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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报纸、杂志、电视、网络随时随地向人们传布各种知识，叫人目不暇给，甚至有不堪负荷之感。
就历史这门学问来说，除了专家学者们撰写很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与专著，深入探讨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题之外，也有不少作家以演义、野史的方式写成小说，编成剧本，或是出版专书，向社会大众讲述历史。前者由于学术性过重，常常在义理上或考据上下工夫，呈现的内容多半是冗长的、艰深的，加上对文献史料的征引，必然显得枯燥，因而阅读者不多，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有限。后者因为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经过作者的编造加工，或刻意布局，或无中生有，甚至篡改史实，以致情节离奇，故事生动，变得趣味性特高，反而容易得到大众喜爱。因此这些作品刊印成书问世时，常是洛阳纸贵，大为畅销；若是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也是收视率很高，而且经久不衰。
然而，目前写野史的作家，有人“野”得过分了，实在不可取法。以大家熟知的清宫小说和电视剧为例：孝庄太皇太后竟下令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娶苏麻喇姑，并封她为德妃！且不说德妃本来是雍正帝的生母，确实另有其人；而苏麻喇姑则是孝庄后早年从蒙古陪嫁来满洲的侍女，年纪与孝庄后差不多，至少比康熙大上四十岁，他们如何可以婚配？真是莫名其妙！又如施琅领军收复台湾时，电视剧竟演出他与郑经在台湾作了一场殊死大战，郑经后因战败而自刎死去。这又是一项荒唐的安排，因为郑经在两年前已在台湾逝世，一个死了两年的人还能参与大战役，实在离奇！其他如田文镜在乾隆元年还出现在银幕，继续当清廷大官，殊不知田氏在雍正十年已谢世，死者能在三年后复生任官，当然又是笑话！像这样不符史实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拟赘举了。
这些内容不忠于史实的作品，挂着正史招牌，做戏说勾当，向大众传播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对一般观众实在为害匪浅。清史学界大老王锺翰教授看了这些清史“专书”与连续剧，曾经感慨地说：“我们积数十年研究清史所得的一点成就，全被时下的野史破功了。”听起来叫人既感伤又愤慨。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冯尔康先生为此出版了一些如《清人生活漫步》的书，希望让人们在轻松的气氛下阅读，既能增长知识，又从而借以纠正野史带给人们的错误观念，以尽一份史家的责任。
韦庆远教授是知名史学大家，对明清史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著作等身，多年来确实在补充与阐明史事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他对野史与不符史实的小说以及电视连续剧的大行其道和这种风尚对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影响十分重视，他认为高深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当然要越多越好，但是史学家们若仍有余力的话，也应该写些人人可读、人人能读的通俗历史著作，因为与其曲高和寡，阅读专门论著的人不多，远不如出版一些龙虫兼雕，但能传达正确知识的历史文章，嘉惠大众，岂不更好！韦教授在这样的思维与背景下，完成了一部费时十年，长达八十万字的《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正德是明朝武宗的年号，一般人也就俗称这位名叫朱厚照的武宗为正德皇帝。我读了《正德风云》这部历史小说，至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第一，我们知道，正德一朝历时仅仅十六年，不算很长，但是在明代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盛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德皇帝的祖父是宪宗成化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死前已有大臣指出时政六弊为：近幸干纪、大臣不职、爵赏太滥、工艺过繁、进献无厌、流亡未复，可见当时形势已面临中衰了。继承宪宗的是孝宗弘治皇帝，尚知恭俭自持，也能勤政爱民，亲贤远佞，可以称得上是明代中期的贤君。然而当时仍有外戚作恶，太监揽权，这也说明了他宽仁有余，而果断不足，而且当时国家存在的问题相当之多，韦教授在《正德风云》一书中，借大学士谢迁的谈话说明了梗概：“目前时局外似升平，中实溃败。近两年来，应天、浙江、山东、河南、湖广俱闹灾荒；全国的户口、军伍、赋税都有耗损，内帑亏空；云南、琼州相继发生变乱，荆州、襄阳流民集聚，剿抚两难；蒙古小王子部入寇大同、进迫河套，火筛诸部则进犯固原。皇上虽屡颁整顿官常、裕财防边之诏，慨然要搜剔弊端，但内府诸库及仓场，俱由宦官掌管，户、兵两部无权检核；京边各军空名支饷，冒功讳败已成风气，皇上健在，犹可维持，一旦不测，实难了局……”这是孝宗弘治皇帝临终前夕，大学士们讨论国事时的内外形势分析。文字不多，但已可看出孝宗末年不是太平时代，国家已潜伏着不少危机。孝宗死后，他的唯一儿子朱厚照继承皇位，改年号正德，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新君自正其德，然后能正人之德”，并把国家从危机中化为转机，如此明代的中兴就可以预期了。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武宗即位之后，不思振作，耽于淫乐，甚至不理政事。正德元年，即新君上台一年的光景，中枢清流高官几乎全被罢职或休致回家，朝廷里群丑猬集，依附宦官，成为小人当道的局面。正德二年，皇帝又在宦官刘瑾等人的诱惑下，筑宫殿称“豹房”，内有番僧与教坊司乐工，供皇帝淫乐，终至人民苦不堪言，中兴不但无望，反而步入衰亡之途。
第二，明武宗享国十六年，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对明代中衰确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登基后，昵近群小，不能自拔，宠幸奸佞、尽斥忠良。任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等分掌东、西厂，对朝臣中上书批评时政的都加以迫害，轻则降调、谪官，重则廷杖、系狱诛杀。当刘瑾权势极盛之时，朝廷臣工如焦芳、刘宇、曹元、陆完、张彩等随风趋附；还有娈童班头钱宁等猛刮阴风，时人称之为阉党。尽管有忠义臣工挺身抗旨、愤斗凶顽，但多数是正不胜邪，落得个囚禁黑狱或尸横天街的悲惨下场！据史载，豹房亦称新宅：“初帝令内侍仿设里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算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宦于永巷所设酒肆也。帝至，杂出帝衣，醉即宿其处。”在豹房里又召乐工来承应，人数以百计。军头江彬引导武宗出幸宣府、大同与江南各地，寻欢猎艳，扰民伤财，真是不成体统！他如藩王在外地起兵，想趁武宗溺于淫乐、政事败坏之时，取而代之，自即帝位。前有安化郡王朱于正德五年四月起兵宁夏，后有宁亲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发难于江西，两王声讨中央虽未成功，但十年中先后兴兵也显示出正德的治道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第三，正德皇帝确是一位昏狂无道的君主，宦官刘瑾用事之时，权“居内阁上”，“朝中列卿多争先献媚”，朝政败坏到极点。宦官的恶名昭彰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的事了；然而宦官的祸国殃民、弄权干政，致令国家频将覆亡的事例，似乎以明代最为显著。而武宗正德之世，宦官的用事更专，为恶更烈。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引导武宗游戏。他们“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皇帝不务正业，无法理政，宦官便从而掌握中外大权。在帝制中国，每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里，都免不了存在一些忠良与奸佞的臣工，可是在正德时期，忠奸大臣的表现似乎显得特别的鲜明而强烈。先以刘瑾弄权专政的时期来看：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重臣，在小皇帝继位后就上疏为请，甚至坚决主张诛杀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除此之外，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也痛切进言，户部尚书韩文更以“不死不足以报国”的决心，指出民穷财匮，已面临崩溃边缘。但是，所有这些逆耳忠言，都被加以“抗旨”的罪名，不但将重臣刘健、谢迁清洗出内阁，而且将以上多人俱列入“奸臣榜”，悉数罢官夺职，驱逐回乡。朝野对此无不愤慨失望。
第四，更值得重视的是，不但高层官僚群起抗争，而且已经引发起中下层官僚和青年士子的强烈反弹，相继奋起抨击：当时被称为“八大才子”之首、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主动请缨，慷慨激昂，以如椽巨笔，辛辣尖锐地揭露腐败丑恶；南京御史蒋钦虽受酷刑被囚禁在黑狱，但仍继续上书，甚至坚决拒谢幻觉中祖先鬼魂为免家族沦亡而劝降的请求，不惜以一身的生命和百口之灾申明信念；另一御史张钦则横剑坐镇雄关，力阻正德冒险轻出居庸关；以后被推崇为一代大儒，被称为“阳明先生”的王守仁也拍案而起，上书反对暴政，不惜受杖和身陷锦衣黑狱，并被远戍贵州。这些事件都是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尤其是当时的反抗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前仆后继，给事中汤礼敬、吕、戴铣、薄彦徽等为挽留刘健、谢迁而遭廷杖，但两京御史、给事中等五十余人又联名上书，再申正义，参加的人数竟占该等职位官员数额五分之一以上，有人因以未被列入名单而引为羞疚。除此之外，翰林院庶吉士（颇相当于现代的研究生）、国子监监生等年轻学子也都闻声而起，在院、监内外声援鼓动。城乡庶民也敢于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态度。这是明史中仅见的老中青三代官僚士子和官民一致进行的“政潮”和“学潮”。千夫所指，意味着时局动荡，在位的皇帝已成为众人心中的独夫民贼。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韦庆远教授撷取这些史事的精华，选择之作为聚焦点，以史事为根据，加以文学的推演，文史融合，写出激荡感人的情节，实在是独具慧眼，妙手著为文章。
第五，正德五年，刘瑾伏诛，阉党人士有被处死，有被降调的，厂、卫也被罢革了，一时颇有太平之象。可惜不久之后，因京畿动乱，又召来军头江彬入朝，成为正德的新宠人物。江彬原是大同游击，得宠后掌握军权，引导皇帝离开豹房，走出京师，不顾国势危殆，到塞北轻启战役和到江南寻欢作乐。皇帝出巡时常夜入民家索妇女，有时在回京时也“掠良家女数十车以随”，伤风败俗到了极点。朝臣中有兵部郎中黄策等上书请皇帝“戒游幸”，翰林院修撰舒芬等劝诫不能以巡狩为乐，因为四民告苦，地方必有人乘势作乱；吏部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礼宾官陈九川及其他官员也连番上书，恳请停止出巡。正德帝给他们的答复仍然是或关进牢房、或罚跪阙下五日，也有像陆震、余廷瓒、何遵等十多人被廷杖致死的。
除了以上史事在《正德风云》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外，韦教授以他对明史研究的扎实功底，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很多明史上专有的典章制度，诸如票拟、中旨、白本、留中、厂卫、九卿、廷杖、枷具、缇骑、凌迟、内相、外相、承运库、居守敕等等，就事顺理，与书中的实事紧密契合，并无生硬堆砌之感，这就有助于了解若干学术性的问题，增添不少宝贵的知识，是给读者的另一项贡献。还有书中记载的若干关键大事的人物、时间、地点和起讫终始，都是于史有据的，不同于一般“说史”的瞎造乱编，因此，《正德风云》不单是小说，而且也是另一形式的史书，因为史书必要的内涵在本书里都具备了。我个人认为，一般学校的历史教学，常限于呆板枯燥，学生的接受率不高，可以考虑试用《正德风云》作为必读参考书以讲授明代中期史事，或可收稍有不同的效果。
第六，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也用力甚勤。关于作为主要角色的正德皇帝，既揭露他起居无节，性格反复无常，近小人、远君子、筑豹房、好嬉戏、贪女色、爱浪游的一面，可说众恶具备，的确是一个荒唐昏狂已极的君主，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探微索隐，从深细处发掘出其人心理和行为的复杂隐秘。例如，他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为此与所谓“嫡母”的张太后长期对立，并且严重影响到朝政国本，更加深了他蔑视传统和伦理礼仪的行为活动；又如，他对当时地位最低贱的乐籍妇女刘良女存在狂热的缠绵畸恋，做出过一些骇人惊闻、史所未见的痴情行为，又反映出这个超级色狼在感情领域的另一方面，他是用此来填充内心高度的空虚，要取得他在众多美女、娈童身上得不到的特殊感情寄托；他曾披戴甲胄、手执刀枪亲赴战争前沿，这不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鲁莽愚蠢的，但却也表现出他为实现建立不世武功的强烈幻想，表现出反乎常态的勇敢。他表面狂妄任性，顽固坚执谬见，酷狠地摧击异议，似乎信心十足，其实在内心深处，特别在当政的最后期，也处处流露出战栗惶恐，色厉内荏，对自己统治前景的忧心忡忡。他讳猪为朱，下诏在全国禁止畜猪吃猪；千方百计强行南游，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前去最繁华的苏杭；班师北上，却停留在京郊通州四十余日，不敢贸然进入北京。凡此，都充分显示出他的多重性格和复杂心态。在本书中都做了认真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单纯斥责他的荒淫昏狂，而是深入到传主不轻示人的内心世界，能够活脱脱地较为完整地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正德。
在本书中出现了近百个人物，因其不同重要性而占用长短不同的篇幅。但作者还是尽量注意描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个人特点、人品、政治倾向和轻重迥异的历史作用。例如，在奸佞方面，钱宁的阴谋恶行不同于刘瑾，而江彬又大异于钱宁，至于第二流的焦芳、刘宇、陆完、张彩等也多有自己凸出的丑恶嘴脸和手段，并没有用脸谱化的介绍。更又如，坚持正面抗争的人物，因所处的不同时段和地位，也由于性格和器识不同，李东阳不同于刘健和谢迁；马文升、刘大夏、韩文又不同于刘、谢、李；杨一清更不同于马、刘、韩；而王守仁也迥异于杨一清。他们各有着不同的行为风采、举止言谈和因时因势采取的谋略，并未流于忠奸之分的格式化。作者娓娓道来，有些地方写得栩栩如生，在阅读有些章节时，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到有所启发，耐人细读。
韦教授虽以章回小说形式写成《正德风云》一书，但他参考了很多明代官方文献档册与私人的诗文别集，与一般野史迥然不同。书中又有对政事人物的细微分析与宏观论述，多彩多姿，可以说是一部富于学术性的专书，又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它对有心研究明代中期史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座宝山，入山者必会满载而归。
写于加拿大温哥华时在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
就历史这门学问来说，除了专家学者们撰写很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与专著，深入探讨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题之外，也有不少作家以演义、野史的方式写成小说，编成剧本，或是出版专书，向社会大众讲述历史。前者由于学术性过重，常常在义理上或考据上下工夫，呈现的内容多半是冗长的、艰深的，加上对文献史料的征引，必然显得枯燥，因而阅读者不多，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有限。后者因为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经过作者的编造加工，或刻意布局，或无中生有，甚至篡改史实，以致情节离奇，故事生动，变得趣味性特高，反而容易得到大众喜爱。因此这些作品刊印成书问世时，常是洛阳纸贵，大为畅销；若是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也是收视率很高，而且经久不衰。
然而，目前写野史的作家，有人“野”得过分了，实在不可取法。以大家熟知的清宫小说和电视剧为例：孝庄太皇太后竟下令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娶苏麻喇姑，并封她为德妃！且不说德妃本来是雍正帝的生母，确实另有其人；而苏麻喇姑则是孝庄后早年从蒙古陪嫁来满洲的侍女，年纪与孝庄后差不多，至少比康熙大上四十岁，他们如何可以婚配？真是莫名其妙！又如施琅领军收复台湾时，电视剧竟演出他与郑经在台湾作了一场殊死大战，郑经后因战败而自刎死去。这又是一项荒唐的安排，因为郑经在两年前已在台湾逝世，一个死了两年的人还能参与大战役，实在离奇！其他如田文镜在乾隆元年还出现在银幕，继续当清廷大官，殊不知田氏在雍正十年已谢世，死者能在三年后复生任官，当然又是笑话！像这样不符史实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拟赘举了。
这些内容不忠于史实的作品，挂着正史招牌，做戏说勾当，向大众传播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对一般观众实在为害匪浅。清史学界大老王锺翰教授看了这些清史“专书”与连续剧，曾经感慨地说：“我们积数十年研究清史所得的一点成就，全被时下的野史破功了。”听起来叫人既感伤又愤慨。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冯尔康先生为此出版了一些如《清人生活漫步》的书，希望让人们在轻松的气氛下阅读，既能增长知识，又从而借以纠正野史带给人们的错误观念，以尽一份史家的责任。
韦庆远教授是知名史学大家，对明清史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著作等身，多年来确实在补充与阐明史事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他对野史与不符史实的小说以及电视连续剧的大行其道和这种风尚对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影响十分重视，他认为高深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当然要越多越好，但是史学家们若仍有余力的话，也应该写些人人可读、人人能读的通俗历史著作，因为与其曲高和寡，阅读专门论著的人不多，远不如出版一些龙虫兼雕，但能传达正确知识的历史文章，嘉惠大众，岂不更好！韦教授在这样的思维与背景下，完成了一部费时十年，长达八十万字的《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正德是明朝武宗的年号，一般人也就俗称这位名叫朱厚照的武宗为正德皇帝。我读了《正德风云》这部历史小说，至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第一，我们知道，正德一朝历时仅仅十六年，不算很长，但是在明代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盛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德皇帝的祖父是宪宗成化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死前已有大臣指出时政六弊为：近幸干纪、大臣不职、爵赏太滥、工艺过繁、进献无厌、流亡未复，可见当时形势已面临中衰了。继承宪宗的是孝宗弘治皇帝，尚知恭俭自持，也能勤政爱民，亲贤远佞，可以称得上是明代中期的贤君。然而当时仍有外戚作恶，太监揽权，这也说明了他宽仁有余，而果断不足，而且当时国家存在的问题相当之多，韦教授在《正德风云》一书中，借大学士谢迁的谈话说明了梗概：“目前时局外似升平，中实溃败。近两年来，应天、浙江、山东、河南、湖广俱闹灾荒；全国的户口、军伍、赋税都有耗损，内帑亏空；云南、琼州相继发生变乱，荆州、襄阳流民集聚，剿抚两难；蒙古小王子部入寇大同、进迫河套，火筛诸部则进犯固原。皇上虽屡颁整顿官常、裕财防边之诏，慨然要搜剔弊端，但内府诸库及仓场，俱由宦官掌管，户、兵两部无权检核；京边各军空名支饷，冒功讳败已成风气，皇上健在，犹可维持，一旦不测，实难了局……”这是孝宗弘治皇帝临终前夕，大学士们讨论国事时的内外形势分析。文字不多，但已可看出孝宗末年不是太平时代，国家已潜伏着不少危机。孝宗死后，他的唯一儿子朱厚照继承皇位，改年号正德，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新君自正其德，然后能正人之德”，并把国家从危机中化为转机，如此明代的中兴就可以预期了。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武宗即位之后，不思振作，耽于淫乐，甚至不理政事。正德元年，即新君上台一年的光景，中枢清流高官几乎全被罢职或休致回家，朝廷里群丑猬集，依附宦官，成为小人当道的局面。正德二年，皇帝又在宦官刘瑾等人的诱惑下，筑宫殿称“豹房”，内有番僧与教坊司乐工，供皇帝淫乐，终至人民苦不堪言，中兴不但无望，反而步入衰亡之途。
第二，明武宗享国十六年，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对明代中衰确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登基后，昵近群小，不能自拔，宠幸奸佞、尽斥忠良。任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等分掌东、西厂，对朝臣中上书批评时政的都加以迫害，轻则降调、谪官，重则廷杖、系狱诛杀。当刘瑾权势极盛之时，朝廷臣工如焦芳、刘宇、曹元、陆完、张彩等随风趋附；还有娈童班头钱宁等猛刮阴风，时人称之为阉党。尽管有忠义臣工挺身抗旨、愤斗凶顽，但多数是正不胜邪，落得个囚禁黑狱或尸横天街的悲惨下场！据史载，豹房亦称新宅：“初帝令内侍仿设里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算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宦于永巷所设酒肆也。帝至，杂出帝衣，醉即宿其处。”在豹房里又召乐工来承应，人数以百计。军头江彬引导武宗出幸宣府、大同与江南各地，寻欢猎艳，扰民伤财，真是不成体统！他如藩王在外地起兵，想趁武宗溺于淫乐、政事败坏之时，取而代之，自即帝位。前有安化郡王朱于正德五年四月起兵宁夏，后有宁亲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发难于江西，两王声讨中央虽未成功，但十年中先后兴兵也显示出正德的治道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第三，正德皇帝确是一位昏狂无道的君主，宦官刘瑾用事之时，权“居内阁上”，“朝中列卿多争先献媚”，朝政败坏到极点。宦官的恶名昭彰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的事了；然而宦官的祸国殃民、弄权干政，致令国家频将覆亡的事例，似乎以明代最为显著。而武宗正德之世，宦官的用事更专，为恶更烈。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引导武宗游戏。他们“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皇帝不务正业，无法理政，宦官便从而掌握中外大权。在帝制中国，每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里，都免不了存在一些忠良与奸佞的臣工，可是在正德时期，忠奸大臣的表现似乎显得特别的鲜明而强烈。先以刘瑾弄权专政的时期来看：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重臣，在小皇帝继位后就上疏为请，甚至坚决主张诛杀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除此之外，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也痛切进言，户部尚书韩文更以“不死不足以报国”的决心，指出民穷财匮，已面临崩溃边缘。但是，所有这些逆耳忠言，都被加以“抗旨”的罪名，不但将重臣刘健、谢迁清洗出内阁，而且将以上多人俱列入“奸臣榜”，悉数罢官夺职，驱逐回乡。朝野对此无不愤慨失望。
第四，更值得重视的是，不但高层官僚群起抗争，而且已经引发起中下层官僚和青年士子的强烈反弹，相继奋起抨击：当时被称为“八大才子”之首、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主动请缨，慷慨激昂，以如椽巨笔，辛辣尖锐地揭露腐败丑恶；南京御史蒋钦虽受酷刑被囚禁在黑狱，但仍继续上书，甚至坚决拒谢幻觉中祖先鬼魂为免家族沦亡而劝降的请求，不惜以一身的生命和百口之灾申明信念；另一御史张钦则横剑坐镇雄关，力阻正德冒险轻出居庸关；以后被推崇为一代大儒，被称为“阳明先生”的王守仁也拍案而起，上书反对暴政，不惜受杖和身陷锦衣黑狱，并被远戍贵州。这些事件都是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尤其是当时的反抗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前仆后继，给事中汤礼敬、吕、戴铣、薄彦徽等为挽留刘健、谢迁而遭廷杖，但两京御史、给事中等五十余人又联名上书，再申正义，参加的人数竟占该等职位官员数额五分之一以上，有人因以未被列入名单而引为羞疚。除此之外，翰林院庶吉士（颇相当于现代的研究生）、国子监监生等年轻学子也都闻声而起，在院、监内外声援鼓动。城乡庶民也敢于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态度。这是明史中仅见的老中青三代官僚士子和官民一致进行的“政潮”和“学潮”。千夫所指，意味着时局动荡，在位的皇帝已成为众人心中的独夫民贼。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韦庆远教授撷取这些史事的精华，选择之作为聚焦点，以史事为根据，加以文学的推演，文史融合，写出激荡感人的情节，实在是独具慧眼，妙手著为文章。
第五，正德五年，刘瑾伏诛，阉党人士有被处死，有被降调的，厂、卫也被罢革了，一时颇有太平之象。可惜不久之后，因京畿动乱，又召来军头江彬入朝，成为正德的新宠人物。江彬原是大同游击，得宠后掌握军权，引导皇帝离开豹房，走出京师，不顾国势危殆，到塞北轻启战役和到江南寻欢作乐。皇帝出巡时常夜入民家索妇女，有时在回京时也“掠良家女数十车以随”，伤风败俗到了极点。朝臣中有兵部郎中黄策等上书请皇帝“戒游幸”，翰林院修撰舒芬等劝诫不能以巡狩为乐，因为四民告苦，地方必有人乘势作乱；吏部员外郎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礼宾官陈九川及其他官员也连番上书，恳请停止出巡。正德帝给他们的答复仍然是或关进牢房、或罚跪阙下五日，也有像陆震、余廷瓒、何遵等十多人被廷杖致死的。
除了以上史事在《正德风云》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外，韦教授以他对明史研究的扎实功底，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很多明史上专有的典章制度，诸如票拟、中旨、白本、留中、厂卫、九卿、廷杖、枷具、缇骑、凌迟、内相、外相、承运库、居守敕等等，就事顺理，与书中的实事紧密契合，并无生硬堆砌之感，这就有助于了解若干学术性的问题，增添不少宝贵的知识，是给读者的另一项贡献。还有书中记载的若干关键大事的人物、时间、地点和起讫终始，都是于史有据的，不同于一般“说史”的瞎造乱编，因此，《正德风云》不单是小说，而且也是另一形式的史书，因为史书必要的内涵在本书里都具备了。我个人认为，一般学校的历史教学，常限于呆板枯燥，学生的接受率不高，可以考虑试用《正德风云》作为必读参考书以讲授明代中期史事，或可收稍有不同的效果。
第六，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也用力甚勤。关于作为主要角色的正德皇帝，既揭露他起居无节，性格反复无常，近小人、远君子、筑豹房、好嬉戏、贪女色、爱浪游的一面，可说众恶具备，的确是一个荒唐昏狂已极的君主，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探微索隐，从深细处发掘出其人心理和行为的复杂隐秘。例如，他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为此与所谓“嫡母”的张太后长期对立，并且严重影响到朝政国本，更加深了他蔑视传统和伦理礼仪的行为活动；又如，他对当时地位最低贱的乐籍妇女刘良女存在狂热的缠绵畸恋，做出过一些骇人惊闻、史所未见的痴情行为，又反映出这个超级色狼在感情领域的另一方面，他是用此来填充内心高度的空虚，要取得他在众多美女、娈童身上得不到的特殊感情寄托；他曾披戴甲胄、手执刀枪亲赴战争前沿，这不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鲁莽愚蠢的，但却也表现出他为实现建立不世武功的强烈幻想，表现出反乎常态的勇敢。他表面狂妄任性，顽固坚执谬见，酷狠地摧击异议，似乎信心十足，其实在内心深处，特别在当政的最后期，也处处流露出战栗惶恐，色厉内荏，对自己统治前景的忧心忡忡。他讳猪为朱，下诏在全国禁止畜猪吃猪；千方百计强行南游，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前去最繁华的苏杭；班师北上，却停留在京郊通州四十余日，不敢贸然进入北京。凡此，都充分显示出他的多重性格和复杂心态。在本书中都做了认真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单纯斥责他的荒淫昏狂，而是深入到传主不轻示人的内心世界，能够活脱脱地较为完整地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正德。
在本书中出现了近百个人物，因其不同重要性而占用长短不同的篇幅。但作者还是尽量注意描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个人特点、人品、政治倾向和轻重迥异的历史作用。例如，在奸佞方面，钱宁的阴谋恶行不同于刘瑾，而江彬又大异于钱宁，至于第二流的焦芳、刘宇、陆完、张彩等也多有自己凸出的丑恶嘴脸和手段，并没有用脸谱化的介绍。更又如，坚持正面抗争的人物，因所处的不同时段和地位，也由于性格和器识不同，李东阳不同于刘健和谢迁；马文升、刘大夏、韩文又不同于刘、谢、李；杨一清更不同于马、刘、韩；而王守仁也迥异于杨一清。他们各有着不同的行为风采、举止言谈和因时因势采取的谋略，并未流于忠奸之分的格式化。作者娓娓道来，有些地方写得栩栩如生，在阅读有些章节时，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到有所启发，耐人细读。
韦教授虽以章回小说形式写成《正德风云》一书，但他参考了很多明代官方文献档册与私人的诗文别集，与一般野史迥然不同。书中又有对政事人物的细微分析与宏观论述，多彩多姿，可以说是一部富于学术性的专书，又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它对有心研究明代中期史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座宝山，入山者必会满载而归。
写于加拿大温哥华时在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