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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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算不上杜诗中的杰作,但是通过比较朝鲜人李敬舆模仿此诗而作的次韵诗,仍然可从中清晰地看到杜诗的与众不同。首先,杜甫在诗歌中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去述说史实,并将各个事件紧密衔接,所以读他的诗,头脑里总能浮现出一幕幕画卷。其次,杜甫对感情的抒发,不是火山式的喷发,而是曲折婉转般的回旋,所以读他的诗,总让人感到情意深沉且回味绵长。再次,杜甫爱用典且善用典,他不仅通过改用与反用古人故事的方法来活用典故,还将典故与句子完美契合,做到用典而不留痕迹,所以读他的诗,总能兴趣盎然而不被字词所绊。朝鲜人李敬舆虽也极力模仿《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由于仅仅停留在样式布局的表层上,没能领悟杜诗之精髓,故其模仿的结果是形似而神异。
  关键词:杜甫;李敬舆;《赠司空王公思礼》;次韵;杜诗;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5011506
  关于“杜诗”的地位问题,唐代文人们的看法大都褒贬不一,但是在经历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北宋代表性诗人的提倡之后,“杜诗”的典范地位得以确立,其价值也被广泛认同,对“杜诗”的注释之风也随之兴起。此外,“杜诗”的典范地位并不局限于中国,在一水之隔的朝鲜,其文坛虽说也经历过学宋、学唐,兼取唐宋的风气变化,但是在尊儒排佛的朝鲜社会,杜甫的诗集被大量翻刻与新撰,在这一过程中读杜、学杜与拟杜之风开始盛行,因此,“杜诗”也是朝鲜文学史上的典范[1]。本文涉及的朝鲜文人李敬舆受杜甫《八哀诗》首篇《赠司空王公思礼》的影响而创作的次韵诗,无疑就是这种典范的体现。
  杜甫曾在《八哀诗》并序中说:“伤时盗贼未息,兴其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殁,遂不诠次焉。”可见《八哀诗》实是杜甫因“伤时”而“叹旧”,进而再到“怀贤”的“心折”结果。因为此诗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经历与兴起沉浮,其中涉及的国家情怀、人情冷暖、悲欢离合等社会现实问题,极易让人们产生共鸣[3],所以一旦相同的情景再次出现,《八哀诗》就自然会被人们在诗歌中提及,如朝鲜前期文人崔演在《柳判事挽》中说:“年来亲旧凋零尽,白首那堪赋八哀”[4]。可是当这种感情不能再通过一个简单的名词来表达时,人们索性会再仿写或者次韵一首,朝鲜文人李敬舆的次韵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自己次韵一事,他在序文中说:“思先将军支撑宇宙之义烈,多胤令公嗜义急困之厚恩,谨用杜工部八哀韵,忘拙追赋,以展前后之感。”[5]李敬舆的“次八哀诗”继承了杜甫创作《八哀诗》的精神,不仅字句押韵,而且构造上也力求相似。但是,通过仔细品味就会发现,杜甫与李敬舆在诗歌的具体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又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杜诗之所以为杜诗的魅力。因此本文的初衷便是通过比较杜甫《八哀诗》首篇《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与朝鲜人李敬舆的次韵诗,来进一步加深对杜诗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一、如画般的意象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6],的确,在王维诗歌广阔的意境中,总是能感受到一幅幅画面,而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却能看到由无数画面组成的人生画卷。何以见得? 不妨将杜甫和李敬舆在诗歌中对主人公经历的描写作一比较。
  将军为世出,久戢凌云翮。
  鹍鹏困泥沙,咫尺风涛隔。
  弯弧指天狼,抚剑望寒碛。敛迹行伍间,含智甘退斥。
  不好匹夫勇,谁知万人敌。旣有胸万甲,何须身八尺。
  气凌千尺虹,扬穿百步镝。驰横敬德矟,羽没李广石。
  宣城镇贼喉,彩增临淮壁。蓄勇日飨士,遇敌期一击。
  兵书通妙略,岂待元凯癖。平生裹革志,始与单于敌。(李敬舆)
  据朝鲜资料记载,金应河,铁原人氏,十四岁丧双亲,年十八暴虎杀之,人号为“将军”。身长八尺,志气磊落,慷慨有大节,善骑射,二十五岁武科及第,授予兵曹宣传官,次年因与上官不和,旋即遭罢归家,后受朴承宗、李廷龟的提拔,又先后出任宣传官、庆源判官,后官拜宣川郡守。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深河战役中,他担任朝鲜军左营将军,奋勇杀敌,至死不降,最后被努尔哈赤的后金军击杀于柳树下[7]。 所以,“将军为世出,久戢凌云翮。鹍鹏困泥沙,咫尺风涛隔”讲述的应该是金应河早年不太顺利的官场经历;“宣城镇贼喉,彩增临淮壁。蓄勇日飨士,遇敌期一击”说的是金应河在出任宣川郡守后的情况;其他诸句中所描绘的万人不当之勇、百步穿杨之功、熟读兵书之谋,都从不同方面为我们展现了金应河的优点。但是,李敬舆的这些描述,总让人感到无法走进金应河的生活,信息很多,却像一盘散沙,怎么都抓不起来。下面再来看看杜甫是如何描写王思礼的经历的。
  司空出东夷,童稚刷劲翮。追随燕蓟儿,颖锐物不隔。
  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碛。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
  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
  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
  九曲非外蕃,其王转深壁。飞兔不近驾,鸷鸟资远击。
  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胸襟日沈静,肃肃自有适。(杜甫)
  据《旧唐书·王思礼传》载:王思礼高丽人,父虔威为朔方将军。思礼少时即习戎旅生涯, 曾与哥舒翰以押衙之职,共从王忠嗣讨河西,后哥舒翰擢陇右节度使,王思礼又从哥舒翰讨九曲,安禄山反叛后,又随元帅哥舒翰征讨叛军。后因潼关失守,思礼问罪欲斩,被宰相所救,至德二年(757年),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后领军收东京,因其战功,迁兵部尚书,封霍国公。上元二年(761年)死,赠太尉官衔,谥曰“武烈”[8]33123313。杜甫在诗中对王思礼安史之乱前的人生作了一个慨括,他从少年时期一直写到中年横刀立马的场景,从描写的时间上来看是具有连贯性的。不仅如此,杜甫对王思礼每个时期的描述都非常贴切,简直就如同一幅画卷。“司空出东夷,童稚刷劲翮。追随燕蓟儿,颖锐物不隔”,描绘的是一个外夷模样的稚气少年勇猛征战的画面;“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碛。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描绘的是追随哥舒翰在沙漠中同敌人作战,勇猛无比以至犬戎之敌大为惊讶的场面;“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描写的是身材短小却精干的王思礼在万军之中左冲右突的场景;“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展现的是战争过后,王思礼取敌酋首级挂于马上,在河水中洗刷宝剑的场面。从以上描述可以发现,杜甫诗歌中的每一句都为大家展现了一幅主题画面,将这一幅幅画面连起来,王思礼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从男孩到勇士的人生画卷便映入眼帘。   同样是描写人物的经历,同样是使用铺陈的手法,为何李敬舆的描写散漫,而杜诗却传神呢?主要是因为杜甫采用了写实手法。对于杜甫来说,写实不仅仅是要描写那个真实的时代,也意味着要对具体事物和人物进行细腻、逼真的刻画。李敬舆与杜甫虽各自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史实,但李敬舆对人物的描写显然不够细致,杜甫的刻画更加细致入微。所以,杜诗在抒情时,总是情有所依,“感伤离乱,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他的叙述强调“述情切事”,他的抒情讲究时间与地点的具体情境[9]。而反观李敬舆的叙述,虽然也是在抒情,但是抒发的感情却找不到可依托的事情,只是高屋建瓴般的一带而过,所以他的叙述太过散漫,抒情显得华而不实。概而言之,李敬舆的诗之所以未能给读者呈现“画”的意象,是因为他只有纯粹的直抒胸臆式的“意”,却无供其支撑的“象”,而“意象”的境界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恰恰是这具体的“象”[10]。 “象”从写实中来,杜甫做到了这点。
  二、含蓄婉转的风格
  大凡对杜诗的研究,都会谈到“沉郁顿挫”的风格问题,认为杜诗具有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的特点[11]。这源自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对自己作品风格的夫子自道:“……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2]但是张安祖先生却认为用“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的创作风格并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杜甫的原意本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寓有深刻的讽喻意义”,对“沉郁顿挫”含义的误读是由于以往的研究者没有分析《进〈雕赋〉表》的具体内容造成的,因为《进〈雕赋〉表》的内容实际上是“揭示出小人在位而有才之士却没身蒿莱的现象,同时也寄寓着对最高统治者能够明辨是非改进用人之道的殷切期望”,由于这篇作品的讽谕意义“深刻有力”,所以杜甫才会拿自己的文章与杨雄和枚皋去做对比[13]137140。对于“沉郁顿挫”的解读,张先生的见解虽有不同,但是他也认同“沉郁顿挫”中蕴含着“曲折委婉” [13]139。那么,杜诗 “沉郁顿挫”中所表现出的“曲折委婉”或者“含蓄蕴藉”的风格又是什么呢? 罗宗强先生解释,杜诗 “悲伧、牢骚、不平、浓烈的巨大感情激越起来,似乎要爆发出来,要冲破闸门喷涌而出了,但立刻又回旋起来”[14],此话如何理解?还是通过比对杜甫与李敬舆在诗中的不同抒情方式来感受杜甫的这种风格吧!
  若非张巡死,几为雠人役。精忠九地埋,义声四海窄。
  衮褒纡皇眷,恩荣及窀穸。宠赠大司马,佳咏遍词客。
  神明感忠丹,邦诬得暴白。若论当时功,讵下中兴绩。
  靑毡续后庆,阃外树棨戟。(李敬舆)
  在1618年的深河战役中,朝鲜军元帅姜弘力先是指挥不利,后又率众投降后金军,而左营将金应河却至死不降,力战而亡。对于金应河的身后之事,朝鲜人闵仁伯这样记述:“本朝赠领议政,建庙于湾上,竖碑纪绩。皇帝诏赠辽东伯,差官致祭于庙,知制诰项再羽,撰辽东伯诏。嗟乎!有臣如此,可谓有光于吾东矣。”[15]由此可知,出于共同抗击后金的政治需要,明朝封金应河为伯爵,而朝鲜在“尊周大义”论的影响下,也为金应河立祠立传,写诗歌颂。朝鲜人李民宬就曾赋诗:“将军素号锐头公,一剑横当铁骑冲。麾下尽亡身独战,兵围四合势逾穷。未看先轸如生面,虚逆龙骧返旧封。名播华夷终不泯,千秋壮烈冠群雄。”[16]与李民宬一样,上文中李敬舆对金应河的描写也基本上立足于歌颂他的英名,这种强烈的情感贯穿始终,用近乎喷涌而出的气势,把金应河的身后事展现在读者面前,简言之,李敬舆的感情表达很直白。那么杜甫又是如何来描写王思礼的身后事的呢?
  及夫哭庙后,复领太原役。恐惧禄位高,怅望王土窄。
  不得见清时,呜呼就窀穸。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
  千秋汾晋间,事与云水白。昔观文苑传,岂述廉蔺绩。
  嗟嗟邓大夫,士卒终倒戟。(杜甫)
  王思礼在太原见证了自己人生的高峰: “干元二年……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寻加守司空。自武德已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8]3313可是,纵观以上诗句,我们看不到杜甫对王思礼所取得荣耀的赞美,却表达了对王思礼死在太原任上以及自己没能去吊哀的叹息之情。与李敬舆在表达对金应河的赞美时那种感情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的气势不同,杜甫的表达含蓄、婉转,他的叹息与追怀之情虽说通过“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一句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感情却是通过“昔观文苑传,岂述廉蔺绩。嗟嗟邓大夫,士卒终倒戟”这一看似不太相关的句子来升华的。
  要想理解这两句,不妨先看清人钱谦益对“邓大夫”一词的批注,他说:“思礼薨,管崇嗣代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数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礼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见称,至太原以镇抚纪纲为己任,检覆军吏隐没者,军众愤怒,遂杀景山。”[17]在钱谦益看来,邓景山原是文吏,习惯了纸上谈兵,有治军之心却无镇抚之才,最后导致被杀身亡。此处不禁要问,杜甫描述邓景山被杀之事是何用意呢?清人浦起龙曾对这四句这样评价:“结四妙甚,借继起之拘文偾事者,相行咏叹,翻用左公颖考叔纯孝结法,予考叔而庄公之罪见,伤景山耳司空之才见也。”[18]由此看来,杜甫在这里是借邓景山被杀来反衬王思礼的治军理政能力。清人杨伦说《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的后三段有“平叙中见穿插补缀之妙”[19],“穿插补缀之妙”不仅指杜甫对王思礼人生各个阶段的详细描述,还包含着杜甫在结尾表达感情时所使用的反衬手法。杜甫为什么不直接抒发而要用反衬手法呢?这是因为杜甫在作诗时有着自己追求的境界,表现在手法上就是“含蓄婉转”“委婉曲折”。人们常说杜诗是“诗史”,因为他以诗为史,所以描写历史事件时,除了客观叙述外,更强调诗意的手法,正如清人洪亮吉所言“李青莲之诗,佳处在不着纸,杜浣花之诗,佳处在力透纸背”[20]。李白以浪漫豪情写诗,所以诗风飘逸、天马行空,不在乎字句的雕琢与构造;杜甫却不一样,他以现实生活写诗,讲究构思深细,强调与读者感情的共鸣。在《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中,杜甫对王思礼逝去的叹息情感,在经历了前文多种铺垫式的叙述终将爆发时,却话锋一转,用反衬的手法代替了直白的表达,并将这种感情升华到了另一个高度。如果说李敬舆的感情表达是平面的,那么杜甫的表达就是立体的。正如罗宗强所言,他的感情虽说汹涌澎湃,但在呼之欲出那一刻又回旋起来,而恰恰是这样的回旋,展现了杜甫对情感的拿捏和表达是非常细腻和含蓄的。杜诗的感情抒发与李敬舆的火山喷发式不一样,他讲究浑厚与深沉,这就是杜诗的特色。   三、典故的活用
  杜甫爱用典故,“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然而,杜甫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典故,而是据事抒情,做到活用典故且不留痕迹[21]。李敬舆也不例外,在次韵诗中大量用典, 如“气凌千尺虹,扬穿百步镝。驰横敬德矟,羽没李广石……都将子龙胆,隻手狂澜搤。壮烈照后世,秋霜共浙沥”。他用“李广”“子龙”二词道出了金应河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勇猛无敌、浑身是胆的气势;又用“张巡”一词传达了金应河为国尽忠、力战而死的高贵气节。李敬舆用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熟典”,来加深对金应河人物形象的刻画。杜甫在《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中也大量运用“熟典”,比如“翠华卷飞雪,熊虎亘阡陌。屯兵凤凰山,帐殿泾渭辟。金城贼咽喉,诏镇雄所搤。禁暴清无双,爽气春浙沥”。他用“翠华”和“熊虎”二词分别表示天子之旗与将士之旗;又用“禁暴”一词展现王思礼治理社会治安和处理民情的能力。因此李敬舆和杜甫一样,通过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典故来增加诗歌的表达效果。
  另外,《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还有活用典故的现象。杜甫在表达对王思礼逝去的叹息与悲痛时,说到“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这里的“五湖舟”与“田横客”都借用了典故。《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之事:“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22]这里司马迁说范蠡乘扁舟浮游江湖,乃是指范蠡功成身退之事,所以此处杜甫的“五湖舟”是不是也指王思礼的功成身退之意呢?清人仇兆鳖不这么认为,他说:“旧注引范蠡乘舟泛五湖,谓思礼有功成身退之志,非也”[2]1378;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中更一步明确指出杜甫在夔州时,唐王朝局势继续恶化,不见好转,加之杜甫身体多病,好友相识也多半不在人世,他大量的怀旧与咏史诗就是在这样一个失望、孤独、压抑的心态中完成的,而《八哀诗》就是这一时期怀念友人的诗篇[23]。杜甫僻居夔州时,经常在多地流离辗转,虽说不是没有想过回到京城,但是以他当时的境遇,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所以清人杨伦对“永系五湖舟”一句笺注到“公虽在夔,长思出峡”[19],由此可见,“永系五湖舟”说的是杜甫当时在夔州的实际情况,喻指自己不能前去吊唁的缘由。这里杜甫虽说借用了范蠡驾扁舟泛浮江海的典故,但是其意却不是表达什么功成身退之心,而是对不能前去吊唁的说明,这显然是活用了范蠡的典故又没有拘于原意。“田横客”的典故原出自《史记·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大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田横客”原意是讲田横死后,他的门客尽忠效死以报知遇之恩的事情。可在“悲甚田横客”一句中,“田横客”传达的却是杜甫对王思礼之死的悲痛欲绝之情,这显然也没有照搬原典之意,而是很好地改用了典故。明白了杜甫在“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中活用典故的内涵后,也就能体会清人浦起龙所说的“两句公自谓也”[18]。
  如果说上面的活用典故算是杜甫从正面对原意的一种改用,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活用中的另一个层面,即反用典故。比如在“潼关初溃散,万乘犹辟易。偏裨无所施,元帅见手格”一句中,杜甫记载了潼关失守之后,唐玄宗避走蜀地,元帅哥舒翰被安禄山叛军俘获之事[2]13751376。这里的“手格”一词原出自《史记·殷本纪》:“材力过人,手格猛兽”[24];也见于《汉书·东方朔传》中说东方朔“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嫁稻秔之地”[25]一句,可见典故中的“手格”原是用手擒拿的意思。而事实上哥舒翰是被安禄山叛军擒获,所以杜甫的“手格”是被人擒拿的意思,反用了“手格”一词的含义。当然,不论是改用还是反用,这些用典痕迹都是有迹可循的。在《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中,杜甫还为我们展现了用典中的最高境界,那便是不留痕迹。比如说到王思礼当年收复九曲时,他写道:“九曲非外蕃,其王转深壁”,前句说的是由于王思礼的征伐,九曲之地被纳入唐朝版图,不再是外藩之地,而吐蕃王大败后逃之夭夭的情景,紧接着他便感慨“飞兔不近驾,鸷鸟资远击”,这句话中也使用了“飞兔”这个典故,但奇妙的是就算读者不懂这个典故的内涵,也不影响对全句意思的理解。简单地说,即便读者根据“鸷鸟”善于扑捉猎物这一点,把“飞兔”理解为跑得飞快的兔子,也不影响对诗句的理解。事实上,《吕氏春秋》云:“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26],可见“飞兔”不是跑得飞快的兔子,而是日行千里的神驹。后句的意思就可以解读为“神驹不可像一般马那样屈驾,猛禽的作用就是要长途奔袭”,这是杜甫在前句描绘王思礼的功绩后所抒发的王思礼之才实可堪当大任的感叹。这里杜甫用典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即便不知道“飞兔”的典故,也不影响诗意的完整传达,因为典故早已融入句子当中,且契合得非常完美。所以,李敬舆虽说极力模仿杜甫的字句,也用了很多典故,但是却不能像杜甫那样把典故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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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解祥林嫂意义时,现代性价值立场的确立使得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具有标出意味的整体被区隔出来。这种视域将祥林嫂身处其中的三重文化空间理解为封建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并导致祥林嫂与“我”之间对称性的叙事一直未被言及。事实上,祥林嫂意义的复杂结构正表现为发生于山里文化空间与鲁镇文化空间之间的悲剧命运,由来自外面即第三重文化空间的“我”所讲述。从这个文本现场出发,我们或许能获得祥林嫂出走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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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关键词:秦嘉;徐淑;楚风;秦韵;中国文学地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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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东文学承续儒家文化传统,具有沉重的忧患感和鲜明的道德意识。山东作家赵德发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影响,擅长在富有地域色彩的山川风物描写中讲述人伦故事,将重道守义、温柔敦厚的山东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具典型意义。赵德发的乡土小说关注农民与土地、农民与道德的关系,写出了对土地怀有神圣情感的“地之子”们诚实守信、纯朴温厚的美好品德。赵德发塑造了许多地母般的人物形象,她们以坚韧博大的胸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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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学说。它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对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法律的社会结构以及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进行总体批判。这种总体革命观要求把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来对待,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柯尔施的这种“反哲学”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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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大钊没有明确阐述自己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倾向,但《岁晚寄友》为此提供了线索。《岁晚寄友》的写作时间,学界基本持辛亥革命后和1909年冬两种说法,考察李大钊《岁晚寄友》中的关键词及其他几首早期诗歌,《岁晚寄友》作于1908年底至1909年初的可能性比较大。  关键词:李大钊;《岁晚寄友》;九世仇;蒋卫平;《李大钊全集》  中图分类号:A8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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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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