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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终于写“她们”了。
我似乎从未想过，当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那半圆形的演讲厅，一位头发花白、说话谦卑、语述缓和、带领着我们分析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的男人会这般写女人。就连表达自己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不推崇，也是带着犹豫和推测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变得‘经典’的”。春夏之交的香港，阳光翻山越岭，在冒着薄雾的海面上腾升几番潮湿的蒸汽，将他上课的声音延伸得颇为悠长。若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课堂讲稿上也极少流露出关于两性的思考和批判。但他还是写了女人，像是一场必然要注定的相遇，宛如中原土地上必然会长出颗粒饱满的稻穗;或，经过严冬的季节，总能盼到嫩绿、清脆的春花。
我似乎是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地读完了他的散文，像是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他的故乡洛阳嵩县，穿过田野和麦浪，推开那种着泡桐、榆树的瓦房小院，就那么杵着，看着他和那群在黄土地的女人们，如何跟生活相处、相依乃至告别。他写了在春日午后晃着二郎腿的相亲对象，写吃着烩面的时候等到同意结婚的妻子，写大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卖掉，换来全家的汽水，写拉煤时候二姐给自己煮的热汤面，写四个姑妈的婚嫁，还写那些娘婶的凡人之心和通神之性。他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给予自己血肉之躯的母亲，还会走街串巷地去观察在保守社会里那些越界的女人的欲望。他笔下的这些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是如此短暂的过程，自从她们降临于世，肉体的构造将之命名为“女人”。她们就注定要像女人一样学会牺牲和隐忍，学会了嫁人和生育，学会了操劳和死亡。可是，我们一直在失去女人，失去得悄然无声，也失去得心安理得、不动声色。世界上没有一座墓碑是为了单纯缅怀一个女性，她们必然是谁的妻子和母亲。当女儿（女性）从自己的娘家离开，她与原生家庭的脐带和伦理关系就被世俗切割得一刀两断，成为外人，她的身体、名字、情感、生死都注定要被纳入婆家的记忆簿，“记忆把女人出嫁并且抹杀了，但沒有人会认为记忆是凶手。因为这个抹杀原本是没有凶手的，就像没有人认为女人不应该出嫁样”。
《她们》被阎连科自己称为“一本随笔、散文而非相关女性的专注书”。或许这种说法并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或许应该把这本书从“女性”这两个暧昧含混的字眼里拉出来——因为这本书跟女人没有本质的关系，更不要说跟女性主义有什么瓜葛了。除了在第六章，阎连科梳理了西蒙娜·波伏娃、安托瓦内特·福克和苏珊·鲍尔多等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女性“第二性”和“两性”的学术理论之后，笔锋一转，便走向了生于斯，长于斯，与他自己同生命轨迹的她们。她们被社会以“妇女解放”之名从父权家庭和传统观念中解放，可是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她们成为与男性毫无区别的战士，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社会，正如自己的母亲和村落的女性，经历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即便如此，阎连科的这本书还只是想写她们，一群常被性别的限制而“遮蔽”在现实生活中的人。
另一方面，这本书写的不仅是作为女性的人，这一则则带着主观视角和叙述口吻的随笔，宛如一面面镜子，更试图去暴露出作者自身的软弱、卑微和缺陷。换言之，阎连科写的是作为一个男人，如何借着生命中女性的善良、牺牲、包容和馈赠，走到如今。1982年的秋天，得到提干指标的阎连科，怕仅有小学学历的农村对象会成为自己成为城里人的“障碍”，狠心写了一封退婚信。数年后“狭路相逢”，已怀有三个孩子的前对象，已然成为背负着乡村苦难和黑暗命运的妇人，他躲进厕所，不敢见她也正如不敢见曾经自私的自己。又则，“占了”二姐上高中名额的他，凭借着一年的高中经历参军入伍，也在冥冥之中得以开启自己写作与文学的使命。他从不想去神化女性，但他也点破了男性的渺小、不堪与无力，这便是《她们》写作的另一个底色。
《她们》中还塑造了一群姑妈、娘婶的形象，她们往往扮演著作者生命中的启蒙者。小姑为了爱情，不顾家族、村人的反对，连夜收拾了衣物包裹，远嫁去了偏僻遥远之地。在保守的土地上，当封建的媒妁之言还在头顶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自由恋爱就像一道带着鼓声的闪电，劈开了一地的光亮，惊得年纪尚小的作者明白了什么是爱情，她们有时候又像是留下谜底的先驱。作者想不明白，为什么长得如菩萨般白净、好看的大姑会嫁给又丑又穷还双耳聋的大姑父？他亦不懂，为什么三婶可以拥有着唯一通往神明的路，她又是如何去跟神吿男人——这个“万恶之源”——在人间种种的“恶”状？如果说，三婶说的“女人是神，男人是人”之言，多多少少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味道，那么，面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并没有系统接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阎连科也觉得自己在其面前像是一个无知、懦弱的孩子。生活让母亲学会了认字，说得出人世间的哲学道理，拉过多少家的婚姻线，也在失去自己的傻子叔叔和丈夫之后，无尽地去容纳生命的空虚和孤独。她的一双脚踏过尘土的劳作辛苦，肉体则被烙下了伤痕和衰老的褶皱。女性主义者或许在见到这些女人后，也不免要哀叹自己的浅薄，因为女人总比想象中的还要伟大，在这个社会中所忍受的苦难和所看待事物的眼光，更是超凡脱俗。
倘若读者细心，或许会发现，该书的第一章取名为“她们”，写的是曾在鸳鸯谱上偶然相遇的女人，或是最终跟自己执手一生的恋人。而该书的第七章，亦是“她们”。而这些“她们”，有为了给对象收集手表而去卖淫的赵雅敏，有出轨而离婚的仝改枝，有为自由而杀夫的王萍萍，还有那四面墙壁挂满奢侈包（即便是假的）的杨采妮……这些女人，被称之为“她们”——并非因为她们是与作者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她们”指涉了女人这个群体本身——从中原那贫乏、粗糙的田野里生长起来，她们如此惊世骇俗的欲望，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另类的表达，显得相当难堪。吴芝敏说自己喜欢女人，方榆花说自己不想过着看不到头跟男人一样劳作的日子。她们就这么“不谙世事”地呼喊着自己的喜悦与苦痛，谁说女人不能发声？
这本书写着写着，阎连科就老了。他变成了推着孙女去北京西三环紫竹院的爷爷，给孙女买冰淇淋和烤肠，却也注定要见证她的成长和婚嫁。如果说那些形形色色、陌路相逢的，那些给予自己生命、保护与情感的女性是构成阎连科前半生的命运纹路，那么，他的孙女便是他余生乃至来生的光。这么看来，这本书何尝不是充满着寓言式的循环？自己的孙女也会如开首的女性那般，经历过爱情的相遇，成为他人的妻子、稚童的母亲，拥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情感，笑着、哭着、沉默，抑或醒悟、隐忍或者吶喊。她既是生命之光的启程，也是这本书尾声里天上人间般的承诺。
记得是2018年的夏天，我去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那一年得奖的是刘庆的《唇典》。那时候，午后的阳光过于毒辣，依稀的几个人散去，我眯着眼睛出了门。阎连科老师站在门口，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握了握手，似乎他没有想到我会来参加这个典礼，那便是我跟他最近的一次见面。还有一次，便是读这本散文了。我总觉得要写点什么。一时之间，也写不出什么。要不是疫情，我还真是想再去港科大的课堂，听一听他讲的那些中、外小说里光怪陆离、惊艳隔世的故事。
（阎连科：《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我似乎从未想过，当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那半圆形的演讲厅，一位头发花白、说话谦卑、语述缓和、带领着我们分析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的男人会这般写女人。就连表达自己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不推崇，也是带着犹豫和推测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变得‘经典’的”。春夏之交的香港，阳光翻山越岭，在冒着薄雾的海面上腾升几番潮湿的蒸汽，将他上课的声音延伸得颇为悠长。若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课堂讲稿上也极少流露出关于两性的思考和批判。但他还是写了女人，像是一场必然要注定的相遇，宛如中原土地上必然会长出颗粒饱满的稻穗;或，经过严冬的季节，总能盼到嫩绿、清脆的春花。
我似乎是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地读完了他的散文，像是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他的故乡洛阳嵩县，穿过田野和麦浪，推开那种着泡桐、榆树的瓦房小院，就那么杵着，看着他和那群在黄土地的女人们，如何跟生活相处、相依乃至告别。他写了在春日午后晃着二郎腿的相亲对象，写吃着烩面的时候等到同意结婚的妻子，写大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卖掉，换来全家的汽水，写拉煤时候二姐给自己煮的热汤面，写四个姑妈的婚嫁，还写那些娘婶的凡人之心和通神之性。他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给予自己血肉之躯的母亲，还会走街串巷地去观察在保守社会里那些越界的女人的欲望。他笔下的这些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是如此短暂的过程，自从她们降临于世，肉体的构造将之命名为“女人”。她们就注定要像女人一样学会牺牲和隐忍，学会了嫁人和生育，学会了操劳和死亡。可是，我们一直在失去女人，失去得悄然无声，也失去得心安理得、不动声色。世界上没有一座墓碑是为了单纯缅怀一个女性，她们必然是谁的妻子和母亲。当女儿（女性）从自己的娘家离开，她与原生家庭的脐带和伦理关系就被世俗切割得一刀两断，成为外人，她的身体、名字、情感、生死都注定要被纳入婆家的记忆簿，“记忆把女人出嫁并且抹杀了，但沒有人会认为记忆是凶手。因为这个抹杀原本是没有凶手的，就像没有人认为女人不应该出嫁样”。
《她们》被阎连科自己称为“一本随笔、散文而非相关女性的专注书”。或许这种说法并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或许应该把这本书从“女性”这两个暧昧含混的字眼里拉出来——因为这本书跟女人没有本质的关系，更不要说跟女性主义有什么瓜葛了。除了在第六章，阎连科梳理了西蒙娜·波伏娃、安托瓦内特·福克和苏珊·鲍尔多等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女性“第二性”和“两性”的学术理论之后，笔锋一转，便走向了生于斯，长于斯，与他自己同生命轨迹的她们。她们被社会以“妇女解放”之名从父权家庭和传统观念中解放，可是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她们成为与男性毫无区别的战士，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社会，正如自己的母亲和村落的女性，经历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即便如此，阎连科的这本书还只是想写她们，一群常被性别的限制而“遮蔽”在现实生活中的人。
另一方面，这本书写的不仅是作为女性的人，这一则则带着主观视角和叙述口吻的随笔，宛如一面面镜子，更试图去暴露出作者自身的软弱、卑微和缺陷。换言之，阎连科写的是作为一个男人，如何借着生命中女性的善良、牺牲、包容和馈赠，走到如今。1982年的秋天，得到提干指标的阎连科，怕仅有小学学历的农村对象会成为自己成为城里人的“障碍”，狠心写了一封退婚信。数年后“狭路相逢”，已怀有三个孩子的前对象，已然成为背负着乡村苦难和黑暗命运的妇人，他躲进厕所，不敢见她也正如不敢见曾经自私的自己。又则，“占了”二姐上高中名额的他，凭借着一年的高中经历参军入伍，也在冥冥之中得以开启自己写作与文学的使命。他从不想去神化女性，但他也点破了男性的渺小、不堪与无力，这便是《她们》写作的另一个底色。
《她们》中还塑造了一群姑妈、娘婶的形象，她们往往扮演著作者生命中的启蒙者。小姑为了爱情，不顾家族、村人的反对，连夜收拾了衣物包裹，远嫁去了偏僻遥远之地。在保守的土地上，当封建的媒妁之言还在头顶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自由恋爱就像一道带着鼓声的闪电，劈开了一地的光亮，惊得年纪尚小的作者明白了什么是爱情，她们有时候又像是留下谜底的先驱。作者想不明白，为什么长得如菩萨般白净、好看的大姑会嫁给又丑又穷还双耳聋的大姑父？他亦不懂，为什么三婶可以拥有着唯一通往神明的路，她又是如何去跟神吿男人——这个“万恶之源”——在人间种种的“恶”状？如果说，三婶说的“女人是神，男人是人”之言，多多少少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味道，那么，面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并没有系统接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阎连科也觉得自己在其面前像是一个无知、懦弱的孩子。生活让母亲学会了认字，说得出人世间的哲学道理，拉过多少家的婚姻线，也在失去自己的傻子叔叔和丈夫之后，无尽地去容纳生命的空虚和孤独。她的一双脚踏过尘土的劳作辛苦，肉体则被烙下了伤痕和衰老的褶皱。女性主义者或许在见到这些女人后，也不免要哀叹自己的浅薄，因为女人总比想象中的还要伟大，在这个社会中所忍受的苦难和所看待事物的眼光，更是超凡脱俗。
倘若读者细心，或许会发现，该书的第一章取名为“她们”，写的是曾在鸳鸯谱上偶然相遇的女人，或是最终跟自己执手一生的恋人。而该书的第七章，亦是“她们”。而这些“她们”，有为了给对象收集手表而去卖淫的赵雅敏，有出轨而离婚的仝改枝，有为自由而杀夫的王萍萍，还有那四面墙壁挂满奢侈包（即便是假的）的杨采妮……这些女人，被称之为“她们”——并非因为她们是与作者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她们”指涉了女人这个群体本身——从中原那贫乏、粗糙的田野里生长起来，她们如此惊世骇俗的欲望，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另类的表达，显得相当难堪。吴芝敏说自己喜欢女人，方榆花说自己不想过着看不到头跟男人一样劳作的日子。她们就这么“不谙世事”地呼喊着自己的喜悦与苦痛，谁说女人不能发声？
这本书写着写着，阎连科就老了。他变成了推着孙女去北京西三环紫竹院的爷爷，给孙女买冰淇淋和烤肠，却也注定要见证她的成长和婚嫁。如果说那些形形色色、陌路相逢的，那些给予自己生命、保护与情感的女性是构成阎连科前半生的命运纹路，那么，他的孙女便是他余生乃至来生的光。这么看来，这本书何尝不是充满着寓言式的循环？自己的孙女也会如开首的女性那般，经历过爱情的相遇，成为他人的妻子、稚童的母亲，拥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情感，笑着、哭着、沉默，抑或醒悟、隐忍或者吶喊。她既是生命之光的启程，也是这本书尾声里天上人间般的承诺。
记得是2018年的夏天，我去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那一年得奖的是刘庆的《唇典》。那时候，午后的阳光过于毒辣，依稀的几个人散去，我眯着眼睛出了门。阎连科老师站在门口，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握了握手，似乎他没有想到我会来参加这个典礼，那便是我跟他最近的一次见面。还有一次，便是读这本散文了。我总觉得要写点什么。一时之间，也写不出什么。要不是疫情，我还真是想再去港科大的课堂，听一听他讲的那些中、外小说里光怪陆离、惊艳隔世的故事。
（阎连科：《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