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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或许真的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超女品牌，超女模式的克隆已经从同行业的电视台风涌到经济、政治领域，如果法律支持湖南卫视的版权保卫行动，湖南卫视的版权使用费可能将成为一个天文数字！超级女生导演组成员以后的日子，或许就可以由铰尽脑汁进行智慧结晶，转变为翘着二郎腿品着清茶的收租岁月。
但是，湖南卫视的版权保卫行动，或许会遭到其最大赞助商蒙牛集团的反对。
作为央视打造的经济界的“超女”代表，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正在全国开始他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 五月巡讲行程。
湖南卫视版的超女模式是“超级女生全国演唱会”。
经济界“超女”央视造
2007年，5月，16日。
“做为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得者的牛根生谈起企业经营、企业品牌建设和企业战略来头头是道，引得台下几百名专门从全省各地赶来的企业负责人们掌声不断。这样的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活动，正是由中央电视台联合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学术机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权威媒体，共同启动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大型活动”(《天天商报》2007年5月18日，记者汤帆）。
从这一天开始，由央视打造的经济界“超女”，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由牛根生、马蔚华、董明珠、高德康等历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参加的四期巡讲的行程。
央视对于五月行动的注脚是：“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在企业战略、品牌建设、奥运营销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带给各地企业，并通过与当地企业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为国内企业的奥运营销贡献智慧。”
而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营销资讯”栏目中的另一个注脚是：“通过这些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推广活动，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广告营销战略将火热展开，国外企业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更加懂得中国市场的经营之道。”根据推广月活动启动计划，央视将“五月南下绍兴、顺德、苏州、泉州，六月东渡日本、韩国，九月西进德国”。这个注脚，或许才是央视的五月行动的真实诠释。
其实，将“超女模式”嫁接到经济领域，央视并不是第一个。几年前，在湖南卫视还没有打造出像李宇春、张靓影这样的“顶级秀”时，其操作模式已经被人娴熟嫁接。2004年，江苏一家媒体就采取“全民造星”的手法，先是评选出"江苏十大经济人物"，而后举行报告会，同年，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在选出“最具影响力人物”后，也开展了几期报告会。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的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人物秀”行动，只不过把超女模式在经济界的复制推到了极至。
超女模式的行政版
在演艺界、经济界大范围的克隆超女模式，如火如荼地进行短信评选之际，公务管理中“短信民意”的现象也方兴未艾。先是一场由吉林省舒兰市软环境办公室发起的以短信评议干部政绩的活动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再有大庆市进行“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湖南永州市评选“2006永州市十大杰出政法干警”、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文明办、景德镇日报社、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广播电视局联合开展“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先进人物评选活动，在百度输入“先进人物，短信评选”，百度一下，可以找到相关网页约7,010篇，用时0.090秒。一如央视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五月行动”的注脚，“行政版”的超女模式的注脚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充分体现 ‘ 公平、公开、公正 ’ 的原则”。
舒兰市不避讳自己是复制的超女模式，负责短信评议的舒兰市软环境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想到了‘超女’模式，它可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借鉴“超女”模式的短信评议干部的方案，在“反复的酝酿和设计”和设计后出炉了。考虑到了风险归避问题，舒兰市纪委在开展活动之前，采取了一定措施。一部手机如果1天为1人投票10次，系统只记录1次，通过这一技术手段会滤掉部分水分。另外，除了短信，还要通过问卷调查、民主测评、纪委随机走访等传统形式对干部进行打分，公众投票占年底综合测评总分的10%。目前经初步统计共收到有效短信5万余条，估算参与市民达3万多人次，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
按照经济版的超女模式的发展轨迹，行政版的超女模式，也将在未来的几年发展到极至。
超女模式克隆的背后
超女模式的克隆为何泛滥成灾？
许多的评论是，商业经济利益的驱使。
毋庸讳言，“超女模式”本来就是商业操作的典型代表，不说湖南卫视因为超女而使收视率大大提高，作为赞助商的蒙牛集团，在砸出一个亿的赞助款后，也自认为赞助“超女”是自己商业行为中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发1条信息收费1元的ＳＰ公司也因为超女模式的出现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可以说，“超女模式”就是所有参与者名利双收的盛宴！
但是，超女模式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有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如果说超女的参与者收获了名（因为这种名也自然可能带来利），超女的组办者收获了利，那真正把超女们推到了前台的广大投票的公众收获了什么呢？据报道，以中性形象出现的李宇春在进入十强后每晚的短信支持票数都在20万左右，而舒兰市在2006年5月20日开始了短信投票后，共收到有效短信5万余条，估算参与市民达3万多人次，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另一个数字是1条信息收费1元。笔者没有进行过调查，不知道20万票中有多少与李宇春有亲属关系，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的手机持有者，又有多少与被评议者有厉害关系，笔者相信一点：或许这其中有人操作，但是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在自主意识决定的情况下参与活动。那么，他们收获了什么？
他们收获的是社会活动参与诉求的被尊重。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与生俱来，人正是在各种参与活动中构架起各种社会关系。但是，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又受着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缺乏经济基础时，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首先关注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当有了经济许可的情况下，人的社会活动参与诉求就高涨；同时，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又受外界条件的制约，当意识表达渠道顺畅的时候，人们的参与意识就强，否则相反。浙江省两会在实行电子表决后，反对票陡然猛增，而在湖南郴州，许多人含冤而不敢申诉就是失去了合理的表达渠道。可以说，人的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上。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才会有意识表达的实力，因为有了意识的觉醒，才会有表达的冲动。因此，在人们的表达诉求得到尊重后，就有了李宇春的出现，也就有了舒兰市的10％。无法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会有“超女模式”的出现，也可以理解，“超女模式”为什么会先在英、美等国家兴起。
超女模式被克隆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又是社会民主思潮涌动的一种体现，这种民主思潮是社会民主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对这种思潮的关注与合理引导，将有利于推进民主社会建设进程与社会稳定。从这一种意义上来说，超女模式的克隆应该被鼓励，但是，短信投票的经费，应该由组办者来承担——你收获了民意，你就应该付出经济成本。
但是，湖南卫视的版权保卫行动，或许会遭到其最大赞助商蒙牛集团的反对。
作为央视打造的经济界的“超女”代表，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正在全国开始他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 五月巡讲行程。
湖南卫视版的超女模式是“超级女生全国演唱会”。
经济界“超女”央视造
2007年，5月，16日。
“做为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得者的牛根生谈起企业经营、企业品牌建设和企业战略来头头是道，引得台下几百名专门从全省各地赶来的企业负责人们掌声不断。这样的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活动，正是由中央电视台联合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学术机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权威媒体，共同启动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大型活动”(《天天商报》2007年5月18日，记者汤帆）。
从这一天开始，由央视打造的经济界“超女”，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由牛根生、马蔚华、董明珠、高德康等历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参加的四期巡讲的行程。
央视对于五月行动的注脚是：“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在企业战略、品牌建设、奥运营销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带给各地企业，并通过与当地企业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为国内企业的奥运营销贡献智慧。”
而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营销资讯”栏目中的另一个注脚是：“通过这些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推广活动，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广告营销战略将火热展开，国外企业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更加懂得中国市场的经营之道。”根据推广月活动启动计划，央视将“五月南下绍兴、顺德、苏州、泉州，六月东渡日本、韩国，九月西进德国”。这个注脚，或许才是央视的五月行动的真实诠释。
其实，将“超女模式”嫁接到经济领域，央视并不是第一个。几年前，在湖南卫视还没有打造出像李宇春、张靓影这样的“顶级秀”时，其操作模式已经被人娴熟嫁接。2004年，江苏一家媒体就采取“全民造星”的手法，先是评选出"江苏十大经济人物"，而后举行报告会，同年，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在选出“最具影响力人物”后，也开展了几期报告会。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的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人物秀”行动，只不过把超女模式在经济界的复制推到了极至。
超女模式的行政版
在演艺界、经济界大范围的克隆超女模式，如火如荼地进行短信评选之际，公务管理中“短信民意”的现象也方兴未艾。先是一场由吉林省舒兰市软环境办公室发起的以短信评议干部政绩的活动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再有大庆市进行“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湖南永州市评选“2006永州市十大杰出政法干警”、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文明办、景德镇日报社、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广播电视局联合开展“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先进人物评选活动，在百度输入“先进人物，短信评选”，百度一下，可以找到相关网页约7,010篇，用时0.090秒。一如央视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五月行动”的注脚，“行政版”的超女模式的注脚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充分体现 ‘ 公平、公开、公正 ’ 的原则”。
舒兰市不避讳自己是复制的超女模式，负责短信评议的舒兰市软环境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想到了‘超女’模式，它可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借鉴“超女”模式的短信评议干部的方案，在“反复的酝酿和设计”和设计后出炉了。考虑到了风险归避问题，舒兰市纪委在开展活动之前，采取了一定措施。一部手机如果1天为1人投票10次，系统只记录1次，通过这一技术手段会滤掉部分水分。另外，除了短信，还要通过问卷调查、民主测评、纪委随机走访等传统形式对干部进行打分，公众投票占年底综合测评总分的10%。目前经初步统计共收到有效短信5万余条，估算参与市民达3万多人次，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
按照经济版的超女模式的发展轨迹，行政版的超女模式，也将在未来的几年发展到极至。
超女模式克隆的背后
超女模式的克隆为何泛滥成灾？
许多的评论是，商业经济利益的驱使。
毋庸讳言，“超女模式”本来就是商业操作的典型代表，不说湖南卫视因为超女而使收视率大大提高，作为赞助商的蒙牛集团，在砸出一个亿的赞助款后，也自认为赞助“超女”是自己商业行为中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发1条信息收费1元的ＳＰ公司也因为超女模式的出现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可以说，“超女模式”就是所有参与者名利双收的盛宴！
但是，超女模式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有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如果说超女的参与者收获了名（因为这种名也自然可能带来利），超女的组办者收获了利，那真正把超女们推到了前台的广大投票的公众收获了什么呢？据报道，以中性形象出现的李宇春在进入十强后每晚的短信支持票数都在20万左右，而舒兰市在2006年5月20日开始了短信投票后，共收到有效短信5万余条，估算参与市民达3万多人次，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另一个数字是1条信息收费1元。笔者没有进行过调查，不知道20万票中有多少与李宇春有亲属关系，占全市拥有手机人口总数的10%左右的手机持有者，又有多少与被评议者有厉害关系，笔者相信一点：或许这其中有人操作，但是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在自主意识决定的情况下参与活动。那么，他们收获了什么？
他们收获的是社会活动参与诉求的被尊重。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与生俱来，人正是在各种参与活动中构架起各种社会关系。但是，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又受着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缺乏经济基础时，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首先关注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当有了经济许可的情况下，人的社会活动参与诉求就高涨；同时，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又受外界条件的制约，当意识表达渠道顺畅的时候，人们的参与意识就强，否则相反。浙江省两会在实行电子表决后，反对票陡然猛增，而在湖南郴州，许多人含冤而不敢申诉就是失去了合理的表达渠道。可以说，人的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上。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才会有意识表达的实力，因为有了意识的觉醒，才会有表达的冲动。因此，在人们的表达诉求得到尊重后，就有了李宇春的出现，也就有了舒兰市的10％。无法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会有“超女模式”的出现，也可以理解，“超女模式”为什么会先在英、美等国家兴起。
超女模式被克隆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又是社会民主思潮涌动的一种体现，这种民主思潮是社会民主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对这种思潮的关注与合理引导，将有利于推进民主社会建设进程与社会稳定。从这一种意义上来说，超女模式的克隆应该被鼓励，但是，短信投票的经费，应该由组办者来承担——你收获了民意，你就应该付出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