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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相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
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
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
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我笑。
我妈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场大事，你这跟矿上调回来，就算是大事。
我说太是个大好事了。
可我去市公安局报到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说好是到二处，我就直接到了二处的秘书科，把档案等调动手续给了周科长。他说不对着呢，我们处是不留存这些手续的。他用二拇指朝上指指说，你得把这个交给政治部的干部科，干部科再给我们出具个介绍信，看是让你到我们这儿的哪个科。
二处是在三层楼。于是我又上了一层，找到了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拿着我的手续出去了，过了好大一阵才返回来，说让我“到下秘书科找胡科长”，我就又找到了秘书科。
秘书科里面就一个人。我远远地看见，那个人是在低头翻看我的档案。我正要张口叫胡科长，他抬起头。
我愣怔了一下说，哇是个你。
我们是东风里时候一个院儿的邻居。那几年常碰面，但没说过话。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迎过来跟我握手，说：“我姓胡。”我说：“我姓曹。”他指着我的档案说：“知道知道，刚才看了。看相片就觉得这个后生面不熟面不熟的，原来是老邻居。”我说：“真巧。”他说：“可长时间不见你了，搬家了？”他就说就返回到座位上翻到我填写的表格，念现住址一栏：“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念完抬起头说：“哇！是花园里的楼房，那可是市领导住的房。”
妻子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家六个孩子，她最小。在她该上小学的那年，她母亲到了徐州军区的大儿子家，从那时开始，她就由比她大十三岁的二姐抚养，直到结婚。她二姐二姐夫都是市委干部，一年前二姐他们搬到了新房，把原来的花园里二单元一号的房，让我们住了。
我没跟胡科长解释这些，只是笑了笑。
他说：“看档案，小曹你是大同一中的老三届，还在矿区分局写过几年材料？”
我说：“噢。”
他说：“刚才部主任说，让你把以前写过的材料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后来又到了忻州窑派出所，好几年了，没写个啥材料。”
他说：“以前在分局政工办写过的也算。只是看看。”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心想，这到二处还要考核写材料的情况？我说：“想起了。去年我给我爱人写过一个大批判发言稿。”说完，我又紧接着补充说：“是市卫生局系统开大会的发言稿，时间是十分钟。”
他说：“那更好，下午你带过来。给我就行。”
我答应说“好的，下午”后，因为是邻居，就大胆地问了一下：“胡科长，到二处还得看写过的材料？”
他看看左右，压低声说：“是好事呀，老邻居。如果你的材料被看中的话，政治部想留你。”
我说：“政治部留我？写，材料？”
他说：“是呀！好消息吧？”
我“啊”了一声，没说什么。
他说：“留在政治部，以后好提拔。” 屋里没别人，可他又看看关着的门，放低声音说：“下午把那个发言稿拿来给我就行。主任让我先审查审查。邻居，好说。”说完，笑笑地拍拍我的肩膀。
胡科长笑笑的，可我笑不起来。
我心里真麻烦。
早晨来报到时我的那个高兴劲儿，现在是就连半丁点儿也没有了。
市公安局距离花园里不远，早晨我是步行来的，这又步行回到了家，找见了那个发言稿。
三年前，妻子跟红九矿调回城里，到了市卫生局医药部门工作，去年她们系统召开批判大会，她让我给写个十分钟的发言稿。没想到她那次的发言反响很好，卫生局领导打问完妻子稿子是谁写的，又听说我在忻州窑派出所上班儿，领导就说小曹如果想到卫生局来写材料的话，我们就往来调他。我答复说我可不想写材料。
看着手里的这个稿子，我想，我好不容易不写材料了，这弄不好又让写，唉。
但我侥幸地又想，不过文字这种东西存在着个口味问题，这个人看后说好，不一定是那个人也会说好，我盼着这个稿子不对胡科长的口味，他一看没看对。
要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呢。
可万一他看对呢？
唉，我心里真麻烦。
我骑车到了圆通寺。我妈早就跟單位回来了，见我的脸色是不欢喜的样子，问我咋了，我跟她说遇到了点麻烦，后又详细地说了说是点啥麻烦。
她听完说，你吓你妈一跳，我还以为是咋了，以为是市公安局不要你了。
我说要是要呢，主要是我不想到政治部去写材料。
我妈说牛不喝水硬按头也不是个事，我就不信你不想写他们非让你写。
我说可我答应人家说下午给送四女儿发过言的那个稿子，人们都说那个稿子写好了，我是怕万一人家看对了呢，咋办？
中午，表哥和五舅舅都来了。
不一会儿四女儿也下班回来了，她说，要是把我发言的这篇稿子递上去，政治部肯定是要留你。
我又有点发急，说那咋办呀。
表哥说你会写就留在政治部写哇么，我们厂坐办公室写材料的人，那可是牛逼得很呢。五舅舅也说，领导身边的人，哪有个不牛气的。我妈说，招人即使就在领导身边，也不会是那种牛哄哄的人。
我说主要是不想写那些政工方面的材料，唉，真麻烦。 表哥说：“麻烦啥？或是二处或是政治部，反正回市公安局是已经定了，这有啥值得麻烦的，高兴才对。”
五舅舅说：“七二年恢复公检法那会儿，能进了这三个系统的都是有门有窗当官的子弟，进城区公检法的是城区领导的孩子们，进市公检法的是市里头领导的孩子们。”
我妈说：“招人我娃娃命好，虽是没门没窗，却碰着个贵人帮忙也进入了公安，这又要往市局调。”
五舅舅说：“招人，你以后可是要跟那些市里领导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领导的那些纨绔子弟们大都有优越感，瞧不起普通百姓的孩子们。在这些人堆里工作，招人你……”
还没等五舅舅说完，我妈打断了五舅舅的话说：“我那娃娃我相信，爱是他啥子弟呢，他都比不过我那娃娃。我那娃娃到了天津北京，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
“好好”是我们应县话，意思是优秀的孩子。
听了我妈的这话，一家人都笑。
我妈说，你们甭笑，你们回想回想，小学呀初中呀高中呀，宣传队呀文工团呀矿区分局呀，你们想想是不是，我那娃娃到了哪儿也是那拔尖儿的。
表哥说，我宾服兄弟。
我妈说，再说了，任是他啥领导呢，他们是爱那好的，只要你是那好好就行。
五舅舅说：“坏话也是个好话，招人最大的毛病是死相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随机应变，他的这个死相怕的是以后要吃亏。”
我妈一天价说我死相，可五舅舅说我死相，我妈又为我辩护，说：“吃亏吃上点亏，可死相的孩子还闯不下鬼呢。”
看来我的这个死相是大家公认的了，连五舅舅这也说我死相不灵活。
表哥建议说，表弟往市公安局调呀，来，喝一杯庆祝庆祝。
我喝了一樽儿表哥又要给我倒，我说我下午还去市局给人家送发言稿，我不喝了。表哥说你真也是死相，下午你甭去，明天去也不误事。我说我跟政治部胡科长约好了。表哥说，你这个人，像我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的“缰绳太长”，是个笑话。实际上还是我妈给讲的他的愣表弟的笑话。我妈的表弟我叫表舅，我表哥叫表叔。
我妈常给我们讲她愣表弟的故事。这个“缰绳太长”是说，她愣表弟骑驴时，在驴屁股顶后头坐着，坐得都快从驴身上往下掉呀。人们问他咋那样骑，再往前坐坐。他说，没法往前，你们看，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招人，你就是这么的死相，死得就像是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我说，我麻烦成一堆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我妈说：“招娃子，你真麻烦，你不是说不想到政治部写材料吗，那你下午就甭去了。千千有个头，万万有个尾。是二姐夫帮你调的这个工作，那你晚上让四子跟你到二姐家，说说这个情况就啥也解决了。”
四女儿说：“也甭晚上了，我下午下了班，咱们就去。”
表哥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个事儿嘛，看你愁了一天。”
我妈说：“主要是他过死相。”
我妈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我一下子高兴了。
大家说我死相，我也真的是死相。那天下午我还真的是上了四楼，去政治部找胡邻居。心想着上午刚刚跟人家约好了，说是下午见。自己不想到政治部，那也得打个招呼才对，不能说就躲得不见面了。要这样那我就失礼了。我是最怕约好的事，失约。我反正是不失约的。
我心想着见了胡邻居面，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自己不愿意写材料，谢谢领导们的好意。可胡邻居不在。他一个办公室的人听说我是他邻居，告诉我说胡科长中午喝醉了，有事你明天上午来找他吧。
我原来想着下午跟他有约会，中午连庆贺喜酒也不敢多喝，没想到胡科长他倒是喝醉了。也好，这是你不守约，可不是我不守约。
这时，我想到了大家对我的评价，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2 工矿科
工矿科原来有五个人，加上我就是六个了。王科长是“文革”前的老公安，跟孙处长年龄差不多，都快退休呀。
科里除了党小组长老钱外，另有三个年轻人，都是1972年恢复公检法，新成立公安局时调来的。正如五舅舅说的，他们都是市领导的子弟。
王科长大概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说咱们科的主要工作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又说，小曹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些时再给你分配具体的任务。
他让小华给我够些资料看，后又吩咐说先看看《内部保卫工作》。
小华是科里的内勤，比我小三岁。他打开卷柜把《内部保卫工作》抽出来给我，又问我还想看啥。
我看了看，卷柜里上下两层，立着有五六十本书。可我又看见玻璃柜门上贴着字条：内部资料，不得外传，只限一册，阅后归还。
我说先拿这本看，看完再换。他说，没关系，你再看看这本吧。他又给我抽出一本《刑事侦察学》，我翻看了两眼说反正也不能同時看两本，那我看完再换吧。我把《刑事侦察学》给了他。
下午六点多该下班了，大家还不走，讲论《追捕》电影。
小赵说，原来还有高仓健和真由美在山洞中半裸烤火的情节，让咱们给他妈的剪截了。
“哇，半裸，啥样？”
“别以为是啥样，不会是啥样，人家还是带着乳罩的。”
“乳罩？啥乳罩？”
“去你个山汉呗。”
我看书和学习，有个毛病是，好在书上圈圈点点地做记号，可《内部保卫工作》这是公家的书，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想把我认为是重要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我悄悄问小华，有人看这些书时做笔记吗？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又说你如想做笔记的话，我再给你个好的笔记本儿，他就拉开他的抽屉给我取出一个很厚的那种正经的大笔记本。
因为明确是“内部资料不得外传”，我想拿回家看也不敢。后来我想起个好办法，那就是，在第二天我跟家里拿来了墨汁、墨盒和小楷毛笔，我假装是在练毛笔字，写小楷。 老周不好主动说话，一定是我妈把这些都问到了，又给我做介绍。我问老周小张在哪儿工作，老周说，在糕点厂积德益门市部。
老周约了我，星期日到他的新房认门。
五妗妗经常给我女儿丁丁做新衣裳，穿也穿不过来，丁丁就长高了。星期日我给盟盟挑了两件，拿去了。小张还以为是商店买的，我说是五妗妗做的。她说真做得好。
老周在师资培训班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完全是按着大专的课程讲学。他学习的书里面有本《形式逻辑》，我在小华那里借的《刑事侦察学》里，就多次说到过这本《形式逻辑》。我说老周我给看看，老周说就给去哇，我的工作用不着它。
《形式逻辑》让我一看就入了迷，走站装着，有空儿就看，而且还是反复地看反复地研究。
跟在忻州窑派出所时一样，二处的值班也是一个星期轮一次。
第一次值班时的那个星期日上午的十点半，我骑车去圆通寺把我妈带来了。
站在工矿科窗口，能看得见新建路南来北往的车辆，还能看见公园的东湖。我故意问我妈，您说好不好？
我妈说话有点哽咽，望着远处的花园，说，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现在，唉，那个死鬼早早地就把咱们扔下，他走了。
中午，我请我妈尝尝我们食堂的饭。
因为是值班，要守电话，不敢离开值班室时间太长，我把饭打在了我们科里。我事先就准备好了两个饭盒儿，一个饭盒里放了满满的一盒米饭，另一个饭盒打了满满一盒菜。素炒豆腐、山药蛋炖倭瓜，还有我妈最喜欢吃的肉丸子。我妈叫肉丸子叫象眼子。
我妈说，也好呢，你们这象眼子也好呢。
我妈比我大31岁，已经快60了，可饭量还是比我的大。整个饭菜我吃了一少半，我妈吃了一多半。她还把最后的一些米饭倒在菜饭盒里，又让我添了暖壶的开水，说就顶是喝汆米饭。
见我妈吃得汗爬流水的，我真高兴。我妈也高兴，说这顿饭比哪顿饭也吃得香。
我送我妈回家时，楼门口站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二处值班。他看看我妈背影说，那是谁？我说我妈。他说，以后不准领家属来局吃饭。
什么狗屁话！
我理也没理他，照直上了楼梯，回了办公室。
3 认错
还是我在东风里居住在忻州窑派出所工作时，我妈去过花园里二姐家，去说表嫂的事，想让二姐夫给想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跟内蒙转到大同。
表哥表嫂是在1971年结的婚。
表嫂的祖籍是大同市南郊区西谷庄人，爺爷和父亲都会笼匠手艺，解放前就流落在内蒙齐夏营，全国解放时，他们把户口就上在了那里。齐夏营是个镇，他们也是市民户。
表哥表嫂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冬儿，比丁丁大五岁。小的是女孩，叫春儿，比丁丁大半年。
表哥在大同皮鞋厂上班，每月开着32块钱，一家四口人，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五舅舅托着人也想给表嫂找个工作，可一听她的户口不在大同，都说不好办。
我妈跟我说，让我求求二姐夫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转回到大同，这样也就好找工作了。我说我从来不张口求人，但表哥的事我是一定要求求二姐夫的。
表哥说，你给哥去试试，办成办不成靠命哇。
我妈说，要不，甭叫招人去了，这事还是大人去说好，姑看是姑姑给去哇。
表哥说，亲家上门，不值半文，姑姑您去，万一叫碰了，没意思。
我说，就是，万一二姐夫说，隔着省呢，不好办，碰了您。
表哥说，就是，碰招人碰去，碰了您就没意思了。
我妈说，宁叫碰了，也不能叫误了，万一招人去了，孩孩气，说不成个话，给误了呢。
最后的决定是，还是由我妈出面，找二姐夫说这个事。
从圆通寺到东风里，路过花园里。以前我用自行车带我妈到我家，路过花园里时，跟我妈说过，二姐就在那个楼房院里住。
我说，妈我带您去哇，您不知道几楼几号，我把您带去告诉哪个单元哪个门，您进我不进。
我妈说，用不着，妈鼻子底下莫非没个嘴？
在一个上午，我妈打问到了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敲二姐家的门，就敲就喊：“二子啊！二子啊！我是招人妈，二子啊！”
这是二姐后来笑着跟我学的，我妈当时就是“二子啊二子啊”地喊她，还说门敲得也亮，把二姐吓了一跳。我说我妈没进过楼房家，她一准是以为里面有多入深，怕家里人听不着，才那么用力地敲。
二姐说起初我以为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后来听到“二子啊二子啊”是叫我，我紧跑几步一开门，呀，是姨姨。
我妈肩上担了个扎住口的口袋，里头是两个大西瓜，一前一后地在肩膀上担着。跟圆通寺到花园里有三里地，步行着一路走来，还得打问着找到家门。我妈穿的又有点多，还或许是因为要来求人家办大事，心里还有点紧张，满脸的汗。
二姐一开门，我妈说：“二子啊，我是来眊眊俺娃。”
二姐跟我说：“听了这话，又看着姨姨汗爬流水地用袄袖擦着汗，感动得我差点就要啼哭呀。”
二姐把我妈让进家，给沏茶，我妈说要喝冷水，二姐跟晾水瓶里倒了一杯凉白开，我妈一口气喝了。
二姐跟我说：“妹夫，年长了，二姐没见过这么朴实的老人。心里一下子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我妈跟二姐说了一上午的话。但她也并不是一进门就说来干啥了，她也不是有意地不说要来干啥，而是在二姐跟前她根本就是插不上嘴，没机会说。
二姐也不急着问姨姨您来有什么事，她们从一坐下来就开始拉呱。
她们说起我爹的去世。我妈说他爹身体一直很好，连个正痛片儿也没尝过是个啥味素，一下子得了个要命的病。
二姐说，人得癌症，那是跟气上引起的，姨夫是四四年的抗战干部，一路走下坡路，他能不生气？可他人要强，不好跟人说，自己生闷气。 我妈说，二子，你对姨姨家的事，都知道。
二姐说，姨姨您不想想，我要把四妹给您们，能不访查访查？姨姨您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有地位的，您先是拉扯培养俩兄弟，同时您还拉扯侄子忠孝，拉扯外甥女玉玉。
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妈都早早地走了，我是个当姑姑当姨姨的，我不管谁管。再说了，我跟二姐说哇，我在这两个孩子跟前是有亏欠的。
二姐不明白我妈说的“有亏欠”是啥意思，看我妈。
我妈就啥也不避讳地都跟二姐说了。
我姨姨小时候，我姥爷给她跟本村的宋守周订了娃娃亲。长大了，姨姨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当时我姥爷已经去世了，我妈在家里说了算。我妈说不行，不同意也得同意，跌倒不翻身，死你也是宋守周的人。
说了姨姨的事，我妈又跟二姐说了表哥妈的事。
都说完，我妈说，忠孝的妈是我硬主着让我兄弟跟她离了婚，玉玉的妈又是我硬主着让她跟玉玉爹结的婚。这两个人早早地都去世了，都是心情不愉快的过。这两个苦命的人都早早得了病死了，这都是我硬主事的过。
我妈向二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后，对二姐说，你说他二姐，她们两人的孩子，忠孝和玉玉的事我能不尽着全力管吗？
二姐点头。
我妈说，忠孝找了个内蒙的女的，叫小兰，养了两个孩子，户口也得跟着妈上，现在大孩子上在内蒙了，二女女的户口还没上。这一家四口人，靠着忠孝那三十来块工资，光景过得紧巴巴的，冬天连炭也不舍得烧，家冷得夜里脚盆的尿水水都要结成冰。
二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听着这话，快掉泪，没等我妈提出，她就说姨姨您放心哇，您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给帮帮，看看是能想啥法子。
我妈这才接住话茬说，姨姨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俺娃们神通广大，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们。
我算了算，这是1977年的事。“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同意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地返乡回城，并安排工作。二姐夫以表嫂是插队生的名义，把她调回了大同，还安置在了市供销社下面的东街馅饼店工作。
冬儿送到了内蒙姥姥家，春儿送到了皮鞋厂幼儿园。表嫂高高兴兴地去馅饼店上了班。
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有了。表哥高兴地说，小兰这算是一步登了天，看来还得姑姑出马。
表哥去岳母家，回来时带来五只卓资山熏鸡，说是给姑姑一只，给我一只，给二姐三只。我妈说，我和招人不要，你亲自都送给二姐去哇。
表哥自个儿不敢去，让我跟他去送。到了二姐家，正要敲门，我看见门牙开着，我就推开门领著表哥进去了。本来是可以先进餐厅的，可我们直接进了客厅。
二姐正跟客人说话。
客人说：“呀熏鸡！”
二姐说：“正好喝酒，中午别走了。”
客人说：“见好吃的不吃有罪呢。”当下就掰开熏鸡，揪下个大腿往嘴里填。
二姐后来说我，你这个妹夫真死相，你不看看门开着，你也不听听客厅有生人说话，也不想想是家里是有客人？你把熏鸡拿进厨房就行了，可全给提溜进了客厅，那个家伙跟你二姐夫中午吃喝完，走的时候还又提走了一只。
二姐又是气又是笑：“妹夫呀妹夫，那么你是太死相，是个半点儿鬼也没有的大眼痴球蛋。”
星期日，我在家洗了一上午衣服，下午来了圆通寺。我妈正洗脸，她说你来的正好。她拧好了毛巾，让我给擦背。
忠义用网兜提着一大把香蕉，进家了。
忠义说，煤校快开学呀，来眊眊姑姑。话音没落，冬儿领着春儿，撩开门帘进来了。
我妈跟忠义说，这是你大哥的两个孩子。忠义说，认的他们，以前见过，后又大声地冲着两个孩子说：“你俩来干啥了？啊？”说着，解网兜。
两个孩子出去了。
忠义掏出香蕉，掰下两根，一转身说：“给，叫我啥？”
我说：“他俩早出去了。”
我妈说：“出院耍去了，一会儿进呀。”
我们正拉呱着，表嫂冲进了家，指着忠义就大骂：“有你这样当叔叔的吗？喝问我孩子来干啥？这又不是你家，你能来姑姑家，孩子们就不能来姑奶奶家？”
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表嫂继续骂：“我孩子跟姥姥家来大同是上小学呀，高兴得跟姑奶奶来谝了，没想到一进门你就往走撵。这是你的家？”
从没见过表嫂发这么大的火儿，我们半天才缓过神，都给表嫂做解释，还说当时忠义是跟孩子们开玩笑，问来干啥了，问完还给掰下香蕉让他们吃。
表嫂根本就听不进我们解释，继续骂：“谁稀罕你的香蕉，哼啜完给点吃的。你有钱了不起了，想咋哼啜咋哼啜，不吃你那一套。”
忠义让表嫂骂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表嫂一摔门走了。
忠义坐在炕沿那儿流泪。
这个事，忠义是受了冤枉，但他大声开玩笑地问两个孩子“你们来干啥了”，这也是真的。孩子们跟他不熟悉，让他这大声地问话给吓着了，回家告给了妈。
我们好不容易把忠义劝住了，我妈留他吃饭他也不在，走了。
忠义刚走，表哥进门了。看表情，也是来找忠义算账的。
我妈说：“你们兄弟们咋就不能好好地相处？”
表哥说：“您说怪谁？”
我妈说：“怪谁？”
表哥说：“怪您。您不是说我头发卷起，张文彬认我也够我洋气吗？”
我妈说，当时我为啥要那样说，那还不是让你逼得？我不那样狠狠敲打你，拿着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不敲打你，你能乖乖地叫张文彬爹叫何香莲妈吗？我是为了你，孩子啊。
表哥说，可当时让您那么一说，我心里就一直是膈应巴支的，看见忠义他们总是觉得隔张皮。
我妈说，要这么说，忠孝，那我今天跟你承认错误，当时不该跟你说那话。现在姑姑跟你认错，当时我说错了，不该跟你一个小孩子说你妈那种的话。行了吧忠孝，杀人不过头点地，姑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 我不知道说个啥好，看我妈。
我妈又说，姑姑这一辈子犯过最大的两件错误……还有玉玉妈，你妈跟玉玉妈两个是好朋友，可我把她俩都害了，都早早儿就走了，姑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麻烦得就甭提了。我妈有点要哭。
啊呀，我妈居然是这样。我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我妈，可我妈今天就是这么地给表哥认错了。就我知道，我妈除了跟老王说过句“曹大妈骂错你了”，还没见過跟谁是这种口气在道歉、认错。
我表哥也一定是想到了，这个厉害了一辈子的女人，今天给我认错。
表哥也不作声了。
我妈缓了缓气，又说，忠孝子我告你，说是个说，闹是个闹，你可得知道你是姓张，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要不是的话，你的户口咋能跟村里上来，要不的话，那你永远是个农民。这你得弄机明，也得讲点良心。
表哥的语气和软下来，说，姑姑，这我知道，我永远是姓张。
我妈说，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你知道这就行。
4 组织问题
人们常问说“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吗”，意思就是问你入了团了吗？入了党了吗？“文革”以前的人们还常说“人有两次政治生命”，就是指入团和入党。
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入了团。班主任闫老师说，你写个入团申请吧，我就写了，就入了。
是闫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让我有了第一次的政治生命。于是我又想，我多会儿才能有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呢？上了高中，“文革”开始，党委们一个个的都被“踢开”被“砸烂”，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这个第二次政治生命的问题了。
1973年的秋天，我领我爹到太原的省肿瘤医院去看病。在那期间，躺在病床上的我爹，好几次说到我的组织问题。我说看好您的病后，我回去就写申请。
我爹的病没看好，在1974年的2月，去世了。
答应了的事，我是一定要努力地去完成。安葬了爹爹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交给了我们矿区公安分局的党组织。为了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去了北郊区东胜庄公社北温窑大队，给下乡插队的知青去带队，时间是一年。那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想去。
一年回来，我瘦了20多斤。年底单位组织体检时，身高一米七二的我，体重才102斤，人们叫我“102”首长。
原以为一年回来，就能入党，可党组织说，你不要在机关坐着了，下基层锻炼锻炼吧。为了能入党，我再次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下到了忻州窑派出所。
我是所里的内勤，工作压力倒是没有，但让我吃不消的是，跑家的时间过长。如果我不想迟到的话，那早晨不到六点就得出发。如果我不想早退的话，我每天回家是晚上八点以后。算算，这就是十五六个钟头。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我的组织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回市局吧。
调到新单位，以前五年的苦算是白吃了。
想入党，那就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吧。
谁叫我爹爹给我留下了那么个希望我“解决组织问题”的遗愿了呢？谁叫我下定了决心，要完成爹爹的这个遗愿呢？
我又写了入党申请，郑重地交给了内保处的党组织。
我们处每年有一个入党的指标，我调回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那年的那个指标，我想也没敢想，我盼着下一年的会是我，我盼着我在调进这个单位的两年后的1980年，能够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
不能光是想，得努力工作才对。
我努力工作了，而且也取得了好的成绩。连连地破案。
在我破了第一个案子时，有人说我是瞎猫碰着个死耗子，可后来我是破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再也不这样说了，我让他们服气了。但1980这一年的“七一”节，宣布入党的人，又不是我。
中午下班，我骑车追上了老钱，他说小曹你中午不是在圆通寺跟你妈吃饭呢，咋一直朝着城里走？我说我跟您有个说上的。他说，一上午在办公室咋不说？我说办公室人多。老钱笑，那你说啥？我说，那个……想说说我的组织问题。他说，好哇，组织的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我说，可我咋就想进进不去呢？他看着我笑。
我说，那，那个，下一批，能考虑我吗？
他说，我拐弯呀，你有啥活思想，可以跟组织说说。说完拐弯了，进了一个巷儿。
还保密，不教我。我两脚支着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进了一个街门后，我又重新蹬着车，向圆通寺骑去。你不教我，我问我妈去。
我妈说，俺娃不是会破案？那俺娃好好地破案哇么。别人手里的案子破不了，俺娃的一有了能破一有了就能破，看看他们再不给俺娃解决。
妈，听您的。
别的不想，破案子。
在我妈的鼓励下，我的案子破了一个又一个，破了一个又一个。
我觉得破案又不难，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猜谜语似的，那就像是捉迷藏似的，动动脑筋，分析分析，就破了。
那两年，社会治安形势不好，发案率逐年上升，全国都一样，要不为啥就有了后来的1983年的“严打”呢？
大同的治安形势跟全国一样，我管辖的城南也一样，但我不怕，只要你发，我就破，发一个侦破一个，上一个拿下一个。
孙处长处务会上说，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小曹为咱们二处争了光。他还敲打那些高干子弟们说，得靠本事，得学点真的本事，得拿秤约约你自个儿值几斤几两，不服你也给咱们露两手儿。
1981年2月，我被评为出席省的先进，到省城去开表彰大会。
市局评选出两个人，四处是侦察员崔文彬，二处是我，科员曹乃谦。
如果不是我妈鼓励我，我就不会成了出席省的先进。
省先进可不是市先进，也不是局先进，更不是处先进科先进。
我的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了，我得感激我妈。
我妈说，还是俺娃有灵性，有些事不靠灵性，光靠卖力是不行的，得有灵性。你们处别的后生们，莫非不想破个案，他为啥破不了？那是他差你点儿灵性。妈早就看出俺娃有灵性，月圪蛋时妈就看出你有灵性，你躺在那里，别人一说话，你的眼睛就跟着转。 我笑着说：“哇，这就是灵性啊。”
我妈说：“你当是啥？眼睛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性了。”
我妈说，再说你那吹呀弹呀的，那更是得灵性，银柱教你拉二胡，没半年，你就比他拉得好了，七舅舅给你个烂口琴，没半年，你就比他吹得好了，妈不会是个妈不会，但妈能听出你比他们拉得顺耳，吹得受听。
小时候我妈不夸奖我，自参加了工作，我妈一直是在表揚我。也不知道她是改了性格了，还是改了策略了。
我妈说，妈为啥是要鼓励俺娃呢？妈知道，俺娃只要是做，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妈那次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你当妈那是瞎说呢？不是。
我说，可我想入党，入不了。
她说，去哇，好好去太原开会去哇，回来就入呀。
除了市局的我们二人，下属的四个公安分局也各评选出了一名出席省的先进，由市局党委佘书记领队，1981年2月26日，到了省城太原。
矿区的省先进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叫他连长。这人话多，语音洪亮，口音还有点特别，说跟阎锡山是老乡。晚上看电影时，看到让人气愤的情节，大声地责骂电影里的坏蛋，人们都看他。
因为说起都是矿区的，我跟他就熟悉起来。我问公交派出所小陈，他说现在公交派出所撤销了，另成立了公交管理办公室，小陈当了公交办副主任。说完他又一下子想起啥似的，大声说对了对了，你保险是她的前任男友。
连长看着我问，肯定吧？我说，我俩挺好。他说，那为啥没闹成？我说，当时我是想往市局调。他说，别看小陈是个当官的子弟，可她半点也没有那种坏习气。我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爹是谁。
他说，可她那靠山老子快不行了。我问，薛部长？他说，肝癌在北京动了手术，回来不见有什么起色，快不行了。我说，哦。
开了三天会，我们坐火车回到大同，临分别时，我给了连长一百块钱让转小陈，就说是给她爸买点啥营养品补补。
他说，你俩其实真的挺般配。我笑笑，没作声。
会议给每个先进发的资料里，有几期《警钟》。来开会之前我就知道，这是省法制部门主办的综合性的内部刊物。开会期间，我偷偷地溜出来，到《警钟》编辑部，把我带来的一个论文《浅论逻辑推理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给了他们。他们看我拿着开会的档案袋，对我很客气，我说我以后还想写案例。他们说欢迎赐稿。
过了些时，孙处长退休了。他没跟大家告别就不再来上班了。
我还想到，如果不是孙处长，这次的出席省先进，可能不会选上我。
中午在圆通寺吃饭时，我把这个看法说了出来。当时五舅舅也在场，他说，不会的，出席省先进那是因为你破案成绩突出，这个先进，别人是不能顶替了的。我妈说，娃娃想入党，我看今年没问题了。五舅舅说，按说没问题。我也说，按说是该我了。我妈说，这口饭你咽进肚里才算是吃了，啥也是个这。
我妈说得半点儿也没错，以为这次稳了，可，我又没把这口饭咽肚里。
尽管我是出席省先进工作者，而且是自1972年恢复成立公安系统后的首次召开的省级别会议的先进工作者，但是，在这一年，在1981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二处宣布的新党员，仍然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想入党咋这么难？
星期日，我跟四女儿到二姐家串门，二姐说，佘书记那天跟你二姐夫说，你妹夫能行，小伙子连连地破案，上一个破一个，行。四女儿说，可这次“七一”宣布党员，还不是他。
二姐说，佘书记保险是还不知道你没解决组织问题，那快让你二姐夫给跟佘书记说说。
我说：“别别别，不用说，坚决不用说。”
二姐夫冷笑一声，对二姐说：“妹夫要自己解决，那让他自己解决去吧。”
我的想法是，你帮我调工作，这我求你帮助帮助，入党我可不求你，入党我可不让人帮，通过关系入党，我觉得羞得慌，要叫我去世的爹爹知道了，也非要托来梦骂我不可。
但是，我这个组织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去五中问问闫老师，他给我第一次政治生命时，咋那么简单。
闫老师在校总务处当主任了。
我说闫老师您瘦了，他说人老难买老来瘦，瘦点好。我说您在总务是不是挺忙，有点累。他说，不累，一个学校能有多重的活儿。
还没等我说，闫老师就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吗？一见我摇头，他说你是不是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学校，也是我催你写入团申请你才写的。我说我这会儿可想着解决组织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旁边有位老师插话说，现在你光是积极地工作，那不行，你得研究研究。
我不明白他说“得研究研究”是啥意思？看闫老师。
那个老师跟闫老师说，看来你这个学生有点死相。
他又跟我说，看来你真的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啥也得研究研究再说，啥叫研究研究？那就是烟酒烟酒。你不给人家送礼，那除非你上头有硬人，找关系。
我说闫老师让我入团，我也没给他送啥礼，他说，这会儿跟那会儿不一样，同学。
送礼，跑关系，这我不做。
闫老师跟那个老师说，小曹他不是这种性格。
那个老师说，不跑不送，你原地不动，你是群众，永远也是群众。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回了家，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抬头看着我爹的挂像，心想，爹，儿子也好好工作了，是出席省的先进。儿子也团结同志，也听领导的话，没人打水我去打，没人扫地我来扫，全局分山药，让各处派一个人到农民地里去装麻袋，没人想去，我去。拉回来分的时候，没人帮忙，我给帮。秋天处里分白菜，一人一份儿，别人先去挑，留下没人要的，我拿走。过年分带鱼，大家挑完，我又是拿最后的一份儿。爹爹，我做到了您说的“大人不争，小人不让”，可我就是入不了党。儿子真的是很对不起爹，辜负爹的期望。 但是爹，您相信，儿子在行为上早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在组织上入不了，儿子是没办法了。
爹，我即使是入不了党，我也要好好地工作。您放心吧。以后我要加强学习，好好地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民警察。
5 境界
平时我晚饭是回花园里吃，早饭中午饭都是在圆通寺吃。值班时我的一天三顿饭都是跟我妈吃。
我妈为能给我做饭，能跟我吃饭，很高兴。中午还要拿那个日本军用水壶给我打生啤酒。我说值班呢，不能喝。我妈说啥也是活的，少喝口，中午喝上半壶，晚上喝上半壶，甭把脸喝红就行。我说好。
那时候，居民家里很少有电视，同志们下班不回家，先在单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一般情况，都要到晚八点才骑车回家。这都认为是正常的，有的处长和局领导也参加。
我来二处上班第二次值班时，在圆通寺跟我妈吃完晚饭，六点整我就准时赶到了值班室。
秘书科里，有三个下棋人已经开战了。
这伙人，天天玩儿，水平究竟如何呢？进去看看。
没看半盘儿，看出他们三个人的水平很一般。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实力相当，所以也能下上火儿。
我给棋力较弱的老苏指点了两步，他们看出来我也会下，要跟我下。
我见他们下的时候，相互间常悔棋。我说，你们三个人可以商量着走哪步，但咱們不悔棋。
棋高一筹压死人。我看出他们棋力不如我，知道他们商量也没用。下了几盘，我都赢。晚九点了他们还不服，还想下。
最终，他们的结论是，二处里小曹第一了，跟三处的老朱和行政处的老蒋有一拼。
后来的那两天，老苏他们也真的把老朱和老蒋约来跟我下。老朱和老蒋也真的是超出了一般水平，我们之间互有输赢。
又一个晚六点前，我到了值班室。老苏叫我，说白领导可厉害呢，你跟他下下。我跟着过去了，一看，是个他。
我头一次值班时，星期日领我妈来看看我的新单位。中午我给在食堂打了饭，端回办公室，跟我妈一块吃完后，我把我妈送出局大门，返进院，遇到他。他看着我妈的背影问，那是谁，我说是我妈。
他说：“以后不许带家属来公安局吃食堂。”
领妈来吃顿饭咋了？我是花钱买的，又不是白吃。
再说，你知道那是我妈了，还说那话。你有妈没有，你是不是你妈养的？
当时我就在心里骂他：什么屁话！
没错，老苏说的这个白领导就是个他。
他记不得我了，问老苏说，他也是你们二处的？哪儿调来的？
没等老苏回答他，我说你们下，我头疼。
第二天上午，老苏跟我说，你正好头疼，没下。白领导这个人你也真的是不能跟他下，就你的水平，能让他“车马炮”，可你要是赢了他，他的驴脸就耷拉下来，恼得啥也似的，你只有输给他，他这才高兴，还要骂你“臭篓子”。
我说我绝对不会下假棋，故意输给领导，我更不会样做，那不是我的性格。
老苏说，我看出来了。
谁能想到，在我晚上来值班时，那个输了就驴脸的人又在秘书科，还非要叫老苏叫我去跟他下。我跟老苏说，老苏你告诉他，我这些日子真的不能下，头疼。
哼！想跟我下，你不配！
二姐请四妹和二弟我们两家人，星期日到她家吃饭。
我岳母说黑夜没睡好，想睡觉，不参加。可岳母她又悄悄跟我说，让我把大姨兄叫来。我知道，她这是要跟大姨兄下跳棋。
大姨兄六十多岁了，叫我岳母叫姨姨，在我们马路对面的互助里住，他差不多每天要来我家，跟姨姨下跳棋。
二姐猜出我岳母不来的原因，说，一个耍跳棋，还耍得这么上瘾。
说起下棋，四女儿跟他们说了我在单位拒绝跟白领导下象棋的事。
四女儿说，我原来在红九矿时，有些同事一下班就陪着领导玩儿，故意输给领导，哄领导高兴，直见得人家们早早地都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可招人他是躲得领导远远的，领导找上门想跟他下，还不跟下，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肯定的了。
我说，我宁愿不入党，也不做那种讨好和拍马屁的丢人格的事。
二姐夫说，妹夫会下象棋？从来没听说过。
我结婚后，见过二姐夫和二哥下棋，知道他们水平一般，赢不了我。但我又知道我的毛病，一是不让人悔棋，二是不会故意输给人。所以当时我说，我喜欢围棋，不会下象棋。他们以为我真的不会，多会见面也是他们下，不邀我。
二姐夫说，原来你会下。二哥说，来来来，跟二姐夫摆上一盘儿。
我被将到了这里，再不下，也没意思。
我说，不悔棋。二姐夫说，不悔棋。可在下的当中，二姐夫想悔棋，我让他悔了，但我说，二姐夫下次不能了。不一会儿，他又要悔，拿起重走。我说，二姐夫，咱们说的不悔棋。二姐夫说，好好好，不悔不悔。嘴上这么说，可也没把棋放成原来的样子，实际上，第二次又算是悔了。
我们继续下。
当领导的，在单位人们让惯了，当第三次二姐夫又要拿起棋重走，我不让。
我说，咱们事先说好是不悔棋，说好了就得按说好了的来，你要悔棋咱们就不能下。二姐夫说，不能下就别下。就这样，一盘棋没下完，把棋推一边儿了。
二姐夫说，妹夫你太死相。
吃饭时，二姐和四女儿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事。
二姐说，我认为妹夫对着呢，你跟人家约定的是不悔棋，你却要悔，那是你悔约。
四女儿说，一个耍，弄这么认真干什么。
我说，别说了，我以后跟家人跟亲戚一概不玩儿，因为我不会作假，也因为我太过认真。
二姐笑着说，妹夫你，你，你。她没继续往下说。
在又是轮我值班时，在楼道碰到了白领导。
他说：“你不下基层一天在处里泡什么？” 我说：“这个星期我值班。”
他说：“上班时间处里尽是人，不能接个电话？”
他是领导，我听他的。
可当我第二天下了基层回来，在楼道又碰到了他。
他说：“你不是值班吗？不在值班室跑哪儿去了？”
我说：“我下基层了。”
他说：“你值班呢下基层，叫谁替你值班呢？”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这是碰到了不讲理的人了。我正想还口，质问他“您昨天是怎么说的？”但，他是领导，又比我年龄大。话到嘴边，我咽进去了。
碰到了这样的领导，我该怎么办？
我想到我妈。
我以前小，不觉得也没太在意，自参加了工作，慢慢我才发觉，我妈是个有智慧的人，碍你什么事，她似乎是都能给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跟我妈说说这个事，听听我妈的意见，我碰上这样不讲理的领导，以后该怎么办。但见了我妈面，又怕让她知道了会替我麻烦，就先没跟我妈说，心想等以后，如果白领导他再这样对待我，再说。
可我别想着能对我妈隐瞒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从哪儿就看出我有啥没有告诉她。她说，招娃子，俺娃有啥跟妈说。
既然我妈有了怀疑，我要是想瞎说件别的事糊弄过去，那更不好。再说，我也没有本事能把没的事说成是有的。我只好实说了。
我媽听完说，要这么说，招娃子，他这是磨道里寻驴脚踪。招娃子，你想想你是在哪儿得罪上人家了？
我说，妈，我也想了，可能是因为下棋，他嫌我不跟他下。
我妈说，你们上班还下棋？下啥棋，围棋？
我说，上班时间不下，是下班后。
我妈说，下了班儿你不回家？下棋。
我说，我下班就回家，不玩。这是我值班的时候的事。他想跟我下象棋。
我妈说，从没见过你下象棋。
我说，您没见过，咱家也没有，我是上高小时候，仓门院的武叔叔教会的，后来在咱们里头院跟慈法师父下过。
我妈说，就为个这还得罪个人，既然是值班，你跟他下下就行了嘛。
我没跟我妈说那次他说“以后不准带家属来食堂吃饭”的事，我只是说，这个人水平不行，还就想赢人，一输就恼了，他下不过我，我又不想故意输给他，就不想跟他下。
我妈说，要这样说，不跟他下也对。
我说，您教教我该咋办才好？他以后再找我的茬儿咋办？
我妈说，这事最好办了。
我说，咋办？
她说，俺娃不理他，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该干啥还干啥。紧要的是，俺娃必须是要好好地工作，做出成绩，到时候，他就知道了俺娃不是那普通的人，俺娃是长着三只眼的神圣。
我说，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叫他知道我是长着几只眼。
星期日上午，我在家开了洗衣机，看见窗外有顶草帽过来了，我知道是大姨兄来跟姨姨下跳棋了，赶快去给他开开门。
大姨兄跟我笑了笑，进了岳母屋。一会儿，听到他俩下开了。
洗完，我搭衣裳时，听大姨兄说：“孩子弄回个电吹风。”
岳母说：“羊角葱？这会儿还有羊角葱？”
大姨兄说：“有。别人家尽安呢。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大姨兄说的电吹风是小电动机，以前住平房的人家，做饭扇火是用风箱，后来发展成小电动机了，老百姓都叫它电吹风。
我岳母把大姨兄说的电吹风听成是羊角葱了。可大姨兄更聋，他没听出来姨姨说的是羊角葱，以为姨姨也说的是电吹风，所以说“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岳母说：“那你不说来的时候给姨姨拿两根。”
大姨兄说：“姨姨您家不是用煤气？咋也想要电吹风？”
岳母说：“我用羊角葱给孩子们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他听出了姨姨说炒鸡蛋。
岳母说：“噢。三月三，羊角葱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可不行，电吹风火硬，炒鸡蛋时可吃不住用它吹，一下就煳巴了。”
我越听越失笑，干脆过来听他俩一递一句地说相声。
他俩也不是住下手来交谈，他们是一边对着话，一边还看着棋盘下棋。
岳母说：“你这步还能往前跳，咋不跳？”大姨兄说：“我这步要是跳前了，那就把您堵住了。”岳母说：“堵堵哇，我这头还有路。”大姨兄捏起棋说：“那我就往前再跳一步。”
说的是棋路，这两人倒也能猜出对方在说啥，还商商量量的，两人下的还是君子棋。
“呀呀呀，看我这步。”岳母捏起棋就走，一直跳到了对面的顶角。大姨兄看看，称赞说：“姨姨您的这步可跳得厉害。”
可我一看，不对着呢，岳母是把大姨兄以前跳过来的棋，又给畅通无阻地跳了回去。
他俩不仅是耳聋，眼也花，把对方跳过来的棋又给拿起跳了回去。两人都还没有发现，都还夸说好棋好棋。
我捂着肚子笑，可也没提醒他们，任他们那样下去吧。
我这才知道，为啥他俩从来是见面一盘棋，下到最后也下不完。
那能下完吗？一方跳过来了，另一方又给跳回去。
大姨兄说：“姨姨，炒鸡蛋可不能吹电吹风。”
岳母说：“我也就说，没时没晌的，哪的羊角葱。”
我实在是笑得肚疼，转身走了。
大姨兄在背后说，看妹夫笑得。
后来跟我妈说起了岳母跟大姨兄下跳棋，逗得我妈也笑。
我说，他俩多会儿见面也下不完一盘棋，最后也没分出是谁赢谁输。
我妈说，招娃子，你那棋多会儿也下成了这，那你就成了。
成啥了？成佛了成道了成仙了？
我知道我妈也说不出是成啥了，我也准确地表述不出是哪种说法更好，但我知道我妈的意思。 后来我想到，我岳母和大姨兄两人下棋，那真的是进入了一种高的境界，也入迷，也爱好，一听有人敲门，岳母“来了来了”地跑也跑不跌。
和岳母和大姨兄比起来，我就是凡夫俗子了。
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境界不高，不是那种超了凡脱了俗的人，但是，那次我妈给我出了主意后，我不再把白领导故意为难我的事放在心上，而是努力工作，连连地破案，当了出席省的先进。
自那以后，白领导大概才知道，那个对他不理不睬不卑不亢的小兵兵，原来长着三只眼。
自那以后，他这才不专门地在鸡蛋里挑骨头，找我的茬儿了。
6 世界名著
我在上小学期间看了好多的“演义”好多的“传记”好多的“公案”，还看了好多当时流行的那些长篇，加起来少说也有个30多种。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里，我看了一本叫做《简·爱》的书。这是我七舅舅的书。他是大同煤校的中专生，他跟学校借了这本书准备着放暑假带回老家看，可他走的时候没拿，忘在了我们家。当时我手跟前正好没别的书可看，就把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了翻。起初对书里的那些人名地名不习惯，可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就从头正式看，没几天就把它看完了。看完，觉得不过瘾，我就又返回头看了个第二遍。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外国文学。看完后，感觉到这本书跟我以前看过的书不一样。书里写瞎眼眼罗切斯特尔伸出手掌，想看看是不是下着雨。我以前看过的书，可不这样地写人的动作。又写老狗派洛特先是竖起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简·爱蹦过来。我以前看过的书，也从来不会这么地写到一只狗的行为，你要往细想的话，还有狗的心理活动在里头。当时，我不懂得这就叫做细节描写，可我却是感觉到，这样的写法很真实，很有一种我熟悉的味道，那就是生活的气息。
好，真好！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我真高兴，高兴得我就想帮我妈做营生。我妈说：“我娃娃长大了。”
暑假结束，七舅舅从村里度假回来了，我就求他到大同煤校再给我往回借这种书。他住校，平素最多一个月来我们家一回。这次我恳求他，借上就给我送进城。
接下来，我看的两本外国文学是英国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和法国艾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好，真好！舅舅，再快快给我借去。
再后来，七舅舅给我借的是《神秘岛》《机器岛》《海底两万里》《汤姆·亚索历险记》《哈克贝历·芬历险记》《福尔摩斯探案集》《堂吉诃德》《好兵帅克》《童年》，还有《小王子》《小公主》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阵子看的书，都是这一类的七舅舅认为是适合我这个初中生看的书。
看完后我都觉得好，说是说不上来，但各有各的好。这些书里，我最喜欢马克·吐温和高尔基的书。自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我就学习他那口语化的语言，在课堂上写作文时，再不费脑子来编美丽的词儿。平时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那我手里就这么写就行了。高尔基把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那么的有趣味有看头，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学就怕写作文，“记得有一次”，“记得又有一次”，写上那么一两件事，凑上那么三两页纸后，就再也记不得还有哪一次了，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可有的说，只要你没敲钟下课，我能一直往下写。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咋能没个说上的呢？
我最早买的一本外国文学书是《羊脂球》。
初三时我们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老师在对这篇文章作讲评时，我特别地注意听。他说作者是法国的“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成名作是《羊脂球》。可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书，在两年当中七舅舅一直没有给我借过他的书。可我又想看看莫泊桑的书，那我就决定自己买。
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第一次自己花钱买书。当时买书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手里攥着两块钱，递向售货员说姨姨我买本《羊脂球》。照理说，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问“有法国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吗”。可巧的是，售货员姨姨真的就跟书架上抽出一本叫《羊脂球》的书，放在柜台上。她没要我那两块钱，是给我开了张小纸单儿，让交到门口的收款台那儿。好像是花了不到一块钱，我就买了这本300多页的书，这是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忘记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了，这本书后来丢了，是高中时让同宿舍的人偷走了。
我看书有个习惯，好在书上做记号。有的同学的课本干干净净的，到了放假时也像新书。我可做不到，我的那些课本，都让我给涂划得乱七八糟的。七舅舅给我借的书，我不能划，我自己买的这本《羊脂球》，我就又在上面涂划了。我的记号有多种，圆圈、方框、三角、横道、竖道、水纹道，还有拼音字母，大写小写都有，还有阿拉伯数字1、2、3。就颜色来说，蓝、红、黑最多，也有黄的、绿的、棕色的，这就看当时手跟前正好有根什么笔了。所有的这些记号都没什么规律，全是当时即兴勾划。有时候返回头想，却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么个记号。比如我在霍桑《红字》的扉页上端，用红蓝铅笔的蓝色记着一排字母“K S H M Z Y M Y L C D Y H……”，那省略号也是原来就有的。后来无论怎么琢磨，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个记号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羊脂球》书里的一个短篇《修理椅子靠垫的女人》里面的那个药店老板的名字，全让我给打了杠叉。我要杀了他，我要毙了他。这是我在自己的书里做的唯一的一次杠叉記号。这个药店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太让我气愤。
我把我的这本《羊脂球》一口气看完后，又返回来从头看了一遍。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不急了，是细细地来读，细细地品味。《莫兰那头公猪》《一个儿子》等几篇，品味得我一阵一阵地激动，一阵一阵地往紧夹大腿。
又开学时，我就升到大同一中念高中了，我把这本书带到学校。大同一中离城十里地，学生们都住校，我就给我们宿舍的同学们讲这本书里的故事。他们听上了瘾，每天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到学校外头散步，这时候我就开讲。我不给他们讲《莫兰那头公猪》那几篇，我是讲《窑姐儿》讲《西蒙的爸爸》，别的也讲。听完《懊恼》，同学们发明了一句格言：三年机会好好把握，莫把懊恼留给未来。 那一阵子，我成了莫泊桑迷，我买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也是他的，《一生》《俊友》。当把他的这两部长篇看完后，我的莫泊桑热才减退了下来。他的长篇好是好，不如他的中短篇让我看得着迷，不想睡觉。
大同的中学校都有图书馆，可都不对学生开放。学生想看书就得自己买。在我们语文老师杜洛莎的推荐下，我又买了《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我的阅读兴趣又转到了另一个方面。
这两本书，使我的头脑里有了种认识：我以前看过的《简·爱》和《羊脂球》应该说那是大人看的书。七舅舅推荐给我的那些，可以说又都是少儿读物。只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是我们年轻人读的书。
这两本书，使我沉浸在了革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亢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个英雄。不怕牺牲，不惧苦难。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虻蝇。
问杜老师这方面的书还有哪些，她就又给我推荐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青年近卫军》。我都买了。正看的当中，“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在书中的那些光辉形象的激励下，我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了头的瞎牛虻，飞到西来飞到东。
一年后，才觉出不是那么回事，才觉得没意思了，才又返回头来看我的书。
我买外国文学最多的一次是216本。
216，这是个确定的数字。
在侦破案件中结识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姓杜，他说他也喜欢外国文学，他说他家现在就有好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用的是“名著”这种词。我说我到你家看看你的名著去，他说走。可这么一看，我就傻了眼。准确地说，是红了眼。
他的那些书，是在两个半揭盖儿的木头衣箱里码着，都用浅蓝色的晒图纸包着皮子，书皮上没有写书名。打开一本，斯汤达的《红与黑》，我有。再打开一本，又是他的《巴马修道院》，我没有。又打开两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有。《远大前程》，我没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这我也没有。又取出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和萨克雷的《名利场》。这我都没有。别了。别取了。
我好羡慕哟，我好嫉妒哟。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真正地体味到了羡慕和嫉妒的滋味。让人心痒难挠还又有点痛苦的那种滋味。
小杜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谁想要我就让给他。”我说：“让给他？算话？”他说：“算话。”
小杜告诉我这些书原来也不是他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让给他的，他还没有给朋友付款。但他现在又不想要了，可又不好意思给人家退回去。我说别退别退，让给我。
我们当下就拍了板，那就是：除去我家有的，我全要。他从衣箱里够出个绿色塑料皮笔记本儿，里面早已经就记好了所有的书目。我把我家有的在书目上打个勾儿，剩下的就全归了我。共216本。价格就按书后的标价。一次成交。
他怕我反悔，我怕他反悔。
他当时就帮我把书弄到圆通寺。我当时就跟我妈要了200块，加上我身上有的，把结算出的书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
我们把书从几个提兜和布口袋里掏出来，书脊朝上一本挨一本地码在炕上，像长城似的，从后炕排在了炕头，还又朝炕里拐了个弯。小杜提着空兜子走后，我又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从后炕数到炕头，从炕头又数到后炕。
没错，216本。
看见我高兴的样子，我妈说：“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该是俺娃的，到时候就来了。”
我说：“妈，您说得真对。”
我妈说：“我那娃娃一是爱见个耍活儿，二是爱见个书。”
我妈说的“耍活儿”大概是包括着乐器和围棋。
我说：“妈，我完了还给您三百。”
我妈说：“我看俺娃也写他哇，俺娃要是写出本书，那比给妈二五一万也让妈高兴。”
我说：“那好。”
我妈说：“俺娃要写，准能写成。”
刚才我是弯着腰翻看我的书，听了这话，我这才直起身看着她说：“妈我是跟您开玩笑呢。您还当真了。”
我妈说：“那书哇不是人写的？别人能写我那娃娃就也能写。”
我说：“妈您真红火。您快甭说了。”
我妈说：“妈不懂得唉。妈是文盲唉。妈不说了。”
我说：“就是。叫人听着笑话。”
我妈又问我说那你为啥不让小杜跟你直接拉回你家。我说我家没放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过两天不忙了，我叫上二虎，跟我做个书柜。
我妈问说，有木头呢？我说，就用我爹做棺材剩下的那几块板子。我妈说你们会做？我说我想好了，很简单。
我妈说你们这书柜不敢定多会儿才能做起，这些日也不能说把这么多的书摆炕上，放在衣箱里哇。我妈就给倒腾出了一个衣箱，我把书先垛衣箱里。
我爹的淡天蓝色的人造棉盖物在衣箱里放着，我说我给拿我家哇，做个留念。我妈说，你想拿拿哇，那你拿回去就把它铺在床铺下，顶是个床垫，这样，永远也不会烂。我说噢。
我结婚时四女儿的二姐给了我们一个平柜，一米六长，五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高。柜内是两层搁板，我原来的书都在里面放着。
这次我叫上了二虎，用了两个星期天的时间，做了一个方框框，表面看是四层。架在二姐给的这个平柜上。这下，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橱。量了量，一米八高。
又用了两个中午，我们把新方框和下面的柜油漆成了一样的深紫色。方框里的那四层，我让老王帮我裱了白纸。白纸是老王跟印刷厂给拿回的印完画报的下脚料。老王说这是铜版纸。
下脚料尺寸不大，但裱我的书柜足够。
裱糊的白纸干好了，但油漆还没有彻底干。我等不及了。把那200多本书，从圆通寺转到了花园里，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新书柜里。
我把小杜原来用晒图纸包的皮子都取掉了，让嘉利妹妹和珍妮姑娘，让海丝特·白兰、玛格丽特、比罗什卡，让娜娜、苔丝、绿蒂，还有那两个爱玛，全都裸露着美丽的脊梁，玉立在我的面前，讓我一眼就能够认出谁是谁，一眼就能够把她们够得到。
1978年10月，我从矿区的忻州窑派出所调回了大同市公安局，在二处工矿科当外勤。
第二天要到市局报到，昨晚我妈说，明儿是个大喜的日子，你跟四子中午来家吃饺子哇。又说，把你五舅舅跟表哥也叫来哇。
妻子周慕娅小名儿叫四女儿，我妈一直叫她四子。
我说您那临时工中午休息上不大一阵儿，怠要着忙活它，一了儿等星期日吧。我妈说，啥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明儿妈还去上班，可上上一会儿就告假，我明着跟刘组长说儿子要到公安局上班呀，全家人庆祝庆祝吃顿饺子，她还能不准？她准不准到时我也要溜。
我笑。
我妈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场大事，你这跟矿上调回来，就算是大事。
我说太是个大好事了。
可我去市公安局报到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说好是到二处，我就直接到了二处的秘书科，把档案等调动手续给了周科长。他说不对着呢，我们处是不留存这些手续的。他用二拇指朝上指指说，你得把这个交给政治部的干部科，干部科再给我们出具个介绍信，看是让你到我们这儿的哪个科。
二处是在三层楼。于是我又上了一层，找到了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拿着我的手续出去了，过了好大一阵才返回来，说让我“到下秘书科找胡科长”，我就又找到了秘书科。
秘书科里面就一个人。我远远地看见，那个人是在低头翻看我的档案。我正要张口叫胡科长，他抬起头。
我愣怔了一下说，哇是个你。
我们是东风里时候一个院儿的邻居。那几年常碰面，但没说过话。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迎过来跟我握手，说：“我姓胡。”我说：“我姓曹。”他指着我的档案说：“知道知道，刚才看了。看相片就觉得这个后生面不熟面不熟的，原来是老邻居。”我说：“真巧。”他说：“可长时间不见你了，搬家了？”他就说就返回到座位上翻到我填写的表格，念现住址一栏：“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念完抬起头说：“哇！是花园里的楼房，那可是市领导住的房。”
妻子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家六个孩子，她最小。在她该上小学的那年，她母亲到了徐州军区的大儿子家，从那时开始，她就由比她大十三岁的二姐抚养，直到结婚。她二姐二姐夫都是市委干部，一年前二姐他们搬到了新房，把原来的花园里二单元一号的房，让我们住了。
我没跟胡科长解释这些，只是笑了笑。
他说：“看档案，小曹你是大同一中的老三届，还在矿区分局写过几年材料？”
我说：“噢。”
他说：“刚才部主任说，让你把以前写过的材料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后来又到了忻州窑派出所，好几年了，没写个啥材料。”
他说：“以前在分局政工办写过的也算。只是看看。”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心想，这到二处还要考核写材料的情况？我说：“想起了。去年我给我爱人写过一个大批判发言稿。”说完，我又紧接着补充说：“是市卫生局系统开大会的发言稿，时间是十分钟。”
他说：“那更好，下午你带过来。给我就行。”
我答应说“好的，下午”后，因为是邻居，就大胆地问了一下：“胡科长，到二处还得看写过的材料？”
他看看左右，压低声说：“是好事呀，老邻居。如果你的材料被看中的话，政治部想留你。”
我说：“政治部留我？写，材料？”
他说：“是呀！好消息吧？”
我“啊”了一声，没说什么。
他说：“留在政治部，以后好提拔。” 屋里没别人，可他又看看关着的门，放低声音说：“下午把那个发言稿拿来给我就行。主任让我先审查审查。邻居，好说。”说完，笑笑地拍拍我的肩膀。
胡科长笑笑的，可我笑不起来。
我心里真麻烦。
早晨来报到时我的那个高兴劲儿，现在是就连半丁点儿也没有了。
市公安局距离花园里不远，早晨我是步行来的，这又步行回到了家，找见了那个发言稿。
三年前，妻子跟红九矿调回城里，到了市卫生局医药部门工作，去年她们系统召开批判大会，她让我给写个十分钟的发言稿。没想到她那次的发言反响很好，卫生局领导打问完妻子稿子是谁写的，又听说我在忻州窑派出所上班儿，领导就说小曹如果想到卫生局来写材料的话，我们就往来调他。我答复说我可不想写材料。
看着手里的这个稿子，我想，我好不容易不写材料了，这弄不好又让写，唉。
但我侥幸地又想，不过文字这种东西存在着个口味问题，这个人看后说好，不一定是那个人也会说好，我盼着这个稿子不对胡科长的口味，他一看没看对。
要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呢。
可万一他看对呢？
唉，我心里真麻烦。
我骑车到了圆通寺。我妈早就跟單位回来了，见我的脸色是不欢喜的样子，问我咋了，我跟她说遇到了点麻烦，后又详细地说了说是点啥麻烦。
她听完说，你吓你妈一跳，我还以为是咋了，以为是市公安局不要你了。
我说要是要呢，主要是我不想到政治部去写材料。
我妈说牛不喝水硬按头也不是个事，我就不信你不想写他们非让你写。
我说可我答应人家说下午给送四女儿发过言的那个稿子，人们都说那个稿子写好了，我是怕万一人家看对了呢，咋办？
中午，表哥和五舅舅都来了。
不一会儿四女儿也下班回来了，她说，要是把我发言的这篇稿子递上去，政治部肯定是要留你。
我又有点发急，说那咋办呀。
表哥说你会写就留在政治部写哇么，我们厂坐办公室写材料的人，那可是牛逼得很呢。五舅舅也说，领导身边的人，哪有个不牛气的。我妈说，招人即使就在领导身边，也不会是那种牛哄哄的人。
我说主要是不想写那些政工方面的材料，唉，真麻烦。 表哥说：“麻烦啥？或是二处或是政治部，反正回市公安局是已经定了，这有啥值得麻烦的，高兴才对。”
五舅舅说：“七二年恢复公检法那会儿，能进了这三个系统的都是有门有窗当官的子弟，进城区公检法的是城区领导的孩子们，进市公检法的是市里头领导的孩子们。”
我妈说：“招人我娃娃命好，虽是没门没窗，却碰着个贵人帮忙也进入了公安，这又要往市局调。”
五舅舅说：“招人，你以后可是要跟那些市里领导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领导的那些纨绔子弟们大都有优越感，瞧不起普通百姓的孩子们。在这些人堆里工作，招人你……”
还没等五舅舅说完，我妈打断了五舅舅的话说：“我那娃娃我相信，爱是他啥子弟呢，他都比不过我那娃娃。我那娃娃到了天津北京，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
“好好”是我们应县话，意思是优秀的孩子。
听了我妈的这话，一家人都笑。
我妈说，你们甭笑，你们回想回想，小学呀初中呀高中呀，宣传队呀文工团呀矿区分局呀，你们想想是不是，我那娃娃到了哪儿也是那拔尖儿的。
表哥说，我宾服兄弟。
我妈说，再说了，任是他啥领导呢，他们是爱那好的，只要你是那好好就行。
五舅舅说：“坏话也是个好话，招人最大的毛病是死相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随机应变，他的这个死相怕的是以后要吃亏。”
我妈一天价说我死相，可五舅舅说我死相，我妈又为我辩护，说：“吃亏吃上点亏，可死相的孩子还闯不下鬼呢。”
看来我的这个死相是大家公认的了，连五舅舅这也说我死相不灵活。
表哥建议说，表弟往市公安局调呀，来，喝一杯庆祝庆祝。
我喝了一樽儿表哥又要给我倒，我说我下午还去市局给人家送发言稿，我不喝了。表哥说你真也是死相，下午你甭去，明天去也不误事。我说我跟政治部胡科长约好了。表哥说，你这个人，像我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的“缰绳太长”，是个笑话。实际上还是我妈给讲的他的愣表弟的笑话。我妈的表弟我叫表舅，我表哥叫表叔。
我妈常给我们讲她愣表弟的故事。这个“缰绳太长”是说，她愣表弟骑驴时，在驴屁股顶后头坐着，坐得都快从驴身上往下掉呀。人们问他咋那样骑，再往前坐坐。他说，没法往前，你们看，缰绳有点长。
表哥说，招人，你就是这么的死相，死得就像是愣表叔，缰绳有点长。
我说，我麻烦成一堆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我妈说：“招娃子，你真麻烦，你不是说不想到政治部写材料吗，那你下午就甭去了。千千有个头，万万有个尾。是二姐夫帮你调的这个工作，那你晚上让四子跟你到二姐家，说说这个情况就啥也解决了。”
四女儿说：“也甭晚上了，我下午下了班，咱们就去。”
表哥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个事儿嘛，看你愁了一天。”
我妈说：“主要是他过死相。”
我妈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我一下子高兴了。
大家说我死相，我也真的是死相。那天下午我还真的是上了四楼，去政治部找胡邻居。心想着上午刚刚跟人家约好了，说是下午见。自己不想到政治部，那也得打个招呼才对，不能说就躲得不见面了。要这样那我就失礼了。我是最怕约好的事，失约。我反正是不失约的。
我心想着见了胡邻居面，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自己不愿意写材料，谢谢领导们的好意。可胡邻居不在。他一个办公室的人听说我是他邻居，告诉我说胡科长中午喝醉了，有事你明天上午来找他吧。
我原来想着下午跟他有约会，中午连庆贺喜酒也不敢多喝，没想到胡科长他倒是喝醉了。也好，这是你不守约，可不是我不守约。
这时，我想到了大家对我的评价，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2 工矿科
工矿科原来有五个人，加上我就是六个了。王科长是“文革”前的老公安，跟孙处长年龄差不多，都快退休呀。
科里除了党小组长老钱外，另有三个年轻人，都是1972年恢复公检法，新成立公安局时调来的。正如五舅舅说的，他们都是市领导的子弟。
王科长大概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说咱们科的主要工作是，有案破案，没案防范。又说，小曹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些时再给你分配具体的任务。
他让小华给我够些资料看，后又吩咐说先看看《内部保卫工作》。
小华是科里的内勤，比我小三岁。他打开卷柜把《内部保卫工作》抽出来给我，又问我还想看啥。
我看了看，卷柜里上下两层，立着有五六十本书。可我又看见玻璃柜门上贴着字条：内部资料，不得外传，只限一册，阅后归还。
我说先拿这本看，看完再换。他说，没关系，你再看看这本吧。他又给我抽出一本《刑事侦察学》，我翻看了两眼说反正也不能同時看两本，那我看完再换吧。我把《刑事侦察学》给了他。
下午六点多该下班了，大家还不走，讲论《追捕》电影。
小赵说，原来还有高仓健和真由美在山洞中半裸烤火的情节，让咱们给他妈的剪截了。
“哇，半裸，啥样？”
“别以为是啥样，不会是啥样，人家还是带着乳罩的。”
“乳罩？啥乳罩？”
“去你个山汉呗。”
我看书和学习，有个毛病是，好在书上圈圈点点地做记号，可《内部保卫工作》这是公家的书，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想把我认为是重要的部分，抄在笔记本上。我悄悄问小华，有人看这些书时做笔记吗？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又说你如想做笔记的话，我再给你个好的笔记本儿，他就拉开他的抽屉给我取出一个很厚的那种正经的大笔记本。
因为明确是“内部资料不得外传”，我想拿回家看也不敢。后来我想起个好办法，那就是，在第二天我跟家里拿来了墨汁、墨盒和小楷毛笔，我假装是在练毛笔字，写小楷。 老周不好主动说话，一定是我妈把这些都问到了，又给我做介绍。我问老周小张在哪儿工作，老周说，在糕点厂积德益门市部。
老周约了我，星期日到他的新房认门。
五妗妗经常给我女儿丁丁做新衣裳，穿也穿不过来，丁丁就长高了。星期日我给盟盟挑了两件，拿去了。小张还以为是商店买的，我说是五妗妗做的。她说真做得好。
老周在师资培训班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完全是按着大专的课程讲学。他学习的书里面有本《形式逻辑》，我在小华那里借的《刑事侦察学》里，就多次说到过这本《形式逻辑》。我说老周我给看看，老周说就给去哇，我的工作用不着它。
《形式逻辑》让我一看就入了迷，走站装着，有空儿就看，而且还是反复地看反复地研究。
跟在忻州窑派出所时一样，二处的值班也是一个星期轮一次。
第一次值班时的那个星期日上午的十点半，我骑车去圆通寺把我妈带来了。
站在工矿科窗口，能看得见新建路南来北往的车辆，还能看见公园的东湖。我故意问我妈，您说好不好？
我妈说话有点哽咽，望着远处的花园，说，你爹要是能看到你现在，唉，那个死鬼早早地就把咱们扔下，他走了。
中午，我请我妈尝尝我们食堂的饭。
因为是值班，要守电话，不敢离开值班室时间太长，我把饭打在了我们科里。我事先就准备好了两个饭盒儿，一个饭盒里放了满满的一盒米饭，另一个饭盒打了满满一盒菜。素炒豆腐、山药蛋炖倭瓜，还有我妈最喜欢吃的肉丸子。我妈叫肉丸子叫象眼子。
我妈说，也好呢，你们这象眼子也好呢。
我妈比我大31岁，已经快60了，可饭量还是比我的大。整个饭菜我吃了一少半，我妈吃了一多半。她还把最后的一些米饭倒在菜饭盒里，又让我添了暖壶的开水，说就顶是喝汆米饭。
见我妈吃得汗爬流水的，我真高兴。我妈也高兴，说这顿饭比哪顿饭也吃得香。
我送我妈回家时，楼门口站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二处值班。他看看我妈背影说，那是谁？我说我妈。他说，以后不准领家属来局吃饭。
什么狗屁话！
我理也没理他，照直上了楼梯，回了办公室。
3 认错
还是我在东风里居住在忻州窑派出所工作时，我妈去过花园里二姐家，去说表嫂的事，想让二姐夫给想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跟内蒙转到大同。
表哥表嫂是在1971年结的婚。
表嫂的祖籍是大同市南郊区西谷庄人，爺爷和父亲都会笼匠手艺，解放前就流落在内蒙齐夏营，全国解放时，他们把户口就上在了那里。齐夏营是个镇，他们也是市民户。
表哥表嫂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冬儿，比丁丁大五岁。小的是女孩，叫春儿，比丁丁大半年。
表哥在大同皮鞋厂上班，每月开着32块钱，一家四口人，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五舅舅托着人也想给表嫂找个工作，可一听她的户口不在大同，都说不好办。
我妈跟我说，让我求求二姐夫给想个办法，看能不能把表嫂的户口转回到大同，这样也就好找工作了。我说我从来不张口求人，但表哥的事我是一定要求求二姐夫的。
表哥说，你给哥去试试，办成办不成靠命哇。
我妈说，要不，甭叫招人去了，这事还是大人去说好，姑看是姑姑给去哇。
表哥说，亲家上门，不值半文，姑姑您去，万一叫碰了，没意思。
我说，就是，万一二姐夫说，隔着省呢，不好办，碰了您。
表哥说，就是，碰招人碰去，碰了您就没意思了。
我妈说，宁叫碰了，也不能叫误了，万一招人去了，孩孩气，说不成个话，给误了呢。
最后的决定是，还是由我妈出面，找二姐夫说这个事。
从圆通寺到东风里，路过花园里。以前我用自行车带我妈到我家，路过花园里时，跟我妈说过，二姐就在那个楼房院里住。
我说，妈我带您去哇，您不知道几楼几号，我把您带去告诉哪个单元哪个门，您进我不进。
我妈说，用不着，妈鼻子底下莫非没个嘴？
在一个上午，我妈打问到了花园里二楼一单元一号，敲二姐家的门，就敲就喊：“二子啊！二子啊！我是招人妈，二子啊！”
这是二姐后来笑着跟我学的，我妈当时就是“二子啊二子啊”地喊她，还说门敲得也亮，把二姐吓了一跳。我说我妈没进过楼房家，她一准是以为里面有多入深，怕家里人听不着，才那么用力地敲。
二姐说起初我以为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后来听到“二子啊二子啊”是叫我，我紧跑几步一开门，呀，是姨姨。
我妈肩上担了个扎住口的口袋，里头是两个大西瓜，一前一后地在肩膀上担着。跟圆通寺到花园里有三里地，步行着一路走来，还得打问着找到家门。我妈穿的又有点多，还或许是因为要来求人家办大事，心里还有点紧张，满脸的汗。
二姐一开门，我妈说：“二子啊，我是来眊眊俺娃。”
二姐跟我说：“听了这话，又看着姨姨汗爬流水地用袄袖擦着汗，感动得我差点就要啼哭呀。”
二姐把我妈让进家，给沏茶，我妈说要喝冷水，二姐跟晾水瓶里倒了一杯凉白开，我妈一口气喝了。
二姐跟我说：“妹夫，年长了，二姐没见过这么朴实的老人。心里一下子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我妈跟二姐说了一上午的话。但她也并不是一进门就说来干啥了，她也不是有意地不说要来干啥，而是在二姐跟前她根本就是插不上嘴，没机会说。
二姐也不急着问姨姨您来有什么事，她们从一坐下来就开始拉呱。
她们说起我爹的去世。我妈说他爹身体一直很好，连个正痛片儿也没尝过是个啥味素，一下子得了个要命的病。
二姐说，人得癌症，那是跟气上引起的，姨夫是四四年的抗战干部，一路走下坡路，他能不生气？可他人要强，不好跟人说，自己生闷气。 我妈说，二子，你对姨姨家的事，都知道。
二姐说，姨姨您不想想，我要把四妹给您们，能不访查访查？姨姨您在我们的心中那是有地位的，您先是拉扯培养俩兄弟，同时您还拉扯侄子忠孝，拉扯外甥女玉玉。
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妈都早早地走了，我是个当姑姑当姨姨的，我不管谁管。再说了，我跟二姐说哇，我在这两个孩子跟前是有亏欠的。
二姐不明白我妈说的“有亏欠”是啥意思，看我妈。
我妈就啥也不避讳地都跟二姐说了。
我姨姨小时候，我姥爷给她跟本村的宋守周订了娃娃亲。长大了，姨姨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当时我姥爷已经去世了，我妈在家里说了算。我妈说不行，不同意也得同意，跌倒不翻身，死你也是宋守周的人。
说了姨姨的事，我妈又跟二姐说了表哥妈的事。
都说完，我妈说，忠孝的妈是我硬主着让我兄弟跟她离了婚，玉玉的妈又是我硬主着让她跟玉玉爹结的婚。这两个人早早地都去世了，都是心情不愉快的过。这两个苦命的人都早早得了病死了，这都是我硬主事的过。
我妈向二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后，对二姐说，你说他二姐，她们两人的孩子，忠孝和玉玉的事我能不尽着全力管吗？
二姐点头。
我妈说，忠孝找了个内蒙的女的，叫小兰，养了两个孩子，户口也得跟着妈上，现在大孩子上在内蒙了，二女女的户口还没上。这一家四口人，靠着忠孝那三十来块工资，光景过得紧巴巴的，冬天连炭也不舍得烧，家冷得夜里脚盆的尿水水都要结成冰。
二姐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听着这话，快掉泪，没等我妈提出，她就说姨姨您放心哇，您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给帮帮，看看是能想啥法子。
我妈这才接住话茬说，姨姨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俺娃们神通广大，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们。
我算了算，这是1977年的事。“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同意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地返乡回城，并安排工作。二姐夫以表嫂是插队生的名义，把她调回了大同，还安置在了市供销社下面的东街馅饼店工作。
冬儿送到了内蒙姥姥家，春儿送到了皮鞋厂幼儿园。表嫂高高兴兴地去馅饼店上了班。
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有了。表哥高兴地说，小兰这算是一步登了天，看来还得姑姑出马。
表哥去岳母家，回来时带来五只卓资山熏鸡，说是给姑姑一只，给我一只，给二姐三只。我妈说，我和招人不要，你亲自都送给二姐去哇。
表哥自个儿不敢去，让我跟他去送。到了二姐家，正要敲门，我看见门牙开着，我就推开门领著表哥进去了。本来是可以先进餐厅的，可我们直接进了客厅。
二姐正跟客人说话。
客人说：“呀熏鸡！”
二姐说：“正好喝酒，中午别走了。”
客人说：“见好吃的不吃有罪呢。”当下就掰开熏鸡，揪下个大腿往嘴里填。
二姐后来说我，你这个妹夫真死相，你不看看门开着，你也不听听客厅有生人说话，也不想想是家里是有客人？你把熏鸡拿进厨房就行了，可全给提溜进了客厅，那个家伙跟你二姐夫中午吃喝完，走的时候还又提走了一只。
二姐又是气又是笑：“妹夫呀妹夫，那么你是太死相，是个半点儿鬼也没有的大眼痴球蛋。”
星期日，我在家洗了一上午衣服，下午来了圆通寺。我妈正洗脸，她说你来的正好。她拧好了毛巾，让我给擦背。
忠义用网兜提着一大把香蕉，进家了。
忠义说，煤校快开学呀，来眊眊姑姑。话音没落，冬儿领着春儿，撩开门帘进来了。
我妈跟忠义说，这是你大哥的两个孩子。忠义说，认的他们，以前见过，后又大声地冲着两个孩子说：“你俩来干啥了？啊？”说着，解网兜。
两个孩子出去了。
忠义掏出香蕉，掰下两根，一转身说：“给，叫我啥？”
我说：“他俩早出去了。”
我妈说：“出院耍去了，一会儿进呀。”
我们正拉呱着，表嫂冲进了家，指着忠义就大骂：“有你这样当叔叔的吗？喝问我孩子来干啥？这又不是你家，你能来姑姑家，孩子们就不能来姑奶奶家？”
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表嫂继续骂：“我孩子跟姥姥家来大同是上小学呀，高兴得跟姑奶奶来谝了，没想到一进门你就往走撵。这是你的家？”
从没见过表嫂发这么大的火儿，我们半天才缓过神，都给表嫂做解释，还说当时忠义是跟孩子们开玩笑，问来干啥了，问完还给掰下香蕉让他们吃。
表嫂根本就听不进我们解释，继续骂：“谁稀罕你的香蕉，哼啜完给点吃的。你有钱了不起了，想咋哼啜咋哼啜，不吃你那一套。”
忠义让表嫂骂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表嫂一摔门走了。
忠义坐在炕沿那儿流泪。
这个事，忠义是受了冤枉，但他大声开玩笑地问两个孩子“你们来干啥了”，这也是真的。孩子们跟他不熟悉，让他这大声地问话给吓着了，回家告给了妈。
我们好不容易把忠义劝住了，我妈留他吃饭他也不在，走了。
忠义刚走，表哥进门了。看表情，也是来找忠义算账的。
我妈说：“你们兄弟们咋就不能好好地相处？”
表哥说：“您说怪谁？”
我妈说：“怪谁？”
表哥说：“怪您。您不是说我头发卷起，张文彬认我也够我洋气吗？”
我妈说，当时我为啥要那样说，那还不是让你逼得？我不那样狠狠敲打你，拿着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不敲打你，你能乖乖地叫张文彬爹叫何香莲妈吗？我是为了你，孩子啊。
表哥说，可当时让您那么一说，我心里就一直是膈应巴支的，看见忠义他们总是觉得隔张皮。
我妈说，要这么说，忠孝，那我今天跟你承认错误，当时不该跟你说那话。现在姑姑跟你认错，当时我说错了，不该跟你一个小孩子说你妈那种的话。行了吧忠孝，杀人不过头点地，姑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 我不知道说个啥好，看我妈。
我妈又说，姑姑这一辈子犯过最大的两件错误……还有玉玉妈，你妈跟玉玉妈两个是好朋友，可我把她俩都害了，都早早儿就走了，姑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麻烦得就甭提了。我妈有点要哭。
啊呀，我妈居然是这样。我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像是我妈，可我妈今天就是这么地给表哥认错了。就我知道，我妈除了跟老王说过句“曹大妈骂错你了”，还没见過跟谁是这种口气在道歉、认错。
我表哥也一定是想到了，这个厉害了一辈子的女人，今天给我认错。
表哥也不作声了。
我妈缓了缓气，又说，忠孝子我告你，说是个说，闹是个闹，你可得知道你是姓张，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要不是的话，你的户口咋能跟村里上来，要不的话，那你永远是个农民。这你得弄机明，也得讲点良心。
表哥的语气和软下来，说，姑姑，这我知道，我永远是姓张。
我妈说，你永远是张文彬的儿子，何香莲也永远是你的妈，你知道这就行。
4 组织问题
人们常问说“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吗”，意思就是问你入了团了吗？入了党了吗？“文革”以前的人们还常说“人有两次政治生命”，就是指入团和入党。
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入了团。班主任闫老师说，你写个入团申请吧，我就写了，就入了。
是闫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让我有了第一次的政治生命。于是我又想，我多会儿才能有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呢？上了高中，“文革”开始，党委们一个个的都被“踢开”被“砸烂”，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这个第二次政治生命的问题了。
1973年的秋天，我领我爹到太原的省肿瘤医院去看病。在那期间，躺在病床上的我爹，好几次说到我的组织问题。我说看好您的病后，我回去就写申请。
我爹的病没看好，在1974年的2月，去世了。
答应了的事，我是一定要努力地去完成。安葬了爹爹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交给了我们矿区公安分局的党组织。为了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去了北郊区东胜庄公社北温窑大队，给下乡插队的知青去带队，时间是一年。那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想去。
一年回来，我瘦了20多斤。年底单位组织体检时，身高一米七二的我，体重才102斤，人们叫我“102”首长。
原以为一年回来，就能入党，可党组织说，你不要在机关坐着了，下基层锻炼锻炼吧。为了能入党，我再次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下到了忻州窑派出所。
我是所里的内勤，工作压力倒是没有，但让我吃不消的是，跑家的时间过长。如果我不想迟到的话，那早晨不到六点就得出发。如果我不想早退的话，我每天回家是晚上八点以后。算算，这就是十五六个钟头。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我的组织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回市局吧。
调到新单位，以前五年的苦算是白吃了。
想入党，那就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吧。
谁叫我爹爹给我留下了那么个希望我“解决组织问题”的遗愿了呢？谁叫我下定了决心，要完成爹爹的这个遗愿呢？
我又写了入党申请，郑重地交给了内保处的党组织。
我们处每年有一个入党的指标，我调回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那年的那个指标，我想也没敢想，我盼着下一年的会是我，我盼着我在调进这个单位的两年后的1980年，能够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
不能光是想，得努力工作才对。
我努力工作了，而且也取得了好的成绩。连连地破案。
在我破了第一个案子时，有人说我是瞎猫碰着个死耗子，可后来我是破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再也不这样说了，我让他们服气了。但1980这一年的“七一”节，宣布入党的人，又不是我。
中午下班，我骑车追上了老钱，他说小曹你中午不是在圆通寺跟你妈吃饭呢，咋一直朝着城里走？我说我跟您有个说上的。他说，一上午在办公室咋不说？我说办公室人多。老钱笑，那你说啥？我说，那个……想说说我的组织问题。他说，好哇，组织的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我说，可我咋就想进进不去呢？他看着我笑。
我说，那，那个，下一批，能考虑我吗？
他说，我拐弯呀，你有啥活思想，可以跟组织说说。说完拐弯了，进了一个巷儿。
还保密，不教我。我两脚支着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进了一个街门后，我又重新蹬着车，向圆通寺骑去。你不教我，我问我妈去。
我妈说，俺娃不是会破案？那俺娃好好地破案哇么。别人手里的案子破不了，俺娃的一有了能破一有了就能破，看看他们再不给俺娃解决。
妈，听您的。
别的不想，破案子。
在我妈的鼓励下，我的案子破了一个又一个，破了一个又一个。
我觉得破案又不难，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猜谜语似的，那就像是捉迷藏似的，动动脑筋，分析分析，就破了。
那两年，社会治安形势不好，发案率逐年上升，全国都一样，要不为啥就有了后来的1983年的“严打”呢？
大同的治安形势跟全国一样，我管辖的城南也一样，但我不怕，只要你发，我就破，发一个侦破一个，上一个拿下一个。
孙处长处务会上说，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小曹为咱们二处争了光。他还敲打那些高干子弟们说，得靠本事，得学点真的本事，得拿秤约约你自个儿值几斤几两，不服你也给咱们露两手儿。
1981年2月，我被评为出席省的先进，到省城去开表彰大会。
市局评选出两个人，四处是侦察员崔文彬，二处是我，科员曹乃谦。
如果不是我妈鼓励我，我就不会成了出席省的先进。
省先进可不是市先进，也不是局先进，更不是处先进科先进。
我的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了，我得感激我妈。
我妈说，还是俺娃有灵性，有些事不靠灵性，光靠卖力是不行的，得有灵性。你们处别的后生们，莫非不想破个案，他为啥破不了？那是他差你点儿灵性。妈早就看出俺娃有灵性，月圪蛋时妈就看出你有灵性，你躺在那里，别人一说话，你的眼睛就跟着转。 我笑着说：“哇，这就是灵性啊。”
我妈说：“你当是啥？眼睛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性了。”
我妈说，再说你那吹呀弹呀的，那更是得灵性，银柱教你拉二胡，没半年，你就比他拉得好了，七舅舅给你个烂口琴，没半年，你就比他吹得好了，妈不会是个妈不会，但妈能听出你比他们拉得顺耳，吹得受听。
小时候我妈不夸奖我，自参加了工作，我妈一直是在表揚我。也不知道她是改了性格了，还是改了策略了。
我妈说，妈为啥是要鼓励俺娃呢？妈知道，俺娃只要是做，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妈那次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也是那好好里头的好好，你当妈那是瞎说呢？不是。
我说，可我想入党，入不了。
她说，去哇，好好去太原开会去哇，回来就入呀。
除了市局的我们二人，下属的四个公安分局也各评选出了一名出席省的先进，由市局党委佘书记领队，1981年2月26日，到了省城太原。
矿区的省先进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叫他连长。这人话多，语音洪亮，口音还有点特别，说跟阎锡山是老乡。晚上看电影时，看到让人气愤的情节，大声地责骂电影里的坏蛋，人们都看他。
因为说起都是矿区的，我跟他就熟悉起来。我问公交派出所小陈，他说现在公交派出所撤销了，另成立了公交管理办公室，小陈当了公交办副主任。说完他又一下子想起啥似的，大声说对了对了，你保险是她的前任男友。
连长看着我问，肯定吧？我说，我俩挺好。他说，那为啥没闹成？我说，当时我是想往市局调。他说，别看小陈是个当官的子弟，可她半点也没有那种坏习气。我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爹是谁。
他说，可她那靠山老子快不行了。我问，薛部长？他说，肝癌在北京动了手术，回来不见有什么起色，快不行了。我说，哦。
开了三天会，我们坐火车回到大同，临分别时，我给了连长一百块钱让转小陈，就说是给她爸买点啥营养品补补。
他说，你俩其实真的挺般配。我笑笑，没作声。
会议给每个先进发的资料里，有几期《警钟》。来开会之前我就知道，这是省法制部门主办的综合性的内部刊物。开会期间，我偷偷地溜出来，到《警钟》编辑部，把我带来的一个论文《浅论逻辑推理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给了他们。他们看我拿着开会的档案袋，对我很客气，我说我以后还想写案例。他们说欢迎赐稿。
过了些时，孙处长退休了。他没跟大家告别就不再来上班了。
我还想到，如果不是孙处长，这次的出席省先进，可能不会选上我。
中午在圆通寺吃饭时，我把这个看法说了出来。当时五舅舅也在场，他说，不会的，出席省先进那是因为你破案成绩突出，这个先进，别人是不能顶替了的。我妈说，娃娃想入党，我看今年没问题了。五舅舅说，按说没问题。我也说，按说是该我了。我妈说，这口饭你咽进肚里才算是吃了，啥也是个这。
我妈说得半点儿也没错，以为这次稳了，可，我又没把这口饭咽肚里。
尽管我是出席省先进工作者，而且是自1972年恢复成立公安系统后的首次召开的省级别会议的先进工作者，但是，在这一年，在1981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二处宣布的新党员，仍然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想入党咋这么难？
星期日，我跟四女儿到二姐家串门，二姐说，佘书记那天跟你二姐夫说，你妹夫能行，小伙子连连地破案，上一个破一个，行。四女儿说，可这次“七一”宣布党员，还不是他。
二姐说，佘书记保险是还不知道你没解决组织问题，那快让你二姐夫给跟佘书记说说。
我说：“别别别，不用说，坚决不用说。”
二姐夫冷笑一声，对二姐说：“妹夫要自己解决，那让他自己解决去吧。”
我的想法是，你帮我调工作，这我求你帮助帮助，入党我可不求你，入党我可不让人帮，通过关系入党，我觉得羞得慌，要叫我去世的爹爹知道了，也非要托来梦骂我不可。
但是，我这个组织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去五中问问闫老师，他给我第一次政治生命时，咋那么简单。
闫老师在校总务处当主任了。
我说闫老师您瘦了，他说人老难买老来瘦，瘦点好。我说您在总务是不是挺忙，有点累。他说，不累，一个学校能有多重的活儿。
还没等我说，闫老师就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吗？一见我摇头，他说你是不是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学校，也是我催你写入团申请你才写的。我说我这会儿可想着解决组织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旁边有位老师插话说，现在你光是积极地工作，那不行，你得研究研究。
我不明白他说“得研究研究”是啥意思？看闫老师。
那个老师跟闫老师说，看来你这个学生有点死相。
他又跟我说，看来你真的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啥也得研究研究再说，啥叫研究研究？那就是烟酒烟酒。你不给人家送礼，那除非你上头有硬人，找关系。
我说闫老师让我入团，我也没给他送啥礼，他说，这会儿跟那会儿不一样，同学。
送礼，跑关系，这我不做。
闫老师跟那个老师说，小曹他不是这种性格。
那个老师说，不跑不送，你原地不动，你是群众，永远也是群众。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回了家，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抬头看着我爹的挂像，心想，爹，儿子也好好工作了，是出席省的先进。儿子也团结同志，也听领导的话，没人打水我去打，没人扫地我来扫，全局分山药，让各处派一个人到农民地里去装麻袋，没人想去，我去。拉回来分的时候，没人帮忙，我给帮。秋天处里分白菜，一人一份儿，别人先去挑，留下没人要的，我拿走。过年分带鱼，大家挑完，我又是拿最后的一份儿。爹爹，我做到了您说的“大人不争，小人不让”，可我就是入不了党。儿子真的是很对不起爹，辜负爹的期望。 但是爹，您相信，儿子在行为上早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在组织上入不了，儿子是没办法了。
爹，我即使是入不了党，我也要好好地工作。您放心吧。以后我要加强学习，好好地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民警察。
5 境界
平时我晚饭是回花园里吃，早饭中午饭都是在圆通寺吃。值班时我的一天三顿饭都是跟我妈吃。
我妈为能给我做饭，能跟我吃饭，很高兴。中午还要拿那个日本军用水壶给我打生啤酒。我说值班呢，不能喝。我妈说啥也是活的，少喝口，中午喝上半壶，晚上喝上半壶，甭把脸喝红就行。我说好。
那时候，居民家里很少有电视，同志们下班不回家，先在单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一般情况，都要到晚八点才骑车回家。这都认为是正常的，有的处长和局领导也参加。
我来二处上班第二次值班时，在圆通寺跟我妈吃完晚饭，六点整我就准时赶到了值班室。
秘书科里，有三个下棋人已经开战了。
这伙人，天天玩儿，水平究竟如何呢？进去看看。
没看半盘儿，看出他们三个人的水平很一般。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实力相当，所以也能下上火儿。
我给棋力较弱的老苏指点了两步，他们看出来我也会下，要跟我下。
我见他们下的时候，相互间常悔棋。我说，你们三个人可以商量着走哪步，但咱們不悔棋。
棋高一筹压死人。我看出他们棋力不如我，知道他们商量也没用。下了几盘，我都赢。晚九点了他们还不服，还想下。
最终，他们的结论是，二处里小曹第一了，跟三处的老朱和行政处的老蒋有一拼。
后来的那两天，老苏他们也真的把老朱和老蒋约来跟我下。老朱和老蒋也真的是超出了一般水平，我们之间互有输赢。
又一个晚六点前，我到了值班室。老苏叫我，说白领导可厉害呢，你跟他下下。我跟着过去了，一看，是个他。
我头一次值班时，星期日领我妈来看看我的新单位。中午我给在食堂打了饭，端回办公室，跟我妈一块吃完后，我把我妈送出局大门，返进院，遇到他。他看着我妈的背影问，那是谁，我说是我妈。
他说：“以后不许带家属来公安局吃食堂。”
领妈来吃顿饭咋了？我是花钱买的，又不是白吃。
再说，你知道那是我妈了，还说那话。你有妈没有，你是不是你妈养的？
当时我就在心里骂他：什么屁话！
没错，老苏说的这个白领导就是个他。
他记不得我了，问老苏说，他也是你们二处的？哪儿调来的？
没等老苏回答他，我说你们下，我头疼。
第二天上午，老苏跟我说，你正好头疼，没下。白领导这个人你也真的是不能跟他下，就你的水平，能让他“车马炮”，可你要是赢了他，他的驴脸就耷拉下来，恼得啥也似的，你只有输给他，他这才高兴，还要骂你“臭篓子”。
我说我绝对不会下假棋，故意输给领导，我更不会样做，那不是我的性格。
老苏说，我看出来了。
谁能想到，在我晚上来值班时，那个输了就驴脸的人又在秘书科，还非要叫老苏叫我去跟他下。我跟老苏说，老苏你告诉他，我这些日子真的不能下，头疼。
哼！想跟我下，你不配！
二姐请四妹和二弟我们两家人，星期日到她家吃饭。
我岳母说黑夜没睡好，想睡觉，不参加。可岳母她又悄悄跟我说，让我把大姨兄叫来。我知道，她这是要跟大姨兄下跳棋。
大姨兄六十多岁了，叫我岳母叫姨姨，在我们马路对面的互助里住，他差不多每天要来我家，跟姨姨下跳棋。
二姐猜出我岳母不来的原因，说，一个耍跳棋，还耍得这么上瘾。
说起下棋，四女儿跟他们说了我在单位拒绝跟白领导下象棋的事。
四女儿说，我原来在红九矿时，有些同事一下班就陪着领导玩儿，故意输给领导，哄领导高兴，直见得人家们早早地都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可招人他是躲得领导远远的，领导找上门想跟他下，还不跟下，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肯定的了。
我说，我宁愿不入党，也不做那种讨好和拍马屁的丢人格的事。
二姐夫说，妹夫会下象棋？从来没听说过。
我结婚后，见过二姐夫和二哥下棋，知道他们水平一般，赢不了我。但我又知道我的毛病，一是不让人悔棋，二是不会故意输给人。所以当时我说，我喜欢围棋，不会下象棋。他们以为我真的不会，多会见面也是他们下，不邀我。
二姐夫说，原来你会下。二哥说，来来来，跟二姐夫摆上一盘儿。
我被将到了这里，再不下，也没意思。
我说，不悔棋。二姐夫说，不悔棋。可在下的当中，二姐夫想悔棋，我让他悔了，但我说，二姐夫下次不能了。不一会儿，他又要悔，拿起重走。我说，二姐夫，咱们说的不悔棋。二姐夫说，好好好，不悔不悔。嘴上这么说，可也没把棋放成原来的样子，实际上，第二次又算是悔了。
我们继续下。
当领导的，在单位人们让惯了，当第三次二姐夫又要拿起棋重走，我不让。
我说，咱们事先说好是不悔棋，说好了就得按说好了的来，你要悔棋咱们就不能下。二姐夫说，不能下就别下。就这样，一盘棋没下完，把棋推一边儿了。
二姐夫说，妹夫你太死相。
吃饭时，二姐和四女儿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事。
二姐说，我认为妹夫对着呢，你跟人家约定的是不悔棋，你却要悔，那是你悔约。
四女儿说，一个耍，弄这么认真干什么。
我说，别说了，我以后跟家人跟亲戚一概不玩儿，因为我不会作假，也因为我太过认真。
二姐笑着说，妹夫你，你，你。她没继续往下说。
在又是轮我值班时，在楼道碰到了白领导。
他说：“你不下基层一天在处里泡什么？” 我说：“这个星期我值班。”
他说：“上班时间处里尽是人，不能接个电话？”
他是领导，我听他的。
可当我第二天下了基层回来，在楼道又碰到了他。
他说：“你不是值班吗？不在值班室跑哪儿去了？”
我说：“我下基层了。”
他说：“你值班呢下基层，叫谁替你值班呢？”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这是碰到了不讲理的人了。我正想还口，质问他“您昨天是怎么说的？”但，他是领导，又比我年龄大。话到嘴边，我咽进去了。
碰到了这样的领导，我该怎么办？
我想到我妈。
我以前小，不觉得也没太在意，自参加了工作，慢慢我才发觉，我妈是个有智慧的人，碍你什么事，她似乎是都能给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想跟我妈说说这个事，听听我妈的意见，我碰上这样不讲理的领导，以后该怎么办。但见了我妈面，又怕让她知道了会替我麻烦，就先没跟我妈说，心想等以后，如果白领导他再这样对待我，再说。
可我别想着能对我妈隐瞒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从哪儿就看出我有啥没有告诉她。她说，招娃子，俺娃有啥跟妈说。
既然我妈有了怀疑，我要是想瞎说件别的事糊弄过去，那更不好。再说，我也没有本事能把没的事说成是有的。我只好实说了。
我媽听完说，要这么说，招娃子，他这是磨道里寻驴脚踪。招娃子，你想想你是在哪儿得罪上人家了？
我说，妈，我也想了，可能是因为下棋，他嫌我不跟他下。
我妈说，你们上班还下棋？下啥棋，围棋？
我说，上班时间不下，是下班后。
我妈说，下了班儿你不回家？下棋。
我说，我下班就回家，不玩。这是我值班的时候的事。他想跟我下象棋。
我妈说，从没见过你下象棋。
我说，您没见过，咱家也没有，我是上高小时候，仓门院的武叔叔教会的，后来在咱们里头院跟慈法师父下过。
我妈说，就为个这还得罪个人，既然是值班，你跟他下下就行了嘛。
我没跟我妈说那次他说“以后不准带家属来食堂吃饭”的事，我只是说，这个人水平不行，还就想赢人，一输就恼了，他下不过我，我又不想故意输给他，就不想跟他下。
我妈说，要这样说，不跟他下也对。
我说，您教教我该咋办才好？他以后再找我的茬儿咋办？
我妈说，这事最好办了。
我说，咋办？
她说，俺娃不理他，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该干啥还干啥。紧要的是，俺娃必须是要好好地工作，做出成绩，到时候，他就知道了俺娃不是那普通的人，俺娃是长着三只眼的神圣。
我说，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叫他知道我是长着几只眼。
星期日上午，我在家开了洗衣机，看见窗外有顶草帽过来了，我知道是大姨兄来跟姨姨下跳棋了，赶快去给他开开门。
大姨兄跟我笑了笑，进了岳母屋。一会儿，听到他俩下开了。
洗完，我搭衣裳时，听大姨兄说：“孩子弄回个电吹风。”
岳母说：“羊角葱？这会儿还有羊角葱？”
大姨兄说：“有。别人家尽安呢。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大姨兄说的电吹风是小电动机，以前住平房的人家，做饭扇火是用风箱，后来发展成小电动机了，老百姓都叫它电吹风。
我岳母把大姨兄说的电吹风听成是羊角葱了。可大姨兄更聋，他没听出来姨姨说的是羊角葱，以为姨姨也说的是电吹风，所以说“孩子这才给弄回来”。
岳母说：“那你不说来的时候给姨姨拿两根。”
大姨兄说：“姨姨您家不是用煤气？咋也想要电吹风？”
岳母说：“我用羊角葱给孩子们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他听出了姨姨说炒鸡蛋。
岳母说：“噢。三月三，羊角葱炒鸡蛋。”
大姨兄说：“炒鸡蛋可不行，电吹风火硬，炒鸡蛋时可吃不住用它吹，一下就煳巴了。”
我越听越失笑，干脆过来听他俩一递一句地说相声。
他俩也不是住下手来交谈，他们是一边对着话，一边还看着棋盘下棋。
岳母说：“你这步还能往前跳，咋不跳？”大姨兄说：“我这步要是跳前了，那就把您堵住了。”岳母说：“堵堵哇，我这头还有路。”大姨兄捏起棋说：“那我就往前再跳一步。”
说的是棋路，这两人倒也能猜出对方在说啥，还商商量量的，两人下的还是君子棋。
“呀呀呀，看我这步。”岳母捏起棋就走，一直跳到了对面的顶角。大姨兄看看，称赞说：“姨姨您的这步可跳得厉害。”
可我一看，不对着呢，岳母是把大姨兄以前跳过来的棋，又给畅通无阻地跳了回去。
他俩不仅是耳聋，眼也花，把对方跳过来的棋又给拿起跳了回去。两人都还没有发现，都还夸说好棋好棋。
我捂着肚子笑，可也没提醒他们，任他们那样下去吧。
我这才知道，为啥他俩从来是见面一盘棋，下到最后也下不完。
那能下完吗？一方跳过来了，另一方又给跳回去。
大姨兄说：“姨姨，炒鸡蛋可不能吹电吹风。”
岳母说：“我也就说，没时没晌的，哪的羊角葱。”
我实在是笑得肚疼，转身走了。
大姨兄在背后说，看妹夫笑得。
后来跟我妈说起了岳母跟大姨兄下跳棋，逗得我妈也笑。
我说，他俩多会儿见面也下不完一盘棋，最后也没分出是谁赢谁输。
我妈说，招娃子，你那棋多会儿也下成了这，那你就成了。
成啥了？成佛了成道了成仙了？
我知道我妈也说不出是成啥了，我也准确地表述不出是哪种说法更好，但我知道我妈的意思。 后来我想到，我岳母和大姨兄两人下棋，那真的是进入了一种高的境界，也入迷，也爱好，一听有人敲门，岳母“来了来了”地跑也跑不跌。
和岳母和大姨兄比起来，我就是凡夫俗子了。
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境界不高，不是那种超了凡脱了俗的人，但是，那次我妈给我出了主意后，我不再把白领导故意为难我的事放在心上，而是努力工作，连连地破案，当了出席省的先进。
自那以后，白领导大概才知道，那个对他不理不睬不卑不亢的小兵兵，原来长着三只眼。
自那以后，他这才不专门地在鸡蛋里挑骨头，找我的茬儿了。
6 世界名著
我在上小学期间看了好多的“演义”好多的“传记”好多的“公案”，还看了好多当时流行的那些长篇，加起来少说也有个30多种。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里，我看了一本叫做《简·爱》的书。这是我七舅舅的书。他是大同煤校的中专生，他跟学校借了这本书准备着放暑假带回老家看，可他走的时候没拿，忘在了我们家。当时我手跟前正好没别的书可看，就把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了翻。起初对书里的那些人名地名不习惯，可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就从头正式看，没几天就把它看完了。看完，觉得不过瘾，我就又返回头看了个第二遍。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外国文学。看完后，感觉到这本书跟我以前看过的书不一样。书里写瞎眼眼罗切斯特尔伸出手掌，想看看是不是下着雨。我以前看过的书，可不这样地写人的动作。又写老狗派洛特先是竖起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简·爱蹦过来。我以前看过的书，也从来不会这么地写到一只狗的行为，你要往细想的话，还有狗的心理活动在里头。当时，我不懂得这就叫做细节描写，可我却是感觉到，这样的写法很真实，很有一种我熟悉的味道，那就是生活的气息。
好，真好！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我真高兴，高兴得我就想帮我妈做营生。我妈说：“我娃娃长大了。”
暑假结束，七舅舅从村里度假回来了，我就求他到大同煤校再给我往回借这种书。他住校，平素最多一个月来我们家一回。这次我恳求他，借上就给我送进城。
接下来，我看的两本外国文学是英国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和法国艾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好，真好！舅舅，再快快给我借去。
再后来，七舅舅给我借的是《神秘岛》《机器岛》《海底两万里》《汤姆·亚索历险记》《哈克贝历·芬历险记》《福尔摩斯探案集》《堂吉诃德》《好兵帅克》《童年》，还有《小王子》《小公主》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阵子看的书，都是这一类的七舅舅认为是适合我这个初中生看的书。
看完后我都觉得好，说是说不上来，但各有各的好。这些书里，我最喜欢马克·吐温和高尔基的书。自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我就学习他那口语化的语言，在课堂上写作文时，再不费脑子来编美丽的词儿。平时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那我手里就这么写就行了。高尔基把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那么的有趣味有看头，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学就怕写作文，“记得有一次”，“记得又有一次”，写上那么一两件事，凑上那么三两页纸后，就再也记不得还有哪一次了，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可有的说，只要你没敲钟下课，我能一直往下写。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咋能没个说上的呢？
我最早买的一本外国文学书是《羊脂球》。
初三时我们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老师在对这篇文章作讲评时，我特别地注意听。他说作者是法国的“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成名作是《羊脂球》。可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书，在两年当中七舅舅一直没有给我借过他的书。可我又想看看莫泊桑的书，那我就决定自己买。
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第一次自己花钱买书。当时买书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手里攥着两块钱，递向售货员说姨姨我买本《羊脂球》。照理说，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问“有法国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吗”。可巧的是，售货员姨姨真的就跟书架上抽出一本叫《羊脂球》的书，放在柜台上。她没要我那两块钱，是给我开了张小纸单儿，让交到门口的收款台那儿。好像是花了不到一块钱，我就买了这本300多页的书，这是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忘记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了，这本书后来丢了，是高中时让同宿舍的人偷走了。
我看书有个习惯，好在书上做记号。有的同学的课本干干净净的，到了放假时也像新书。我可做不到，我的那些课本，都让我给涂划得乱七八糟的。七舅舅给我借的书，我不能划，我自己买的这本《羊脂球》，我就又在上面涂划了。我的记号有多种，圆圈、方框、三角、横道、竖道、水纹道，还有拼音字母，大写小写都有，还有阿拉伯数字1、2、3。就颜色来说，蓝、红、黑最多，也有黄的、绿的、棕色的，这就看当时手跟前正好有根什么笔了。所有的这些记号都没什么规律，全是当时即兴勾划。有时候返回头想，却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么个记号。比如我在霍桑《红字》的扉页上端，用红蓝铅笔的蓝色记着一排字母“K S H M Z Y M Y L C D Y H……”，那省略号也是原来就有的。后来无论怎么琢磨，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个记号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羊脂球》书里的一个短篇《修理椅子靠垫的女人》里面的那个药店老板的名字，全让我给打了杠叉。我要杀了他，我要毙了他。这是我在自己的书里做的唯一的一次杠叉記号。这个药店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太让我气愤。
我把我的这本《羊脂球》一口气看完后，又返回来从头看了一遍。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不急了，是细细地来读，细细地品味。《莫兰那头公猪》《一个儿子》等几篇，品味得我一阵一阵地激动，一阵一阵地往紧夹大腿。
又开学时，我就升到大同一中念高中了，我把这本书带到学校。大同一中离城十里地，学生们都住校，我就给我们宿舍的同学们讲这本书里的故事。他们听上了瘾，每天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到学校外头散步，这时候我就开讲。我不给他们讲《莫兰那头公猪》那几篇，我是讲《窑姐儿》讲《西蒙的爸爸》，别的也讲。听完《懊恼》，同学们发明了一句格言：三年机会好好把握，莫把懊恼留给未来。 那一阵子，我成了莫泊桑迷，我买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也是他的，《一生》《俊友》。当把他的这两部长篇看完后，我的莫泊桑热才减退了下来。他的长篇好是好，不如他的中短篇让我看得着迷，不想睡觉。
大同的中学校都有图书馆，可都不对学生开放。学生想看书就得自己买。在我们语文老师杜洛莎的推荐下，我又买了《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我的阅读兴趣又转到了另一个方面。
这两本书，使我的头脑里有了种认识：我以前看过的《简·爱》和《羊脂球》应该说那是大人看的书。七舅舅推荐给我的那些，可以说又都是少儿读物。只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是我们年轻人读的书。
这两本书，使我沉浸在了革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亢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个英雄。不怕牺牲，不惧苦难。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虻蝇。
问杜老师这方面的书还有哪些，她就又给我推荐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青年近卫军》。我都买了。正看的当中，“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在书中的那些光辉形象的激励下，我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了头的瞎牛虻，飞到西来飞到东。
一年后，才觉出不是那么回事，才觉得没意思了，才又返回头来看我的书。
我买外国文学最多的一次是216本。
216，这是个确定的数字。
在侦破案件中结识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姓杜，他说他也喜欢外国文学，他说他家现在就有好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用的是“名著”这种词。我说我到你家看看你的名著去，他说走。可这么一看，我就傻了眼。准确地说，是红了眼。
他的那些书，是在两个半揭盖儿的木头衣箱里码着，都用浅蓝色的晒图纸包着皮子，书皮上没有写书名。打开一本，斯汤达的《红与黑》，我有。再打开一本，又是他的《巴马修道院》，我没有。又打开两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有。《远大前程》，我没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这我也没有。又取出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和萨克雷的《名利场》。这我都没有。别了。别取了。
我好羡慕哟，我好嫉妒哟。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真正地体味到了羡慕和嫉妒的滋味。让人心痒难挠还又有点痛苦的那种滋味。
小杜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谁想要我就让给他。”我说：“让给他？算话？”他说：“算话。”
小杜告诉我这些书原来也不是他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让给他的，他还没有给朋友付款。但他现在又不想要了，可又不好意思给人家退回去。我说别退别退，让给我。
我们当下就拍了板，那就是：除去我家有的，我全要。他从衣箱里够出个绿色塑料皮笔记本儿，里面早已经就记好了所有的书目。我把我家有的在书目上打个勾儿，剩下的就全归了我。共216本。价格就按书后的标价。一次成交。
他怕我反悔，我怕他反悔。
他当时就帮我把书弄到圆通寺。我当时就跟我妈要了200块，加上我身上有的，把结算出的书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
我们把书从几个提兜和布口袋里掏出来，书脊朝上一本挨一本地码在炕上，像长城似的，从后炕排在了炕头，还又朝炕里拐了个弯。小杜提着空兜子走后，我又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从后炕数到炕头，从炕头又数到后炕。
没错，216本。
看见我高兴的样子，我妈说：“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该是俺娃的，到时候就来了。”
我说：“妈，您说得真对。”
我妈说：“我那娃娃一是爱见个耍活儿，二是爱见个书。”
我妈说的“耍活儿”大概是包括着乐器和围棋。
我说：“妈，我完了还给您三百。”
我妈说：“我看俺娃也写他哇，俺娃要是写出本书，那比给妈二五一万也让妈高兴。”
我说：“那好。”
我妈说：“俺娃要写，准能写成。”
刚才我是弯着腰翻看我的书，听了这话，我这才直起身看着她说：“妈我是跟您开玩笑呢。您还当真了。”
我妈说：“那书哇不是人写的？别人能写我那娃娃就也能写。”
我说：“妈您真红火。您快甭说了。”
我妈说：“妈不懂得唉。妈是文盲唉。妈不说了。”
我说：“就是。叫人听着笑话。”
我妈又问我说那你为啥不让小杜跟你直接拉回你家。我说我家没放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过两天不忙了，我叫上二虎，跟我做个书柜。
我妈问说，有木头呢？我说，就用我爹做棺材剩下的那几块板子。我妈说你们会做？我说我想好了，很简单。
我妈说你们这书柜不敢定多会儿才能做起，这些日也不能说把这么多的书摆炕上，放在衣箱里哇。我妈就给倒腾出了一个衣箱，我把书先垛衣箱里。
我爹的淡天蓝色的人造棉盖物在衣箱里放着，我说我给拿我家哇，做个留念。我妈说，你想拿拿哇，那你拿回去就把它铺在床铺下，顶是个床垫，这样，永远也不会烂。我说噢。
我结婚时四女儿的二姐给了我们一个平柜，一米六长，五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高。柜内是两层搁板，我原来的书都在里面放着。
这次我叫上了二虎，用了两个星期天的时间，做了一个方框框，表面看是四层。架在二姐给的这个平柜上。这下，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橱。量了量，一米八高。
又用了两个中午，我们把新方框和下面的柜油漆成了一样的深紫色。方框里的那四层，我让老王帮我裱了白纸。白纸是老王跟印刷厂给拿回的印完画报的下脚料。老王说这是铜版纸。
下脚料尺寸不大，但裱我的书柜足够。
裱糊的白纸干好了，但油漆还没有彻底干。我等不及了。把那200多本书，从圆通寺转到了花园里，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新书柜里。
我把小杜原来用晒图纸包的皮子都取掉了，让嘉利妹妹和珍妮姑娘，让海丝特·白兰、玛格丽特、比罗什卡，让娜娜、苔丝、绿蒂，还有那两个爱玛，全都裸露着美丽的脊梁，玉立在我的面前，讓我一眼就能够认出谁是谁，一眼就能够把她们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