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反革命暴乱前，常有一些善良人如是说：为什么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我们比较缺乏的不正是自由吗？看来，他们是把自由与自由化、无产阶级自由观与资产阶级自由观、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所主张的自由与某些资产阶级谋士所喧嚷的自由混为一谈了。人们往往只从字面上肯定一切贴有自由标签的东西，包括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内。他们认为：“化”既然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那么，自由化不就是自由通过各种渠道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渗透吗？自由化何罪之有？！善良的人们何曾揣摩到，自由，这个拨动过千百万仁人志士心弦的伟大字眼，在当代政治辞汇、政治谋略和政治实践中，往往已经变质。有些人口中笔下的自由，完全不是当年裴多菲所吟诵的那种比生命价更高的自由了。要确知自由变质的程度，要明了自由化的实质，就得读点那些以玩自由字眼、耍自由化谋略著称的达官、谋士的论著。以下是提供读者参考的有关的读书摘议。其所以摘多于议，是因为摘录本身已道出了事情的真象，无庸多议。
　　在美国妄图称霸全球的总战略中，自由的旗号、自由化的实践，占居核心的地位。杜勒斯早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推出了建立“自由世界大家庭”的构想，宣称“全人类正在进行伟大的尝试”，想用和平方式来建立一个人类自由和正义的世界。肯尼迪在六十年代力图充实这一构想并推进这一尝试。他说：“我们的基本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由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和平的世界大家庭”。又说，“打铁必须趁热。今天，新世界的这块铁已经熔化了，正等待人们去把它铸造成型。我们的任务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把它铸成那种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人都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他在自己确立的“总统信条”中，保证要成为“争取自由大同盟的总司令。”按照杜勒斯、肯尼迪这样的美国人的意志建立一个美国所需要的“自由世界大家庭”，几乎成了历届美国总统执着的追求。
　　美国建立“自由世界大家庭”的总战略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一，“努力实现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目标，……设法使一个联合的欧洲和美国实行愈来愈密切的合作，来致力于建立和保卫自由国家共同体方面的一切重大艰巨的任务”；其二，“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是目前“保卫和扩大自由的大战场”，美国不能“站在一旁”，而要巩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整个地位；其三，要同共产党世界“较量力量”，“必须始终在他们面前燃起自由之灯”，“并尽一切力量设法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这个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务必结合最新的实际，认真研究。
　　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的具体目标是“鼓励苏联世界(按：指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演化”，寻找“铁甲里面的脆弱部分”，着力向那里吹入“二十世纪之风”，灌输“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培植“自由的种子”。只要“要求自由主义化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要消除内部自由主义化的后果是不容易的。”自由化的影响将“以一江春水之势冲击全国”，并用几年功夫使社会主义各国“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天地”。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有一整套的策略手段。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手段，两者同样都裹上一层层的自由的言辞：
　　“自由企业制度”！据说，自由化呼唤的正是这种制度。因为一旦树立起这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工厂厂长或百货商店的经理——共产党的‘新阶级’的代表——的外表行为逐渐地越来越象他的西方同行——私营公司经理。”十六年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写的这段话，正好给最近美国统治者有关“援助”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主张作了注脚，他们说：“援助取决于这个共产党政府是否为实行改革采取一贯的行动”。他们在许多场合一再声明：美国的金元外交并不是无条件的。受援国必须按照西方的要求，进一步采取“民主”措施，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才能指望美国和西方伸出“援助”之手。哪些条件，什么性质的条件，看一眼上述注脚不就不道自明了吗？那位要求“彻底解散中国”、主张“从西方引进总理”、乞求西方主子全盘“庇护”的“全盘西化论”者，要争取的就正是这样的民主，看一眼上述的注脚，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自由思想”！据说：“从长远说，打败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在于用我们的思想来打入共产主义国家。”又据说：只要政治纲领上“包括有允许党内外有思想上的完全自由、有言论和写作上的自由。这个纲领如果实现，无疑会导致共产党专政的崩溃。”这两个据说，都不是美国货，是舶来的并已作为重要策略手段加以肯定的“高招”。力求按此招行事的，既有美国的反共反人民的大员，又有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骨干。上面那位全盘西化论者说得明白：“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的集会，“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这说明：从讲坛上、刊物上和各种集会的动口动笔的自由，到大街上抡棍棒挥匕首的反革命暴乱的自由，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自由接触”！“自由交流”！据说：“美国的政策将不会老是被动的”，其“政策是利用现有的每一种和平的接触，借以鼓励现在正在发生的演变。”美国的“政策应当能促进与形式上的来往迥然不同的真正的来往。反过来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害怕大量的接触会影响信徒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据说：“人员相互访问、共同在电视中出现，在适当时候甚至国家元首的亲善访问，只要这些行动不导致我们方面的实质让步，就都能有助于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分歧。”据说，开展对华交流，就官方说目的正“是为了填补由于三十年的隔绝和公开的反美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造成的对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空白”，“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没有过的能真正接受西方思想影响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绝好机会，大批中国学者和学生可以成为西方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传播者和解释者；必须利用现有的全部机会注意选择那些能提供具有广阔前景、产生长远效果并能获得最大反应的领域，作为交流的重点。”与上两个据说相反，这三个据说全是美国特产，美国味十足：既寸步不让，又要动摇对方、分裂对方、化掉对方。
　　“自由共产主义”！据说美国统治集团已形成了一套“‘自由’共产主义政权的经验”。这套经验的真谛是：西化——自由化。具体体现为：共产主义的牌子十经济上的私有化十政治上的多元化十思想上的人性自由主义化。据说：自由思想、自由信念“出乎人类的本性”，“今天各地的人，包括在铁幕和竹幕后面的人，都抱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他们的“极珍贵的财富”和“极大的财产”。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性自由主义是一种比共产主义更强烈、更本质的感情；是一种比共产主义更强大、更根本的力量。通过它的压力，可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促使共产党人把斗争、革命当作一种传说日趋淡忘它，而导致原来的革命热情“逐渐消失”；可以帮助共产党世界新领导人认清“赤化全球”的愿望只不过是老一代领导人，即昔日“职业革命家”的“职业病”，是一种“固执己见”的“老年痴呆症”，从而“抛开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政策”；可以把社会主义各国相继演化为“‘自由’共产主义政权”，让共产主义“从内部垮台而幽然死亡”。
　　“自由企业”！“自由思想”！“自由接触”！“自由交流”！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确有一定魅力，确实颇能打动人心，甚至能唤起人们的某些美好联想。但是，得提醒善良而又时常浮想联翩的人们，当你们从这些美好的词儿联想到颂扬自由的自由画卷时，或联想到奔向自由的自由阶梯时，你可得注意：这里描绘的已不是十八、九世纪自由斗士们自由言辞。在这些“自由”背后，这里那里，不免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当然，这里我们决不是泛指当今西方那些谈论自由、谈论与自由有关的一切问题、一切事物的政治活动家、专家学者、企业家和黎民百姓，决不是认为凡是事关自由的言行都藏有可憎、可怕的异物。恰恰相反，我们是特指西方那些时至今日仍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政客和谋士捧出的“自由画卷”、设计的“自由阶梯”而言的。对此类人物的此类自由和此类自由化，中国人民领教多了，最近在从学潮到政治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又重新领教了一次，我们怎能不加倍警惕呢。警惕不是杯弓蛇影，警惕不是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