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九龄(673/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文献公”。进士及第,历任校书郎、左补阙、洪州都督、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知制诰、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宰相等职。张九龄宦海一生,刚直不阿,大公至正,功绩卓著,有“从岭南走出的第一位宰相”和“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之誉,尤以“唐朝最有風度的宰相”彪炳青史。
一、少有才名,进士及第入仕途
张九龄自幼聪颖敏慧,笃学不倦,九岁即写得一手好文章,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13岁时,张九龄前往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读到他的文章,不由啧啧称奇,看了一遍又一遍,依旧爱不释手,对左右的人赞叹道:“此子必能致远。”[1]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张九龄进京应进士第,时任主考官的是考功郎给事中沈佺期。沈佺期学富五车,又是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一般人物极难入其法眼,看了张九龄的试卷连连击节赞叹,极为赏识。于是,张九龄进士及第,被授予校书郎。
宰相张说读了张九龄的文章,夸奖说“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对张九龄青眼有加。张说是朝廷重臣,又博学多才,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且在民间亦素有雅望,他对张九龄的称许,使得本已崭露头角、文名炽盛的张九龄更加身价倍增。
神龙四年(708),太子李隆基欲有所作为,广征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选拔时贤,张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被擢升为右拾遗。先天元年(712),李隆基即位为帝,是为唐玄宗,张九龄迁任左拾遗。
二、辞官归养,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身为谏官,建言献策抨击时弊乃职责所系,加之其性“尚直”,有胆识,有远见,爱憎分明,刚直不阿,无所畏惧,满腔报国热情时时激荡不已,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于是,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成为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
他不但频频上书玄宗“指点江山”,而且对朝中大臣也广发议论,他甚至给宰相姚崇写信,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提醒姚崇,务须“远谄躁,进纯厚”。[2]
张九龄与姚崇可不是一个重量级。论年龄,此时的姚崇已逾知天命之年,比张九龄年长20多岁,对毛头小伙儿张九龄来说,堪称长辈;论资历,姚崇曾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位列宰相,并常兼兵部尚书,在玄宗朝位居首相,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论人脉,姚崇深得玄宗的器重与信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满朝文武多出其门下,如果说姚崇是大海,张九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滴水而已。
姚崇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张九龄这样一个晚辈、毛头小伙儿,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而张九龄呢,又颇为“不识相”,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毫不退让。
于是,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深陷矛盾漩涡之中的张九龄深知,要同姚崇这个“巨无霸型”的对手“斗法”,自己远不够资格,索性找个借口,以秩满为由,上书玄宗,请求辞官归养。时在开元四年(716)秋。
张九龄辞官归乡,必经大庾岭。
大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为南岭中“五岭”之一。相传汉武帝时将军庾胜率大军在岭下筑城,岭上建寨,戍守于此,以征战南越,故得名庾岭。大庾岭古道始建于秦朝,自古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在粤汉铁路修筑之前一直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必经之路。那时虽有此古道可通达南北,但岭路险峻狭窄,且在唐之前屡修屡毁,时有坍塌壅阻,“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人苦峻极,行迳夤缘”[3]。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渐趋繁荣,特别是岭南地区坐收沿海之利,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繁荣空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凿大庾岭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便成为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当务之急。
张九龄自幼生活于岭南,数度往返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特别是此次由长安返归故里,对于大庾岭行路之艰难感喟良多。回到岭南的张九龄,虽处江湖之远,但萦怀的依然是矢志报国,为君分忧,征尘未洗,便急急上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亲自主持古道的开凿拓宽工程,趁着农闲季节,征集民夫,展开会战。张九龄亲临现场,风餐露宿,设计勘察,缘磴道,披灌丛,不辞辛劳,组织和指挥施工。经艰苦奋战,开凿修筑出一条二十余里长、一丈多宽的道路。从此,大庾岭不再被人们视为畏途,南北通达,一时行人如织,商贾云集,摩肩接踵,鱼贯而行,畅通无阻,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拜相罢相,忠贞耿介折槛风
开元六年(718)春,唐玄宗李隆基将张九龄召回京都,授职左补阙。此时,姚崇已罢相,张九龄深得玄宗宠爱和信赖,仕途一帆风顺——
开元七年(719),改任礼部员外郎。
开元十年(722),迁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十一年(723),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改任太常少卿。
开元十五年(727),外放任洪州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再次应诏入朝,授职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
开元二十年(732)二月,转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后又兼知制诰。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擢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
张九龄宦海沉浮几十年,一步步做到了宰相,变换的是职务和责任,永远不变的是他那颗忠贞赤诚的报国之心,是他那无所畏惧建言直谏的坦荡胸怀,是他那刚正不阿、耿介狷直的折槛风范。为坚守正义,他数度忤怒玄宗,更不怕得罪权臣贵胄。 唐玄宗即位后,武氏得宠。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废王皇后,特封武氏为惠妃,虽封号为惠妃,由于甚得玄宗宠爱,其在宫中的礼遇却等同于皇后。这样一来,武惠妃越发野心勃勃,她大刮枕头风撺掇玄宗,企图废掉太子李瑛,改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大臣们虽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因惧怕惹祸上身,都三缄其口。张九龄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數度力谏玄宗放弃这个念头。“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4]张九龄闻之怒不可遏,厉声将宦官牛贵儿喝退,并立即将此事报告玄宗。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张九龄虽然得罪了武惠妃,也使得玄宗大为不快,但却保全了太子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张九龄罢相后,太子李瑛失去了翼蔽,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一起被废为庶人,不久,皆遇害身死。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率部抵御契丹兵来犯,立了大功,玄宗一时高兴,要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示奖励。张九龄直言不讳地劝谏说:“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4]意思是,宰相是代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不能视同儿戏,拿宰相的高位来奖赏功劳。亘古以来,国家的衰败,大都是由用非其人和官员奸邪所致。见张九龄如此坚决反对,玄宗不得退一步,问张九龄说:“仅仅给他一个名号如何?”张九龄寸步不让,斩钉截铁地回答:“名号也不能随便给啊。假若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每年千秋节,玄宗都要举行盛大宴会和乐舞表演,与文武百官、百姓同乐。有一年“千秋节”,群臣纷纷在大殿上向玄宗祝贺,献上奇珍异宝。张九龄郑重地双手高擎起一个布包,朗声奏道:“微臣向陛下敬献一方宝镜。”群臣的视线一下子凝聚到了这个布包上。当侍臣打开布包,哪里是什么“宝镜”,原来是张九龄撰写的五卷本《千秋金鉴录》。为撰写这部书,张九龄费尽心血,举凡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案例,劝谏玄宗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玄宗在自己寿诞之日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礼物,心中五味杂陈,不过当着群臣的面,还是对张九龄大加称赞。
其时,正值开元盛世,又潜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李隆基逐渐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听不得逆耳忠言,怠慢朝政,宠信奸佞。玄宗欲提拔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宰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反对,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5]玄宗不以为然,依然擢升李林甫为相。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屡屡劝阻,上奏说:“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4]李林甫则不断在玄宗面前煽风点火,极力荐举牛仙客,攻击张九龄书呆子气十足,不知变通。张九龄呢,依然毫无通融余地,再三阻止玄宗提拔牛仙客,结果,惹得玄宗大发雷霆,“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6]
由于张九龄屡屡直言犯上,再加上李林甫等一帮奸佞明里暗里挑拨离间,恶意中伤,玄宗对张九龄越来越疏远,以致渐渐失去信任。开元二十四年(736)秋,玄宗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一把白羽扇。秋日得扇,张九龄即刻明白——自己离开相位到一边“凉快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不久,张九龄被罢知政事,只留下尚书右丞相的空头衔,后又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被逐出京师。
四、玄宗每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被张九龄的一再犯颜直谏弄得大光其火,将他逐出朝廷,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内心深处却又割舍不掉对他的钦慕和依恋,特别是对张九龄的翩翩风度更是钦仰有加。即使在张九龄被罢相之后,每当有大臣向玄宗推荐官员人选,他总要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看来,玄宗是张九龄的“铁杆粉丝”和“风度控”。
张九龄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温文尔雅,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任何时候都十分注重着装仪表,总是装束得体,气质高雅,风流倜傥,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为之倾倒的迷人魅力。当时,大臣们上朝,必携带笏板,以应工作之需,上朝之时都是把笏板往腰间一别,犹如乡野村夫腰里掖着一支大烟袋。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实在大煞风景,便别出心裁,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芴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命仆人捧在手中,相随于身后,自己则从从容容,昂首阔步,悠然前行。玄宗远远望见,频频颔首,赞赏有加,群臣竞相效仿,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九龄风度”的背后,是他那学富五车、腹藏万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深厚底蕴基础上生发出的笃实厚重、包容万物的仁者情怀,刚直不阿、无惧生死的一身正气,竭诚尽忠、矢志报国的赤子之情,识人鉴物、把脉天下的深邃目光。
张九龄少以文名享誉乡里,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作为宰相诗人或诗人宰相,他一生创作丰富,尤其五言古诗成就极高,其诗作《感遇》,名列《唐诗三百首》卷首,《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风流,唱绝千古,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有《曲江集》20卷传世。明代文学泰斗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我们可以想象,张九龄一代儒宗的厚重和典雅、宽仁和睿智,诗坛翘楚的激情和热烈、敏锐和灵性,给“九龄风度”注入了怎样的魅力和别样风采。
五、大公至正,慧眼独具识人明
张九龄独具慧眼,目光深邃,又大公至正,任人唯贤,他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据《旧唐书·张九龄列传》:“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意思是,张九龄以善于鉴别人才,且公正无私备受推崇,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让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考核他们的等级,前后多次,每次都被称赞公平恰当。 “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4]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向玄宗举荐王维为右拾遗,而对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之流则嗤之以鼻,屡屡力谏玄宗远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范阳偏校的安禄山入朝奏事,态度极为傲慢,张九龄明察秋毫,一眼就看透了安禄山的奸诈嘴脸,忧心忡忡地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4]不久,安禄山在讨伐奚族和契丹的战斗中惨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含糊,主张立即将安禄山杀掉,在报告上批示道:“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4]
只可惜唐玄宗李隆基刚愎自用,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为宣示所谓“皇恩”,欲将安禄山无罪释放。张九龄极言不可,上奏说:“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4]怎奈玄宗只当清风过耳边,一意孤行,当即赦免了安禄山,纵虎归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祸患。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溘然长逝,终年68岁(另说63岁),玄宗追赠其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张九龄撒手人寰,当年他主张立即杀掉的安禄山却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偏校一路做到了节度使加官左仆射。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凶相毕露,于范阳起兵,公开举旗造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陷落前仓皇奔蜀。此时,开元盛世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玄宗一路西逃,但见兵燹遍地,满目疮痍,呻吟载道,尝尽了养虎成患的恶果,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张九龄劝他诛杀安禄山的往事,不由追悔莫及,潸然泪下,随口吟出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并遣使前往韶州张九龄墓前祭奠,遥寄哀思。
六、品评
张九龄少以才名饮誉乡里,诗文俱佳,尤以五言诗成就极高,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宦海一生,位极人臣,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公至正,刚直不阿,一腔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为坚守正义,屡屡忤怒玄宗,得罪权贵,无所畏惧,几十年初心不改,颇有西汉名臣朱云折槛之风。张九龄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卓越贡献,独具风韵的“九龄风度”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明朝散文家归有光谓之:“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
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夫之谓之:“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南宋学者徐钧赋诗赞曰:
禄山必兆边陲祸,
林甫终贻庙社忧。
二事眼前君不悟,
何须金鉴录千秋。
参考文献:
[1][北宋]刘昫.旧唐书·张九龄列传[Z].
[2][唐]张九龄.上姚令公书[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Z].
[3][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Z].
[4][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张九龄列传[Z].
[5][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李林甫[z].
[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z].
(作者系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少有才名,进士及第入仕途
张九龄自幼聪颖敏慧,笃学不倦,九岁即写得一手好文章,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13岁时,张九龄前往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读到他的文章,不由啧啧称奇,看了一遍又一遍,依旧爱不释手,对左右的人赞叹道:“此子必能致远。”[1]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张九龄进京应进士第,时任主考官的是考功郎给事中沈佺期。沈佺期学富五车,又是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一般人物极难入其法眼,看了张九龄的试卷连连击节赞叹,极为赏识。于是,张九龄进士及第,被授予校书郎。
宰相张说读了张九龄的文章,夸奖说“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对张九龄青眼有加。张说是朝廷重臣,又博学多才,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且在民间亦素有雅望,他对张九龄的称许,使得本已崭露头角、文名炽盛的张九龄更加身价倍增。
神龙四年(708),太子李隆基欲有所作为,广征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选拔时贤,张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被擢升为右拾遗。先天元年(712),李隆基即位为帝,是为唐玄宗,张九龄迁任左拾遗。
二、辞官归养,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身为谏官,建言献策抨击时弊乃职责所系,加之其性“尚直”,有胆识,有远见,爱憎分明,刚直不阿,无所畏惧,满腔报国热情时时激荡不已,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于是,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成为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
他不但频频上书玄宗“指点江山”,而且对朝中大臣也广发议论,他甚至给宰相姚崇写信,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提醒姚崇,务须“远谄躁,进纯厚”。[2]
张九龄与姚崇可不是一个重量级。论年龄,此时的姚崇已逾知天命之年,比张九龄年长20多岁,对毛头小伙儿张九龄来说,堪称长辈;论资历,姚崇曾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位列宰相,并常兼兵部尚书,在玄宗朝位居首相,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论人脉,姚崇深得玄宗的器重与信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满朝文武多出其门下,如果说姚崇是大海,张九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滴水而已。
姚崇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张九龄这样一个晚辈、毛头小伙儿,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而张九龄呢,又颇为“不识相”,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毫不退让。
于是,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深陷矛盾漩涡之中的张九龄深知,要同姚崇这个“巨无霸型”的对手“斗法”,自己远不够资格,索性找个借口,以秩满为由,上书玄宗,请求辞官归养。时在开元四年(716)秋。
张九龄辞官归乡,必经大庾岭。
大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为南岭中“五岭”之一。相传汉武帝时将军庾胜率大军在岭下筑城,岭上建寨,戍守于此,以征战南越,故得名庾岭。大庾岭古道始建于秦朝,自古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在粤汉铁路修筑之前一直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必经之路。那时虽有此古道可通达南北,但岭路险峻狭窄,且在唐之前屡修屡毁,时有坍塌壅阻,“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人苦峻极,行迳夤缘”[3]。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渐趋繁荣,特别是岭南地区坐收沿海之利,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繁荣空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凿大庾岭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便成为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当务之急。
张九龄自幼生活于岭南,数度往返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特别是此次由长安返归故里,对于大庾岭行路之艰难感喟良多。回到岭南的张九龄,虽处江湖之远,但萦怀的依然是矢志报国,为君分忧,征尘未洗,便急急上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亲自主持古道的开凿拓宽工程,趁着农闲季节,征集民夫,展开会战。张九龄亲临现场,风餐露宿,设计勘察,缘磴道,披灌丛,不辞辛劳,组织和指挥施工。经艰苦奋战,开凿修筑出一条二十余里长、一丈多宽的道路。从此,大庾岭不再被人们视为畏途,南北通达,一时行人如织,商贾云集,摩肩接踵,鱼贯而行,畅通无阻,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拜相罢相,忠贞耿介折槛风
开元六年(718)春,唐玄宗李隆基将张九龄召回京都,授职左补阙。此时,姚崇已罢相,张九龄深得玄宗宠爱和信赖,仕途一帆风顺——
开元七年(719),改任礼部员外郎。
开元十年(722),迁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十一年(723),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改任太常少卿。
开元十五年(727),外放任洪州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再次应诏入朝,授职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
开元二十年(732)二月,转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后又兼知制诰。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擢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
张九龄宦海沉浮几十年,一步步做到了宰相,变换的是职务和责任,永远不变的是他那颗忠贞赤诚的报国之心,是他那无所畏惧建言直谏的坦荡胸怀,是他那刚正不阿、耿介狷直的折槛风范。为坚守正义,他数度忤怒玄宗,更不怕得罪权臣贵胄。 唐玄宗即位后,武氏得宠。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废王皇后,特封武氏为惠妃,虽封号为惠妃,由于甚得玄宗宠爱,其在宫中的礼遇却等同于皇后。这样一来,武惠妃越发野心勃勃,她大刮枕头风撺掇玄宗,企图废掉太子李瑛,改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大臣们虽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因惧怕惹祸上身,都三缄其口。张九龄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數度力谏玄宗放弃这个念头。“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4]张九龄闻之怒不可遏,厉声将宦官牛贵儿喝退,并立即将此事报告玄宗。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张九龄虽然得罪了武惠妃,也使得玄宗大为不快,但却保全了太子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张九龄罢相后,太子李瑛失去了翼蔽,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一起被废为庶人,不久,皆遇害身死。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率部抵御契丹兵来犯,立了大功,玄宗一时高兴,要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示奖励。张九龄直言不讳地劝谏说:“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4]意思是,宰相是代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不能视同儿戏,拿宰相的高位来奖赏功劳。亘古以来,国家的衰败,大都是由用非其人和官员奸邪所致。见张九龄如此坚决反对,玄宗不得退一步,问张九龄说:“仅仅给他一个名号如何?”张九龄寸步不让,斩钉截铁地回答:“名号也不能随便给啊。假若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每年千秋节,玄宗都要举行盛大宴会和乐舞表演,与文武百官、百姓同乐。有一年“千秋节”,群臣纷纷在大殿上向玄宗祝贺,献上奇珍异宝。张九龄郑重地双手高擎起一个布包,朗声奏道:“微臣向陛下敬献一方宝镜。”群臣的视线一下子凝聚到了这个布包上。当侍臣打开布包,哪里是什么“宝镜”,原来是张九龄撰写的五卷本《千秋金鉴录》。为撰写这部书,张九龄费尽心血,举凡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案例,劝谏玄宗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玄宗在自己寿诞之日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礼物,心中五味杂陈,不过当着群臣的面,还是对张九龄大加称赞。
其时,正值开元盛世,又潜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李隆基逐渐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听不得逆耳忠言,怠慢朝政,宠信奸佞。玄宗欲提拔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宰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反对,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5]玄宗不以为然,依然擢升李林甫为相。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屡屡劝阻,上奏说:“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4]李林甫则不断在玄宗面前煽风点火,极力荐举牛仙客,攻击张九龄书呆子气十足,不知变通。张九龄呢,依然毫无通融余地,再三阻止玄宗提拔牛仙客,结果,惹得玄宗大发雷霆,“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6]
由于张九龄屡屡直言犯上,再加上李林甫等一帮奸佞明里暗里挑拨离间,恶意中伤,玄宗对张九龄越来越疏远,以致渐渐失去信任。开元二十四年(736)秋,玄宗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一把白羽扇。秋日得扇,张九龄即刻明白——自己离开相位到一边“凉快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不久,张九龄被罢知政事,只留下尚书右丞相的空头衔,后又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被逐出京师。
四、玄宗每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被张九龄的一再犯颜直谏弄得大光其火,将他逐出朝廷,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内心深处却又割舍不掉对他的钦慕和依恋,特别是对张九龄的翩翩风度更是钦仰有加。即使在张九龄被罢相之后,每当有大臣向玄宗推荐官员人选,他总要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看来,玄宗是张九龄的“铁杆粉丝”和“风度控”。
张九龄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温文尔雅,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任何时候都十分注重着装仪表,总是装束得体,气质高雅,风流倜傥,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为之倾倒的迷人魅力。当时,大臣们上朝,必携带笏板,以应工作之需,上朝之时都是把笏板往腰间一别,犹如乡野村夫腰里掖着一支大烟袋。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实在大煞风景,便别出心裁,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芴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命仆人捧在手中,相随于身后,自己则从从容容,昂首阔步,悠然前行。玄宗远远望见,频频颔首,赞赏有加,群臣竞相效仿,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九龄风度”的背后,是他那学富五车、腹藏万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深厚底蕴基础上生发出的笃实厚重、包容万物的仁者情怀,刚直不阿、无惧生死的一身正气,竭诚尽忠、矢志报国的赤子之情,识人鉴物、把脉天下的深邃目光。
张九龄少以文名享誉乡里,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作为宰相诗人或诗人宰相,他一生创作丰富,尤其五言古诗成就极高,其诗作《感遇》,名列《唐诗三百首》卷首,《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风流,唱绝千古,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有《曲江集》20卷传世。明代文学泰斗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我们可以想象,张九龄一代儒宗的厚重和典雅、宽仁和睿智,诗坛翘楚的激情和热烈、敏锐和灵性,给“九龄风度”注入了怎样的魅力和别样风采。
五、大公至正,慧眼独具识人明
张九龄独具慧眼,目光深邃,又大公至正,任人唯贤,他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据《旧唐书·张九龄列传》:“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意思是,张九龄以善于鉴别人才,且公正无私备受推崇,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让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考核他们的等级,前后多次,每次都被称赞公平恰当。 “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4]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向玄宗举荐王维为右拾遗,而对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之流则嗤之以鼻,屡屡力谏玄宗远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范阳偏校的安禄山入朝奏事,态度极为傲慢,张九龄明察秋毫,一眼就看透了安禄山的奸诈嘴脸,忧心忡忡地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4]不久,安禄山在讨伐奚族和契丹的战斗中惨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含糊,主张立即将安禄山杀掉,在报告上批示道:“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4]
只可惜唐玄宗李隆基刚愎自用,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为宣示所谓“皇恩”,欲将安禄山无罪释放。张九龄极言不可,上奏说:“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4]怎奈玄宗只当清风过耳边,一意孤行,当即赦免了安禄山,纵虎归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祸患。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溘然长逝,终年68岁(另说63岁),玄宗追赠其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张九龄撒手人寰,当年他主张立即杀掉的安禄山却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偏校一路做到了节度使加官左仆射。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凶相毕露,于范阳起兵,公开举旗造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陷落前仓皇奔蜀。此时,开元盛世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玄宗一路西逃,但见兵燹遍地,满目疮痍,呻吟载道,尝尽了养虎成患的恶果,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张九龄劝他诛杀安禄山的往事,不由追悔莫及,潸然泪下,随口吟出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并遣使前往韶州张九龄墓前祭奠,遥寄哀思。
六、品评
张九龄少以才名饮誉乡里,诗文俱佳,尤以五言诗成就极高,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宦海一生,位极人臣,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公至正,刚直不阿,一腔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为坚守正义,屡屡忤怒玄宗,得罪权贵,无所畏惧,几十年初心不改,颇有西汉名臣朱云折槛之风。张九龄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卓越贡献,独具风韵的“九龄风度”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明朝散文家归有光谓之:“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
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夫之谓之:“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南宋学者徐钧赋诗赞曰:
禄山必兆边陲祸,
林甫终贻庙社忧。
二事眼前君不悟,
何须金鉴录千秋。
参考文献:
[1][北宋]刘昫.旧唐书·张九龄列传[Z].
[2][唐]张九龄.上姚令公书[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Z].
[3][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Z].
[4][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张九龄列传[Z].
[5][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李林甫[z].
[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z].
(作者系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