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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福利思想，而增强社会福利的“包容性”是他整个社会福利改革思想的目标定位。他在这本书中对“包容性”社会从概念到政策都作了分析和论述，本文通过对其“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的解读，认为吉登斯在这本书中阐述的“包容性”实际上有机会平等、消除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排斥、达到社会团结互助的含义。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包容性；平等；福利思想
一、“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
（一）“第三条道路”的内涵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社会思潮，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变革息息相关。它试图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重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对本国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新的变革尝试，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1] 1998年秋，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这本书一出版即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吉登斯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旨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探索出一条即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2]
（二）“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
“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保守主义政府遗留下来的福利政策。它的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1942 年由贝弗里奇起草的研究报告《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设计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但到了70年代末，这种福利国家模式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时，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右派理论重新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他们反对福利领域的政府干预，反对所谓的分配正义，崇尚市场手段，希望保持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时，认为政府在福利提供过程中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但这种福利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等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面对传统的老左派和新右派福利模式的困境，提出了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模式。[3]
二、对吉登斯“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的解读
何为“包容性”？
吉登斯在书中这样写道：“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4]并进一步对这两个术语做了进一步阐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5]排斥在当代社会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式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健保体系。”[6]
由此可见，包容性实际上有机会平等、消除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排斥、达到社会团结与公民自由的含义。
1、机会均等
这里的“机会均等”与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概念并不相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主张由国家对人力资源以及教育培训进行投资，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在竞争机制中都有均等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偏重过程公平，而不注重起点的公平。[7]吉登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和精英政治进行了批判，他在书中写道“许多人指出，当下惟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8]也就是说吉登斯认为，如果把一切事物都交给市场优胜劣汰，将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局面，损害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危害社会稳定。吉登斯把平等应该被定义成一种“包容性”，并强调包容性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含义，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以及参与这种机会的可能性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不只是机会的均等，更强调参与机会的可能性的平等。[9]
2、消除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排斥
按照吉登斯的逻辑，消除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社会排斥。尤其是也要消除社会上层人士的排斥，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社会主流机制对某些下层人群的排斥，而看不到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而一个包容型社会的构建根本就在于消除包括对富人以及其他人群在内的社会排斥。在这一思想下，吉登斯的福利对象也超越了传统福利国家的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福利计划所关注的“贫困者”上，扩展到了“富人以及那些受剥夺程度更深的人” 如吉登斯在书中提到，“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在社会底层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应当把对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的大网。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10]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3、团结互助
吉登斯对团结互助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文章中指出：“培育一种负责任的商业气质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群体不只是那些新兴的商界巨头，也包括专业的和有钱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最靠近脱离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体系、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他认为地方社区和资源团体的有益活动对于社会的团结是有必要的，国家应当积极鼓励和参与社会组织的构建。同时，“那些认同自己为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们，更有可能承认自己对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负有某种责任。”由此可见，在吉登斯看来，要实现团结，个人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行动自主性，使处于共同体中的人们能够互相依赖且互帮互助。而要增强这种团结则有赖于积极信任和社会责任感。[13] 三、结语
在“包容性”社会的福利思想中，吉登斯从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的视角阐述了平等的含义，将实现平等视为其福利政策的最终追求目标，他在书中将“平等”看作“包容性”，把“不平等”看作为“排斥性”，这一独特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包容性”社会，政府不仅应为社会下层人士提供救助和恢复发展项目，同时还应关注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其他群体，为其应对新的人为风险提供保障和服务。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排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互助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洁，赵阳.“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4）：72-76
[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
[3] 王灿欣.“第三条道路”与“第二代福利”—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与布莱尔的社会福利改革[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1-37
[4] [5][6][8][1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
[7] 方秋兰.浅析第三条道路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2011，18（2）：34-38
[11] 乔丹丹.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探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1-24
[12] 马波.“第三条道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劳动保障世界，2011，（3）：64-65
[13] 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J].长白学刊，2004：22-25
[14] 徐红.“第三条道路”与政治现实主义—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同济大学学报，2004，15（1）：78-82
[15] 韩克庆.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J].天津社会科学，2010，（2）：45-48
[16] 宋好修.英国工党构建包容性社会的理论与政策探讨[D].济南：山东大学，2007：1-30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包容性；平等；福利思想
一、“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
（一）“第三条道路”的内涵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社会思潮，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变革息息相关。它试图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重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对本国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新的变革尝试，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1] 1998年秋，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这本书一出版即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吉登斯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旨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探索出一条即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2]
（二）“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
“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保守主义政府遗留下来的福利政策。它的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1942 年由贝弗里奇起草的研究报告《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设计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但到了70年代末，这种福利国家模式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时，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右派理论重新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他们反对福利领域的政府干预，反对所谓的分配正义，崇尚市场手段，希望保持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时，认为政府在福利提供过程中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但这种福利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等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面对传统的老左派和新右派福利模式的困境，提出了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模式。[3]
二、对吉登斯“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的解读
何为“包容性”？
吉登斯在书中这样写道：“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4]并进一步对这两个术语做了进一步阐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5]排斥在当代社会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式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健保体系。”[6]
由此可见，包容性实际上有机会平等、消除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排斥、达到社会团结与公民自由的含义。
1、机会均等
这里的“机会均等”与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概念并不相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主张由国家对人力资源以及教育培训进行投资，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在竞争机制中都有均等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偏重过程公平，而不注重起点的公平。[7]吉登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和精英政治进行了批判，他在书中写道“许多人指出，当下惟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8]也就是说吉登斯认为，如果把一切事物都交给市场优胜劣汰，将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局面，损害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危害社会稳定。吉登斯把平等应该被定义成一种“包容性”，并强调包容性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含义，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以及参与这种机会的可能性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不只是机会的均等，更强调参与机会的可能性的平等。[9]
2、消除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排斥
按照吉登斯的逻辑，消除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社会排斥。尤其是也要消除社会上层人士的排斥，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社会主流机制对某些下层人群的排斥，而看不到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而一个包容型社会的构建根本就在于消除包括对富人以及其他人群在内的社会排斥。在这一思想下，吉登斯的福利对象也超越了传统福利国家的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福利计划所关注的“贫困者”上，扩展到了“富人以及那些受剥夺程度更深的人” 如吉登斯在书中提到，“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在社会底层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应当把对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的大网。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10]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3、团结互助
吉登斯对团结互助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文章中指出：“培育一种负责任的商业气质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群体不只是那些新兴的商界巨头，也包括专业的和有钱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最靠近脱离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体系、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他认为地方社区和资源团体的有益活动对于社会的团结是有必要的，国家应当积极鼓励和参与社会组织的构建。同时，“那些认同自己为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们，更有可能承认自己对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负有某种责任。”由此可见，在吉登斯看来，要实现团结，个人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行动自主性，使处于共同体中的人们能够互相依赖且互帮互助。而要增强这种团结则有赖于积极信任和社会责任感。[13] 三、结语
在“包容性”社会的福利思想中，吉登斯从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的视角阐述了平等的含义，将实现平等视为其福利政策的最终追求目标，他在书中将“平等”看作“包容性”，把“不平等”看作为“排斥性”，这一独特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包容性”社会，政府不仅应为社会下层人士提供救助和恢复发展项目，同时还应关注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其他群体，为其应对新的人为风险提供保障和服务。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排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互助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洁，赵阳.“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4）：72-76
[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
[3] 王灿欣.“第三条道路”与“第二代福利”—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与布莱尔的社会福利改革[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1-37
[4] [5][6][8][1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
[7] 方秋兰.浅析第三条道路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2011，18（2）：34-38
[11] 乔丹丹.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探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1-24
[12] 马波.“第三条道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劳动保障世界，2011，（3）：64-65
[13] 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J].长白学刊，2004：22-25
[14] 徐红.“第三条道路”与政治现实主义—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同济大学学报，2004，15（1）：78-82
[15] 韩克庆.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J].天津社会科学，2010，（2）：45-48
[16] 宋好修.英国工党构建包容性社会的理论与政策探讨[D].济南：山东大学，200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