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有关的解密规定，英国日前公开了一些60多年前的“超级秘密”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二次大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打算采取一些非常骇人听闻的行动，包括不经审判就处决希特勒等纳粹高官，逮捕戴高乐将军，任由“圣雄”甘地在监狱中饿死以及通过轰炸将德国的某些村庄从地图上抹去，等等。
　　这些文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诚如英国媒体所评论的，这暴露了丘吉尔的另一面——为了赢得战争，他已经完全不顾忌任何道德及法律上的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空前残酷的，突破了几乎所有的伦理底线。轴心国一方无疑犯下了滔天罪行，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南京大屠杀，都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盟国一方虽然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在战争后期的轰炸中，也没有始终坚守“战争中的正义”——军事打击的对象只能是对方的政治领导人与军事目标；必须区别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不得攻击对方的非战斗人员。
　　由于种种原因，丘吉尔的这些计划大部分没有被执行，但他轰炸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名城德累斯顿的命令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45年2月13日夜，英美空军联合对不设防城市德累斯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英国空军的796架飞机分两批飞抵德累斯顿上空，投下了大量重磅炸弹和燃烧弹。整个城市火浪滚滚，汇成一片火海。高温造成一股强烈的冲天气流，形成一股可怕的飓风，德累斯顿简直成了一座翻腾的地狱。
　　德累斯顿被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完全夷为平地。市区变成一片废墟，大火燃烧了几天几夜，130万居民中有近14万人被炸死，约3547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安东尼宫、茨温格尔宫、圣母教堂、塞姆佩尔美术馆、歌剧院等古代建筑连同这座名城一起被毁灭了，上百万居民无家可归。轰炸的惨烈后果连丘吉尔本人都觉触目惊心，他问道：“难道我们都成了野兽了吗？”
　　1995年，《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教授专门撰文对英美的轰炸进行了反思。他强烈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另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罗尔斯认为，这两种论点都足以导致文明社会的瓦解，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道德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次局部战争中，继承了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也没有表现出“道德权衡”的谨慎。比如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等。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1999年美国纠集十几个北约盟国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用在中国知识界名气甚大的哈维尔的话说，这纯粹是一场“出于关心他人的命运的道德战争”。但就是在这样一场“道德战争”中，美国却大量使用高空轰炸机。这种武器的最大好处是基本上避免了自己被击落，但同时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误炸”。
　　这实际表明美军为了确保任何一个美国兵的安全而可以不顾无数南联盟平民的死活，从而使美国完全丧失了自己出兵的道德依据。因为美国出兵的唯一理由就是所有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人权，因此美国有权使用武力维护其他国家的人权，但当美国用兵时，却又明确地把美国的一条人命置于别人的整个族群存活之上，这只能表明美国人的道德是虚伪的。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反恐战争中应运而生的“关塔那摩监狱”：一方面，美国拒绝让被关押者根据《日内瓦公约》享受战俘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又认定自己的法律也不适用于这里。难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梅洛要批评“关塔那摩监狱”是一个司法“黑洞”了：堕入其中的人不能援引任何法律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美国当局的意志。这种毫无规则的“规则”不禁让人联想起恶名远播的集中营。
　　美国常常自诩要“领导世界”，也常常被许多人视为当然的“世界领导”，但这个“领导”的道德是如此靠不住，却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总统是靠不住的》，大意是说美国人由于无法信任总统的品质而建立种种制度来制衡他。我觉得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国际社会：我们不能把自己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命运寄托在美国的“道德权衡”上，因此也必须采取措施来制衡它，同时还要保持足够的力量使它不敢轻举妄动。
　　丘吉尔无疑是可以跻身于西方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之列的，但铁腕的另一面却有无法回避的残酷，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编辑/孙栎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