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用了绵长的时间代价，求得交换思想、发展认识的工具。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蛮荒时代跨入了文明时代。伴随着文明曙光，中国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竹简帛书的问世，掀动了文化长河奔腾不息的波流，中华民族从此揭开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据《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的时候，鬼神为之震动而哭泣，为什么?也许是鬼神预见了汉字的特殊作用；也许是连鬼神都害怕文字?也许是鬼神预见了汉字将要带给中国人的双重作用。汉字消解了语言的种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弊病，它的记录性特质使得中国人在面对汉字的时候往往很矛盾：一方面，汉字被中国置于很高的位置，对汉字顶礼膜拜；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这种重要作用，人们在使用汉字的时候也倍加小心，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语言文字和头颅联系了起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字狱”。文明一经抛弃了氏族社会淳朴的道德以后，膨胀了若干不文明的蛮横行为，其中焚书、禁书、诗案、诗狱、诗祸等，愈演愈烈，形成一股血腥的浊流，伴随着文字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汉字崇拜心理，在中国绵长的汉字历史中，汉字崇拜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有造字传说、文字狱、谶咒拆字、避讳等文化现象，下面笔者就这几个方面简单论述如下。
　　
　　仓颉造字传说
　　
　　在有关汉字起源的众多说法中，仓颉造字是目前最为大家认可也最为可信的一种假说，值得关注的是在仓颉造字这个传说中，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那就是仓颉在整个造字过程中，完全是一个神人的创举。《春秋元命苞》：“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作为四目人的仓颉，由于其非凡的洞察力，才可以作出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仓颉及其仓颉的作为被神化，本身就体现了中国人对汉字产生这个问题的敬畏心理。崇拜的产生基于对现象的不认知，不认知导致畏惧，畏惧就会产生崇拜。对于汉字的产生这个复杂的问题，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现代，人们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对于汉字这个“可怕”的东西，人们恐怕只能给它披上神圣的外衣顶礼膜拜了。
　　
　　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即因文字而获罪的案件。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传统的“立言”道德观指导下，中国人对流布社会，传之后世的文字非常敏感，在“立功”和“立德”之后一定要有好的“立言”，统一思想。压制所谓异己言论就成为掩盖他们恐惧心理的一种手段。对于统治者而言，甚至轻而易举地动用国家权力、血腥手段来达到一种文字上的认可。无论是秦始皇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曹操冤杀崔琰，还是苏轼“蛰龙”乌台案、朱元璋大兴“表笺祸”、清皇帝高强度的文字狱案件，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血腥残忍的案件背后是一颗异常敏感的心。如明太祖朱元璋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贫民皇帝。卑微的出身和艰难的创业经历使得他深深懂得江山得来之不易。因此，虽高为皇帝，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清初的文字狱，开始是满族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因此，就对那些参加过抗清斗争，或者主张反清复明的汉族知识分子开了杀戒。到了乾隆时期，清政权虽然已经稳定，但在文化上，却仍感到其受到汉族仕林的威胁，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乾隆就更加醉心于文化专制。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所以马克思曾评价这一严厉的文化政策：“最小的一根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得像鞭条一样。”
　　
　　谶咒拆字
　　
　　谶言是谶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谶纬文化是与官方的经典文化并行不悖的一种民俗文化。它深深地扎根于百姓和社会普通舆论之中。究其实质，谶语是一种隐语、一种预言，它能预知未来，而且在某些偶然的契机下，谶语神奇地实现了，因此历来在民间的思维中，谶语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可以预知将来之事。如柳宗元所云：“巫新麦以为谶，果不得其所餐。”说的就是晋景公请巫师占卜自己被厉鬼追杀的梦。结果由于巫师预言“不食新矣”而被杀，巫师虽然被杀，可是他的谶语却因晋景公上茅厕意外身亡而不幸实现。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这里的“亡秦者胡也”，即谶语。字面上说的似乎是匈奴(胡人)，但最终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却是另一“胡”，即秦皇之子胡亥。
　　咒语是为古时巫师祈神保佑、消除天灾人祸、驱邪镇魔的特殊用语。在现在流传的大篆材料中，有一个材料是诅楚文，诅楚文就是秦国诅咒楚国的文字，应该可以看作是比较早的咒语书面材料，强大的秦国希望通过言语的诅咒来达到消灭楚国的目的。文字的力量有这么大吗?显然是神话了文字的力量了。
　　拆合字是在谶谣、宗教符篆以及一些中华字谜、书法和剪纸瓦当等民间艺术中经常会运用的一种手法。在汉字中，合体字占大多数，特别是汉字中的会意和形声是两种特别能产的造字方法，两字合二为一的情况很多，构成汉字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解释，如“休”表示人倚靠在树旁短暂地休憩、“相”表示眼睛目测木料的尺寸……汉字的这种特点和现状为汉字的拆合提供了方便。如在东汉洛阳有这样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的“千里草”合为“董”字、“十日卜”合为“卓”字，暗示董卓势力强大，百姓痛恨的社会现实。在道教中，文字的这种神秘力量和宗教本身的神秘魔力相结合，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道教文字符篆，供人们顶礼膜拜。究其实质，这些与图画、书法相结合的符篆无非是道教徒用来驱鬼招神、消灾祛病的精神载体，如果文字能因此而实现这些目的，那么文字无疑可以取代世界上的任何发明而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工具了。
　　
　　避讳
　　
　　避就是避开，讳就是有所忌讳。避讳就是避开有所忌讳的东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受儒家根深蒂固的严格的人伦顺序的影响，对于尊、长、神、圣应该有所敬重，体现在文字上的习俗即是不能直呼。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人充分发挥了汉字的优势，通过曲折婉转的方式达到了称呼的目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对于文字的改造。如武则天改“國”、“口”中之“或”(通“惑”)为“圀”，就是因为“國”国中有疑惑，意义不好，改为“圀”表示在一定的疆域下，国家拥有四面八方的土地，含义深 远。在对于文字的改造中，主要有改字、缺字、缺笔、拆字等方法。这些方法都运用了文字学的一些理论，如改字，不是随便找一个字来代替，而是用音同、音近或义近的字来代替。如为避清康熙玄烨的讳，改“玄”为“元”，“玄、元”意义相同。宋仁宗名祯，宋人撰《新唐书》，将唐太宗年号“贞观”写作“真观”或“正观”，“贞、真、正”发音相近。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于志宁碑》为避讳，书“世”作“卅”，在甲骨文中，“世”和“卅”字形相同，表示的意思都是三十，实为一个字。唐人撰《隋书》，为避讳，书隋将韩擒虎作“韩擒”，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书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在传抄或翻刻时，误为“韩擒”、“王充”。后晋高祖名敬瑭，当时的敬氏便改姓“文”或姓“苟”。
　　
　　结语
　　
　　文字是人类继语言之后的第二项重大发明，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保存到现在仍然在使用的自源文字，作为世界独特的意音文字，由于其绵长的历史，沉积下来大量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多音字、繁简字等，这些文字现象在为文字的使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语言和文字本是表达客观世界的符号而已，可是人们却恰恰要赋予它一些神奇的力量，正像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所言：“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福祸的根源。谁要是得罪了这个根源。谁就会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会得到庇护和保佑。”汉字的优势使得中国人把这种汉字崇拜发展到极致，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习惯性的思维使得人们仍然对一些文字极其敏感，一方面文字作为全民使用的最为廉价的“工具”随处可见，“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把汉字人为地敬了起来，擎到云遮雾障的高度，让人们捉摸不透、敬畏不已。
　　
　　参考文献：
　　1、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2、卞仁海：《汉字与古代避讳》，《语文学刊》，2008(7)。
　　3、尉万传、周健：《论汉字文化崇拜》，《社会科学》，2004(2)。
　　4、王贵元编著：《汉字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