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这是1922年毛泽东对黄负生的亲切评语。毛泽东的评价主要是基于蔡和森是《湘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而黄负生则是湖北早期党刊《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两个刊物都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黄负生因积劳成疾过早牺牲，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以致后人在编写革命烈士诗集、书信时，虽然觅得“负生”署名及其示儿女《遗书》，却往往因不了解其生平而忽略。其革命生涯虽然短暂，但光辉而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令后人敬仰，给人以巨大的启迪。
　　民主革命的先驱
　　黄负生原名黄凤清，祖籍安徽休宁，1891年7月23日生于湖北武昌。黄负生幼年丧父，家境雪上加霜，靠母亲做针线和纺织艰难抚养成人。辛亥革命前，黄负生就学于武昌昙华林工业传习所，与革命团体成员刘寅 （移荪）、刘公（仲文）两位同班同学交往密切，共同讨论时事，抨击时弊。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黄负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学生新军。
　　革命成果被篡夺后，黄负生一度陷入迷茫和痛苦。1913 年，他选择离开学生新军，去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任教，讲授国文，与在该校读文科的恽代英相识，二人志趣相投，既为师生又是莫逆。他们时常谈论救国道路、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文化教育等话题。黄负生长于文学，喜作诗词，也写小说，曾和恽代英、冼百言、黄导源、张心四等人成立诗社，相互唱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思。还与恽代英、梁绍文等人一起创办刊物《道枢》，在文章中抒写革命进步思想，追寻救国救民道路。不久，恽代英主编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黄负生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
　　1917年10月8日，黄负生与恽代英、冼百言、梁绍文等人创办了互助社，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并出版刊物《互助》，林育南、刘仁静等人也相继入社。互助社作为一个“纯朴进步的民主组织”，成为当时武汉地区最早建立、最为活跃的民主社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黄负生和恽代英并肩勇立潮头，互助社自然而然成为中坚力量。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发动上万人参加国民大会，以“白扇传檄”巧妙办法发动商人罢市……黄负生策划的这些行动，极大地支援了京沪地区率先掀起的这场爱国运动。其间，他们还创办了《学生周刊》，由恽代英撰写评论，黄负生采写各校学生的活动报道。黄负生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勇敢无畏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阵营，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和熏陶，这为将来从民主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打下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1920年2月，黄负生和恽代英等人整合互助社、健学会等进步团体，在武昌横街成立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实验“共同生活”的“互助主义”。书社相继开设进化书社、時中书社，出售《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相互交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3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创立私立武汉中学，还专门聘请黄负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受到师生们热忱欢迎。
　　1920年8月，董必武、刘伯垂等人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97号董必武和张国恩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七名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在组织领导下，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经陈潭秋介绍，团会中的先进分子黄负生入党，加上同一时期入党的赵子俊、刘子通，中共一大召开前，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10名党员。受黄负生影响，其学生林育南、李书渠、恽代英、徐全直、夏之栩等也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1月，继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创刊之后，由恽代英、陈潭秋、黄负生、施洋、刘子通、李汉俊发起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成为武汉党组织机关刊物。黄负生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董必武、陈潭秋也为该刊写了不少短评。该刊积极报道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情况，揭露、批判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倡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和妇女解放，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武汉进步文化界起了先导作用。黄负生借助该刊同时任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进行了顽强斗争，揭露其贪污作弊、剥削农民等问题，并义正辞严地说：“主编有权利保护一切投稿人的安全”，一时传为佳话;与守旧刊物《江汉评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其主编蔡以忱团结吸收进来。为此，有人评论该刊是“旭日东升，生气勃勃”的“巍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的一面旗帜。
　　
　　武汉地区党委的“奠基人”
　　中共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初，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与奉中央之命回武汉工作的包惠僧一起，建立了武汉地区党委。委员3人，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据包惠僧后来回忆：“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力有限，除了我已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以外，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陈荫林（陈潭秋八弟）、李汉俊诸同志都是一面教书，一面为党工作，只有项德英 （项英）由党开支最底限度的生活费 （每月15元）。”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黄负生除在中华大学任教外，还在湖北女师、致中公学、武汉中学等多所学校兼课，拿到薪水除养家外，全部拿出来办刊和充当党组织经费。
　　武汉区委机关成立后，就设在黄负生家中，原武昌黄土坡27号（现首义路）。这处房子是黄负生在湖北女师任教时的学生杨继濂家的，以黄负生妻子王纯素名义租下，以二人家庭作掩护，对外称作《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实际上，除区委机关外，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编辑部妇女读书会等诸多群团组织都设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的除黄负生一家外，还有陈潭秋、陈荫林兄弟及刘子通、李汉俊、包惠僧等人。在这里，武汉党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0多人，施洋、项英、林育南等人都在这里入党，是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策源地。 　　这里曾经还是一个大课堂。每到周末，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李汉俊等诸同志会辅导学习马列著作。黄负生的课颇受大家喜欢。他虽然生活拮据、工作繁重，导致身体很消瘦，蜡黄的脸上没有血色，讲课时却精神烁烁，声音宏亮。他讲马列主义，讲妇女解放，讲俄国十月革命等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透彻易懂，学生们都喜欢听。陈潭秋曾说：“我们之中算负生思想最前进，最多能了。他会诗能文，又演过戏，写过剧本，又写论文又办报。” 在这里，黄负生还接待过许多工人代表，如林祥谦、杨德浦等，总结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经验，帮助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划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其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在这里写下了浓墨淡彩的一笔。
　　
　　湖北有个黄负生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黄负生严重透支了身体，患上了肺痨。包惠僧曾劝黄负生休息，但他始终没有听从这一劝告，每天拖着孱弱的身体，往返于中华大学所在地粮道街至黄土坡之间。恽代英常说：“负生身体这样不好，还改作业！”他的学生袁溥之在他去世后刊发于《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挽诗上写：“每一咯血，不曾休息。”
　　1922年初，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因公自湖南赴上海途经武汉，在黄土坡武汉区委机关里住了半个月时间。此时，武汉的罢工狂潮有如长江般汹涌澎湃，武汉的党组织正面临着全国工人阶级准备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夜。毛泽东同陈潭秋、黄负生有过多次谈话，对湖北、武汉地区党的宣传、组织和劳工运动等工作作了交流。他十分关心此时已卧病在床的黄负生，亲临病榻前，垂問黄负生的病情并与他作长谈。对此，王纯素曾回忆说：“他一身长衫，常常坐在负生的床前，握着负生的手谈话。”毛泽东对黄负生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印象是尤为深刻的，当时蔡和森主编《湘江评论》也饮誉一时，故而评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当时就流传开了。
　　黄负生的病情一天天沉重起来，弥留之际，他想得更多的，还是“推翻现制度，建设新社会”，这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1922年1月14日，他挣扎着从病榻上爬起来，写下了《绝笔诗》：“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面八方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我是毫无怨艾的啊！推翻现制度，建设新社会，除了诸君，还有谁呢？我深望诸君切实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向大地轰斗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遥祝诸君的成功！”饱含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建立新社会的祈盼，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临终前向党倾诉的肺腑之言，满是滚烫的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赤子之心。
　　1922年4月，黄负生与世长辞，终年31岁。《武汉星期评论》为追悼黄负生出版了一期专号。陈潭秋在1922年5月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了悼念文章《负生底病——死》。
　　黄负生去世后，郑凯卿将其埋葬于武昌洪山。王纯素在陈潭秋等同志照顾下，遵照黄负生遗嘱到安源工人俱乐部教工人缝纫，学习文化，自食其力。抗战爆发后，王纯素带着儿子黄钢 （时名宏济）、女儿黄铁（时名宏世）回到武汉，兄妹俩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被送到延安，在党的关心和教育培养下，在抗日烽火锻炼中，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都成了党的新闻、文艺干部和作家——黄钢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家、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第一作者，而黄铁则是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