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们通常的认知，文明的演进是随着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人们所遭受挫折的总结而步步推进的。当前行动力缺失时，就需要通过较为激烈和明显的变革去激发新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期发生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当然，这样的社会革命不会必然地发生，其需要具备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也需要具备社会发展自觉意识的人们主动引领社会前行。历史给了中国这样的机遇，而中国抓住了，从此跟上了文明变迁的重要节拍，实现了巨大的进步。
　　熟知和适应文明发展的节奏，就会逐渐掌握其内在规律，然后顺应这一规律，跟上文明演进的步伐，成为文明进程的推动者。以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作为观察视角，可以看出这样一条演进的路径：先是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离，对现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进全然不知，沉浸于“天下共主”的幻想之中，导致战争真正发生时无法应对，被迫进入现代文明体系，开始学习世界先进文明。在这样的历史节奏中，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认识世界大势，而是如何认识自己。
　　早在14世纪，意大利就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200年的文化运动，旨在破除宗教专制对世俗社会的绝对统治意志，以文化为武器，大胆挑战神权专制，为后世接續的变革奠定了文化基础。到了16世纪，来自于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实现了从内而外、由上至下的社会变革，实现了政教分离，其倡导崇尚知识，鼓励通过劳动致富。社会风气逐步改善，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动力酝酿愈加充分。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波及多个国家的启蒙运动，其倡导“理性崇拜”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社会的成长。启蒙运动强调国民教化的意义和作用，更为注重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和把握。在这一主导精神的引领下，社会发展的动力愈加有效和持续，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大幅提升，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不断增强。博物学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过去看不到、想不到的壮阔世界;牛顿对物理世界运动规律的认知，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尔文的物种进化学说，让自然界不再神秘，人类开始了对未知世界更为主动地探寻。可以说，所有这些行动和成果，都为人类认知视野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样，一个新的、强大的文明随之产生。
　　但此时的晚清政府，却与这样的世界格格不入。当1793年英国国王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带着大量的工业制品，试图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时，遇到的却是完全不知道新世界的清政府和皇帝。中国和英国，或者说中国和新世界的和平交往机遇稍纵即逝。1800年，鸦片进入中国，逐渐泛滥成灾，既造成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后引发了战争，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历史。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被动、严重缺乏现代文化自觉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探索进行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比如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但由于变革既没有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没有有效的行动方式，最终导致失败。在经历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才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有了更多的社会新人。所以，当抗日战争来临时，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反侵略战争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事实上，战争的胜利与中国能够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要求，能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有密切关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是在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开启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发展经验，创造了在那个时期相当难得的大量“第一”。比如第一座长江大桥、第一颗原子弹等。但不可否认，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总结。甚至可以说，很多的历史失误，是在封闭和远离世界剧烈的现代化新一波浪潮中形成的。隔绝封闭的发展环境使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拉大了、落伍了。所以，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对世界开放时，才发现我们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高度强调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表明了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只有将改革开放与人类文明演进的节奏深度契合，才能真正把握国家命运和时代脉搏。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