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杜牧的生平，总会给人时代错乱的违和感。倘若他生活在魏晋时代，一定是清谈座上的嘉客，会抢尽卫玠的美男风头，会让一部《世说新语》反复出现他的名字，会使名满天下的竹林七贤变成竹林八贤。
　　他生就一副魏晋名士的派头，却很遗憾地生在了唐朝。
　　杜牧用了整个青年时代说明了“人不风流枉少年”的道理，幸而他的上级长官是个懂风雅的人，由得他将冗俗公务置诸脑后，整日在扬州城的脂粉营里饮酒赋诗。
　　当然，如果你是他的同僚，你一定忌恨得要死：大家都做一样的职位，都拿一样的薪水，凭什么这个姓杜的家伙就可以逍遥快活，不务正业，领导还偏偏那么赏識他！
　　的确很没天理啊，但这就是杜牧。终于他有一天发觉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似乎还没什么太好的着落，这些年来所有的职场积淀无非是一点烟花巷陌的风流名声罢了。他写诗悼念自己终将逝去的青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恍然发觉那本以为终将逝去的青春其实早已逝去。
　　年纪不小了，也该做一点正事了吧。
　　杜牧给自己谋了一份正经差事———在东都洛阳担任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约相当于纪委纠风办的纠风专员。这样的人事任命如果不是荒唐，那就是故意开杜牧的玩笑。请杜牧负责纠风，无异于请鲁智深看守酒窖。杜牧果然不负众望，毫不把岗位职责放在心上，以至于没多久便搞出了一段“佳话”：照例朝臣私宴，御史官出于避嫌，概不参加，而杜牧听说李司徒正在设宴，竟然特地叮嘱对方一定要邀请自己。
　　醉翁之意不在酒，杜牧早听说李司徒家里的歌女堪称洛阳第一，怎能不去领略一番呢？赴宴当天，杜牧一点都不见外，点名叫出主人家最宝贝的歌女紫云登台献艺。他知道自己张狂了些，却很自恋这份张狂，还要以诗歌将这份张狂记录在案，赠给紫云，也炫耀给全场的宾客：“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杜牧就是这样意态消闲，旁若无人，无论到哪里都要第一个出风头。
　　但我们不要以为他永远活在自我陶醉里，其实他的幸福感很低，因为在政治前途上，即所有有志青年辛勤奋斗的唯一目标上，他的心理一直都没法儿获得平衡。
　　如果你从小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才艺冠军、意见领袖，被所有同性羡慕，被所有异性爱慕，然而在踏入职场之后，虽然你也做得不错，但当初班上那个差等生，那个被你一直看不起的庸碌之才竟然把你远远甩在后边，你会是怎样的心态呢？
　　杜牧就是这样的心态，而且越到后来，他越被这一种心态咬啮得难受。为什么同族兄弟杜悰可以一路飙升，甚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而自己却偏偏只能做到中级干部呢？除了老天不公，一定不存在其他解释。
　　杜牧对自己的雄才伟略相当自负，他注释过《孙子兵法》，写诗也爱写咏史诗，总要显出自己是一个眼界不凡的人。
　　平心而论，杜牧的咏史诗的确写得别具一格，写出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经典的句子。诗歌不是论文，咏史诗最忌讳的就是直接发议论，杜牧的出色处就在于虽然不发议论，不下结论，但一句诗可以让人琢磨许多年，有充分的歧义空间。读这首《泊秦淮》，许多人以为歌女“应该”知道亡国恨却懵然不知，所以受到诗人的谴责，但事情也完全可以反过来想：歌女对于旧王朝本来就不负有任何义务，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她们都是被侮辱与损害的阶层，做亡国奴也未必处境更坏，在异族统治下也未必比在同胞统治下境况更糟。至于诗人自己是什么态度，我们其实读不出，也没必要一定考索出来。
　　人们还是更喜欢杜牧诗歌里那份轻盈的风流，毕竟那才最是杜牧的本色。最轻盈也最风流的作品永远是和扬州有关的，也确实只有扬州才最符合杜牧的气质，我们真是很难将这样一个倜傥人物和洛阳联系起来。
　　杜牧在远赴洛阳之后，怎可能不怀念扬州的日子呢？一切风流俊赏，竟然全留给旧同僚们消受，也许该自己嫉妒他们一回了。《寄扬州韩绰判官》就是在这样心情里写下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句里的“玉人”非指吹箫的美女，而是旧日的同僚韩绰。想韩绰在二十四桥的月色里何等逍遥快活，而这样的逍遥快活原本全是由杜牧自己在领队啊。
　　月色四海皆同，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更圆，但因为两联诗句的缘故，扬州的月色却偏偏冠绝千古。这两联诗句，一个是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另一个就是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扬州让杜牧尽情风流了一整段青春，杜牧让扬州独擅风流胜场一千余年。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幸而当时的扬州人容得下这位太不称职的国家干部。
　　选自《大唐诗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