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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春，以“名花、名人、名园”闻名的昆明市昙花寺又一“名园”—袁嘉谷纪念园启动建设，成为喜欢游园踏青的春城市民很感兴趣的话题。
袁嘉谷何许人也？不了解历史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学界和书法界，袁嘉谷却是一位耳熟能详的大家。他是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下云南惟一一位状元，他从旧科举制度下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知名教授，不仅是历史上的第一人，放眼世界，也是独一无二。而袁嘉谷的传奇人生，亦如教科书般，堪称经典。
滇南状元郎
1872年7月12日，袁嘉谷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
地处滇南红河州的石屏县，在清代即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有重教兴文的传统。史载，明清以来，石屏先后出文武进士77人，文武举人638人，贡生760人，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大理而居第三，前人曾有诗赞曰：“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受故乡重教风气影响，袁嘉谷自小即接受启蒙教育，后习诗书，聪明过人。
1891年，不到20岁的袁嘉谷离开石屏至昆明，就学于云南名宿陈子潘、张竹轩门下，22岁入当地著名的经正书院研习。自21岁开始，袁嘉谷参加科举考试，在应科试、应优贡试以及应乡试中常名列榜首，学友尊他为“课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霸”。但是，26岁时，他赴京应试却不第，于是写下“丈夫不作禁囚泣”的诗句，回到云南发愤苦读，“住院潜修达五年”，又得当地许印芳、陈荣昌等名师培养，学识大有长进。
五年后，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一改过去常科取士的办法，开经济特科，袁嘉谷由云贵总督魏光焘保荐应试，结果在应试的306人中名列一等第一名，成为“经济特元”，人们仍按常科称之为“状元”。这样，袁嘉谷便成为科举制度以来云南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状元。
其实，袁嘉谷这个状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科举制度下，状元一般三年考一次，而特元一二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云南学者杨知秋认为，经济特科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清廷开经济特科目的是选拔具有治国安民之才者。史料显示，在中国科举史上，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特科二次，但开经济特科考试，仅此一次。杨知秋指出，开经济特科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 这本来是戊戌变法期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后因政变未及实行，至光绪二十九年方付诸实行。
《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事者，悉心延揽。”光绪二十九年初正式考试时，取列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袁嘉谷初列二等七名，复试列一等一名。
据杨知秋介绍，此次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重在选拔学以致用之才，与常科八股取士有天渊之别。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铺陈为文，写了一篇《防民犹防川论》，全文五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得考官赏识。特别是，此次应考者中还有已经获得状元身份的人。据此，杨知秋认为经济特元的地位，应高于普通的状元，“称袁嘉谷为状元，却丝毫没有提高他的名誉地位，而是一种贬损”。
冒犯老慈禧
袁嘉谷的学生、已故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回忆说，民国以前，他的家乡有一句谚语：“云南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袁嘉谷一下子中了个比状元还稀罕的“经济特元”，真正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云南人为此特意在昆明拓东路修建了一座聚魁楼，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手书一匾“大魁天下”高悬楼上，当地百姓称之为“状元楼”。据说，袁嘉谷回云南登此楼时，电影在中国刚刚兴起，云南还专门拍了一个纪录片作为纪念。
袁嘉谷中狀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编修、协修等，很快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学养与胆识。
1904年8月3日，是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诞辰，尽管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慈禧仍穷奢极欲，除将庞大的海军军费移作重建颐和园用外，还执意要大办寿诞。朝廷内外官员都挖空心思，想尽办法讨好喜欢奉承的‘老佛爷’。朝廷内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纷纷奏请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聘请能工巧匠将紫禁城内各宫殿修缮、彩绘，务使金碧辉煌，焕然一新。有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准备向“老佛爷”贡献巨金，以作寿宴“点景费”。袁嘉谷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彻夜难眠。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灾害频繁，哀鸿遍野，袁嘉谷再三考虑，终于写出一篇《拟诗将庆贺华诞点景之费用以赈济灾民疏》，上朝时递呈太后。
没几天，一道懿旨传到翰林院，要袁嘉谷到颐和园见驾。袁嘉谷镇静自若。至颐和园仁寿殿，慈禧隔着珠帘，问袁嘉谷所奏是否属实？袁嘉谷将所见所闻，陕、甘、湖、广、滇等省频年大旱，农民卖儿卖女，逃亡他乡，饿死路旁的灾情作了一番回答。慈禧默然不语，后派人前往各省调查，果然属实。于是，慈禧不得不下旨将“点景费”作为赈灾之用，并取消庆祝七十华诞。
这件事很快在朝廷传开，袁嘉谷并不知道，翰林院学士孙家鼐及众翰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太后召见凶多吉少，若有半点差错，必受严惩。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后不喜欢有人冒犯自己，即便是那些一品大员、封疆大吏，面见太后亦无不诚恐诚惶谨慎小心，而当时袁嘉谷只不过是个年仅31岁的新科状元而已。
同年，袁嘉谷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学政，并兼任云南留学生监督。次年8月回国后，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局长）。任编译图书局局长期间，他聘请了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内的一批有学识的人在局中工作。据云南当地媒体介绍，袁嘉谷是中国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都是当时由袁嘉谷新定的。
史书记载，袁嘉谷在学部任职时，有日本的翻译和文书人员认为，清廷翻译印刷日文教科书妨碍了他们的版权，因而提出异议。袁当场驳斥道：“中华文献在你国传诵千余年，从未听说华人向你们索取版权，你们区区教科书岂能与我国典籍可比？”日本人被驳得无言可对。 袁嘉谷对敦煌文物的抢救和保护亦有贡献。当年，法国人伯希和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袁嘉谷与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见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认为“真稀世之宝也”，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被盗运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
1907年，云南发生大旱，袁嘉谷在北京募得一万七千余两白银，如数汇回云南赈济灾民。为永久计，石屏用他汇回的捐款买了几千亩田地，并建盖了一座可容纳万石粮食的丰备仓，每年所收租谷藏于仓内。遇灾荒时，即开仓赈济。此事在云南一时传为佳话。
甘当“小学台”
1909年9月，袁嘉谷升任浙江提学使，继而兼任布政使，成为主政一方的朝廷大员。在浙江，袁嘉谷重视文化教育，关于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民间流传。
提学使在民间俗称“学台”，过去的“学台”大人出来前呼后应，好不威风，令百姓望而生畏。而袁嘉谷赴任却完全不同，他在一首题为《视学浙西舟中示属吏》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抑由小学台，年轻不解事，纷纷互耳语，趋前频目视。”诗中描写了他这个三十出头的“小学台”，只领着两个随行人员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以致当地农民们认为他年轻不懂事，互相交头接耳，窃窃议论，明显与一般的官吏不同。
李乔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袁嘉谷虽是科举出身，却也是个革新派，在浙江任提学使兼布政使不过两年有余，即兴办了四千多所学校，并搜集、整理在战争中散失的文澜阁收藏的《四库全书》，还将西湖行宫改为西湖图书馆，把《四库全书》移入馆内供人们阅读。
李乔还引用浙江宿儒孙树礼的话：“公（袁嘉谷）至，锐忌提倡，大如两浙师范学校犯难而整理之;小如简易汉字学塾捐廉而推广之。凡校长之不称职，学捐之有积弊，靡不立加惩创。”这里所说的“两浙师范学校犯难”之事，在当时影响极大。时任两江师范学校监督（校长）夏振武推崇封建礼教，走马上任时，要教职员学生按品级穿戴礼服拜迎。学校教务长许寿裳、教员周树人（鲁迅）等维新派与夏振武抗争，竟受到夏振武无端辱骂，全体教职员不堪忍受，一致罢教。
蛮横的夏振武宣布撤去许寿裳教务长职务，周树人等教职员不服，向提学使袁嘉谷控告。当时杭州的所有中小学纷纷响应，一致罢课，此事传得满城风雨。趾高气扬的夏振武以为提学使一定会支持他，没想到“小学台”袁嘉谷顺应潮流，遵循民意，查明实情后，将满脑子复古思想、被鲁迅称为“夏木瓜”的夏振武撤职。这可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师生奔走相告，浙江两级师范和杭州所有学校随即复课。袁嘉谷“小学台”的美名就此在西子湖畔传开了。
另一件让袁嘉谷声名远扬的事是1911年，清华大学成立之初，部令各省选拔留美学生，按规定浙江应选派八人，“师（袁嘉谷）拔其优，得二十有四人。复试，皆获选。一时京师倾动，咸钦胆识，而浙中父老尤感为浙植材之无所不至也。”
李乔还提到，1911年浙江发生水灾，袁嘉谷捐出八百两白银赈灾，并在杭州创办孤儿院。袁嘉谷兼任浙江布政使期间，官库财物出入有盈余，库吏告诉他历任官吏都会据为己有，已成不成文的规定，并劝他照例办理。袁嘉谷回答说：“陋者规，匪陋者心，吾其能以陋规陋吾心乎？”
据说武昌起义后，浙江的革命军包围了杭州城。革命军中的蔡元培特意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袁嘉谷，信中说定于某日进攻杭州城，请小学台携家属早早离城，免得发生意外云云。袁嘉谷的人品与声望，以及浙江当地人民对袁嘉谷的爱护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自创“袁家书”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离开浙江回到云南。他的岳父张竹轩不能接受清廷灭亡的事实，自尽以示效忠朝廷，而身为清廷大员的袁嘉谷却顺应潮流，未行愚忠之举，因此有人曾诘难他：“张公（张竹轩）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
1912年5月，袁嘉谷应蔡锷之聘任云南省参议院议员。1915年，受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聘请担任顾问，并主修《云南丛书》。1917年前后，袁嘉谷一度居家以卖字自给，但更多的时间是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袁嘉谷的书法初习王欧，功底扎实。高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嘉谷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有求必应，无论长幼贵贱登门，均以礼相赠，令其满意而归。今日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寇元勋接受采访时说，袁嘉谷的書法，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他与同时代的赵藩、陈荣昌和周钟岳并称为继清代钱南园之后云南书坛“四大家”。袁嘉谷一幅四尺整纸的书法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0余万元。“如果品相好一点的，可能还会更贵。”寇元勋教授说。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他本属于重金聘请对象，但当得知大学经费颇紧，他坚持不要分文工资，还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据介绍，袁嘉谷不仅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的讲堂就设在云南大学有名的至公堂，每周讲两节国文课，台下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教师外，有不少校外人士也慕名而至。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到云南与袁嘉谷畅谈学术后感叹地说：“袁君研精史学， 吾不如也。”
李乔在回忆中还特意提到一个与恩师有关的掌故：1924年，冯玉祥将赖在故宫企图复辟的溥仪驱出，意外发现光绪二十九年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时袁嘉谷的试卷，“文章精辟宏博，书法工整，自成一格”。冯玉祥将军赞美之余，派人将试卷送到昆明，交给袁氏说：“你的为人和业绩，使国人钦佩！这份试卷就交还你本人收存。”可惜这份试卷在“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 袁嘉谷晚年仍笔耕不辍，尤致力于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他自称有“书淫”，曾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主编《滇文丛录》等，均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他还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他深感国民教育之重要，称“大地盘盘，众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学不智，非图书无以为学，古与今一矣，中与外一矣”。他曾在故乡创办“石屏图书馆”，倡导提高国民素质。他主持纂修的民国《石屏县志》，时人评价说“编辑之精，搜罗之富，当推滇省各县志之冠”。
据说大滇池南岸昆阳发现的《马哈只碑》，正是经袁嘉谷鉴定为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其址不详，袁嘉谷考证后，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这才知道了郑和的籍贯故里，原来云南昆阳曾出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魂归昙花寺
作为学者，袁嘉谷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且著述甚丰，为后人留下400多卷各类学术著作。据云南师范大学研究者杨恬、杨开达介绍，袁嘉谷著有《卧雪堂诗集》12卷，后又有续集2卷;《卧雪堂文集》22卷;《卧雪诗话》8卷。认为袁嘉谷的《卧雪诗话》集中了他的全部学识和才智， 它不同于一般诗人论诗， 也不同于一般文人论诗，而是学者兼诗人论诗，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袁嘉谷在《卧雪诗话》中，对有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作特别称赞。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广州、台湾、西藏以及中国属蕃高丽、越南等地战争不断，袁嘉谷为此忧愤不已。作为诗史，他收录了云南陆良殷叔桓率滇军往西藏与英国侵略军作战的纪事诗：“惊看菩萨笑眉颦，罗汉何须怒目嗔。儿女深情曾误我，英雄底事惯欺人。三千世界观都幻，十二屯田策枉陈。万里乌斯如敝履，好将后果证前因。”他痛恨清政府对西藏“治理不善”，以致“权渐移于英人”，而“滇军既返，藏事遂无人过问”。
袁嘉谷晚年在昆明翠湖结庐而居，仍时时心忧国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他在病榻上对子女们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
袁嘉谷临终前还在起草《责倭寇》一文，未及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记者获悉，由于种种原因，袁嘉谷的墓地今日已难寻其址。袁嘉谷的小女儿袁玉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找不到父亲的墓地和尸骨，有一處纪念园也算了却一大家人的心事。袁嘉谷的曾孙、云南大学退休教师袁东说：“袁老生前尤其爱昙华寺秀丽风光，昙华寺位于金马山麓瑞应峰，也是昆明难得的灵秀之地，选择入土昙华寺，是袁老生前的选择。”在昙华寺公园内，还留着一副袁嘉谷撰写的楹联：“三竺我归来，片石犹留山外寺;六尘人悟否，夕阳空映水中花。”
记者从纪念袁嘉谷逝世77周年的活动上了解到，位于昆明翠湖北路5号的袁嘉谷故居已经被改建成了餐馆，原拓东路桂林桥的“状元楼”也已经拆除。而位于石屏县城异龙镇南正街的袁嘉谷故居，1993年已被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袁嘉谷的故乡石屏县按昆明状元楼的样子重修状元楼，以资纪念。
袁嘉谷何许人也？不了解历史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学界和书法界，袁嘉谷却是一位耳熟能详的大家。他是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下云南惟一一位状元，他从旧科举制度下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知名教授，不仅是历史上的第一人，放眼世界，也是独一无二。而袁嘉谷的传奇人生，亦如教科书般，堪称经典。
滇南状元郎
1872年7月12日，袁嘉谷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
地处滇南红河州的石屏县，在清代即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有重教兴文的传统。史载，明清以来，石屏先后出文武进士77人，文武举人638人，贡生760人，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大理而居第三，前人曾有诗赞曰：“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受故乡重教风气影响，袁嘉谷自小即接受启蒙教育，后习诗书，聪明过人。
1891年，不到20岁的袁嘉谷离开石屏至昆明，就学于云南名宿陈子潘、张竹轩门下，22岁入当地著名的经正书院研习。自21岁开始，袁嘉谷参加科举考试，在应科试、应优贡试以及应乡试中常名列榜首，学友尊他为“课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霸”。但是，26岁时，他赴京应试却不第，于是写下“丈夫不作禁囚泣”的诗句，回到云南发愤苦读，“住院潜修达五年”，又得当地许印芳、陈荣昌等名师培养，学识大有长进。
五年后，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一改过去常科取士的办法，开经济特科，袁嘉谷由云贵总督魏光焘保荐应试，结果在应试的306人中名列一等第一名，成为“经济特元”，人们仍按常科称之为“状元”。这样，袁嘉谷便成为科举制度以来云南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状元。
其实，袁嘉谷这个状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科举制度下，状元一般三年考一次，而特元一二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云南学者杨知秋认为，经济特科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清廷开经济特科目的是选拔具有治国安民之才者。史料显示，在中国科举史上，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特科二次，但开经济特科考试，仅此一次。杨知秋指出，开经济特科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 这本来是戊戌变法期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后因政变未及实行，至光绪二十九年方付诸实行。
《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事者，悉心延揽。”光绪二十九年初正式考试时，取列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袁嘉谷初列二等七名，复试列一等一名。
据杨知秋介绍，此次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重在选拔学以致用之才，与常科八股取士有天渊之别。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铺陈为文，写了一篇《防民犹防川论》，全文五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得考官赏识。特别是，此次应考者中还有已经获得状元身份的人。据此，杨知秋认为经济特元的地位，应高于普通的状元，“称袁嘉谷为状元，却丝毫没有提高他的名誉地位，而是一种贬损”。
冒犯老慈禧
袁嘉谷的学生、已故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回忆说，民国以前，他的家乡有一句谚语：“云南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袁嘉谷一下子中了个比状元还稀罕的“经济特元”，真正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云南人为此特意在昆明拓东路修建了一座聚魁楼，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手书一匾“大魁天下”高悬楼上，当地百姓称之为“状元楼”。据说，袁嘉谷回云南登此楼时，电影在中国刚刚兴起，云南还专门拍了一个纪录片作为纪念。
袁嘉谷中狀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编修、协修等，很快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学养与胆识。
1904年8月3日，是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诞辰，尽管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慈禧仍穷奢极欲，除将庞大的海军军费移作重建颐和园用外，还执意要大办寿诞。朝廷内外官员都挖空心思，想尽办法讨好喜欢奉承的‘老佛爷’。朝廷内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纷纷奏请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聘请能工巧匠将紫禁城内各宫殿修缮、彩绘，务使金碧辉煌，焕然一新。有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准备向“老佛爷”贡献巨金，以作寿宴“点景费”。袁嘉谷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彻夜难眠。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灾害频繁，哀鸿遍野，袁嘉谷再三考虑，终于写出一篇《拟诗将庆贺华诞点景之费用以赈济灾民疏》，上朝时递呈太后。
没几天，一道懿旨传到翰林院，要袁嘉谷到颐和园见驾。袁嘉谷镇静自若。至颐和园仁寿殿，慈禧隔着珠帘，问袁嘉谷所奏是否属实？袁嘉谷将所见所闻，陕、甘、湖、广、滇等省频年大旱，农民卖儿卖女，逃亡他乡，饿死路旁的灾情作了一番回答。慈禧默然不语，后派人前往各省调查，果然属实。于是，慈禧不得不下旨将“点景费”作为赈灾之用，并取消庆祝七十华诞。
这件事很快在朝廷传开，袁嘉谷并不知道，翰林院学士孙家鼐及众翰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太后召见凶多吉少，若有半点差错，必受严惩。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后不喜欢有人冒犯自己，即便是那些一品大员、封疆大吏，面见太后亦无不诚恐诚惶谨慎小心，而当时袁嘉谷只不过是个年仅31岁的新科状元而已。
同年，袁嘉谷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学政，并兼任云南留学生监督。次年8月回国后，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局长）。任编译图书局局长期间，他聘请了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内的一批有学识的人在局中工作。据云南当地媒体介绍，袁嘉谷是中国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都是当时由袁嘉谷新定的。
史书记载，袁嘉谷在学部任职时，有日本的翻译和文书人员认为，清廷翻译印刷日文教科书妨碍了他们的版权，因而提出异议。袁当场驳斥道：“中华文献在你国传诵千余年，从未听说华人向你们索取版权，你们区区教科书岂能与我国典籍可比？”日本人被驳得无言可对。 袁嘉谷对敦煌文物的抢救和保护亦有贡献。当年，法国人伯希和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袁嘉谷与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见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认为“真稀世之宝也”，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被盗运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
1907年，云南发生大旱，袁嘉谷在北京募得一万七千余两白银，如数汇回云南赈济灾民。为永久计，石屏用他汇回的捐款买了几千亩田地，并建盖了一座可容纳万石粮食的丰备仓，每年所收租谷藏于仓内。遇灾荒时，即开仓赈济。此事在云南一时传为佳话。
甘当“小学台”
1909年9月，袁嘉谷升任浙江提学使，继而兼任布政使，成为主政一方的朝廷大员。在浙江，袁嘉谷重视文化教育，关于他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民间流传。
提学使在民间俗称“学台”，过去的“学台”大人出来前呼后应，好不威风，令百姓望而生畏。而袁嘉谷赴任却完全不同，他在一首题为《视学浙西舟中示属吏》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抑由小学台，年轻不解事，纷纷互耳语，趋前频目视。”诗中描写了他这个三十出头的“小学台”，只领着两个随行人员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以致当地农民们认为他年轻不懂事，互相交头接耳，窃窃议论，明显与一般的官吏不同。
李乔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袁嘉谷虽是科举出身，却也是个革新派，在浙江任提学使兼布政使不过两年有余，即兴办了四千多所学校，并搜集、整理在战争中散失的文澜阁收藏的《四库全书》，还将西湖行宫改为西湖图书馆，把《四库全书》移入馆内供人们阅读。
李乔还引用浙江宿儒孙树礼的话：“公（袁嘉谷）至，锐忌提倡，大如两浙师范学校犯难而整理之;小如简易汉字学塾捐廉而推广之。凡校长之不称职，学捐之有积弊，靡不立加惩创。”这里所说的“两浙师范学校犯难”之事，在当时影响极大。时任两江师范学校监督（校长）夏振武推崇封建礼教，走马上任时，要教职员学生按品级穿戴礼服拜迎。学校教务长许寿裳、教员周树人（鲁迅）等维新派与夏振武抗争，竟受到夏振武无端辱骂，全体教职员不堪忍受，一致罢教。
蛮横的夏振武宣布撤去许寿裳教务长职务，周树人等教职员不服，向提学使袁嘉谷控告。当时杭州的所有中小学纷纷响应，一致罢课，此事传得满城风雨。趾高气扬的夏振武以为提学使一定会支持他，没想到“小学台”袁嘉谷顺应潮流，遵循民意，查明实情后，将满脑子复古思想、被鲁迅称为“夏木瓜”的夏振武撤职。这可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师生奔走相告，浙江两级师范和杭州所有学校随即复课。袁嘉谷“小学台”的美名就此在西子湖畔传开了。
另一件让袁嘉谷声名远扬的事是1911年，清华大学成立之初，部令各省选拔留美学生，按规定浙江应选派八人，“师（袁嘉谷）拔其优，得二十有四人。复试，皆获选。一时京师倾动，咸钦胆识，而浙中父老尤感为浙植材之无所不至也。”
李乔还提到，1911年浙江发生水灾，袁嘉谷捐出八百两白银赈灾，并在杭州创办孤儿院。袁嘉谷兼任浙江布政使期间，官库财物出入有盈余，库吏告诉他历任官吏都会据为己有，已成不成文的规定，并劝他照例办理。袁嘉谷回答说：“陋者规，匪陋者心，吾其能以陋规陋吾心乎？”
据说武昌起义后，浙江的革命军包围了杭州城。革命军中的蔡元培特意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袁嘉谷，信中说定于某日进攻杭州城，请小学台携家属早早离城，免得发生意外云云。袁嘉谷的人品与声望，以及浙江当地人民对袁嘉谷的爱护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自创“袁家书”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离开浙江回到云南。他的岳父张竹轩不能接受清廷灭亡的事实，自尽以示效忠朝廷，而身为清廷大员的袁嘉谷却顺应潮流，未行愚忠之举，因此有人曾诘难他：“张公（张竹轩）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
1912年5月，袁嘉谷应蔡锷之聘任云南省参议院议员。1915年，受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聘请担任顾问，并主修《云南丛书》。1917年前后，袁嘉谷一度居家以卖字自给，但更多的时间是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袁嘉谷的书法初习王欧，功底扎实。高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嘉谷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有求必应，无论长幼贵贱登门，均以礼相赠，令其满意而归。今日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寇元勋接受采访时说，袁嘉谷的書法，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他与同时代的赵藩、陈荣昌和周钟岳并称为继清代钱南园之后云南书坛“四大家”。袁嘉谷一幅四尺整纸的书法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0余万元。“如果品相好一点的，可能还会更贵。”寇元勋教授说。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他本属于重金聘请对象，但当得知大学经费颇紧，他坚持不要分文工资，还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据介绍，袁嘉谷不仅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的讲堂就设在云南大学有名的至公堂，每周讲两节国文课，台下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教师外，有不少校外人士也慕名而至。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到云南与袁嘉谷畅谈学术后感叹地说：“袁君研精史学， 吾不如也。”
李乔在回忆中还特意提到一个与恩师有关的掌故：1924年，冯玉祥将赖在故宫企图复辟的溥仪驱出，意外发现光绪二十九年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时袁嘉谷的试卷，“文章精辟宏博，书法工整，自成一格”。冯玉祥将军赞美之余，派人将试卷送到昆明，交给袁氏说：“你的为人和业绩，使国人钦佩！这份试卷就交还你本人收存。”可惜这份试卷在“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 袁嘉谷晚年仍笔耕不辍，尤致力于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他自称有“书淫”，曾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主编《滇文丛录》等，均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他还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他深感国民教育之重要，称“大地盘盘，众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学不智，非图书无以为学，古与今一矣，中与外一矣”。他曾在故乡创办“石屏图书馆”，倡导提高国民素质。他主持纂修的民国《石屏县志》，时人评价说“编辑之精，搜罗之富，当推滇省各县志之冠”。
据说大滇池南岸昆阳发现的《马哈只碑》，正是经袁嘉谷鉴定为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其址不详，袁嘉谷考证后，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这才知道了郑和的籍贯故里，原来云南昆阳曾出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魂归昙花寺
作为学者，袁嘉谷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且著述甚丰，为后人留下400多卷各类学术著作。据云南师范大学研究者杨恬、杨开达介绍，袁嘉谷著有《卧雪堂诗集》12卷，后又有续集2卷;《卧雪堂文集》22卷;《卧雪诗话》8卷。认为袁嘉谷的《卧雪诗话》集中了他的全部学识和才智， 它不同于一般诗人论诗， 也不同于一般文人论诗，而是学者兼诗人论诗，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袁嘉谷在《卧雪诗话》中，对有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作特别称赞。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广州、台湾、西藏以及中国属蕃高丽、越南等地战争不断，袁嘉谷为此忧愤不已。作为诗史，他收录了云南陆良殷叔桓率滇军往西藏与英国侵略军作战的纪事诗：“惊看菩萨笑眉颦，罗汉何须怒目嗔。儿女深情曾误我，英雄底事惯欺人。三千世界观都幻，十二屯田策枉陈。万里乌斯如敝履，好将后果证前因。”他痛恨清政府对西藏“治理不善”，以致“权渐移于英人”，而“滇军既返，藏事遂无人过问”。
袁嘉谷晚年在昆明翠湖结庐而居，仍时时心忧国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他在病榻上对子女们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
袁嘉谷临终前还在起草《责倭寇》一文，未及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记者获悉，由于种种原因，袁嘉谷的墓地今日已难寻其址。袁嘉谷的小女儿袁玉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找不到父亲的墓地和尸骨，有一處纪念园也算了却一大家人的心事。袁嘉谷的曾孙、云南大学退休教师袁东说：“袁老生前尤其爱昙华寺秀丽风光，昙华寺位于金马山麓瑞应峰，也是昆明难得的灵秀之地，选择入土昙华寺，是袁老生前的选择。”在昙华寺公园内，还留着一副袁嘉谷撰写的楹联：“三竺我归来，片石犹留山外寺;六尘人悟否，夕阳空映水中花。”
记者从纪念袁嘉谷逝世77周年的活动上了解到，位于昆明翠湖北路5号的袁嘉谷故居已经被改建成了餐馆，原拓东路桂林桥的“状元楼”也已经拆除。而位于石屏县城异龙镇南正街的袁嘉谷故居，1993年已被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袁嘉谷的故乡石屏县按昆明状元楼的样子重修状元楼，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