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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673/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文献公”。进士及第，历任校书郎、左补阙、洪州都督、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知制诰、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宰相等职。张九龄宦海一生，刚直不阿，大公至正，功绩卓著，有“从岭南走出的第一位宰相”和“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之誉，尤以“唐朝最有風度的宰相”彪炳青史。
一、少有才名，进士及第入仕途
张九龄自幼聪颖敏慧，笃学不倦，九岁即写得一手好文章，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13岁时，张九龄前往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读到他的文章，不由啧啧称奇，看了一遍又一遍，依旧爱不释手，对左右的人赞叹道：“此子必能致远。”[1]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张九龄进京应进士第，时任主考官的是考功郎给事中沈佺期。沈佺期学富五车，又是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一般人物极难入其法眼，看了张九龄的试卷连连击节赞叹，极为赏识。于是，张九龄进士及第，被授予校书郎。
宰相张说读了张九龄的文章，夸奖说“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对张九龄青眼有加。张说是朝廷重臣，又博学多才，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且在民间亦素有雅望，他对张九龄的称许，使得本已崭露头角、文名炽盛的张九龄更加身价倍增。
神龙四年（708），太子李隆基欲有所作为，广征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选拔时贤，张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被擢升为右拾遗。先天元年（712），李隆基即位为帝，是为唐玄宗，张九龄迁任左拾遗。
二、辞官归养，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身为谏官，建言献策抨击时弊乃职责所系，加之其性“尚直”，有胆识，有远见，爱憎分明，刚直不阿，无所畏惧，满腔报国热情时时激荡不已，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于是，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成为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
他不但频频上书玄宗“指点江山”，而且对朝中大臣也广发议论，他甚至给宰相姚崇写信，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提醒姚崇，务须“远谄躁，进纯厚”。[2]
张九龄与姚崇可不是一个重量级。论年龄，此时的姚崇已逾知天命之年，比张九龄年长20多岁，对毛头小伙儿张九龄来说，堪称长辈;论资历，姚崇曾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位列宰相，并常兼兵部尚书，在玄宗朝位居首相，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论人脉，姚崇深得玄宗的器重与信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满朝文武多出其门下，如果说姚崇是大海，张九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滴水而已。
姚崇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张九龄这样一个晚辈、毛头小伙儿，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而张九龄呢，又颇为“不识相”，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毫不退让。
于是，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深陷矛盾漩涡之中的张九龄深知，要同姚崇这个“巨无霸型”的对手“斗法”，自己远不够资格，索性找个借口，以秩满为由，上书玄宗，请求辞官归养。时在开元四年（716）秋。
张九龄辞官归乡，必经大庾岭。
大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为南岭中“五岭”之一。相传汉武帝时将军庾胜率大军在岭下筑城，岭上建寨，戍守于此，以征战南越，故得名庾岭。大庾岭古道始建于秦朝，自古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在粤汉铁路修筑之前一直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必经之路。那时虽有此古道可通达南北，但岭路险峻狭窄，且在唐之前屡修屡毁，时有坍塌壅阻，“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人苦峻极，行迳夤缘”[3]。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渐趋繁荣，特别是岭南地区坐收沿海之利，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繁荣空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凿大庾岭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便成为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当务之急。
张九龄自幼生活于岭南，数度往返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特别是此次由长安返归故里，对于大庾岭行路之艰难感喟良多。回到岭南的张九龄，虽处江湖之远，但萦怀的依然是矢志报国，为君分忧，征尘未洗，便急急上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亲自主持古道的开凿拓宽工程，趁着农闲季节，征集民夫，展开会战。张九龄亲临现场，风餐露宿，设计勘察，缘磴道，披灌丛，不辞辛劳，组织和指挥施工。经艰苦奋战，开凿修筑出一条二十余里长、一丈多宽的道路。从此，大庾岭不再被人们视为畏途，南北通达，一时行人如织，商贾云集，摩肩接踵，鱼贯而行，畅通无阻，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拜相罢相，忠贞耿介折槛风
开元六年（718）春，唐玄宗李隆基将张九龄召回京都，授职左补阙。此时，姚崇已罢相，张九龄深得玄宗宠爱和信赖，仕途一帆风顺——
开元七年（719），改任礼部员外郎。
开元十年（722），迁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十一年（723），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改任太常少卿。
开元十五年（727），外放任洪州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再次应诏入朝，授职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
开元二十年（732）二月，转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后又兼知制诰。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擢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
张九龄宦海沉浮几十年，一步步做到了宰相，变换的是职务和责任，永远不变的是他那颗忠贞赤诚的报国之心，是他那无所畏惧建言直谏的坦荡胸怀，是他那刚正不阿、耿介狷直的折槛风范。为坚守正义，他数度忤怒玄宗，更不怕得罪权臣贵胄。 唐玄宗即位后，武氏得宠。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废王皇后，特封武氏为惠妃，虽封号为惠妃，由于甚得玄宗宠爱，其在宫中的礼遇却等同于皇后。这样一来，武惠妃越发野心勃勃，她大刮枕头风撺掇玄宗，企图废掉太子李瑛，改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大臣们虽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因惧怕惹祸上身，都三缄其口。张九龄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數度力谏玄宗放弃这个念头。“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4]张九龄闻之怒不可遏，厉声将宦官牛贵儿喝退，并立即将此事报告玄宗。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张九龄虽然得罪了武惠妃，也使得玄宗大为不快，但却保全了太子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张九龄罢相后，太子李瑛失去了翼蔽，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一起被废为庶人，不久，皆遇害身死。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率部抵御契丹兵来犯，立了大功，玄宗一时高兴，要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示奖励。张九龄直言不讳地劝谏说：“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4]意思是，宰相是代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不能视同儿戏，拿宰相的高位来奖赏功劳。亘古以来，国家的衰败，大都是由用非其人和官员奸邪所致。见张九龄如此坚决反对，玄宗不得退一步，问张九龄说：“仅仅给他一个名号如何？”张九龄寸步不让，斩钉截铁地回答：“名号也不能随便给啊。假若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每年千秋节，玄宗都要举行盛大宴会和乐舞表演，与文武百官、百姓同乐。有一年“千秋节”，群臣纷纷在大殿上向玄宗祝贺，献上奇珍异宝。张九龄郑重地双手高擎起一个布包，朗声奏道：“微臣向陛下敬献一方宝镜。”群臣的视线一下子凝聚到了这个布包上。当侍臣打开布包，哪里是什么“宝镜”，原来是张九龄撰写的五卷本《千秋金鉴录》。为撰写这部书，张九龄费尽心血，举凡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案例，劝谏玄宗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玄宗在自己寿诞之日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礼物，心中五味杂陈，不过当着群臣的面，还是对张九龄大加称赞。
其时，正值开元盛世，又潜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李隆基逐渐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听不得逆耳忠言，怠慢朝政，宠信奸佞。玄宗欲提拔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宰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反对，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5]玄宗不以为然，依然擢升李林甫为相。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屡屡劝阻，上奏说：“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4]李林甫则不断在玄宗面前煽风点火，极力荐举牛仙客，攻击张九龄书呆子气十足，不知变通。张九龄呢，依然毫无通融余地，再三阻止玄宗提拔牛仙客，结果，惹得玄宗大发雷霆，“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6]
由于张九龄屡屡直言犯上，再加上李林甫等一帮奸佞明里暗里挑拨离间，恶意中伤，玄宗对张九龄越来越疏远，以致渐渐失去信任。开元二十四年（736）秋，玄宗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一把白羽扇。秋日得扇，张九龄即刻明白——自己离开相位到一边“凉快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不久，张九龄被罢知政事，只留下尚书右丞相的空头衔，后又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被逐出京师。
四、玄宗每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被张九龄的一再犯颜直谏弄得大光其火，将他逐出朝廷，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内心深处却又割舍不掉对他的钦慕和依恋，特别是对张九龄的翩翩风度更是钦仰有加。即使在张九龄被罢相之后，每当有大臣向玄宗推荐官员人选，他总要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看来，玄宗是张九龄的“铁杆粉丝”和“风度控”。
张九龄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温文尔雅，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任何时候都十分注重着装仪表，总是装束得体，气质高雅，风流倜傥，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为之倾倒的迷人魅力。当时，大臣们上朝，必携带笏板，以应工作之需，上朝之时都是把笏板往腰间一别，犹如乡野村夫腰里掖着一支大烟袋。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实在大煞风景，便别出心裁，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芴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命仆人捧在手中，相随于身后，自己则从从容容，昂首阔步，悠然前行。玄宗远远望见，频频颔首，赞赏有加，群臣竞相效仿，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九龄风度”的背后，是他那学富五车、腹藏万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深厚底蕴基础上生发出的笃实厚重、包容万物的仁者情怀，刚直不阿、无惧生死的一身正气，竭诚尽忠、矢志报国的赤子之情，识人鉴物、把脉天下的深邃目光。
张九龄少以文名享誉乡里，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作为宰相诗人或诗人宰相，他一生创作丰富，尤其五言古诗成就极高，其诗作《感遇》，名列《唐诗三百首》卷首，《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风流，唱绝千古，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有《曲江集》20卷传世。明代文学泰斗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我们可以想象，张九龄一代儒宗的厚重和典雅、宽仁和睿智，诗坛翘楚的激情和热烈、敏锐和灵性，给“九龄风度”注入了怎样的魅力和别样风采。
五、大公至正，慧眼独具识人明
张九龄独具慧眼，目光深邃，又大公至正，任人唯贤，他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据《旧唐书·张九龄列传》：“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意思是，张九龄以善于鉴别人才，且公正无私备受推崇，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让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考核他们的等级，前后多次，每次都被称赞公平恰当。 “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4]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向玄宗举荐王维为右拾遗，而对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之流则嗤之以鼻，屡屡力谏玄宗远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范阳偏校的安禄山入朝奏事，态度极为傲慢，张九龄明察秋毫，一眼就看透了安禄山的奸诈嘴脸，忧心忡忡地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4]不久，安禄山在讨伐奚族和契丹的战斗中惨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含糊，主张立即将安禄山杀掉，在报告上批示道：“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4]
只可惜唐玄宗李隆基刚愎自用，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为宣示所谓“皇恩”，欲将安禄山无罪释放。张九龄极言不可，上奏说：“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4]怎奈玄宗只当清风过耳边，一意孤行，当即赦免了安禄山，纵虎归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祸患。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溘然长逝，终年68岁（另说63岁），玄宗追赠其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张九龄撒手人寰，当年他主张立即杀掉的安禄山却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偏校一路做到了节度使加官左仆射。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凶相毕露，于范阳起兵，公开举旗造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陷落前仓皇奔蜀。此时，开元盛世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玄宗一路西逃，但见兵燹遍地，满目疮痍，呻吟载道，尝尽了养虎成患的恶果，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张九龄劝他诛杀安禄山的往事，不由追悔莫及，潸然泪下，随口吟出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并遣使前往韶州张九龄墓前祭奠，遥寄哀思。
六、品评
张九龄少以才名饮誉乡里，诗文俱佳，尤以五言诗成就极高，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宦海一生，位极人臣，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公至正，刚直不阿，一腔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为坚守正义，屡屡忤怒玄宗，得罪权贵，无所畏惧，几十年初心不改，颇有西汉名臣朱云折槛之风。张九龄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卓越贡献，独具风韵的“九龄风度”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明朝散文家归有光谓之：“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
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夫之谓之：“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南宋学者徐钧赋诗赞曰：
禄山必兆边陲祸，
林甫终贻庙社忧。
二事眼前君不悟，
何须金鉴录千秋。
参考文献：
[1][北宋]刘昫.旧唐书·张九龄列传[Z].
[2][唐]张九龄.上姚令公书[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Z].
[3][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Z].
[4][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张九龄列传[Z].
[5][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李林甫[z].
[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z].
（作者系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少有才名，进士及第入仕途
张九龄自幼聪颖敏慧，笃学不倦，九岁即写得一手好文章，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13岁时，张九龄前往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读到他的文章，不由啧啧称奇，看了一遍又一遍，依旧爱不释手，对左右的人赞叹道：“此子必能致远。”[1]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张九龄进京应进士第，时任主考官的是考功郎给事中沈佺期。沈佺期学富五车，又是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一般人物极难入其法眼，看了张九龄的试卷连连击节赞叹，极为赏识。于是，张九龄进士及第，被授予校书郎。
宰相张说读了张九龄的文章，夸奖说“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对张九龄青眼有加。张说是朝廷重臣，又博学多才，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且在民间亦素有雅望，他对张九龄的称许，使得本已崭露头角、文名炽盛的张九龄更加身价倍增。
神龙四年（708），太子李隆基欲有所作为，广征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选拔时贤，张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被擢升为右拾遗。先天元年（712），李隆基即位为帝，是为唐玄宗，张九龄迁任左拾遗。
二、辞官归养，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身为谏官，建言献策抨击时弊乃职责所系，加之其性“尚直”，有胆识，有远见，爱憎分明，刚直不阿，无所畏惧，满腔报国热情时时激荡不已，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于是，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成为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
他不但频频上书玄宗“指点江山”，而且对朝中大臣也广发议论，他甚至给宰相姚崇写信，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提醒姚崇，务须“远谄躁，进纯厚”。[2]
张九龄与姚崇可不是一个重量级。论年龄，此时的姚崇已逾知天命之年，比张九龄年长20多岁，对毛头小伙儿张九龄来说，堪称长辈;论资历，姚崇曾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位列宰相，并常兼兵部尚书，在玄宗朝位居首相，初入仕途的张九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论人脉，姚崇深得玄宗的器重与信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满朝文武多出其门下，如果说姚崇是大海，张九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滴水而已。
姚崇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张九龄这样一个晚辈、毛头小伙儿，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而张九龄呢，又颇为“不识相”，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毫不退让。
于是，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深陷矛盾漩涡之中的张九龄深知，要同姚崇这个“巨无霸型”的对手“斗法”，自己远不够资格，索性找个借口，以秩满为由，上书玄宗，请求辞官归养。时在开元四年（716）秋。
张九龄辞官归乡，必经大庾岭。
大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为南岭中“五岭”之一。相传汉武帝时将军庾胜率大军在岭下筑城，岭上建寨，戍守于此，以征战南越，故得名庾岭。大庾岭古道始建于秦朝，自古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在粤汉铁路修筑之前一直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必经之路。那时虽有此古道可通达南北，但岭路险峻狭窄，且在唐之前屡修屡毁，时有坍塌壅阻，“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人苦峻极，行迳夤缘”[3]。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渐趋繁荣，特别是岭南地区坐收沿海之利，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繁荣空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开凿大庾岭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便成为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当务之急。
张九龄自幼生活于岭南，数度往返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特别是此次由长安返归故里，对于大庾岭行路之艰难感喟良多。回到岭南的张九龄，虽处江湖之远，但萦怀的依然是矢志报国，为君分忧，征尘未洗，便急急上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古道。
张九龄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亲自主持古道的开凿拓宽工程，趁着农闲季节，征集民夫，展开会战。张九龄亲临现场，风餐露宿，设计勘察，缘磴道，披灌丛，不辞辛劳，组织和指挥施工。经艰苦奋战，开凿修筑出一条二十余里长、一丈多宽的道路。从此，大庾岭不再被人们视为畏途，南北通达，一时行人如织，商贾云集，摩肩接踵，鱼贯而行，畅通无阻，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拜相罢相，忠贞耿介折槛风
开元六年（718）春，唐玄宗李隆基将张九龄召回京都，授职左补阙。此时，姚崇已罢相，张九龄深得玄宗宠爱和信赖，仕途一帆风顺——
开元七年（719），改任礼部员外郎。
开元十年（722），迁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十一年（723），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改任太常少卿。
开元十五年（727），外放任洪州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再次应诏入朝，授职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
开元二十年（732）二月，转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后又兼知制诰。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擢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
张九龄宦海沉浮几十年，一步步做到了宰相，变换的是职务和责任，永远不变的是他那颗忠贞赤诚的报国之心，是他那无所畏惧建言直谏的坦荡胸怀，是他那刚正不阿、耿介狷直的折槛风范。为坚守正义，他数度忤怒玄宗，更不怕得罪权臣贵胄。 唐玄宗即位后，武氏得宠。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废王皇后，特封武氏为惠妃，虽封号为惠妃，由于甚得玄宗宠爱，其在宫中的礼遇却等同于皇后。这样一来，武惠妃越发野心勃勃，她大刮枕头风撺掇玄宗，企图废掉太子李瑛，改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大臣们虽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因惧怕惹祸上身，都三缄其口。张九龄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數度力谏玄宗放弃这个念头。“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4]张九龄闻之怒不可遏，厉声将宦官牛贵儿喝退，并立即将此事报告玄宗。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张九龄虽然得罪了武惠妃，也使得玄宗大为不快，但却保全了太子的地位，稳定了朝廷的局势。张九龄罢相后，太子李瑛失去了翼蔽，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一起被废为庶人，不久，皆遇害身死。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率部抵御契丹兵来犯，立了大功，玄宗一时高兴，要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示奖励。张九龄直言不讳地劝谏说：“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4]意思是，宰相是代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不能视同儿戏，拿宰相的高位来奖赏功劳。亘古以来，国家的衰败，大都是由用非其人和官员奸邪所致。见张九龄如此坚决反对，玄宗不得退一步，问张九龄说：“仅仅给他一个名号如何？”张九龄寸步不让，斩钉截铁地回答：“名号也不能随便给啊。假若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每年千秋节，玄宗都要举行盛大宴会和乐舞表演，与文武百官、百姓同乐。有一年“千秋节”，群臣纷纷在大殿上向玄宗祝贺，献上奇珍异宝。张九龄郑重地双手高擎起一个布包，朗声奏道：“微臣向陛下敬献一方宝镜。”群臣的视线一下子凝聚到了这个布包上。当侍臣打开布包，哪里是什么“宝镜”，原来是张九龄撰写的五卷本《千秋金鉴录》。为撰写这部书，张九龄费尽心血，举凡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案例，劝谏玄宗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玄宗在自己寿诞之日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礼物，心中五味杂陈，不过当着群臣的面，还是对张九龄大加称赞。
其时，正值开元盛世，又潜伏着种种危机。唐玄宗李隆基逐渐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听不得逆耳忠言，怠慢朝政，宠信奸佞。玄宗欲提拔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宰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反对，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5]玄宗不以为然，依然擢升李林甫为相。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屡屡劝阻，上奏说：“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4]李林甫则不断在玄宗面前煽风点火，极力荐举牛仙客，攻击张九龄书呆子气十足，不知变通。张九龄呢，依然毫无通融余地，再三阻止玄宗提拔牛仙客，结果，惹得玄宗大发雷霆，“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6]
由于张九龄屡屡直言犯上，再加上李林甫等一帮奸佞明里暗里挑拨离间，恶意中伤，玄宗对张九龄越来越疏远，以致渐渐失去信任。开元二十四年（736）秋，玄宗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一把白羽扇。秋日得扇，张九龄即刻明白——自己离开相位到一边“凉快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不久，张九龄被罢知政事，只留下尚书右丞相的空头衔，后又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被逐出京师。
四、玄宗每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唐玄宗李隆基虽然被张九龄的一再犯颜直谏弄得大光其火，将他逐出朝廷，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内心深处却又割舍不掉对他的钦慕和依恋，特别是对张九龄的翩翩风度更是钦仰有加。即使在张九龄被罢相之后，每当有大臣向玄宗推荐官员人选，他总要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看来，玄宗是张九龄的“铁杆粉丝”和“风度控”。
张九龄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温文尔雅，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任何时候都十分注重着装仪表，总是装束得体，气质高雅，风流倜傥，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为之倾倒的迷人魅力。当时，大臣们上朝，必携带笏板，以应工作之需，上朝之时都是把笏板往腰间一别，犹如乡野村夫腰里掖着一支大烟袋。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实在大煞风景，便别出心裁，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芴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命仆人捧在手中，相随于身后，自己则从从容容，昂首阔步，悠然前行。玄宗远远望见，频频颔首，赞赏有加，群臣竞相效仿，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九龄风度”的背后，是他那学富五车、腹藏万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深厚底蕴基础上生发出的笃实厚重、包容万物的仁者情怀，刚直不阿、无惧生死的一身正气，竭诚尽忠、矢志报国的赤子之情，识人鉴物、把脉天下的深邃目光。
张九龄少以文名享誉乡里，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作为宰相诗人或诗人宰相，他一生创作丰富，尤其五言古诗成就极高，其诗作《感遇》，名列《唐诗三百首》卷首，《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风流，唱绝千古，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有《曲江集》20卷传世。明代文学泰斗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我们可以想象，张九龄一代儒宗的厚重和典雅、宽仁和睿智，诗坛翘楚的激情和热烈、敏锐和灵性，给“九龄风度”注入了怎样的魅力和别样风采。
五、大公至正，慧眼独具识人明
张九龄独具慧眼，目光深邃，又大公至正，任人唯贤，他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据《旧唐书·张九龄列传》：“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意思是，张九龄以善于鉴别人才，且公正无私备受推崇，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让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考核他们的等级，前后多次，每次都被称赞公平恰当。 “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4]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向玄宗举荐王维为右拾遗，而对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之流则嗤之以鼻，屡屡力谏玄宗远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范阳偏校的安禄山入朝奏事，态度极为傲慢，张九龄明察秋毫，一眼就看透了安禄山的奸诈嘴脸，忧心忡忡地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4]不久，安禄山在讨伐奚族和契丹的战斗中惨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含糊，主张立即将安禄山杀掉，在报告上批示道：“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4]
只可惜唐玄宗李隆基刚愎自用，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为宣示所谓“皇恩”，欲将安禄山无罪释放。张九龄极言不可，上奏说：“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4]怎奈玄宗只当清风过耳边，一意孤行，当即赦免了安禄山，纵虎归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祸患。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溘然长逝，终年68岁（另说63岁），玄宗追赠其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张九龄撒手人寰，当年他主张立即杀掉的安禄山却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偏校一路做到了节度使加官左仆射。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凶相毕露，于范阳起兵，公开举旗造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陷落前仓皇奔蜀。此时，开元盛世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玄宗一路西逃，但见兵燹遍地，满目疮痍，呻吟载道，尝尽了养虎成患的恶果，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张九龄劝他诛杀安禄山的往事，不由追悔莫及，潸然泪下，随口吟出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并遣使前往韶州张九龄墓前祭奠，遥寄哀思。
六、品评
张九龄少以才名饮誉乡里，诗文俱佳，尤以五言诗成就极高，被时人尊为文坛宗主。宦海一生，位极人臣，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公至正，刚直不阿，一腔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为坚守正义，屡屡忤怒玄宗，得罪权贵，无所畏惧，几十年初心不改，颇有西汉名臣朱云折槛之风。张九龄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卓越贡献，独具风韵的“九龄风度”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明朝散文家归有光谓之：“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
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夫之谓之：“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南宋学者徐钧赋诗赞曰：
禄山必兆边陲祸，
林甫终贻庙社忧。
二事眼前君不悟，
何须金鉴录千秋。
参考文献：
[1][北宋]刘昫.旧唐书·张九龄列传[Z].
[2][唐]张九龄.上姚令公书[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Z].
[3][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A].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Z].
[4][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张九龄列传[Z].
[5][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一·李林甫[z].
[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z].
（作者系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