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黄河，古代又称为“河”。黄河不但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也因决口迁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的2000多年里，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改道26次，可称为“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因此，历代帝王登基之后，都把治理黄河作为当务之急。
汉武帝：参与黄河堵口的第一位皇帝
与黄河治理有关的《瓠子歌》，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记，诗歌云：“河汤汤兮激潺，北渡迂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呼何以御水！颓竹林兮楗石，宣房塞兮万福来。”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是西汉最有作为的皇帝，他执政期间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巩固边防安全，尤其是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使西汉的国力达到高峰。
西汉时期，黄河流经今郑州后向东北方向流淌，这条被史学界称为“汉志河”的河流，到西汉时期已河道淤塞，河患问题日趋严重，不但决溢次数明显增多，决溢地点也集中在以濮阳为中心的“豆腐腰”地段。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堤（今濮阳西南）决口，因当时的丞相田的封邑在毹（shū，今山东夏津东），紧邻黄河北岸，决口后的黄河南徙，使其封地免于河患，因此田以“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为借口，阻挠堵口，任河水南行泛滥二十余年。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下定了堵口的决心，他命汲仁、郭昌主持东郡堵口事宜，并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刻，亲临决口，“沉白马玉璧于河”，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背负柴草料物参与抢堵工作，终于堵口成功。
汉武帝除命在堵合的口门上筑“宣房宫”纪念外，还写了这首著名的《瓠子歌》，记述此次堵口的经过，汉武帝也因此而成为有史以来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参与黄河堵口的第一人。
周世宗：疏浚黄河，兴修水利
自东汉以后，黄河自郑州向东北方向流淌，形成了有名的“东汉大河”，黄河安澜了数百年。到了五代，河患日趋严重，因此在当时国家分裂的时期，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年）登基后，亦面临着黄河治理的问题。
柴荣即位之初，黄河多处决口，蔓延数百里，“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柴荣急令宰相李谷带领6万兵民堵口，由于大家齐心协力，30日内便完成了堵口修堤任务。
为了更有效地根治河患，柴荣大兴水利,并以当时的京城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河淮水系网络。显德二年（955年），他遣人修汴水，“东至泗上”。四年，他令人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使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他又修整黄河与汴水的分水口“汴口”，引黄河水经汴水达于淮河。六年，他又役使数万民夫，大规模修整汴水、济水、蔡水等水系，不仅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洪水，也为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奠定了水运交通枢纽的基础。
宋神宗：倡导引黄放淤,重视黄河治理
北宋时期，黄河北徙河道的历史已接近尽头。志在富国、锐意革新的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局面。
宋神宗也极为重视黄河资源的利用。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黄河下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引黄放淤高潮，当有人对放淤效果怀疑时，他又强调淤过的土地“土细如面”，“中人视麦者，言淤田甚佳”，对放淤给予有力支持。他还力主与黄河支流泾水有关的引泾古渠三白渠的修复工作，认为修复该渠“为利尤大，兼有旧迹，自可极力兴修”，并派水监丞周良孺亲往考察。在落实修复经费时，他表示“纵用内帑，亦何惜也”。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北徙河道由单流变为双流。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连续在恩、冀、瀛州决溢，围绕黄河决口封堵，朝中形成了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的二派对垒，相持不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堵塞北流，以图恢复黄河下游单流行水的局面。但因下游河道长期淤塞，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黄河又在今河南与河北交汇处的大名、澶州等地多次泛滥，宋神宗也认为“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此后，面对黄河在“豆腐腰”的多次决徙，他认为“水之趋下，乃其性也”，由治理黄河，到顺其自然。
金世宗：筑堤防洪,完善河防管理
宋金之际，为阻金兵南下，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掘开黄河大堤，自此开始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历史。金世宗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成为了维护加固南徙河道、完善河防制度的第一个皇帝。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女真人，1161年登基后以“大定”为年号。他即位后，在完成攻宋之业的基础上，与南宋王朝正式订立和议，从而形成了政权相对稳定的30年和平时期，其间他发展农业，防治水害，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民生得以复苏。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滑州西南决口，水溃曹州城。金世宗及时派官员查勘水情，并采纳都水监梁肃的建议，在南流河道沿岸修筑了堤防。大定十一年（1171年），河决原武县，他又命太府少监张九思等到河防工地督促，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自河阴广武（今郑州北）至东明（今属山东），以及西至孟、卫等州（今焦作、新乡一带）的堤防普筑工程。
黄河河防管理的完善，也是金世宗的一项贡献。大定十七年（1177年），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他不但发役夫修筑河堤，而且在开封专设京师埽巡河官，专职防卫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河防。大定二十年（1180年），河决卫州及延津，他命“自卫州埽下接归德府南北两岸增筑堤以捍湍怒”，且于归德府创设河官。为了对河防有效地加以管理，他又明令：沿河四府十六州正副长官及沿河四十四县的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
可以说，在黄河下游河道南徙之初，在宋金战事僵持的情况下，金世宗为修筑河防，加强河政管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圣祖：六次南巡河工,重视查勘河源
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仍然南徙夺淮入海，作为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清圣祖将河防作为当时治国安邦的三大国事之一，倾力完成。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年号“康熙”，也即我们习惯上所称呼的康熙皇帝，他登基后也面临着黄河失控，淮、运俱病的严重局面。他在对河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为黄、淮交汇处的清口是治理黄、淮、运的关键。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他曾六次南巡河工，以苏北宿迁至淮安上下黄河河道、洪泽湖、高家堰及高邮上下运河河道为重点，进行多次调研，随时指授治河方略，以达黄河深通、清水畅出、漕运无阻之目的。
在巡视河工的过程中，他不但重视亲临现场询问耆老疾苦，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而且及时纠正劳民伤财的恶行，并及时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如在第一次巡视中，将河督靳辅所采取的分黄助淮方法，作为防止黄河倒灌的良策，加以推广。在第二次巡视中，为解民困而颁发了免租诏，豁免江南积欠的20余万石粮食，以助民生。在第三次巡视中，他责成总河于成龙加固运河东堤，提出加修归仁堤、高家堰的方案。在第四次巡视中，他责成总河张鹏翮认真修守高家堰工程。在第五次巡视中，他及时查撤了总河张鹏翮，以解民怨。
康熙皇帝还曾两次派人查勘黄河河源，可以说，作为封建帝王，六次南巡河工，两次派人查勘河源，是极为少见的。
继康熙之后，雍正皇帝不但亲临河防一线，还在黄河北岸的怀庆府武陟县修建了黄河流域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黄淮诸河龙王庙”的嘉应观，并亲撰碑文以叙述黄河的河道、灾害与治理，以表达祈神保佑的愿望。
总之，黄河由于其特有的位置，决定了它与中国历代王朝的特殊关系。古语云：“黄河宁，天下平。”黄河的安澜，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黄河情结的关键所在。
（题图：河南濮阳宋堤口汉代大堤）
汉武帝：参与黄河堵口的第一位皇帝
与黄河治理有关的《瓠子歌》，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记，诗歌云：“河汤汤兮激潺，北渡迂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呼何以御水！颓竹林兮楗石，宣房塞兮万福来。”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是西汉最有作为的皇帝，他执政期间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巩固边防安全，尤其是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使西汉的国力达到高峰。
西汉时期，黄河流经今郑州后向东北方向流淌，这条被史学界称为“汉志河”的河流，到西汉时期已河道淤塞，河患问题日趋严重，不但决溢次数明显增多，决溢地点也集中在以濮阳为中心的“豆腐腰”地段。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堤（今濮阳西南）决口，因当时的丞相田的封邑在毹（shū，今山东夏津东），紧邻黄河北岸，决口后的黄河南徙，使其封地免于河患，因此田以“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为借口，阻挠堵口，任河水南行泛滥二十余年。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下定了堵口的决心，他命汲仁、郭昌主持东郡堵口事宜，并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刻，亲临决口，“沉白马玉璧于河”，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背负柴草料物参与抢堵工作，终于堵口成功。
汉武帝除命在堵合的口门上筑“宣房宫”纪念外，还写了这首著名的《瓠子歌》，记述此次堵口的经过，汉武帝也因此而成为有史以来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参与黄河堵口的第一人。
周世宗：疏浚黄河，兴修水利
自东汉以后，黄河自郑州向东北方向流淌，形成了有名的“东汉大河”，黄河安澜了数百年。到了五代，河患日趋严重，因此在当时国家分裂的时期，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年）登基后，亦面临着黄河治理的问题。
柴荣即位之初，黄河多处决口，蔓延数百里，“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柴荣急令宰相李谷带领6万兵民堵口，由于大家齐心协力，30日内便完成了堵口修堤任务。
为了更有效地根治河患，柴荣大兴水利,并以当时的京城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河淮水系网络。显德二年（955年），他遣人修汴水，“东至泗上”。四年，他令人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使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他又修整黄河与汴水的分水口“汴口”，引黄河水经汴水达于淮河。六年，他又役使数万民夫，大规模修整汴水、济水、蔡水等水系，不仅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洪水，也为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奠定了水运交通枢纽的基础。
宋神宗：倡导引黄放淤,重视黄河治理
北宋时期，黄河北徙河道的历史已接近尽头。志在富国、锐意革新的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局面。
宋神宗也极为重视黄河资源的利用。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黄河下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引黄放淤高潮，当有人对放淤效果怀疑时，他又强调淤过的土地“土细如面”，“中人视麦者，言淤田甚佳”，对放淤给予有力支持。他还力主与黄河支流泾水有关的引泾古渠三白渠的修复工作，认为修复该渠“为利尤大，兼有旧迹，自可极力兴修”，并派水监丞周良孺亲往考察。在落实修复经费时，他表示“纵用内帑，亦何惜也”。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北徙河道由单流变为双流。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连续在恩、冀、瀛州决溢，围绕黄河决口封堵，朝中形成了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的二派对垒，相持不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堵塞北流，以图恢复黄河下游单流行水的局面。但因下游河道长期淤塞，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黄河又在今河南与河北交汇处的大名、澶州等地多次泛滥，宋神宗也认为“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此后，面对黄河在“豆腐腰”的多次决徙，他认为“水之趋下，乃其性也”，由治理黄河，到顺其自然。
金世宗：筑堤防洪,完善河防管理
宋金之际，为阻金兵南下，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掘开黄河大堤，自此开始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历史。金世宗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成为了维护加固南徙河道、完善河防制度的第一个皇帝。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女真人，1161年登基后以“大定”为年号。他即位后，在完成攻宋之业的基础上，与南宋王朝正式订立和议，从而形成了政权相对稳定的30年和平时期，其间他发展农业，防治水害，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民生得以复苏。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滑州西南决口，水溃曹州城。金世宗及时派官员查勘水情，并采纳都水监梁肃的建议，在南流河道沿岸修筑了堤防。大定十一年（1171年），河决原武县，他又命太府少监张九思等到河防工地督促，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自河阴广武（今郑州北）至东明（今属山东），以及西至孟、卫等州（今焦作、新乡一带）的堤防普筑工程。
黄河河防管理的完善，也是金世宗的一项贡献。大定十七年（1177年），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他不但发役夫修筑河堤，而且在开封专设京师埽巡河官，专职防卫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河防。大定二十年（1180年），河决卫州及延津，他命“自卫州埽下接归德府南北两岸增筑堤以捍湍怒”，且于归德府创设河官。为了对河防有效地加以管理，他又明令：沿河四府十六州正副长官及沿河四十四县的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
可以说，在黄河下游河道南徙之初，在宋金战事僵持的情况下，金世宗为修筑河防，加强河政管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圣祖：六次南巡河工,重视查勘河源
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仍然南徙夺淮入海，作为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清圣祖将河防作为当时治国安邦的三大国事之一，倾力完成。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年号“康熙”，也即我们习惯上所称呼的康熙皇帝，他登基后也面临着黄河失控，淮、运俱病的严重局面。他在对河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为黄、淮交汇处的清口是治理黄、淮、运的关键。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他曾六次南巡河工，以苏北宿迁至淮安上下黄河河道、洪泽湖、高家堰及高邮上下运河河道为重点，进行多次调研，随时指授治河方略，以达黄河深通、清水畅出、漕运无阻之目的。
在巡视河工的过程中，他不但重视亲临现场询问耆老疾苦，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而且及时纠正劳民伤财的恶行，并及时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如在第一次巡视中，将河督靳辅所采取的分黄助淮方法，作为防止黄河倒灌的良策，加以推广。在第二次巡视中，为解民困而颁发了免租诏，豁免江南积欠的20余万石粮食，以助民生。在第三次巡视中，他责成总河于成龙加固运河东堤，提出加修归仁堤、高家堰的方案。在第四次巡视中，他责成总河张鹏翮认真修守高家堰工程。在第五次巡视中，他及时查撤了总河张鹏翮，以解民怨。
康熙皇帝还曾两次派人查勘黄河河源，可以说，作为封建帝王，六次南巡河工，两次派人查勘河源，是极为少见的。
继康熙之后，雍正皇帝不但亲临河防一线，还在黄河北岸的怀庆府武陟县修建了黄河流域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黄淮诸河龙王庙”的嘉应观，并亲撰碑文以叙述黄河的河道、灾害与治理，以表达祈神保佑的愿望。
总之，黄河由于其特有的位置，决定了它与中国历代王朝的特殊关系。古语云：“黄河宁，天下平。”黄河的安澜，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黄河情结的关键所在。
（题图：河南濮阳宋堤口汉代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