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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挟雷霆之势,穿越川滇的崇山峻岭,到宜宾,性格变得温婉娴淑。她与岷江汇聚,将长江流域变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
古老的文明离不开河流的滋养,宜宾市境内河流丰沛,除长江、岷江、金沙江三江穿境而过外,越溪河、南广河、淯江河等大小河溪纵横交错。浩瀚水系,包容了码头船工的生计,承载起农人养家的资料,孕育出百姓的温厚与士绅的“静而有文”。
宜宾,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是物理意义上的清流发端,占据着中国文化中“上风上水”的福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江水润养生命,大道如水,净化人心和文明。如果说葱茏竹海、峥嵘石林,构成了宜宾人的灵魂骨肌,三江九河则编织成了宜宾人清正廉洁的文化血脉。从古至今,宜宾廉官能吏涌现,被后人口耳相传、彪炳青史。其敢于直谏、为民担当的高风亮节和济世情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滔滔江水,涵养出一方水土的政治清明。
扼守初心而担“第一”雅名
岷江进入宜宾,在屏山县北纳越溪河。明清时期,越溪河畔的边贸重镇合什镇开始繁荣。如今,镇上青石板街衬映着观音庙、王爷庙、老君殿等明清古建筑,透露出古色古香的气息,见证着往日的荣光。明代的宜宾,包揽两个清官“第一”的名头,其中一位便出自合什镇。
明嘉靖年间,合什镇的进士樊垣任句容县令(今江苏省镇江句容县),刚走马上任,地方胥吏便凑了几百两银子作为“见面礼”送他,他看都没看,立即拒绝。
没过多久,一得宠太监巡视句容,部下对樊垣说,这是朝廷红人啊,建议用三百两黄金为他祝寿。樊垣听罢,愤然道:“黄金是天上掉的吗?都是民脂民膏啊!我办不到!”
当时,岛夷(沿海少数民族)时常来犯,樊垣为了御敌,发动兵民版筑城垣。面对危局,樊垣镇定自若,“定死守之策,戒民无轻动”;随即,率部到前线视察情况,并下令版筑城墙,囤聚作战物资。众人信心大增。因樊垣指挥得当,城池得以保全。
后来樊垣调任常德太守,他亲民爱民,且秉持廉洁操守。嘉靖甲子年,他“以卓异升户部,调刑曹郎,立朝有声”,有“清官第—”的美誉。
在樊垣考中进士5年后,下游同饮一江水的宜宾另一位“第一”、20岁的李文续也高中进士,出任中书舍人,后任监察御史,因方正不阿,一些干坏事的权贵见到他就会打哆嗦。巡按湖广期间,某地方官想借机对他“意思意思”,不料,被李文续罢黜。其他官员一看,再也不敢动歪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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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后的一天,某宰辅派人来到云南,要采购一些上等锡“宛尔锡”。云南巡抚就找到李文续,打算从常例库银中动用万金来给宰辅采购。李文续反驳说:“这库里的银两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不能用。况且,如果这样做了,那该如何应付清议呢?”一场公款腐败消费,就此被阻止。
在明朝党争不断、腐败猖獗的环境中,一个如此在乎“清议”的清官,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在云南任期届满,论资俸李文续本该升任总督,反被贬为河南右布政使。不久,以衰老而被罢官归乡,时年48岁,廉官、君子与百姓都觉得可惜,称他为“第一清官”。
无论是“清官第一”还是“第一清官”,都是对他们人格的无上褒奖。宜宾走出去的官员,还有很多如樊垣、李文续一般,扼守初心,刚毅正直,这是一方水土的人文造化。
秉冰火性情而弘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将“弘毅”视为君子为官的准则,所谓“弘毅”,就是宽宏坚毅而有担当。千百年来,宜宾士子的弘毅情怀在山水间传承化人。
岷江在叙州区与金沙江汇流后一路向东,在南广镇迎来了宜宾下游第一条汇入长江的支流南广河。这条发源于云南威信县的“万里长江第一支流”流經珙县、高县,性格时冷时热,峡谷深处奔腾豪放,为现代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电能;而在田野之间,静若处子的她承载着渔人与农人的生计。
南广河串起了珙县、高县等地的地理,也连起了两地的文脉。在珙县珙泉镇,罗仰阶的名字至今尚被人们提起。民国时期,他在当地办教育,治学有方,深得桑梓称赞。后任秀山县长,掩护中共党员罗广斌(《红岩》作者)等进行革命工作。他居官多年,两袖清风;秀山去任返成都没有一分钱路费,全靠当地百姓资助。
高县人则对樊肇新这个“老乡”的名字耳熟。樊肇新为道光年间举人,曾在云南浪穹县、蒙自县等任知县,咸丰丁巳年(1857年)升景东厅同知。历官二十余年,每到一地都实施惠政,他在司法方面更是公正严谨,每次都要征询被告和原告,下面的胥吏有没有贪腐索贿。如果有,马上令胥吏归还索贿财物并重处,人称“神明之官”。
从南广镇顺江往东,见证了李庄的热血情怀后,又将在南溪区会晤静雅之士。长江北岸,“文明门”巍峨壮观。清风拂过城墙,古树婆娑,似在廉语,令人遐思。
宜宾人说,水有冷有热,冷可滋润万物,热可化酒解千愁,这一冷一热,正如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神来之笔,造就了宜宾仕子的耿直热血与艺术气质。
南溪城自古尊师重教,汉代便有学者讲授《易经》、张贞出门求学等典故,到了明朝,南溪民间学风更盛,书香门第辈出,除了“阚氏三魁”以外,还有被称为“刘门四儒”的南溪刘家镇刘氏四兄弟,即刘忠、刘信、刘景寅、刘景宇,他们才华洋溢,均中进士。 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刘景宇赴京师求学,遇到了一见如故的杨慎(即杨升庵,与刘同科进士),以及其他几位西南文人冯驯、石天柱、夏邦谟等,他们在京师结社唱和,取名“丽泽会”。
任职监察御史后,刘景宇常为含冤被贬的官员递奏折鸣不平。他以东汉著名正直官员范滂为榜样,曾抄写《范滂传》,多次拿到朝堂上去給官员传看。后因上书举荐王守仁却未获准,刘景宇辞官返南溪,写出散文《竹居记》,以竹喻人,表达自己的不屈不折、高风亮节。当时南溪知县尊敬刘景宇,送来坐轿等礼品,都被他婉言谢绝。
另一名做御史的叙州老乡赵树吉,屡次上书弹劾权贵,被誉为“铁笔御史”。他善诗、古文、词,所作诗文,精奇秀逸,为世所称;其书法章法严谨,笔力遒劲。有人评其书法云“似耐寒之松竹,笔墨趣味,妙在神骨间”。
出仕傲骨嶙峋、刚直不阿,退隐可诗可文、气节不改,刘景宇与赵树吉将宜宾士子火与冰的济世之道,演绎得淋漓尽致。
承江河竹石精神而济世
淯江河河水平缓,碧水如镜,从兴文县毓秀苗族乡滥觞经珙县、长宁、江安,于江安县城汇入长江,是宜宾境内最后一条汇入长江的水系。她的源头兴文县共有大小溪河19条,水网密集,淘出了一方水土的新气象。
清代礼部侍郎薛焕从家乡兴文走出去后,深谙革新教育制度对振兴民族的重要性,率先在川解除八股文禁忌,创建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现为四川大学)。
明代中后期酷吏横行,东厂把政,动辄严刑拷打,老百姓苦不堪言。终于,长宁人周洪谟愤起奏请“慎刑宪,禁酷刑”。成化十一年(1475)二月初五,时任国子监祭酒的他给宪宗皇帝上疏:“天下法司,审讯犯人,动辄使用夹棍等酷刑,百姓不胜苦楚,请敕法司禁约,除人命奸盗死罪外,其余止用鞭朴,违者令风宪官论治。”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法自君出的时代,敢于上疏禁约,没有悲悯情怀和担当胆识,恐怕只有任由黑暗蔓延吧。
周洪谟在最后的官场岁月里,做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他废寝忘食投入到祀典修正中,终于编制出一部节俭实用、庄严神圣的祀典。至此,皇帝的祭祀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明代几十年后的皇帝,也迫于此,不敢肆意劳民伤财。就连1916年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告天祭地,都是严格照这种制度进行的。
宜宾人的竹、石情节,正如周洪谟的性情一般,笔直、坚硬,却也不乏大江大河承载万物的济世精神和对苍生黎民的悲悯情怀。
明清时代,宜宾贤士廉吏涌现,实有历史背景。其中一点,便是当地酒、茶、竹艺产业兴盛,加上水陆交通发达,催生出资本主义萌芽,带动了文教兴盛。实际上,早在唐朝中期,名臣、诗人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驻僰道城三年,他便开雅爱文学、以德服人之风。离开宜宾前,人们在城池中心建大观楼一座,以示德政。
至南宋时,宜宾县隆兴乡人程公许在朝为官,其刚毅正直、淡泊寡欲与才气磅礴,引得无数仕子仰慕。他从蟠龙书院走出,保持刚正廉明的作风,不避权贵,曾斥当朝大臣收受贿赂、上书进谏。
当程公许清廉有为、清贫善施的故事传回宜宾老家后,榜样的力量已然润物无声地涵养了一方水土的风清气正,对樊垣等大批师弟产生影响。凡是到宜宾来做官的人,都闻先贤之雅明、拜庭坚之遗风、沐水土之教化,淡泊明志,为民担当。清官源流正如江河之水,不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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