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录一个节目，节目组派了一个实习生来接待我，我问他以前接待过哪些明星，有哪些好玩的事。
　　 他说今天是第一次来跟一个明星。我当时一点儿都不介意，反而觉得挺好的，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
　　 后来，节目第一个环节结束以后，大家都在换衣服时，我突然发现找不到那个实习生了，就呆呆站在空地上，觉得有些无助。
　　 后来的录制过程中，有一个长时间休息，我就去找他，想用一下自己的手机。他把我拉到一分角落里说，对不起，手机被摔坏了。
　　 我说没事，摔了就摔了吧，你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他说要赔我一个新的，我不可能让他这么做，我劝他不要总想着这件事。
　　 下午进行到另一个环节的时候，我想喝口水，结果他递给我的杯子里装的是开水，我被烫到了舌头。我被身边的伙伴照顾得太好了，保温杯里从来都是温水，自己也基本上不用试温度就喝了。
　　 我被烫得舌头很麻，嘴也很疼。
　　 他说这是好久以前灌的开水，觉得可以慢慢凉下来，但是那是很好的保温杯。
　　 中间回到酒店休息的时候，我还是因为嘴被烫了很不舒服，我的工作人员想要找电视台反映这个情况，我说还是别了。
　　 我想到这很可能会改变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
　　 何必为了解气，影响这个男孩的未来呢？
　　 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想，反映问题才能帮助他成长？
　　 很多人都把投诉别人当作帮助别人成长的方式，但我认为所有帮助成长的前提是不让人受伤害。
　　 如果接待我的不是实习生，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你当然可以投诉，但对一个实习生来说，你让他留住，再给他这个机会就是帮他。
　　 我想他会懂得这份善意。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煎饼侠》的剧组中，我第一次做导演，特别羡慕别的导演都有监制。监制会提出很专业的意见，帮助导演完成作品。
　　 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很悲情。
　　 导演团队是我自己组建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之前投过简历给我，对电影毫无经验，但是非常有热情，肯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我还远赴香港，找到一位在业界帮助过很多人的专业人士，他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导演，已经很久不做副导演了，我求他帮我。他来了。
　　 电影开拍之后，可能是因为地域文化差异，香港导演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如预期顺利，有工作伙伴很心疼我。
　　 他们让我把自己从香港请来的副导演换掉。但是作为我这样性格的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的。
　　 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所有的人都心明眼亮，让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我的工作团队先于我，和香港的导演沟通说，请您回去吧。香港导演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要和我再好好聊聊，我握着手机看着这条微信，很想回他说：好，我们聊聊。
　　 但我周围的人说你不要回，你一回就一定要聊，一聊你就一定会心软。
　　 我没有回他，那个副导演从北京回了香港，我的这一举动在大家看来是一种霸气，是敢于对不合适的人说不，被所有人称赞。接下来的工作气氛又重新回到了正轨。但那几晚我是持续失眠的。
　　 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那位导演，他也同样为《煎饼侠》做出了很大贡献，只不过是否适合是更重要的事。
　　 写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我曾经历过多么纠结的时刻。
　　 而是我想起，我可以狠下心请香港导演离开，但团队中有个第一次做电影、一腔热情多于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陪我走到了最后。
　　 他的能力肯定是不及香港导演的，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完整地接触一次电影拍摄，否则，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都会产生变化。
　　 你是否被别人恶意对待过？我不太能觉察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很多事情都是照镜子，你付出了别人也会回馈。你想别人坏，别人就是坏;你想他好，他就是好。
　　 每个人对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我知道世界一定有恶，也不是每个人对我都是喜欢和善意的。
　　 但我似乎从来都没有察觉过，我在心里总给一些人留台阶，为他们找到最合适的理由。
　　 例如我去录一个节目，是一个实习生来接待我，我不会偏激地去想，剧组就是看我好欺负才给我安排了实习生吧？而是我觉得真的就这么巧，我去的時候，正好有一个实习生来了，正好安排给我了。我觉得这样才是正面积极去思考问题的方式。
　　 看不见伤害，就没有伤害。做一只鸵鸟挺好的。
　　 善良的人容易心软，心软的人容易软弱，没有力量，你怎么看？我不这么看。我并不认可这个公式，善良、心软等同于软弱和没有力量？
　　 恰恰相反。
　　 不一定声音大就一定是有力量的。
　　 就拿飞机晚点来说，我看到很多人为飞机晚点闹，向航空公司投诉，非常激烈地争吵，但是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力量，也一点用都没有，当满足了起飞条件之后，航班自然就会飞了。不如平和地与人沟通，问清楚具体原因，掌握了信息，心平气和地接受，如果可以，再给辛苦工作的人一个理解的微笑，我觉得他们会感激你，还会帮助你。
　　 善良，才是最大的力量。
　　金磊摘自《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