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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追根溯源,造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产品市场上的行业垄断维持了企业的超额利润,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则造成机会不公平,这使得特定行业的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个人收入。要破除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就需要同时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加强竞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
【关键词】垄断行业 高收入 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竞争
当前,中国的垄断行业收入越来越受人诟病,究其原因,还是人们觉得垄断行业收入高是不公正的。并且,从观察上来看,行业收入差距在近年来进一步扩大了。
劳动力市场改革不充分及行业间竞争不平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十余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数据,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展现1978年以来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一个最为简单的指标是最高和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值从1978年的1.66上升到了1997年的2.26,继而快速地上升到2006年的4.75。另一个指标是所有行业工资水平的基尼系数,这样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1978年基尼系数为0.05,1997年为0.1,之后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0.19。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实际已经达到了0.47,超过0.4的警戒线。
在可以找到更新数据的2007年,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高收入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而排在后三位的低收入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中,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值是4.4倍,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这一比值仅为1.6。而在更为细分的100多个行业中,收入最低的是畜牧业,与之相比,收入最高的几个细分行业依次是证券业(14.6倍)、航空运输业(7.19倍)、其他金融活动(7.18倍)、软件业(6.6倍)、计算机服务业(6.4倍)和烟草制品业(5.5倍)。
可以将1997年作为的分界线来对比前后两个阶段行业工资差距的变化,1997年之后,行业工资差距明显加快上升。在1996年之前,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比较温和,较为明显的调整是人们的收入结构,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决定工资和奖金水平的权力,企业效益差别在收入上有所体现。企业对职工实施的激励机制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使得行业和企业间的效益差别开始成为职工收入差距的原因。1996年,从上海开始,建立了大量再就业服务中心,对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进行下岗分流,之后,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就业结构调整剧烈,失业率快速上升。1997年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换句话说,由于就业存量的结构性调整,在国有部门出现的增长主要被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那部分人获得了。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从亏损企业开始的,当时的政策是允许连续亏损两年的国有企业通过下岗分流的方式减少富余职工,而亏损企业更多地集中在竞争性部门。那一轮改革更多地影响了竞争性部门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也是在这样一些竞争性部门,这样,竞争性部门的工资上涨就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相比之下,对于像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等较少受到冲击的垄断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他们影响不大。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成为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从何而来?
有人批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有失公正,反驳者则认为行业之间有收入差距再正常不过,道理很简单,行业间收入的不平等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果真如此吗?从经济理论来说,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那么,企业间相互竞争,就将使超额利润趋于零,每一种要素的回报,包括劳动者的收入,都将趋于均等化。所以,如果人们发现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那么,首先就要看一看那些高收入行业是不是占据了市场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业垄断,那么,这个行业的高收入就不会持久存在下去。国内有些行业被指为垄断,这些行业的领导还不承认。这其实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大都是因为行政性的管制所造成的。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可以对1988、1995和2002这三个年份的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由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将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开,看每一种因素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多少份额,结果我们发现,在总体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可以由行业间不平等所解释的部分越来越高。而且,在1995～2002期间,行业间工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加主要就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按理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红,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垄断利润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那就好得多了。中国的问题在于,大量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恐怕只被其内部人分享了,而广大中国居民的福利却因为垄断部门的存在而受损。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制造业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的收入在1988年并不显著突出,但是到了1995年,这两个行业便成为高收入行业了。在1995～2002年间,这两个行业与作为参照系的制造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进一步增大。在2002年,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分别比制造业高16.3%和21.0%。我们推测,很可能是类似这样的行业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果然,当我们把将这两个收入最高的行业样本去掉之后,就发现,行业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大下降,在2002年,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已经排在11个因素中的第9位,而且其贡献在1995～2002年间甚至下降了0.1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个行业集中了诸如铁路、航空、邮电、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等广受争议的垄断行业,这两大行业在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已经成为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行业垄断并不一定就带来这个行业员工的高收入,行业间存在收入差距一定要从劳动力市场上找原因。有时候,一个行业的收入高是因为在技术上别人做不了的,那就无可厚非了。比如说在大学里,普通的后勤工作收入并不高,而教授收入相对高一点,但是教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做。此类行业收入即使高一点,实属正常,老百姓也没有怨言。但是,高收入的行业不是大学教育这样的行业。以制造业为参照,“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5个行业的收入仍然高于制造业,这个结论是在已经排除了不同行业的员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差异之后得到的。这些被我们发现是高收入行业的工作,是不是换了别人做不了的?显然不是。
进入垄断行业是否机会平等?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没有行业进入壁垒的,对不同的劳动者,机会能够实现平等,那么,垄断企业即使有超额利润,也可以由企业留着,而不给员工加工资。所以,行业收入差距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因就是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发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除了那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健康状况等)之后,社会关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的非市场力量。我们发现,“找工作时有更多人可以提供帮助”的确可以提高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多一个人帮忙找工作”的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多一年教育、多一年工龄或者年轻一岁。家庭背景在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也考察了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对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有助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
今后,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障碍,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如果能够打破由于非市场力量导致的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便可以控制这些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此外,如果家庭背景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那么,打破这种障碍就能够提高代际的流动性,给普通家庭以获取高收入的希望。
人们可能会以为,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市场相对来说发育更为成熟,社会关系的作用不会太大。于是,我们就比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行业进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什么不同,结果非常令人诧异。一方面,在东部,教育和经验这些变量显著地增加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而在内地,这两个标识生产率的变量的作用却要小得多。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也很重要。看来,市场机制的成长本身就体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的确激励了社会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要形成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前路漫漫。(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此文基于与陈钊合作的一组研究结果)
【关键词】垄断行业 高收入 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竞争
当前,中国的垄断行业收入越来越受人诟病,究其原因,还是人们觉得垄断行业收入高是不公正的。并且,从观察上来看,行业收入差距在近年来进一步扩大了。
劳动力市场改革不充分及行业间竞争不平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十余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数据,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展现1978年以来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一个最为简单的指标是最高和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值从1978年的1.66上升到了1997年的2.26,继而快速地上升到2006年的4.75。另一个指标是所有行业工资水平的基尼系数,这样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1978年基尼系数为0.05,1997年为0.1,之后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0.19。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实际已经达到了0.47,超过0.4的警戒线。
在可以找到更新数据的2007年,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高收入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而排在后三位的低收入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中,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值是4.4倍,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这一比值仅为1.6。而在更为细分的100多个行业中,收入最低的是畜牧业,与之相比,收入最高的几个细分行业依次是证券业(14.6倍)、航空运输业(7.19倍)、其他金融活动(7.18倍)、软件业(6.6倍)、计算机服务业(6.4倍)和烟草制品业(5.5倍)。
可以将1997年作为的分界线来对比前后两个阶段行业工资差距的变化,1997年之后,行业工资差距明显加快上升。在1996年之前,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比较温和,较为明显的调整是人们的收入结构,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决定工资和奖金水平的权力,企业效益差别在收入上有所体现。企业对职工实施的激励机制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使得行业和企业间的效益差别开始成为职工收入差距的原因。1996年,从上海开始,建立了大量再就业服务中心,对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进行下岗分流,之后,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就业结构调整剧烈,失业率快速上升。1997年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换句话说,由于就业存量的结构性调整,在国有部门出现的增长主要被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那部分人获得了。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从亏损企业开始的,当时的政策是允许连续亏损两年的国有企业通过下岗分流的方式减少富余职工,而亏损企业更多地集中在竞争性部门。那一轮改革更多地影响了竞争性部门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也是在这样一些竞争性部门,这样,竞争性部门的工资上涨就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相比之下,对于像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等较少受到冲击的垄断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他们影响不大。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成为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从何而来?
有人批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有失公正,反驳者则认为行业之间有收入差距再正常不过,道理很简单,行业间收入的不平等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果真如此吗?从经济理论来说,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那么,企业间相互竞争,就将使超额利润趋于零,每一种要素的回报,包括劳动者的收入,都将趋于均等化。所以,如果人们发现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那么,首先就要看一看那些高收入行业是不是占据了市场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业垄断,那么,这个行业的高收入就不会持久存在下去。国内有些行业被指为垄断,这些行业的领导还不承认。这其实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大都是因为行政性的管制所造成的。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可以对1988、1995和2002这三个年份的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由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将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开,看每一种因素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多少份额,结果我们发现,在总体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可以由行业间不平等所解释的部分越来越高。而且,在1995～2002期间,行业间工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加主要就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按理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红,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垄断利润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那就好得多了。中国的问题在于,大量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恐怕只被其内部人分享了,而广大中国居民的福利却因为垄断部门的存在而受损。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制造业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的收入在1988年并不显著突出,但是到了1995年,这两个行业便成为高收入行业了。在1995～2002年间,这两个行业与作为参照系的制造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进一步增大。在2002年,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分别比制造业高16.3%和21.0%。我们推测,很可能是类似这样的行业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果然,当我们把将这两个收入最高的行业样本去掉之后,就发现,行业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大下降,在2002年,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已经排在11个因素中的第9位,而且其贡献在1995～2002年间甚至下降了0.1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个行业集中了诸如铁路、航空、邮电、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等广受争议的垄断行业,这两大行业在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已经成为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行业垄断并不一定就带来这个行业员工的高收入,行业间存在收入差距一定要从劳动力市场上找原因。有时候,一个行业的收入高是因为在技术上别人做不了的,那就无可厚非了。比如说在大学里,普通的后勤工作收入并不高,而教授收入相对高一点,但是教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做。此类行业收入即使高一点,实属正常,老百姓也没有怨言。但是,高收入的行业不是大学教育这样的行业。以制造业为参照,“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5个行业的收入仍然高于制造业,这个结论是在已经排除了不同行业的员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差异之后得到的。这些被我们发现是高收入行业的工作,是不是换了别人做不了的?显然不是。
进入垄断行业是否机会平等?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没有行业进入壁垒的,对不同的劳动者,机会能够实现平等,那么,垄断企业即使有超额利润,也可以由企业留着,而不给员工加工资。所以,行业收入差距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因就是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发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除了那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健康状况等)之后,社会关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的非市场力量。我们发现,“找工作时有更多人可以提供帮助”的确可以提高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多一个人帮忙找工作”的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多一年教育、多一年工龄或者年轻一岁。家庭背景在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也考察了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对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有助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
今后,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障碍,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如果能够打破由于非市场力量导致的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便可以控制这些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此外,如果家庭背景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那么,打破这种障碍就能够提高代际的流动性,给普通家庭以获取高收入的希望。
人们可能会以为,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市场相对来说发育更为成熟,社会关系的作用不会太大。于是,我们就比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行业进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什么不同,结果非常令人诧异。一方面,在东部,教育和经验这些变量显著地增加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而在内地,这两个标识生产率的变量的作用却要小得多。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也很重要。看来,市场机制的成长本身就体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的确激励了社会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要形成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前路漫漫。(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此文基于与陈钊合作的一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