,找我的茬儿了。
6 世界名著
我在上小学期间看了好多的“演义”好多的“传记”好多的“公案”,还看了好多当时流行的那些长篇,加起来少说也有个30多种。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里,我看了一本叫做《简·爱》的书。这是我七舅舅的书。他是大同煤校的中专生,他跟学校借了这本书准备着放暑假带回老家看,可他走的时候没拿,忘在了我们家。当时我手跟前正好没别的书可看,就把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了翻。起初对书里的那些人名地名不习惯,可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就从头正式看,没几天就把它看完了。看完,觉得不过瘾,我就又返回头看了个第二遍。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外国文学。看完后,感觉到这本书跟我以前看过的书不一样。书里写瞎眼眼罗切斯特尔伸出手掌,想看看是不是下着雨。我以前看过的书,可不这样地写人的动作。又写老狗派洛特先是竖起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简·爱蹦过来。我以前看过的书,也从来不会这么地写到一只狗的行为,你要往细想的话,还有狗的心理活动在里头。当时,我不懂得这就叫做细节描写,可我却是感觉到,这样的写法很真实,很有一种我熟悉的味道,那就是生活的气息。
好,真好!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我真高兴,高兴得我就想帮我妈做营生。我妈说:“我娃娃长大了。”
暑假结束,七舅舅从村里度假回来了,我就求他到大同煤校再给我往回借这种书。他住校,平素最多一个月来我们家一回。这次我恳求他,借上就给我送进城。
接下来,我看的两本外国文学是英国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和法国艾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好,真好!舅舅,再快快给我借去。
再后来,七舅舅给我借的是《神秘岛》《机器岛》《海底两万里》《汤姆·亚索历险记》《哈克贝历·芬历险记》《福尔摩斯探案集》《堂吉诃德》《好兵帅克》《童年》,还有《小王子》《小公主》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阵子看的书,都是这一类的七舅舅认为是适合我这个初中生看的书。
看完后我都觉得好,说是说不上来,但各有各的好。这些书里,我最喜欢马克·吐温和高尔基的书。自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我就学习他那口语化的语言,在课堂上写作文时,再不费脑子来编美丽的词儿。平时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那我手里就这么写就行了。高尔基把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那么的有趣味有看头,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学就怕写作文,“记得有一次”,“记得又有一次”,写上那么一两件事,凑上那么三两页纸后,就再也记不得还有哪一次了,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可有的说,只要你没敲钟下课,我能一直往下写。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咋能没个说上的呢?
我最早买的一本外国文学书是《羊脂球》。
初三时我们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老师在对这篇文章作讲评时,我特别地注意听。他说作者是法国的“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成名作是《羊脂球》。可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书,在两年当中七舅舅一直没有给我借过他的书。可我又想看看莫泊桑的书,那我就决定自己买。
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第一次自己花钱买书。当时买书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手里攥着两块钱,递向售货员说姨姨我买本《羊脂球》。照理说,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问“有法国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吗”。可巧的是,售货员姨姨真的就跟书架上抽出一本叫《羊脂球》的书,放在柜台上。她没要我那两块钱,是给我开了张小纸单儿,让交到门口的收款台那儿。好像是花了不到一块钱,我就买了这本300多页的书,这是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忘记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了,这本书后来丢了,是高中时让同宿舍的人偷走了。
我看书有个习惯,好在书上做记号。有的同学的课本干干净净的,到了放假时也像新书。我可做不到,我的那些课本,都让我给涂划得乱七八糟的。七舅舅给我借的书,我不能划,我自己买的这本《羊脂球》,我就又在上面涂划了。我的记号有多种,圆圈、方框、三角、横道、竖道、水纹道,还有拼音字母,大写小写都有,还有阿拉伯数字1、2、3。就颜色来说,蓝、红、黑最多,也有黄的、绿的、棕色的,这就看当时手跟前正好有根什么笔了。所有的这些记号都没什么规律,全是当时即兴勾划。有时候返回头想,却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么个记号。比如我在霍桑《红字》的扉页上端,用红蓝铅笔的蓝色记着一排字母“K S H M Z Y M Y L C D Y H……”,那省略号也是原来就有的。后来无论怎么琢磨,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个记号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羊脂球》书里的一个短篇《修理椅子靠垫的女人》里面的那个药店老板的名字,全让我给打了杠叉。我要杀了他,我要毙了他。这是我在自己的书里做的唯一的一次杠叉記号。这个药店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太让我气愤。
我把我的这本《羊脂球》一口气看完后,又返回来从头看了一遍。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不急了,是细细地来读,细细地品味。《莫兰那头公猪》《一个儿子》等几篇,品味得我一阵一阵地激动,一阵一阵地往紧夹大腿。
又开学时,我就升到大同一中念高中了,我把这本书带到学校。大同一中离城十里地,学生们都住校,我就给我们宿舍的同学们讲这本书里的故事。他们听上了瘾,每天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到学校外头散步,这时候我就开讲。我不给他们讲《莫兰那头公猪》那几篇,我是讲《窑姐儿》讲《西蒙的爸爸》,别的也讲。听完《懊恼》,同学们发明了一句格言:三年机会好好把握,莫把懊恼留给未来。 那一阵子,我成了莫泊桑迷,我买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也是他的,《一生》《俊友》。当把他的这两部长篇看完后,我的莫泊桑热才减退了下来。他的长篇好是好,不如他的中短篇让我看得着迷,不想睡觉。
大同的中学校都有图书馆,可都不对学生开放。学生想看书就得自己买。在我们语文老师杜洛莎的推荐下,我又买了《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我的阅读兴趣又转到了另一个方面。
这两本书,使我的头脑里有了种认识:我以前看过的《简·爱》和《羊脂球》应该说那是大人看的书。七舅舅推荐给我的那些,可以说又都是少儿读物。只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是我们年轻人读的书。
这两本书,使我沉浸在了革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亢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个英雄。不怕牺牲,不惧苦难。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虻蝇。
问杜老师这方面的书还有哪些,她就又给我推荐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青年近卫军》。我都买了。正看的当中,“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在书中的那些光辉形象的激励下,我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了头的瞎牛虻,飞到西来飞到东。
一年后,才觉出不是那么回事,才觉得没意思了,才又返回头来看我的书。
我买外国文学最多的一次是216本。
216,这是个确定的数字。
在侦破案件中结识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姓杜,他说他也喜欢外国文学,他说他家现在就有好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用的是“名著”这种词。我说我到你家看看你的名著去,他说走。可这么一看,我就傻了眼。准确地说,是红了眼。
他的那些书,是在两个半揭盖儿的木头衣箱里码着,都用浅蓝色的晒图纸包着皮子,书皮上没有写书名。打开一本,斯汤达的《红与黑》,我有。再打开一本,又是他的《巴马修道院》,我没有。又打开两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有。《远大前程》,我没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这我也没有。又取出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和萨克雷的《名利场》。这我都没有。别了。别取了。
我好羡慕哟,我好嫉妒哟。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真正地体味到了羡慕和嫉妒的滋味。让人心痒难挠还又有点痛苦的那种滋味。
小杜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谁想要我就让给他。”我说:“让给他?算话?”他说:“算话。”
小杜告诉我这些书原来也不是他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让给他的,他还没有给朋友付款。但他现在又不想要了,可又不好意思给人家退回去。我说别退别退,让给我。
我们当下就拍了板,那就是:除去我家有的,我全要。他从衣箱里够出个绿色塑料皮笔记本儿,里面早已经就记好了所有的书目。我把我家有的在书目上打个勾儿,剩下的就全归了我。共216本。价格就按书后的标价。一次成交。
他怕我反悔,我怕他反悔。
他当时就帮我把书弄到圆通寺。我当时就跟我妈要了200块,加上我身上有的,把结算出的书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
我们把书从几个提兜和布口袋里掏出来,书脊朝上一本挨一本地码在炕上,像长城似的,从后炕排在了炕头,还又朝炕里拐了个弯。小杜提着空兜子走后,我又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从后炕数到炕头,从炕头又数到后炕。
没错,216本。
看见我高兴的样子,我妈说:“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该是俺娃的,到时候就来了。”
我说:“妈,您说得真对。”
我妈说:“我那娃娃一是爱见个耍活儿,二是爱见个书。”
我妈说的“耍活儿”大概是包括着乐器和围棋。
我说:“妈,我完了还给您三百。”
我妈说:“我看俺娃也写他哇,俺娃要是写出本书,那比给妈二五一万也让妈高兴。”
我说:“那好。”
我妈说:“俺娃要写,准能写成。”
刚才我是弯着腰翻看我的书,听了这话,我这才直起身看着她说:“妈我是跟您开玩笑呢。您还当真了。”
我妈说:“那书哇不是人写的?别人能写我那娃娃就也能写。”
我说:“妈您真红火。您快甭说了。”
我妈说:“妈不懂得唉。妈是文盲唉。妈不说了。”
我说:“就是。叫人听着笑话。”
我妈又问我说那你为啥不让小杜跟你直接拉回你家。我说我家没放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过两天不忙了,我叫上二虎,跟我做个书柜。
我妈问说,有木头呢?我说,就用我爹做棺材剩下的那几块板子。我妈说你们会做?我说我想好了,很简单。
我妈说你们这书柜不敢定多会儿才能做起,这些日也不能说把这么多的书摆炕上,放在衣箱里哇。我妈就给倒腾出了一个衣箱,我把书先垛衣箱里。
我爹的淡天蓝色的人造棉盖物在衣箱里放着,我说我给拿我家哇,做个留念。我妈说,你想拿拿哇,那你拿回去就把它铺在床铺下,顶是个床垫,这样,永远也不会烂。我说噢。
我结婚时四女儿的二姐给了我们一个平柜,一米六长,五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高。柜内是两层搁板,我原来的书都在里面放着。
这次我叫上了二虎,用了两个星期天的时间,做了一个方框框,表面看是四层。架在二姐给的这个平柜上。这下,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橱。量了量,一米八高。
又用了两个中午,我们把新方框和下面的柜油漆成了一样的深紫色。方框里的那四层,我让老王帮我裱了白纸。白纸是老王跟印刷厂给拿回的印完画报的下脚料。老王说这是铜版纸。
下脚料尺寸不大,但裱我的书柜足够。
裱糊的白纸干好了,但油漆还没有彻底干。我等不及了。把那200多本书,从圆通寺转到了花园里,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新书柜里。
我把小杜原来用晒图纸包的皮子都取掉了,让嘉利妹妹和珍妮姑娘,让海丝特·白兰、玛格丽特、比罗什卡,让娜娜、苔丝、绿蒂,还有那两个爱玛,全都裸露着美丽的脊梁,玉立在我的面前,讓我一眼就能够认出谁是谁,一眼就能够把她们够得到。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
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
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
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我笑。
我妈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场大事,你这跟矿上调回来,就算是大事。
我说太是个大好事了。
可我去市公安局报到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说好是到二处,我就直接到了二处的秘书科,把档案等调动手续给了周科长。他说不对着呢,我们处是不留存这些手续的。他用二拇指朝上指指说,你得把这个交给政治部的干部科,干部科再给我们出具个介绍信,看是让你到我们这儿的哪个科。
二处是在三层楼。于是我又上了一层,找到了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拿着我的手续出去了,过了好大一阵才返回来,说让我“到下秘书科找胡科长”,我就又找到了秘书科。
秘书科里面就一个人。我远远地看见,那个人是在低头翻看我的档案。我正要张口叫胡科长,他抬起头。
我愣怔了一下说,哇是个你。
我们是东风里时候一个院儿的邻居。那几年常碰面,但没说过话。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迎过来跟我握手,说:“我姓胡。”我说:“我姓曹。”他指着我的档案说:“知道知道,刚才看了。看相片就觉得这个后生面不熟面不熟的,原来是老邻居。”我说:“真巧。”他说:“可长时间不见你了,搬家了?”他就说就返回到座位上翻到我填写的表格,念现住址一栏:“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念完抬起头说:“哇!是花园里的楼房,那可是市领导住的房。”
妻子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家六个孩子,她最小。在她该上小学的那年,她母亲到了徐州军区的大儿子家,从那时开始,她就由比她大十三岁的二姐抚养,直到结婚。她二姐二姐夫都是市委干部,一年前二姐他们搬到了新房,把原来的花园里二单元一号的房,让我们住了。
我没跟胡科长解释这些,只是笑了笑。
他说:“看档案,小曹你是大同一中的老三届,还在矿区分局写过几年材料?”
我说:“噢。”
他说:“刚才部主任说,让你把以前写过的材料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后来又到了忻州窑派出所,好几年了,没写个啥材料。”
他说:“以前在分局政工办写过的也算。只是看看。”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心想,这到二处还要考核写材料的情况?我说:“想起了。去年我给我爱人写过一个大批判发言稿。”说完,我又紧接着补充说:“是市卫生局系统开大会的发言稿,时间是十分钟。”
他说:“那更好,下午你带过来。给我就行。”
我答应说“好的,下午”后,因为是邻居,就大胆地问了一下:“胡科长,到二处还得看写过的材料?”
他看看左右,压低声说:“是好事呀,老邻居。如果你的材料被看中的话,政治部想留你。”
我说:“政治部留我?写,材料?”
他说:“是呀!好消息吧?”
我“啊”了一声,没说什么。
他说:“留在政治部,以后好提拔。” 屋里没别人,可他又看看关着的门,放低声音说:“下午把那个发言稿拿来给我就行。主任让我先审查审查。邻居,好说。”说完,笑笑地拍拍我的肩膀。
胡科长笑笑的,可我笑不起来。
我心里真麻烦。
早晨来报到时我的那个高兴劲儿,现在是就连半丁点儿也没有了。
市公安局距离花园里不远,早晨我是步行来的,这又步行回到了家,找见了那个发言稿。
三年前,妻子跟红九矿调回城里,到了市卫生局医药部门工作,去年她们系统召开批判大会,她让我给写个十分钟的发言稿。没想到她那次的发言反响很好,卫生局领导打问完妻子稿子是谁写的,又听说我在忻州窑派出所上班儿,领导就说小曹如果想到卫生局来写材料的话,我们就往来调他。我答复说我可不想写材料。
看着手里的这个稿子,我想,我好不容易不写材料了,这弄不好又让写,唉。
但我侥幸地又想,不过文字这种东西存在着个口味问题,这个人看后说好,不一定是那个人也会说好,我盼着这个稿子不对胡科长的口味,他一看没看对。
要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呢。
可万一他看对呢?
唉,我心里真麻烦。
我骑车到了圆通寺。我妈早就跟單位回来了,见我的脸色是不欢喜的样子,问我咋了,我跟她说遇到了点麻烦,后又详细地说了说是点啥麻烦。
她听完说,你吓你妈一跳,我还以为是咋了,以为是市公安局不要你了。
我说要是要呢,主要是我不想到政治部去写材料。
我妈说牛不喝水硬按头也不是个事,我就不信你不想写他们非让你写。
我说可我答应人家说下午给送四女儿发过言的那个稿子,人们都说那个稿子写好了,我是怕万一人家看对了呢,咋办?
中午,表哥和五舅舅都来了。
不一会儿四女儿也下班回来了,她说,要是把我发言的这篇稿子递上去,政治部肯定是要留你。
我又有点发急,说那咋办呀。
表哥说你会写就留在政治部写哇么,我们厂坐办公室写材料的人,那可是牛逼得很呢。五舅舅也说,领导身边的人,哪有个不牛气的。我妈说,招人即使就在领导身边,也不会是那种牛哄哄的人。
我说主要是不想写那些政工方面的材料,唉,真麻烦。 表哥说:“麻烦啥?或是二处或是政治部,反正回市公安局是已经定了,这有啥值得麻烦的,高兴才对。”
五舅舅说:“七二年恢复公检法那会儿,能进了这三个系统的都是有门有窗当官的子弟,进城区公检法的是城区领导的孩子们,进市公检法的是市里头领导的孩子们。”
我妈说:“招人我娃娃命好,虽是没门没窗,却碰着个贵人帮忙也进入了公安,这又要往市局调。”
五舅舅说:“招人,你以后可是要跟那些市里领导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领导的那些纨绔子弟们大都有优越感,瞧不起普通百姓的孩子们。在这些人堆里工作,招人你……”
还没等五舅舅说完,我妈打断了五舅舅的话说:“我那娃娃我相信,爱是他啥子弟呢,他都比不过我那娃娃。我那娃娃到了天津北京,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
“好好”是我们应县话,意思是优秀的孩子。
听了我妈的这话,一家人都笑。
我妈说,你们甭笑,你们回想回想,小学呀初中呀高中呀,宣传队呀文工团呀矿区分局呀,你们想想是不是,我那娃娃到了哪儿也是那拔尖儿的。
表哥说,我宾服兄弟。
我妈说,再说了,任是他啥领导呢,他们是爱那好的,只要你是那好好就行。
五舅舅说:“坏话也是个好话,招人最大的毛病是死相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随机应变,他的这个死相怕的是以后要吃亏。”
我妈一天价说我死相,可五舅舅说我死相,我妈又为我辩护,说:“吃亏吃上点亏,可死相的孩子还闯不下鬼呢。”
看来我的这个死相是大家公认的了,连五舅舅这也说我死相不灵活。
表哥建议说,表弟往市公安局调呀,来,喝一杯庆祝庆祝。
我喝了一樽儿表哥又要给我倒,我说我下午还去市局给人家送发言稿,我不喝了。表哥说你真也是死相,下午你甭去,明天去也不误事。我说我跟政治部胡科长约好了。表哥说,你这个人,像我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的“缰绳太长”,是个笑话。实际上还是我妈给讲的他的愣表弟的笑话。我妈的表弟我叫表舅,我表哥叫表叔。
我妈常给我们讲她愣表弟的故事。这个“缰绳太长”是说,她愣表弟骑驴时,在驴屁股顶后头坐着,坐得都快从驴身上往下掉呀。人们问他咋那样骑,再往前坐坐。他说,没法往前,你们看,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招人,你就是这么的死相,死得就像是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我说,我麻烦成一堆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我妈说:“招娃子,你真麻烦,你不是说不想到政治部写材料吗,那你下午就甭去了。千千有个头,万万有个尾。是二姐夫帮你调的这个工作,那你晚上让四子跟你到二姐家,说说这个情况就啥也解决了。”
四女儿说:“也甭晚上了,我下午下了班,咱们就去。”
表哥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个事儿嘛,看你愁了一天。”
我妈说:“主要是他过死相。”
我妈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我一下子高兴了。
大家说我死相,我也真的是死相。那天下午我还真的是上了四楼,去政治部找胡邻居。心想着上午刚刚跟人家约好了,说是下午见。自己不想到政治部,那也得打个招呼才对,不能说就躲得不见面了。要这样那我就失礼了。我是最怕约好的事,失约。我反正是不失约的。
我心想着见了胡邻居面,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自己不愿意写材料,谢谢领导们的好意。可胡邻居不在。他一个办公室的人听说我是他邻居,告诉我说胡科长中午喝醉了,有事你明天上午来找他吧。
我原来想着下午跟他有约会,中午连庆贺喜酒也不敢多喝,没想到胡科长他倒是喝醉了。也好,这是你不守约,可不是我不守约。
这时,我想到了大家对我的评价,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2 工矿科
工矿科原来有五个人,加上我就是六个了。王科长是“文革”前的老公安,跟孙处长年龄差不多,都快退休呀。
科里除了党小组长老钱外,另有三个年轻人,都是1972年恢复公检法,新成立公安局时调来的。正如五舅舅说的,他们都是市领导的子弟。
王科长大概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说咱们科的主要工作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又说,小曹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些时再给你分配具体的任务。
他让小华给我够些资料看,后又吩咐说先看看《内部保卫工作》。
小华是科里的内勤,比我小三岁。他打开卷柜把《内部保卫工作》抽出来给我,又问我还想看啥。
我看了看,卷柜里上下两层,立着有五六十本书。可我又看见玻璃柜门上贴着字条:内部资料,不得外传,只限一册,阅后归还。
我说先拿这本看,看完再换。他说,没关系,你再看看这本吧。他又给我抽出一本《刑事侦察学》,我翻看了两眼说反正也不能同時看两本,那我看完再换吧。我把《刑事侦察学》给了他。
下午六点多该下班了,大家还不走,讲论《追捕》电影。
小赵说,原来还有高仓健和真由美在山洞中半裸烤火的情节,让咱们给他妈的剪截了。
“哇,半裸,啥样?”
“别以为是啥样,不会是啥样,人家还是带着乳罩的。”
“乳罩?啥乳罩?”
“去你个山汉呗。”
我看书和学习,有个毛病是,好在书上圈圈点点地做记号,可《内部保卫工作》这是公家的书,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想把我认为是重要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我悄悄问小华,有人看这些书时做笔记吗?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又说你如想做笔记的话,我再给你个好的笔记本儿,他就拉开他的抽屉给我取出一个很厚的那种正经的大笔记本。
因为明确是“内部资料不得外传”,我想拿回家看也不敢。后来我想起个好办法,那就是,在第二天我跟家里拿来了墨汁、墨盒和小楷毛笔,我假装是在练毛笔字,写小楷。 老周不好主动说话,一定是我妈把这些都问到了,又给我做介绍。我问老周小张在哪儿工作,老周说,在糕点厂积德益门市部。
老周约了我,星期日到他的新房认门。
五妗妗经常给我女儿丁丁做新衣裳,穿也穿不过来,丁丁就长高了。星期日我给盟盟挑了两件,拿去了。小张还以为是商店买的,我说是五妗妗做的。她说真做得好。
老周在师资培训班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完全是按着大专的课程讲学。他学习的书里面有本《形式逻辑》,我在小华那里借的《刑事侦察学》里,就多次说到过这本《形式逻辑》。我说老周我给看看,老周说就给去哇,我的工作用不着它。
《形式逻辑》让我一看就入了迷,走站装着,有空儿就看,而且还是反复地看反复地研究。
跟在忻州窑派出所时一样,二处的值班也是一个星期轮一次。
第一次值班时的那个星期日上午的十点半,我骑车去圆通寺把我妈带来了。
站在工矿科窗口,能看得见新建路南来北往的车辆,还能看见公园的东湖。我故意问我妈,您说好不好?
我妈说话有点哽咽,望着远处的花园,说,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现在,唉,那个死鬼早早地就把咱们扔下,他走了。
中午,我请我妈尝尝我们食堂的饭。
因为是值班,要守电话,不敢离开值班室时间太长,我把饭打在了我们科里。我事先就准备好了两个饭盒儿,一个饭盒里放了满满的一盒米饭,另一个饭盒打了满满一盒菜。素炒豆腐、山药蛋炖倭瓜,还有我妈最喜欢吃的肉丸子。我妈叫肉丸子叫象眼子。
我妈说,也好呢,你们这象眼子也好呢。
我妈比我大31岁,已经快60了,可饭量还是比我的大。整个饭菜我吃了一少半,我妈吃了一多半。她还把最后的一些米饭倒在菜饭盒里,又让我添了暖壶的开水,说就顶是喝汆米饭。
见我妈吃得汗爬流水的,我真高兴。我妈也高兴,说这顿饭比哪顿饭也吃得香。
我送我妈回家时,楼门口站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二处值班。他看看我妈背影说,那是谁?我说我妈。他说,以后不准领家属来局吃饭。
什么狗屁话!
我理也没理他,照直上了楼梯,回了办公室。
3 认错
还是我在东风里居住在忻州窑派出所工作时,我妈去过花园里二姐家,去说表嫂的事,想让二姐夫给想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跟内蒙转到大同。
表哥表嫂是在1971年结的婚。
表嫂的祖籍是大同市南郊区西谷庄人,爺爷和父亲都会笼匠手艺,解放前就流落在内蒙齐夏营,全国解放时,他们把户口就上在了那里。齐夏营是个镇,他们也是市民户。
表哥表嫂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冬儿,比丁丁大五岁。小的是女孩,叫春儿,比丁丁大半年。
表哥在大同皮鞋厂上班,每月开着32块钱,一家四口人,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五舅舅托着人也想给表嫂找个工作,可一听她的户口不在大同,都说不好办。
我妈跟我说,让我求求二姐夫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转回到大同,这样也就好找工作了。我说我从来不张口求人,但表哥的事我是一定要求求二姐夫的。
表哥说,你给哥去试试,办成办不成靠命哇。
我妈说,要不,甭叫招人去了,这事还是大人去说好,姑看是姑姑给去哇。
表哥说,亲家上门,不值半文,姑姑您去,万一叫碰了,没意思。
我说,就是,万一二姐夫说,隔着省呢,不好办,碰了您。
表哥说,就是,碰招人碰去,碰了您就没意思了。
我妈说,宁叫碰了,也不能叫误了,万一招人去了,孩孩气,说不成个话,给误了呢。
最后的决定是,还是由我妈出面,找二姐夫说这个事。
从圆通寺到东风里,路过花园里。以前我用自行车带我妈到我家,路过花园里时,跟我妈说过,二姐就在那个楼房院里住。
我说,妈我带您去哇,您不知道几楼几号,我把您带去告诉哪个单元哪个门,您进我不进。
我妈说,用不着,妈鼻子底下莫非没个嘴?
在一个上午,我妈打问到了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敲二姐家的门,就敲就喊:“二子啊!二子啊!我是招人妈,二子啊!”
这是二姐后来笑着跟我学的,我妈当时就是“二子啊二子啊”地喊她,还说门敲得也亮,把二姐吓了一跳。我说我妈没进过楼房家,她一准是以为里面有多入深,怕家里人听不着,才那么用力地敲。
二姐说起初我以为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后来听到“二子啊二子啊”是叫我,我紧跑几步一开门,呀,是姨姨。
我妈肩上担了个扎住口的口袋,里头是两个大西瓜,一前一后地在肩膀上担着。跟圆通寺到花园里有三里地,步行着一路走来,还得打问着找到家门。我妈穿的又有点多,还或许是因为要来求人家办大事,心里还有点紧张,满脸的汗。
二姐一开门,我妈说:“二子啊,我是来眊眊俺娃。”
二姐跟我说:“听了这话,又看着姨姨汗爬流水地用袄袖擦着汗,感动得我差点就要啼哭呀。”
二姐把我妈让进家,给沏茶,我妈说要喝冷水,二姐跟晾水瓶里倒了一杯凉白开,我妈一口气喝了。
二姐跟我说:“妹夫,年长了,二姐没见过这么朴实的老人。心里一下子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我妈跟二姐说了一上午的话。但她也并不是一进门就说来干啥了,她也不是有意地不说要来干啥,而是在二姐跟前她根本就是插不上嘴,没机会说。
二姐也不急着问姨姨您来有什么事,她们从一坐下来就开始拉呱。
她们说起我爹的去世。我妈说他爹身体一直很好,连个正痛片儿也没尝过是个啥味素,一下子得了个要命的病。
二姐说,人得癌症,那是跟气上引起的,姨夫是四四年的抗战干部,一路走下坡路,他能不生气?可他人要强,不好跟人说,自己生闷气。 我妈说,二子,你对姨姨家的事,都知道。
二姐说,姨姨您不想想,我要把四妹给您们,能不访查访查?姨姨您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有地位的,您先是拉扯培养俩兄弟,同时您还拉扯侄子忠孝,拉扯外甥女玉玉。
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妈都早早地走了,我是个当姑姑当姨姨的,我不管谁管。再说了,我跟二姐说哇,我在这两个孩子跟前是有亏欠的。
二姐不明白我妈说的“有亏欠”是啥意思,看我妈。
我妈就啥也不避讳地都跟二姐说了。
我姨姨小时候,我姥爷给她跟本村的宋守周订了娃娃亲。长大了,姨姨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当时我姥爷已经去世了,我妈在家里说了算。我妈说不行,不同意也得同意,跌倒不翻身,死你也是宋守周的人。
说了姨姨的事,我妈又跟二姐说了表哥妈的事。
都说完,我妈说,忠孝的妈是我硬主着让我兄弟跟她离了婚,玉玉的妈又是我硬主着让她跟玉玉爹结的婚。这两个人早早地都去世了,都是心情不愉快的过。这两个苦命的人都早早得了病死了,这都是我硬主事的过。
我妈向二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后,对二姐说,你说他二姐,她们两人的孩子,忠孝和玉玉的事我能不尽着全力管吗?
二姐点头。
我妈说,忠孝找了个内蒙的女的,叫小兰,养了两个孩子,户口也得跟着妈上,现在大孩子上在内蒙了,二女女的户口还没上。这一家四口人,靠着忠孝那三十来块工资,光景过得紧巴巴的,冬天连炭也不舍得烧,家冷得夜里脚盆的尿水水都要结成冰。
二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听着这话,快掉泪,没等我妈提出,她就说姨姨您放心哇,您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给帮帮,看看是能想啥法子。
我妈这才接住话茬说,姨姨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俺娃们神通广大,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们。
我算了算,这是1977年的事。“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同意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地返乡回城,并安排工作。二姐夫以表嫂是插队生的名义,把她调回了大同,还安置在了市供销社下面的东街馅饼店工作。
冬儿送到了内蒙姥姥家,春儿送到了皮鞋厂幼儿园。表嫂高高兴兴地去馅饼店上了班。
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有了。表哥高兴地说,小兰这算是一步登了天,看来还得姑姑出马。
表哥去岳母家,回来时带来五只卓资山熏鸡,说是给姑姑一只,给我一只,给二姐三只。我妈说,我和招人不要,你亲自都送给二姐去哇。
表哥自个儿不敢去,让我跟他去送。到了二姐家,正要敲门,我看见门牙开着,我就推开门领著表哥进去了。本来是可以先进餐厅的,可我们直接进了客厅。
二姐正跟客人说话。
客人说:“呀熏鸡!”
二姐说:“正好喝酒,中午别走了。”
客人说:“见好吃的不吃有罪呢。”当下就掰开熏鸡,揪下个大腿往嘴里填。
二姐后来说我,你这个妹夫真死相,你不看看门开着,你也不听听客厅有生人说话,也不想想是家里是有客人?你把熏鸡拿进厨房就行了,可全给提溜进了客厅,那个家伙跟你二姐夫中午吃喝完,走的时候还又提走了一只。
二姐又是气又是笑:“妹夫呀妹夫,那么你是太死相,是个半点儿鬼也没有的大眼痴球蛋。”
星期日,我在家洗了一上午衣服,下午来了圆通寺。我妈正洗脸,她说你来的正好。她拧好了毛巾,让我给擦背。
忠义用网兜提着一大把香蕉,进家了。
忠义说,煤校快开学呀,来眊眊姑姑。话音没落,冬儿领着春儿,撩开门帘进来了。
我妈跟忠义说,这是你大哥的两个孩子。忠义说,认的他们,以前见过,后又大声地冲着两个孩子说:“你俩来干啥了?啊?”说着,解网兜。
两个孩子出去了。
忠义掏出香蕉,掰下两根,一转身说:“给,叫我啥?”
我说:“他俩早出去了。”
我妈说:“出院耍去了,一会儿进呀。”
我们正拉呱着,表嫂冲进了家,指着忠义就大骂:“有你这样当叔叔的吗?喝问我孩子来干啥?这又不是你家,你能来姑姑家,孩子们就不能来姑奶奶家?”
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表嫂继续骂:“我孩子跟姥姥家来大同是上小学呀,高兴得跟姑奶奶来谝了,没想到一进门你就往走撵。这是你的家?”
从没见过表嫂发这么大的火儿,我们半天才缓过神,都给表嫂做解释,还说当时忠义是跟孩子们开玩笑,问来干啥了,问完还给掰下香蕉让他们吃。
表嫂根本就听不进我们解释,继续骂:“谁稀罕你的香蕉,哼啜完给点吃的。你有钱了不起了,想咋哼啜咋哼啜,不吃你那一套。”
忠义让表嫂骂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表嫂一摔门走了。
忠义坐在炕沿那儿流泪。
这个事,忠义是受了冤枉,但他大声开玩笑地问两个孩子“你们来干啥了”,这也是真的。孩子们跟他不熟悉,让他这大声地问话给吓着了,回家告给了妈。
我们好不容易把忠义劝住了,我妈留他吃饭他也不在,走了。
忠义刚走,表哥进门了。看表情,也是来找忠义算账的。
我妈说:“你们兄弟们咋就不能好好地相处?”
表哥说:“您说怪谁?”
我妈说:“怪谁?”
表哥说:“怪您。您不是说我头发卷起,张文彬认我也够我洋气吗?”
我妈说,当时我为啥要那样说,那还不是让你逼得?我不那样狠狠敲打你,拿着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不敲打你,你能乖乖地叫张文彬爹叫何香莲妈吗?我是为了你,孩子啊。
表哥说,可当时让您那么一说,我心里就一直是膈应巴支的,看见忠义他们总是觉得隔张皮。
我妈说,要这么说,忠孝,那我今天跟你承认错误,当时不该跟你说那话。现在姑姑跟你认错,当时我说错了,不该跟你一个小孩子说你妈那种的话。行了吧忠孝,杀人不过头点地,姑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 我不知道说个啥好,看我妈。
我妈又说,姑姑这一辈子犯过最大的两件错误……还有玉玉妈,你妈跟玉玉妈两个是好朋友,可我把她俩都害了,都早早儿就走了,姑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麻烦得就甭提了。我妈有点要哭。
啊呀,我妈居然是这样。我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我妈,可我妈今天就是这么地给表哥认错了。就我知道,我妈除了跟老王说过句“曹大妈骂错你了”,还没见過跟谁是这种口气在道歉、认错。
我表哥也一定是想到了,这个厉害了一辈子的女人,今天给我认错。
表哥也不作声了。
我妈缓了缓气,又说,忠孝子我告你,说是个说,闹是个闹,你可得知道你是姓张,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要不是的话,你的户口咋能跟村里上来,要不的话,那你永远是个农民。这你得弄机明,也得讲点良心。
表哥的语气和软下来,说,姑姑,这我知道,我永远是姓张。
我妈说,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你知道这就行。
4 组织问题
人们常问说“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吗”,意思就是问你入了团了吗?入了党了吗?“文革”以前的人们还常说“人有两次政治生命”,就是指入团和入党。
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入了团。班主任闫老师说,你写个入团申请吧,我就写了,就入了。
是闫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让我有了第一次的政治生命。于是我又想,我多会儿才能有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呢?上了高中,“文革”开始,党委们一个个的都被“踢开”被“砸烂”,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这个第二次政治生命的问题了。
1973年的秋天,我领我爹到太原的省肿瘤医院去看病。在那期间,躺在病床上的我爹,好几次说到我的组织问题。我说看好您的病后,我回去就写申请。
我爹的病没看好,在1974年的2月,去世了。
答应了的事,我是一定要努力地去完成。安葬了爹爹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交给了我们矿区公安分局的党组织。为了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去了北郊区东胜庄公社北温窑大队,给下乡插队的知青去带队,时间是一年。那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想去。
一年回来,我瘦了20多斤。年底单位组织体检时,身高一米七二的我,体重才102斤,人们叫我“102”首长。
原以为一年回来,就能入党,可党组织说,你不要在机关坐着了,下基层锻炼锻炼吧。为了能入党,我再次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下到了忻州窑派出所。
我是所里的内勤,工作压力倒是没有,但让我吃不消的是,跑家的时间过长。如果我不想迟到的话,那早晨不到六点就得出发。如果我不想早退的话,我每天回家是晚上八点以后。算算,这就是十五六个钟头。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我的组织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回市局吧。
调到新单位,以前五年的苦算是白吃了。
想入党,那就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吧。
谁叫我爹爹给我留下了那么个希望我“解决组织问题”的遗愿了呢?谁叫我下定了决心,要完成爹爹的这个遗愿呢?
我又写了入党申请,郑重地交给了内保处的党组织。
我们处每年有一个入党的指标,我调回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那年的那个指标,我想也没敢想,我盼着下一年的会是我,我盼着我在调进这个单位的两年后的1980年,能够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
不能光是想,得努力工作才对。
我努力工作了,而且也取得了好的成绩。连连地破案。
在我破了第一个案子时,有人说我是瞎猫碰着个死耗子,可后来我是破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再也不这样说了,我让他们服气了。但1980这一年的“七一”节,宣布入党的人,又不是我。
中午下班,我骑车追上了老钱,他说小曹你中午不是在圆通寺跟你妈吃饭呢,咋一直朝着城里走?我说我跟您有个说上的。他说,一上午在办公室咋不说?我说办公室人多。老钱笑,那你说啥?我说,那个……想说说我的组织问题。他说,好哇,组织的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我说,可我咋就想进进不去呢?他看着我笑。
我说,那,那个,下一批,能考虑我吗?
他说,我拐弯呀,你有啥活思想,可以跟组织说说。说完拐弯了,进了一个巷儿。
还保密,不教我。我两脚支着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进了一个街门后,我又重新蹬着车,向圆通寺骑去。你不教我,我问我妈去。
我妈说,俺娃不是会破案?那俺娃好好地破案哇么。别人手里的案子破不了,俺娃的一有了能破一有了就能破,看看他们再不给俺娃解决。
妈,听您的。
别的不想,破案子。
在我妈的鼓励下,我的案子破了一个又一个,破了一个又一个。
我觉得破案又不难,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猜谜语似的,那就像是捉迷藏似的,动动脑筋,分析分析,就破了。
那两年,社会治安形势不好,发案率逐年上升,全国都一样,要不为啥就有了后来的1983年的“严打”呢?
大同的治安形势跟全国一样,我管辖的城南也一样,但我不怕,只要你发,我就破,发一个侦破一个,上一个拿下一个。
孙处长处务会上说,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小曹为咱们二处争了光。他还敲打那些高干子弟们说,得靠本事,得学点真的本事,得拿秤约约你自个儿值几斤几两,不服你也给咱们露两手儿。
1981年2月,我被评为出席省的先进,到省城去开表彰大会。
市局评选出两个人,四处是侦察员崔文彬,二处是我,科员曹乃谦。
如果不是我妈鼓励我,我就不会成了出席省的先进。
省先进可不是市先进,也不是局先进,更不是处先进科先进。
我的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了,我得感激我妈。
我妈说,还是俺娃有灵性,有些事不靠灵性,光靠卖力是不行的,得有灵性。你们处别的后生们,莫非不想破个案,他为啥破不了?那是他差你点儿灵性。妈早就看出俺娃有灵性,月圪蛋时妈就看出你有灵性,你躺在那里,别人一说话,你的眼睛就跟着转。 我笑着说:“哇,这就是灵性啊。”
我妈说:“你当是啥?眼睛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性了。”
我妈说,再说你那吹呀弹呀的,那更是得灵性,银柱教你拉二胡,没半年,你就比他拉得好了,七舅舅给你个烂口琴,没半年,你就比他吹得好了,妈不会是个妈不会,但妈能听出你比他们拉得顺耳,吹得受听。
小时候我妈不夸奖我,自参加了工作,我妈一直是在表揚我。也不知道她是改了性格了,还是改了策略了。
我妈说,妈为啥是要鼓励俺娃呢?妈知道,俺娃只要是做,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妈那次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你当妈那是瞎说呢?不是。
我说,可我想入党,入不了。
她说,去哇,好好去太原开会去哇,回来就入呀。
除了市局的我们二人,下属的四个公安分局也各评选出了一名出席省的先进,由市局党委佘书记领队,1981年2月26日,到了省城太原。
矿区的省先进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叫他连长。这人话多,语音洪亮,口音还有点特别,说跟阎锡山是老乡。晚上看电影时,看到让人气愤的情节,大声地责骂电影里的坏蛋,人们都看他。
因为说起都是矿区的,我跟他就熟悉起来。我问公交派出所小陈,他说现在公交派出所撤销了,另成立了公交管理办公室,小陈当了公交办副主任。说完他又一下子想起啥似的,大声说对了对了,你保险是她的前任男友。
连长看着我问,肯定吧?我说,我俩挺好。他说,那为啥没闹成?我说,当时我是想往市局调。他说,别看小陈是个当官的子弟,可她半点也没有那种坏习气。我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爹是谁。
他说,可她那靠山老子快不行了。我问,薛部长?他说,肝癌在北京动了手术,回来不见有什么起色,快不行了。我说,哦。
开了三天会,我们坐火车回到大同,临分别时,我给了连长一百块钱让转小陈,就说是给她爸买点啥营养品补补。
他说,你俩其实真的挺般配。我笑笑,没作声。
会议给每个先进发的资料里,有几期《警钟》。来开会之前我就知道,这是省法制部门主办的综合性的内部刊物。开会期间,我偷偷地溜出来,到《警钟》编辑部,把我带来的一个论文《浅论逻辑推理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给了他们。他们看我拿着开会的档案袋,对我很客气,我说我以后还想写案例。他们说欢迎赐稿。
过了些时,孙处长退休了。他没跟大家告别就不再来上班了。
我还想到,如果不是孙处长,这次的出席省先进,可能不会选上我。
中午在圆通寺吃饭时,我把这个看法说了出来。当时五舅舅也在场,他说,不会的,出席省先进那是因为你破案成绩突出,这个先进,别人是不能顶替了的。我妈说,娃娃想入党,我看今年没问题了。五舅舅说,按说没问题。我也说,按说是该我了。我妈说,这口饭你咽进肚里才算是吃了,啥也是个这。
我妈说得半点儿也没错,以为这次稳了,可,我又没把这口饭咽肚里。
尽管我是出席省先进工作者,而且是自1972年恢复成立公安系统后的首次召开的省级别会议的先进工作者,但是,在这一年,在1981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二处宣布的新党员,仍然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想入党咋这么难?
星期日,我跟四女儿到二姐家串门,二姐说,佘书记那天跟你二姐夫说,你妹夫能行,小伙子连连地破案,上一个破一个,行。四女儿说,可这次“七一”宣布党员,还不是他。
二姐说,佘书记保险是还不知道你没解决组织问题,那快让你二姐夫给跟佘书记说说。
我说:“别别别,不用说,坚决不用说。”
二姐夫冷笑一声,对二姐说:“妹夫要自己解决,那让他自己解决去吧。”
我的想法是,你帮我调工作,这我求你帮助帮助,入党我可不求你,入党我可不让人帮,通过关系入党,我觉得羞得慌,要叫我去世的爹爹知道了,也非要托来梦骂我不可。
但是,我这个组织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去五中问问闫老师,他给我第一次政治生命时,咋那么简单。
闫老师在校总务处当主任了。
我说闫老师您瘦了,他说人老难买老来瘦,瘦点好。我说您在总务是不是挺忙,有点累。他说,不累,一个学校能有多重的活儿。
还没等我说,闫老师就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吗?一见我摇头,他说你是不是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学校,也是我催你写入团申请你才写的。我说我这会儿可想着解决组织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旁边有位老师插话说,现在你光是积极地工作,那不行,你得研究研究。
我不明白他说“得研究研究”是啥意思?看闫老师。
那个老师跟闫老师说,看来你这个学生有点死相。
他又跟我说,看来你真的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啥也得研究研究再说,啥叫研究研究?那就是烟酒烟酒。你不给人家送礼,那除非你上头有硬人,找关系。
我说闫老师让我入团,我也没给他送啥礼,他说,这会儿跟那会儿不一样,同学。
送礼,跑关系,这我不做。
闫老师跟那个老师说,小曹他不是这种性格。
那个老师说,不跑不送,你原地不动,你是群众,永远也是群众。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回了家,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抬头看着我爹的挂像,心想,爹,儿子也好好工作了,是出席省的先进。儿子也团结同志,也听领导的话,没人打水我去打,没人扫地我来扫,全局分山药,让各处派一个人到农民地里去装麻袋,没人想去,我去。拉回来分的时候,没人帮忙,我给帮。秋天处里分白菜,一人一份儿,别人先去挑,留下没人要的,我拿走。过年分带鱼,大家挑完,我又是拿最后的一份儿。爹爹,我做到了您说的“大人不争,小人不让”,可我就是入不了党。儿子真的是很对不起爹,辜负爹的期望。 但是爹,您相信,儿子在行为上早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在组织上入不了,儿子是没办法了。
爹,我即使是入不了党,我也要好好地工作。您放心吧。以后我要加强学习,好好地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民警察。
5 境界
平时我晚饭是回花园里吃,早饭中午饭都是在圆通寺吃。值班时我的一天三顿饭都是跟我妈吃。
我妈为能给我做饭,能跟我吃饭,很高兴。中午还要拿那个日本军用水壶给我打生啤酒。我说值班呢,不能喝。我妈说啥也是活的,少喝口,中午喝上半壶,晚上喝上半壶,甭把脸喝红就行。我说好。
那时候,居民家里很少有电视,同志们下班不回家,先在单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一般情况,都要到晚八点才骑车回家。这都认为是正常的,有的处长和局领导也参加。
我来二处上班第二次值班时,在圆通寺跟我妈吃完晚饭,六点整我就准时赶到了值班室。
秘书科里,有三个下棋人已经开战了。
这伙人,天天玩儿,水平究竟如何呢?进去看看。
没看半盘儿,看出他们三个人的水平很一般。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实力相当,所以也能下上火儿。
我给棋力较弱的老苏指点了两步,他们看出来我也会下,要跟我下。
我见他们下的时候,相互间常悔棋。我说,你们三个人可以商量着走哪步,但咱們不悔棋。
棋高一筹压死人。我看出他们棋力不如我,知道他们商量也没用。下了几盘,我都赢。晚九点了他们还不服,还想下。
最终,他们的结论是,二处里小曹第一了,跟三处的老朱和行政处的老蒋有一拼。
后来的那两天,老苏他们也真的把老朱和老蒋约来跟我下。老朱和老蒋也真的是超出了一般水平,我们之间互有输赢。
又一个晚六点前,我到了值班室。老苏叫我,说白领导可厉害呢,你跟他下下。我跟着过去了,一看,是个他。
我头一次值班时,星期日领我妈来看看我的新单位。中午我给在食堂打了饭,端回办公室,跟我妈一块吃完后,我把我妈送出局大门,返进院,遇到他。他看着我妈的背影问,那是谁,我说是我妈。
他说:“以后不许带家属来公安局吃食堂。”
领妈来吃顿饭咋了?我是花钱买的,又不是白吃。
再说,你知道那是我妈了,还说那话。你有妈没有,你是不是你妈养的?
当时我就在心里骂他:什么屁话!
没错,老苏说的这个白领导就是个他。
他记不得我了,问老苏说,他也是你们二处的?哪儿调来的?
没等老苏回答他,我说你们下,我头疼。
第二天上午,老苏跟我说,你正好头疼,没下。白领导这个人你也真的是不能跟他下,就你的水平,能让他“车马炮”,可你要是赢了他,他的驴脸就耷拉下来,恼得啥也似的,你只有输给他,他这才高兴,还要骂你“臭篓子”。
我说我绝对不会下假棋,故意输给领导,我更不会样做,那不是我的性格。
老苏说,我看出来了。
谁能想到,在我晚上来值班时,那个输了就驴脸的人又在秘书科,还非要叫老苏叫我去跟他下。我跟老苏说,老苏你告诉他,我这些日子真的不能下,头疼。
哼!想跟我下,你不配!
二姐请四妹和二弟我们两家人,星期日到她家吃饭。
我岳母说黑夜没睡好,想睡觉,不参加。可岳母她又悄悄跟我说,让我把大姨兄叫来。我知道,她这是要跟大姨兄下跳棋。
大姨兄六十多岁了,叫我岳母叫姨姨,在我们马路对面的互助里住,他差不多每天要来我家,跟姨姨下跳棋。
二姐猜出我岳母不来的原因,说,一个耍跳棋,还耍得这么上瘾。
说起下棋,四女儿跟他们说了我在单位拒绝跟白领导下象棋的事。
四女儿说,我原来在红九矿时,有些同事一下班就陪着领导玩儿,故意输给领导,哄领导高兴,直见得人家们早早地都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可招人他是躲得领导远远的,领导找上门想跟他下,还不跟下,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肯定的了。
我说,我宁愿不入党,也不做那种讨好和拍马屁的丢人格的事。
二姐夫说,妹夫会下象棋?从来没听说过。
我结婚后,见过二姐夫和二哥下棋,知道他们水平一般,赢不了我。但我又知道我的毛病,一是不让人悔棋,二是不会故意输给人。所以当时我说,我喜欢围棋,不会下象棋。他们以为我真的不会,多会见面也是他们下,不邀我。
二姐夫说,原来你会下。二哥说,来来来,跟二姐夫摆上一盘儿。
我被将到了这里,再不下,也没意思。
我说,不悔棋。二姐夫说,不悔棋。可在下的当中,二姐夫想悔棋,我让他悔了,但我说,二姐夫下次不能了。不一会儿,他又要悔,拿起重走。我说,二姐夫,咱们说的不悔棋。二姐夫说,好好好,不悔不悔。嘴上这么说,可也没把棋放成原来的样子,实际上,第二次又算是悔了。
我们继续下。
当领导的,在单位人们让惯了,当第三次二姐夫又要拿起棋重走,我不让。
我说,咱们事先说好是不悔棋,说好了就得按说好了的来,你要悔棋咱们就不能下。二姐夫说,不能下就别下。就这样,一盘棋没下完,把棋推一边儿了。
二姐夫说,妹夫你太死相。
吃饭时,二姐和四女儿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事。
二姐说,我认为妹夫对着呢,你跟人家约定的是不悔棋,你却要悔,那是你悔约。
四女儿说,一个耍,弄这么认真干什么。
我说,别说了,我以后跟家人跟亲戚一概不玩儿,因为我不会作假,也因为我太过认真。
二姐笑着说,妹夫你,你,你。她没继续往下说。
在又是轮我值班时,在楼道碰到了白领导。
他说:“你不下基层一天在处里泡什么?” 我说:“这个星期我值班。”
他说:“上班时间处里尽是人,不能接个电话?”
他是领导,我听他的。
可当我第二天下了基层回来,在楼道又碰到了他。
他说:“你不是值班吗?不在值班室跑哪儿去了?”
我说:“我下基层了。”
他说:“你值班呢下基层,叫谁替你值班呢?”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这是碰到了不讲理的人了。我正想还口,质问他“您昨天是怎么说的?”但,他是领导,又比我年龄大。话到嘴边,我咽进去了。
碰到了这样的领导,我该怎么办?
我想到我妈。
我以前小,不觉得也没太在意,自参加了工作,慢慢我才发觉,我妈是个有智慧的人,碍你什么事,她似乎是都能给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跟我妈说说这个事,听听我妈的意见,我碰上这样不讲理的领导,以后该怎么办。但见了我妈面,又怕让她知道了会替我麻烦,就先没跟我妈说,心想等以后,如果白领导他再这样对待我,再说。
可我别想着能对我妈隐瞒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从哪儿就看出我有啥没有告诉她。她说,招娃子,俺娃有啥跟妈说。
既然我妈有了怀疑,我要是想瞎说件别的事糊弄过去,那更不好。再说,我也没有本事能把没的事说成是有的。我只好实说了。
我媽听完说,要这么说,招娃子,他这是磨道里寻驴脚踪。招娃子,你想想你是在哪儿得罪上人家了?
我说,妈,我也想了,可能是因为下棋,他嫌我不跟他下。
我妈说,你们上班还下棋?下啥棋,围棋?
我说,上班时间不下,是下班后。
我妈说,下了班儿你不回家?下棋。
我说,我下班就回家,不玩。这是我值班的时候的事。他想跟我下象棋。
我妈说,从没见过你下象棋。
我说,您没见过,咱家也没有,我是上高小时候,仓门院的武叔叔教会的,后来在咱们里头院跟慈法师父下过。
我妈说,就为个这还得罪个人,既然是值班,你跟他下下就行了嘛。
我没跟我妈说那次他说“以后不准带家属来食堂吃饭”的事,我只是说,这个人水平不行,还就想赢人,一输就恼了,他下不过我,我又不想故意输给他,就不想跟他下。
我妈说,要这样说,不跟他下也对。
我说,您教教我该咋办才好?他以后再找我的茬儿咋办?
我妈说,这事最好办了。
我说,咋办?
她说,俺娃不理他,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该干啥还干啥。紧要的是,俺娃必须是要好好地工作,做出成绩,到时候,他就知道了俺娃不是那普通的人,俺娃是长着三只眼的神圣。
我说,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叫他知道我是长着几只眼。
星期日上午,我在家开了洗衣机,看见窗外有顶草帽过来了,我知道是大姨兄来跟姨姨下跳棋了,赶快去给他开开门。
大姨兄跟我笑了笑,进了岳母屋。一会儿,听到他俩下开了。
洗完,我搭衣裳时,听大姨兄说:“孩子弄回个电吹风。”
岳母说:“羊角葱?这会儿还有羊角葱?”
大姨兄说:“有。别人家尽安呢。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大姨兄说的电吹风是小电动机,以前住平房的人家,做饭扇火是用风箱,后来发展成小电动机了,老百姓都叫它电吹风。
我岳母把大姨兄说的电吹风听成是羊角葱了。可大姨兄更聋,他没听出来姨姨说的是羊角葱,以为姨姨也说的是电吹风,所以说“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岳母说:“那你不说来的时候给姨姨拿两根。”
大姨兄说:“姨姨您家不是用煤气?咋也想要电吹风?”
岳母说:“我用羊角葱给孩子们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他听出了姨姨说炒鸡蛋。
岳母说:“噢。三月三,羊角葱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可不行,电吹风火硬,炒鸡蛋时可吃不住用它吹,一下就煳巴了。”
我越听越失笑,干脆过来听他俩一递一句地说相声。
他俩也不是住下手来交谈,他们是一边对着话,一边还看着棋盘下棋。
岳母说:“你这步还能往前跳,咋不跳?”大姨兄说:“我这步要是跳前了,那就把您堵住了。”岳母说:“堵堵哇,我这头还有路。”大姨兄捏起棋说:“那我就往前再跳一步。”
说的是棋路,这两人倒也能猜出对方在说啥,还商商量量的,两人下的还是君子棋。
“呀呀呀,看我这步。”岳母捏起棋就走,一直跳到了对面的顶角。大姨兄看看,称赞说:“姨姨您的这步可跳得厉害。”
可我一看,不对着呢,岳母是把大姨兄以前跳过来的棋,又给畅通无阻地跳了回去。
他俩不仅是耳聋,眼也花,把对方跳过来的棋又给拿起跳了回去。两人都还没有发现,都还夸说好棋好棋。
我捂着肚子笑,可也没提醒他们,任他们那样下去吧。
我这才知道,为啥他俩从来是见面一盘棋,下到最后也下不完。
那能下完吗?一方跳过来了,另一方又给跳回去。
大姨兄说:“姨姨,炒鸡蛋可不能吹电吹风。”
岳母说:“我也就说,没时没晌的,哪的羊角葱。”
我实在是笑得肚疼,转身走了。
大姨兄在背后说,看妹夫笑得。
后来跟我妈说起了岳母跟大姨兄下跳棋,逗得我妈也笑。
我说,他俩多会儿见面也下不完一盘棋,最后也没分出是谁赢谁输。
我妈说,招娃子,你那棋多会儿也下成了这,那你就成了。
成啥了?成佛了成道了成仙了?
我知道我妈也说不出是成啥了,我也准确地表述不出是哪种说法更好,但我知道我妈的意思。 后来我想到,我岳母和大姨兄两人下棋,那真的是进入了一种高的境界,也入迷,也爱好,一听有人敲门,岳母“来了来了”地跑也跑不跌。
和岳母和大姨兄比起来,我就是凡夫俗子了。
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境界不高,不是那种超了凡脱了俗的人,但是,那次我妈给我出了主意后,我不再把白领导故意为难我的事放在心上,而是努力工作,连连地破案,当了出席省的先进。
自那以后,白领导大概才知道,那个对他不理不睬不卑不亢的小兵兵,原来长着三只眼。
自那以后,他这才不专门地在鸡蛋里挑骨头,找我的茬儿了。
6 世界名著
我在上小学期间看了好多的“演义”好多的“传记”好多的“公案”,还看了好多当时流行的那些长篇,加起来少说也有个30多种。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里,我看了一本叫做《简·爱》的书。这是我七舅舅的书。他是大同煤校的中专生,他跟学校借了这本书准备着放暑假带回老家看,可他走的时候没拿,忘在了我们家。当时我手跟前正好没别的书可看,就把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了翻。起初对书里的那些人名地名不习惯,可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就从头正式看,没几天就把它看完了。看完,觉得不过瘾,我就又返回头看了个第二遍。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外国文学。看完后,感觉到这本书跟我以前看过的书不一样。书里写瞎眼眼罗切斯特尔伸出手掌,想看看是不是下着雨。我以前看过的书,可不这样地写人的动作。又写老狗派洛特先是竖起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简·爱蹦过来。我以前看过的书,也从来不会这么地写到一只狗的行为,你要往细想的话,还有狗的心理活动在里头。当时,我不懂得这就叫做细节描写,可我却是感觉到,这样的写法很真实,很有一种我熟悉的味道,那就是生活的气息。
好,真好!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我真高兴,高兴得我就想帮我妈做营生。我妈说:“我娃娃长大了。”
暑假结束,七舅舅从村里度假回来了,我就求他到大同煤校再给我往回借这种书。他住校,平素最多一个月来我们家一回。这次我恳求他,借上就给我送进城。
接下来,我看的两本外国文学是英国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和法国艾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好,真好!舅舅,再快快给我借去。
再后来,七舅舅给我借的是《神秘岛》《机器岛》《海底两万里》《汤姆·亚索历险记》《哈克贝历·芬历险记》《福尔摩斯探案集》《堂吉诃德》《好兵帅克》《童年》,还有《小王子》《小公主》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阵子看的书,都是这一类的七舅舅认为是适合我这个初中生看的书。
看完后我都觉得好,说是说不上来,但各有各的好。这些书里,我最喜欢马克·吐温和高尔基的书。自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我就学习他那口语化的语言,在课堂上写作文时,再不费脑子来编美丽的词儿。平时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那我手里就这么写就行了。高尔基把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那么的有趣味有看头,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学就怕写作文,“记得有一次”,“记得又有一次”,写上那么一两件事,凑上那么三两页纸后,就再也记不得还有哪一次了,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可有的说,只要你没敲钟下课,我能一直往下写。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咋能没个说上的呢?
我最早买的一本外国文学书是《羊脂球》。
初三时我们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老师在对这篇文章作讲评时,我特别地注意听。他说作者是法国的“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成名作是《羊脂球》。可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书,在两年当中七舅舅一直没有给我借过他的书。可我又想看看莫泊桑的书,那我就决定自己买。
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第一次自己花钱买书。当时买书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手里攥着两块钱,递向售货员说姨姨我买本《羊脂球》。照理说,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问“有法国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吗”。可巧的是,售货员姨姨真的就跟书架上抽出一本叫《羊脂球》的书,放在柜台上。她没要我那两块钱,是给我开了张小纸单儿,让交到门口的收款台那儿。好像是花了不到一块钱,我就买了这本300多页的书,这是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忘记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了,这本书后来丢了,是高中时让同宿舍的人偷走了。
我看书有个习惯,好在书上做记号。有的同学的课本干干净净的,到了放假时也像新书。我可做不到,我的那些课本,都让我给涂划得乱七八糟的。七舅舅给我借的书,我不能划,我自己买的这本《羊脂球》,我就又在上面涂划了。我的记号有多种,圆圈、方框、三角、横道、竖道、水纹道,还有拼音字母,大写小写都有,还有阿拉伯数字1、2、3。就颜色来说,蓝、红、黑最多,也有黄的、绿的、棕色的,这就看当时手跟前正好有根什么笔了。所有的这些记号都没什么规律,全是当时即兴勾划。有时候返回头想,却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么个记号。比如我在霍桑《红字》的扉页上端,用红蓝铅笔的蓝色记着一排字母“K S H M Z Y M Y L C D Y H……”,那省略号也是原来就有的。后来无论怎么琢磨,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个记号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羊脂球》书里的一个短篇《修理椅子靠垫的女人》里面的那个药店老板的名字,全让我给打了杠叉。我要杀了他,我要毙了他。这是我在自己的书里做的唯一的一次杠叉記号。这个药店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太让我气愤。
我把我的这本《羊脂球》一口气看完后,又返回来从头看了一遍。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不急了,是细细地来读,细细地品味。《莫兰那头公猪》《一个儿子》等几篇,品味得我一阵一阵地激动,一阵一阵地往紧夹大腿。
又开学时,我就升到大同一中念高中了,我把这本书带到学校。大同一中离城十里地,学生们都住校,我就给我们宿舍的同学们讲这本书里的故事。他们听上了瘾,每天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到学校外头散步,这时候我就开讲。我不给他们讲《莫兰那头公猪》那几篇,我是讲《窑姐儿》讲《西蒙的爸爸》,别的也讲。听完《懊恼》,同学们发明了一句格言:三年机会好好把握,莫把懊恼留给未来。 那一阵子,我成了莫泊桑迷,我买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也是他的,《一生》《俊友》。当把他的这两部长篇看完后,我的莫泊桑热才减退了下来。他的长篇好是好,不如他的中短篇让我看得着迷,不想睡觉。
大同的中学校都有图书馆,可都不对学生开放。学生想看书就得自己买。在我们语文老师杜洛莎的推荐下,我又买了《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我的阅读兴趣又转到了另一个方面。
这两本书,使我的头脑里有了种认识:我以前看过的《简·爱》和《羊脂球》应该说那是大人看的书。七舅舅推荐给我的那些,可以说又都是少儿读物。只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是我们年轻人读的书。
这两本书,使我沉浸在了革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亢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个英雄。不怕牺牲,不惧苦难。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虻蝇。
问杜老师这方面的书还有哪些,她就又给我推荐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青年近卫军》。我都买了。正看的当中,“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在书中的那些光辉形象的激励下,我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了头的瞎牛虻,飞到西来飞到东。
一年后,才觉出不是那么回事,才觉得没意思了,才又返回头来看我的书。
我买外国文学最多的一次是216本。
216,这是个确定的数字。
在侦破案件中结识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姓杜,他说他也喜欢外国文学,他说他家现在就有好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用的是“名著”这种词。我说我到你家看看你的名著去,他说走。可这么一看,我就傻了眼。准确地说,是红了眼。
他的那些书,是在两个半揭盖儿的木头衣箱里码着,都用浅蓝色的晒图纸包着皮子,书皮上没有写书名。打开一本,斯汤达的《红与黑》,我有。再打开一本,又是他的《巴马修道院》,我没有。又打开两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有。《远大前程》,我没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这我也没有。又取出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和萨克雷的《名利场》。这我都没有。别了。别取了。
我好羡慕哟,我好嫉妒哟。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真正地体味到了羡慕和嫉妒的滋味。让人心痒难挠还又有点痛苦的那种滋味。
小杜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谁想要我就让给他。”我说:“让给他?算话?”他说:“算话。”
小杜告诉我这些书原来也不是他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让给他的,他还没有给朋友付款。但他现在又不想要了,可又不好意思给人家退回去。我说别退别退,让给我。
我们当下就拍了板,那就是:除去我家有的,我全要。他从衣箱里够出个绿色塑料皮笔记本儿,里面早已经就记好了所有的书目。我把我家有的在书目上打个勾儿,剩下的就全归了我。共216本。价格就按书后的标价。一次成交。
他怕我反悔,我怕他反悔。
他当时就帮我把书弄到圆通寺。我当时就跟我妈要了200块,加上我身上有的,把结算出的书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
我们把书从几个提兜和布口袋里掏出来,书脊朝上一本挨一本地码在炕上,像长城似的,从后炕排在了炕头,还又朝炕里拐了个弯。小杜提着空兜子走后,我又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从后炕数到炕头,从炕头又数到后炕。
没错,216本。
看见我高兴的样子,我妈说:“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该是俺娃的,到时候就来了。”
我说:“妈,您说得真对。”
我妈说:“我那娃娃一是爱见个耍活儿,二是爱见个书。”
我妈说的“耍活儿”大概是包括着乐器和围棋。
我说:“妈,我完了还给您三百。”
我妈说:“我看俺娃也写他哇,俺娃要是写出本书,那比给妈二五一万也让妈高兴。”
我说:“那好。”
我妈说:“俺娃要写,准能写成。”
刚才我是弯着腰翻看我的书,听了这话,我这才直起身看着她说:“妈我是跟您开玩笑呢。您还当真了。”
我妈说:“那书哇不是人写的?别人能写我那娃娃就也能写。”
我说:“妈您真红火。您快甭说了。”
我妈说:“妈不懂得唉。妈是文盲唉。妈不说了。”
我说:“就是。叫人听着笑话。”
我妈又问我说那你为啥不让小杜跟你直接拉回你家。我说我家没放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过两天不忙了,我叫上二虎,跟我做个书柜。
我妈问说,有木头呢?我说,就用我爹做棺材剩下的那几块板子。我妈说你们会做?我说我想好了,很简单。
我妈说你们这书柜不敢定多会儿才能做起,这些日也不能说把这么多的书摆炕上,放在衣箱里哇。我妈就给倒腾出了一个衣箱,我把书先垛衣箱里。
我爹的淡天蓝色的人造棉盖物在衣箱里放着,我说我给拿我家哇,做个留念。我妈说,你想拿拿哇,那你拿回去就把它铺在床铺下,顶是个床垫,这样,永远也不会烂。我说噢。
我结婚时四女儿的二姐给了我们一个平柜,一米六长,五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高。柜内是两层搁板,我原来的书都在里面放着。
这次我叫上了二虎,用了两个星期天的时间,做了一个方框框,表面看是四层。架在二姐给的这个平柜上。这下,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橱。量了量,一米八高。
又用了两个中午,我们把新方框和下面的柜油漆成了一样的深紫色。方框里的那四层,我让老王帮我裱了白纸。白纸是老王跟印刷厂给拿回的印完画报的下脚料。老王说这是铜版纸。
下脚料尺寸不大,但裱我的书柜足够。
裱糊的白纸干好了,但油漆还没有彻底干。我等不及了。把那200多本书,从圆通寺转到了花园里,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新书柜里。
我把小杜原来用晒图纸包的皮子都取掉了,让嘉利妹妹和珍妮姑娘,让海丝特·白兰、玛格丽特、比罗什卡,让娜娜、苔丝、绿蒂,还有那两个爱玛,全都裸露着美丽的脊梁,玉立在我的面前,讓我一眼就能够认出谁是谁,一眼就能够把她们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