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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宝堃，艺名“小蘑菇”，1922年5月5日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堃于1931年拜张寿臣为师学习相声，后与赵佩茹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抗日战争期间常宝堃在天津与陈亚南等组织“兄弟剧团”任团长。因编演相声《牙粉袋》、《过桥票》等而遭国民党政府迫害。新中国成立后，编演了《新灯谜》、《思想问题》等新相声，擅演曲目有《五红图》、《批三国》等。1951年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同年4月23日在朝鲜光荣牺牲。
“口外”出了个小蘑菇
1922年5月，常宝堃出生在张家口。他幼年学艺，从小就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不到一岁的时候，两个小手托着个破锣找人要钱，因为大家喜欢，谁见了都给他钱。有的人还要逗逗他，故意不给他，看他怎么办。小宝堃主意很多，谁也没教过他，就知道给人家抓抓挠、打个哇哇什么的，把人家逗得哈哈大笑。刚满六岁，就手提装水的破铁筒，冒着口外的寒风，跟着父亲流浪街头巷尾“画锅”变戏法，围观的人们身穿棉衣、老羊皮袄揣着手，可是他却光着突露肋骨的小脊梁表演“翻膀子”，两手攥紧一跟小棍儿，从前胸硬掰到后背。他的小脊梁冻得发紫，小脸儿冻僵，小嘴儿索索发抖。年迈的老大娘看着孩子心疼地说：“快把膀子放下来吧！”还有人质问我父亲：“这不是你的亲孩子吧？”常宝堃翘起大拇指说：“这是我的亲爸爸，没错儿。”他的话引起人们一阵辛酸的笑声。接着，爷儿俩说上一小段相声。每次都是变一套，说一段，久而久之，群众渐渐地熟悉了他。因为张家口出产蘑菇，后来渐渐地，“小蘑菇”就成了常宝堃的艺名。小蘑菇这个爱称有两层含义：蘑菇是张家口一宝;口蘑，味道非常鲜美！暗喻他嘴上的活儿好，鲜香。
常宝堃自幼记忆力很强，父亲怎么教，他都能一字不错地记住。父亲原是学京戏的，他叫常连安，就是排的“连”字辈。后来因为倒嗓，声音失润，才改行变戏法。对于相声，他当时是门外汉。可是看到常宝堃说相声比变戏法更灵，也更吸引观众，便有了让他学说相声的打算。
1930年，快九岁的常宝堃跟随父亲和弟弟一起流浪到天津，在“三不管”撂地卖艺。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工商业十分发达，各种工厂、货站、银行等将近两万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曲艺演出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在报纸登载演出广告的艺人就有三百多人，还有更多的是没有钱登广告，在街头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此时，年仅九岁的小蘑菇已经能说三十多段相声了。他记忆力强，嗓音独特，好学勤练，和父亲的配合更是幽默和谐，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在名门中精湛技艺
小蘑菇聪明伶俐，也引起了一个艺人的注意，他就是陈荣启，当年红透北京的一位评书艺人，学习过京剧和相声。在连续三天听了小蘑菇演的相声后，陈荣启兴奋地找到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相声名家张寿臣，希望他能收小蘑菇为徒。作为名家，张寿臣对徒弟的条件要求极为严格，比如，必须是北京人，眼睛要大，伶俐且不油滑，能言但不贪嘴，规矩而不木讷。小宝堃的长相好，脑子快，特别规矩懂事，正符合张寿臣的条件。张先生一见到常宝堃，喜欢的不得了，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就是个说相声的坯子。
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就开始跟着师傅张寿臣学习相声，那时，张寿臣的名气正旺，除了要在小梨园等游艺场演出，早晚还要应付电台和各种有钱人家里举办的堂会演出邀请，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而小蘑菇每个白天也要跟着父亲演出，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们师徒的传艺、授艺只能在夜里进行。张先生在培育宝堃上费尽了心血，在学艺上严格要求，有时候师母都看不下去了，在一旁劝张先生，让孩子歇会，张先生反而说，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我让他把这段学会了，不也是给他钱吗！
后来，父子俩放弃了戏法，走上舞台正式说相声。那时候常宝堃口齿清脆，童声洪亮，站在凳子上表演，年龄还不满十岁。在师父的严格要求和手把手的教导下，常宝堃在天津很快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相声新星，“小蘑菇”这个名字也在京津两地引起轰动。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告别了撂地卖艺的生活，不但进了杂耍园子，还到广播电台直播，在影院放映电影前加演相声。
那时他整天忙碌着赶场演出，时间很紧。每天一大早起来便冲着墙背诵贯口活，练吐词咬字，睡觉前叨咕着台词，走路也想着台词。他在电车上背词儿，不知有多少次坐过了站。有时候，吃着饭停下来，凝神思索着，筷子掉在桌子上还不知道。常宝堃的妈妈理解地说：“宝堃，先吃饭，别背词儿了！”由于过度的劳累，又不懂科学的发声方法，他的声音渐渐沙哑了。有一次，他吐口白沫带有血迹，他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话过千言不损自伤嘛！干咱这行，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啊！
常宝堃有一把白折扇，一面的上边是三十个段子，下面是十五个段子，另一面也是如此，两面一共是九十个节目。他到了电台，跟那的人说，这上面的节目我们全会，你们排吧。就这样，有的时候仨月都可以不重复。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三十年代写作《江湖丛谈》里面说到：最近我在北平常听见天津广播电台播来的各种杂技，最可听的玩意儿是常连安、小蘑菇的相声，一捧一逗，对口相声，又火炽又严，甚为精彩。1935年，胜利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了相声唱片《小孩语》，这一年他刚十三岁。这么小年龄灌制相声唱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也后无来者。
1936年，在张寿臣的建议下，常连安不再给常宝堃捧哏，换赵佩茹为搭档，赵佩如捧逗皆精，以功底深厚、活络宽阔、用字准确、细致入微而闻名于相声界。赵佩茹比常宝堃大八岁，是一对特殊、火爆的搭档，逗中有捧，捧中有逗，这是二人特殊的关系造成的。有的相声常宝堃说，赵佩茹捧。有的相声调个儿，赵佩茹说，常宝堃捧。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和赵佩茹珠联璧合，常宝堃机敏洒脱，赵佩茹左右逢源，两人表演起来旗鼓相当、严丝合缝，创造了一种紧凑、炽热、明快、引人入胜的艺术风格。
在1936年11月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登载着这样一则广告，按照当时演员的排名规则，一号演员的名字登在中间，二三号演员的字号稍小，分别登在一号演员的右侧和左侧，其他演员依次类推。排名的前后不仅标志着演员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决定着演员的收入。从那天的广告来看，那场演出的一号演员是京韵大鼓艺人小彩舞骆玉笙，二三号演员则分别是当时最红的相声艺人张寿臣和他年仅十四岁的徒弟小蘑菇常宝堃。 对于小蘑菇名气的日益上升，师傅张寿臣感到喜悦和欣慰，他把如今名声大震的徒弟常宝堃称作是自己的名徒，而小蘑菇自己也始终保持自己谦虚好学的精神。一次，相声艺人侯一尘在《天声报》上公开批评小蘑菇的某些表演有低趣之处，常宝堃见报后马上诚恳接受，并在报上做了回复：今蒙各方爱护以诚，出以不客气之指教，非常感激。此后，决遵诸公意旨，向上努力，决向艺术进一新境，方不负舆论诸公谆谆爱护之至意。
那时候，他虽然不曾认识到相声必须改革、创新，但却懂得迎合“潮流”，这“潮流”里边就包括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有一次他演出之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乞丐在商店门前敲着牛棒子骨唱数来宝。他停了步，聚精会神地听着。随后，他把这个唱数来宝的让到家一起吃饭，说要和他交个朋友，约好时间请他每天到家来即兴唱几段数来宝。唱数来宝时，他是那样入神地听啊、学啊！他送给这个唱数来宝的一些衣服和钱，真的成了好朋友。过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编演相声《改良数来宝》的生活来源。《改良数来宝》曾录制了唱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违行规与育新人
常宝堃收苏文茂为徒，是首次打破自相声传承以来所遵循的“师徒合同”中的一些约定。
苏文茂，生于北京，满族镶蓝旗人，祖上享受世袭官位。在苏文茂父亲那一代，家道开始没落。父亲去世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十二岁的苏文茂只身来到天津，在一家名为“久春堂”的药铺学徒。苏文茂很喜欢听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日久成迷，主动要求拜常宝堃为师。他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常宝堃的兄弟剧团所在的庆云戏院去帮忙，与演员们一起装台、搬道具，而且细心地学习老演员们的表演。他的嗜学精神感动了常宝堃，一九四四年，十五岁的苏文茂在天津南市“泰华楼”正式拜常宝堃为师，掀开了他艺术生涯新的一页。
常宝堃收徒，按行规应签订“师徒契约”。今日看来，拜师还要订合同，似乎笑话。然而，在过去是必须要签订的。如果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过去的“拜师契约”一定会被叫做“霸王条款”。为何？因为在整张“契约”中，只有“师父管徒弟的吃住”（有的徒弟不住师父家，例外）这一条，是站在徒弟一边的。至于其它方面，维护的全部是师父的利益。比如：学徒期间，徒弟生死患病，投河觅井，概与师父无关;学徒期间，师父可以任意使唤徒弟，进行日常家务劳动等等。
苏文茂是在1943年拜师常宝堃的，契约要订，但常宝堃毅然决然地要对老祖宗留下的“师徒契约”进行改革，他果断地提出，旧契约中“生死患病，投河觅井，打死勿论”一类的词语，绝不能写进合同。之前，几乎所有的合同都有这样的词语。常宝堃却不让写进这些，这是相声艺人的觉悟表现。
相声行业有按“字”排辈的习俗，也可以说是“规定”。排字从第四代艺人开始，用的是“德”字，下一代艺人排“寿”字，再下一代排“立”字，如张寿臣的徒弟冯立樟、康立本、叶立中、田立禾等。可是这一代艺人，因为常宝堃（艺名常立桐）社会影响极大，故许多艺人用了他的“宝”字，如侯宝林、赵宝琛（即赵佩茹）、孙宝才（艺名“大狗熊”，赵蔼如的徒弟）等。
“立”或“宝”字辈的下一代是“仁”字，苏文茂拜师，是谢芮芝（谢派单弦的创始人，也说相声，是谢天顺的祖父）给起的艺名：苏伯光。而不久，他的师爷张寿臣认为“伯”字不妥，再给他起艺名：苏仲仁。这样，加上”苏文茂“，他就有了三个名字。到底该用哪个？常宝堃非常开明，他让徒弟自己定。为了让在北京的母亲方便找他，苏文茂上舞台就没有用艺名，用的仍是原名。然而，“苏文茂”这个名字响了，于是，他这一代演员就用“文”字了，如杨少奎有十一个徒弟用了“文”字做艺名。
常宝堃视徒如子，不让苏文茂在自己家中做家务，要求他多到剧场看别人的表演，可是，他又怕苏文茂在自己家吃饭时间没保证，所以每天给他两元钱，让他在外边吃好。苏文茂演出有了收入以后，按行规，徒弟学艺期间，其收入归师父。而苏文茂在学艺期间的演出收入，师父让他自己支配。
与一些艺人相比，苏文茂“出道”较晚。14岁开始演出，也算是“大器晚成”。可是他刚一“出道”，就“小荷初露尖尖角”，艺术天赋加上刻苦，让众多的前辈喜欢他，认定他是说相声的一块“好料儿”。苏文茂出师，按“师徒契约”，应孝敬师父一年，即在这一年内所有的演出收入全部归师父。这时，常宝堃又宣布取消“孝敬一年”的规定。
常宝堃的屡屡“违规”，感动着苏文茂，苏文茂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他既继承了师父常宝堃的精湛演技，又继承了师父高贵的人品。
黑暗中遍尝屈辱
尽管常宝堃从小就上舞台，可是相声艺人们在政治上丝毫摆脱不了低下的地位。小的时候，常宝堃跟着父亲出入深宅大院、高楼广厦，为有钱有势的人们走堂会演出，常常遇到叼着雪茄烟的老爷、阔少们用烟头在他光头上燃烫取乐。剥削和凌辱，在常宝堃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对于这一切，他虽然怒在心里，可是为了糊口，还得忍气吞声，笑在脸上。
常宝堃成长在劳苦大众之中，他爱劳动人民之所爱，恨劳动人民之所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编演的相声节目触犯了日寇、汉奸、伪警察，给他带来了不幸的遭遇，曾经两次被捕，一次遭受毒打。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大约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这时候日寇为了强化侵略战争，强迫老百姓献铁献铜。当时他演了一段传统相声《耍猴儿》。在这个节目里，他加上一段现挂的词句。因为耍猴要敲锣，他向捧哏的说：“咱俩耍猴儿的话，我得用嘴模仿锣的声音了。”捧哏的问：“你的锣呢？”他说：“我的锣献了铜了。”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第二天，他就被敌伪警察局扣留了。第二次被捕，在这之后不久，是因为演出了讽刺敌占区物价飞涨的相声《牙粉袋儿》。这个段子是他弟弟常宝霖写的，在北京演过。常宝堃知道了这个段子，他要了来加以充实修改，在天津庆云戏院又演了。相声里说的是随着日本鬼子搞的一次又一次“强化治安”，每袋洋面一次比一次落钱，不过袋儿也很小，也就跟牙粉袋似的。由于这个段子狠狠地打中了敌伪的要害，他下场后，又一次被抓走。又有一次，他针对伪警察敲诈勒索老百姓的罪行，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打桥票》。在当时演的时候，效果相当好，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打桥票”是什么意思呢？桥指的是天津的解放桥，因为是在法租界里，当时叫法国桥。桥上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凡是过这个桥的人，都得给他们送点钱或者东西。不然的话，你是过不去这桥的。这段相声演出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些伪警察知道了，便约了一帮人张牙舞爪地跑到剧场寻衅闹事。进了门就叫：“小蘑菇，听说你有个新节目啊，给我们演演！”跟他们怎么说也不依不饶，非听《打桥票》不可。这几个警察坐在离舞台二、三米远的包厢里，说这段相声的当中，其中一个愣把茶壶飞上舞台。接着几个警察都上了台，把常宝堃拉到后台毒打了一顿，又给他定一条规矩：他只要通过这个桥，就得给这几个警察鞠躬，不是让他道歉一次，而是要他永远道歉。这件事更激发起常宝堃对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刻骨仇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宝堃也曾写过一些比较好的相声段子。譬如上边提到的《改良数来宝》，就是讽刺有钱有势的人如何挥霍奢侈，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国民党也曾侈谈什么“文艺改革”，还曾经威胁利诱他编演讽刺共产党、八路军的节目。宝堃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编不出来。”
为国洒热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时，已是名满津门的相声艺人小蘑菇常宝堃正带领着因为战事紧张，剧场关闭而失去演出场所的艺人们在海河边上开临时地摊。满大街庆祝解放的欢快气氛感染着他，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1949年4月，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召开梨园界座谈会，刚刚二十七岁的常宝堃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改革旧制委员会”。为了尽快地接受革命理论，常宝堃还参加了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讲习班。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八百二十四名不同风格流派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代表相聚在一起，小蘑菇常宝堃作为天津曲艺界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小蘑菇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人，他十分激动，从此，他的创作热情被激发起来。他还认为，凡是党号召的事，他都积极响应。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他常常思考今后怎么办。过后，从他的工作实践中，人们看到了答案。他在相声艺术上更加自觉地、勤奋地探索创新、改革的道路。他幼年失学，写字困难，便刻苦学习文化，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编演新节目。他根据传统相声《打灯谜》改编的《新灯谜》，热情地歌颂了工农兵学商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生动地表达出他在新社会的亲身体验和深切感受。
他把一些传统相声的节目积极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他把传统节目《婚姻与迷信》融入新的内容。解放之初，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很严重，妇女没有地位，办喜事用的词都不一样，像“弄璋之喜”、“弄瓦之喜”，这些东西，在新的节目中都被拿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为了慰问志愿军将士，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在北京组成。消息传到天津后，常宝堃、赵佩茹等人提出申请，希望能参加赴朝慰问团。他报名时说：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人人有责任，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也是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嘛！就在这一年，他们二位加入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并组织曲艺分队，常宝堃任队长。在朝鲜的演出，大部分是在树林子里进行的，也经常和美军的飞机遭遇，一看见飞机扔照明弹，演出就停止了，首长就让慰问团赶快休息，以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后来常宝堃发现，慰问团的成员躲避起来了，战士们怎么不动呢？经询问部队首长，才得知是因为战士们有经验了，知道上面的飞机看不到他们，一会就飞走了。常宝堃就跟部队首长说，飞机看不到战士，我们在那里演出不也是看不见吗？战士们不动，我们也能不动。演。战士们当然欢迎了，热烈鼓掌欢迎，这时候常宝堃就使了个现挂，说咱们得感谢老美，天黑了，知道大家看不清楚，一指天上，那个照明弹，给咱们安了几个临时电灯。这样一个包袱，把紧张气氛一扫而尽。
1951年4月23日，赴朝慰问团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踏上返回祖国的归程。中午，慰问团在三八线附近的沙里院休息，突然遭到四架美国飞机的袭击。常宝堃担心大家的安全，就站起来喊道：谁都不要出去，别暴露目标！话音未落，敌机就开始扫射，随着“轰轰”巨响，房子里充满了浓烟和焦臭，屋顶上的茅草也烧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与常宝堃同在一个屋内的赵佩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此时浓烟已经消散，只有屋顶上着火的茅草还在一团团地往下掉，他不顾自己胳膊上的伤痛，一边爬一边喊着常宝堃的名字。先看到了已经牺牲的天津著名琴师程树棠，随后，他在门旁发现了常宝堃，但他头上中弹，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刚刚29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51年5月12日，常宝堃和程树棠两位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到天津。5月15日，在马场道第一公墓殡仪馆举行公祭，那天一大早，灵堂外面就人山人海，人们佩戴着黑纱，争先恐后地瞻仰烈士遗容。5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几十万天津老百姓自发的扶老携幼走上街头，送他们心目中可亲可敬、为国捐躯的相声大师最后一程。
“口外”出了个小蘑菇
1922年5月，常宝堃出生在张家口。他幼年学艺，从小就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不到一岁的时候，两个小手托着个破锣找人要钱，因为大家喜欢，谁见了都给他钱。有的人还要逗逗他，故意不给他，看他怎么办。小宝堃主意很多，谁也没教过他，就知道给人家抓抓挠、打个哇哇什么的，把人家逗得哈哈大笑。刚满六岁，就手提装水的破铁筒，冒着口外的寒风，跟着父亲流浪街头巷尾“画锅”变戏法，围观的人们身穿棉衣、老羊皮袄揣着手，可是他却光着突露肋骨的小脊梁表演“翻膀子”，两手攥紧一跟小棍儿，从前胸硬掰到后背。他的小脊梁冻得发紫，小脸儿冻僵，小嘴儿索索发抖。年迈的老大娘看着孩子心疼地说：“快把膀子放下来吧！”还有人质问我父亲：“这不是你的亲孩子吧？”常宝堃翘起大拇指说：“这是我的亲爸爸，没错儿。”他的话引起人们一阵辛酸的笑声。接着，爷儿俩说上一小段相声。每次都是变一套，说一段，久而久之，群众渐渐地熟悉了他。因为张家口出产蘑菇，后来渐渐地，“小蘑菇”就成了常宝堃的艺名。小蘑菇这个爱称有两层含义：蘑菇是张家口一宝;口蘑，味道非常鲜美！暗喻他嘴上的活儿好，鲜香。
常宝堃自幼记忆力很强，父亲怎么教，他都能一字不错地记住。父亲原是学京戏的，他叫常连安，就是排的“连”字辈。后来因为倒嗓，声音失润，才改行变戏法。对于相声，他当时是门外汉。可是看到常宝堃说相声比变戏法更灵，也更吸引观众，便有了让他学说相声的打算。
1930年，快九岁的常宝堃跟随父亲和弟弟一起流浪到天津，在“三不管”撂地卖艺。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工商业十分发达，各种工厂、货站、银行等将近两万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曲艺演出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在报纸登载演出广告的艺人就有三百多人，还有更多的是没有钱登广告，在街头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此时，年仅九岁的小蘑菇已经能说三十多段相声了。他记忆力强，嗓音独特，好学勤练，和父亲的配合更是幽默和谐，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在名门中精湛技艺
小蘑菇聪明伶俐，也引起了一个艺人的注意，他就是陈荣启，当年红透北京的一位评书艺人，学习过京剧和相声。在连续三天听了小蘑菇演的相声后，陈荣启兴奋地找到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相声名家张寿臣，希望他能收小蘑菇为徒。作为名家，张寿臣对徒弟的条件要求极为严格，比如，必须是北京人，眼睛要大，伶俐且不油滑，能言但不贪嘴，规矩而不木讷。小宝堃的长相好，脑子快，特别规矩懂事，正符合张寿臣的条件。张先生一见到常宝堃，喜欢的不得了，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就是个说相声的坯子。
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就开始跟着师傅张寿臣学习相声，那时，张寿臣的名气正旺，除了要在小梨园等游艺场演出，早晚还要应付电台和各种有钱人家里举办的堂会演出邀请，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而小蘑菇每个白天也要跟着父亲演出，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们师徒的传艺、授艺只能在夜里进行。张先生在培育宝堃上费尽了心血，在学艺上严格要求，有时候师母都看不下去了，在一旁劝张先生，让孩子歇会，张先生反而说，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我让他把这段学会了，不也是给他钱吗！
后来，父子俩放弃了戏法，走上舞台正式说相声。那时候常宝堃口齿清脆，童声洪亮，站在凳子上表演，年龄还不满十岁。在师父的严格要求和手把手的教导下，常宝堃在天津很快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相声新星，“小蘑菇”这个名字也在京津两地引起轰动。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告别了撂地卖艺的生活，不但进了杂耍园子，还到广播电台直播，在影院放映电影前加演相声。
那时他整天忙碌着赶场演出，时间很紧。每天一大早起来便冲着墙背诵贯口活，练吐词咬字，睡觉前叨咕着台词，走路也想着台词。他在电车上背词儿，不知有多少次坐过了站。有时候，吃着饭停下来，凝神思索着，筷子掉在桌子上还不知道。常宝堃的妈妈理解地说：“宝堃，先吃饭，别背词儿了！”由于过度的劳累，又不懂科学的发声方法，他的声音渐渐沙哑了。有一次，他吐口白沫带有血迹，他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话过千言不损自伤嘛！干咱这行，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啊！
常宝堃有一把白折扇，一面的上边是三十个段子，下面是十五个段子，另一面也是如此，两面一共是九十个节目。他到了电台，跟那的人说，这上面的节目我们全会，你们排吧。就这样，有的时候仨月都可以不重复。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三十年代写作《江湖丛谈》里面说到：最近我在北平常听见天津广播电台播来的各种杂技，最可听的玩意儿是常连安、小蘑菇的相声，一捧一逗，对口相声，又火炽又严，甚为精彩。1935年，胜利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了相声唱片《小孩语》，这一年他刚十三岁。这么小年龄灌制相声唱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也后无来者。
1936年，在张寿臣的建议下，常连安不再给常宝堃捧哏，换赵佩茹为搭档，赵佩如捧逗皆精，以功底深厚、活络宽阔、用字准确、细致入微而闻名于相声界。赵佩茹比常宝堃大八岁，是一对特殊、火爆的搭档，逗中有捧，捧中有逗，这是二人特殊的关系造成的。有的相声常宝堃说，赵佩茹捧。有的相声调个儿，赵佩茹说，常宝堃捧。从此，小蘑菇常宝堃和赵佩茹珠联璧合，常宝堃机敏洒脱，赵佩茹左右逢源，两人表演起来旗鼓相当、严丝合缝，创造了一种紧凑、炽热、明快、引人入胜的艺术风格。
在1936年11月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登载着这样一则广告，按照当时演员的排名规则，一号演员的名字登在中间，二三号演员的字号稍小，分别登在一号演员的右侧和左侧，其他演员依次类推。排名的前后不仅标志着演员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决定着演员的收入。从那天的广告来看，那场演出的一号演员是京韵大鼓艺人小彩舞骆玉笙，二三号演员则分别是当时最红的相声艺人张寿臣和他年仅十四岁的徒弟小蘑菇常宝堃。 对于小蘑菇名气的日益上升，师傅张寿臣感到喜悦和欣慰，他把如今名声大震的徒弟常宝堃称作是自己的名徒，而小蘑菇自己也始终保持自己谦虚好学的精神。一次，相声艺人侯一尘在《天声报》上公开批评小蘑菇的某些表演有低趣之处，常宝堃见报后马上诚恳接受，并在报上做了回复：今蒙各方爱护以诚，出以不客气之指教，非常感激。此后，决遵诸公意旨，向上努力，决向艺术进一新境，方不负舆论诸公谆谆爱护之至意。
那时候，他虽然不曾认识到相声必须改革、创新，但却懂得迎合“潮流”，这“潮流”里边就包括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有一次他演出之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乞丐在商店门前敲着牛棒子骨唱数来宝。他停了步，聚精会神地听着。随后，他把这个唱数来宝的让到家一起吃饭，说要和他交个朋友，约好时间请他每天到家来即兴唱几段数来宝。唱数来宝时，他是那样入神地听啊、学啊！他送给这个唱数来宝的一些衣服和钱，真的成了好朋友。过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编演相声《改良数来宝》的生活来源。《改良数来宝》曾录制了唱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违行规与育新人
常宝堃收苏文茂为徒，是首次打破自相声传承以来所遵循的“师徒合同”中的一些约定。
苏文茂，生于北京，满族镶蓝旗人，祖上享受世袭官位。在苏文茂父亲那一代，家道开始没落。父亲去世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十二岁的苏文茂只身来到天津，在一家名为“久春堂”的药铺学徒。苏文茂很喜欢听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日久成迷，主动要求拜常宝堃为师。他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常宝堃的兄弟剧团所在的庆云戏院去帮忙，与演员们一起装台、搬道具，而且细心地学习老演员们的表演。他的嗜学精神感动了常宝堃，一九四四年，十五岁的苏文茂在天津南市“泰华楼”正式拜常宝堃为师，掀开了他艺术生涯新的一页。
常宝堃收徒，按行规应签订“师徒契约”。今日看来，拜师还要订合同，似乎笑话。然而，在过去是必须要签订的。如果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过去的“拜师契约”一定会被叫做“霸王条款”。为何？因为在整张“契约”中，只有“师父管徒弟的吃住”（有的徒弟不住师父家，例外）这一条，是站在徒弟一边的。至于其它方面，维护的全部是师父的利益。比如：学徒期间，徒弟生死患病，投河觅井，概与师父无关;学徒期间，师父可以任意使唤徒弟，进行日常家务劳动等等。
苏文茂是在1943年拜师常宝堃的，契约要订，但常宝堃毅然决然地要对老祖宗留下的“师徒契约”进行改革，他果断地提出，旧契约中“生死患病，投河觅井，打死勿论”一类的词语，绝不能写进合同。之前，几乎所有的合同都有这样的词语。常宝堃却不让写进这些，这是相声艺人的觉悟表现。
相声行业有按“字”排辈的习俗，也可以说是“规定”。排字从第四代艺人开始，用的是“德”字，下一代艺人排“寿”字，再下一代排“立”字，如张寿臣的徒弟冯立樟、康立本、叶立中、田立禾等。可是这一代艺人，因为常宝堃（艺名常立桐）社会影响极大，故许多艺人用了他的“宝”字，如侯宝林、赵宝琛（即赵佩茹）、孙宝才（艺名“大狗熊”，赵蔼如的徒弟）等。
“立”或“宝”字辈的下一代是“仁”字，苏文茂拜师，是谢芮芝（谢派单弦的创始人，也说相声，是谢天顺的祖父）给起的艺名：苏伯光。而不久，他的师爷张寿臣认为“伯”字不妥，再给他起艺名：苏仲仁。这样，加上”苏文茂“，他就有了三个名字。到底该用哪个？常宝堃非常开明，他让徒弟自己定。为了让在北京的母亲方便找他，苏文茂上舞台就没有用艺名，用的仍是原名。然而，“苏文茂”这个名字响了，于是，他这一代演员就用“文”字了，如杨少奎有十一个徒弟用了“文”字做艺名。
常宝堃视徒如子，不让苏文茂在自己家中做家务，要求他多到剧场看别人的表演，可是，他又怕苏文茂在自己家吃饭时间没保证，所以每天给他两元钱，让他在外边吃好。苏文茂演出有了收入以后，按行规，徒弟学艺期间，其收入归师父。而苏文茂在学艺期间的演出收入，师父让他自己支配。
与一些艺人相比，苏文茂“出道”较晚。14岁开始演出，也算是“大器晚成”。可是他刚一“出道”，就“小荷初露尖尖角”，艺术天赋加上刻苦，让众多的前辈喜欢他，认定他是说相声的一块“好料儿”。苏文茂出师，按“师徒契约”，应孝敬师父一年，即在这一年内所有的演出收入全部归师父。这时，常宝堃又宣布取消“孝敬一年”的规定。
常宝堃的屡屡“违规”，感动着苏文茂，苏文茂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他既继承了师父常宝堃的精湛演技，又继承了师父高贵的人品。
黑暗中遍尝屈辱
尽管常宝堃从小就上舞台，可是相声艺人们在政治上丝毫摆脱不了低下的地位。小的时候，常宝堃跟着父亲出入深宅大院、高楼广厦，为有钱有势的人们走堂会演出，常常遇到叼着雪茄烟的老爷、阔少们用烟头在他光头上燃烫取乐。剥削和凌辱，在常宝堃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对于这一切，他虽然怒在心里，可是为了糊口，还得忍气吞声，笑在脸上。
常宝堃成长在劳苦大众之中，他爱劳动人民之所爱，恨劳动人民之所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编演的相声节目触犯了日寇、汉奸、伪警察，给他带来了不幸的遭遇，曾经两次被捕，一次遭受毒打。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大约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这时候日寇为了强化侵略战争，强迫老百姓献铁献铜。当时他演了一段传统相声《耍猴儿》。在这个节目里，他加上一段现挂的词句。因为耍猴要敲锣，他向捧哏的说：“咱俩耍猴儿的话，我得用嘴模仿锣的声音了。”捧哏的问：“你的锣呢？”他说：“我的锣献了铜了。”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第二天，他就被敌伪警察局扣留了。第二次被捕，在这之后不久，是因为演出了讽刺敌占区物价飞涨的相声《牙粉袋儿》。这个段子是他弟弟常宝霖写的，在北京演过。常宝堃知道了这个段子，他要了来加以充实修改，在天津庆云戏院又演了。相声里说的是随着日本鬼子搞的一次又一次“强化治安”，每袋洋面一次比一次落钱，不过袋儿也很小，也就跟牙粉袋似的。由于这个段子狠狠地打中了敌伪的要害，他下场后，又一次被抓走。又有一次，他针对伪警察敲诈勒索老百姓的罪行，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打桥票》。在当时演的时候，效果相当好，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打桥票”是什么意思呢？桥指的是天津的解放桥，因为是在法租界里，当时叫法国桥。桥上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凡是过这个桥的人，都得给他们送点钱或者东西。不然的话，你是过不去这桥的。这段相声演出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些伪警察知道了，便约了一帮人张牙舞爪地跑到剧场寻衅闹事。进了门就叫：“小蘑菇，听说你有个新节目啊，给我们演演！”跟他们怎么说也不依不饶，非听《打桥票》不可。这几个警察坐在离舞台二、三米远的包厢里，说这段相声的当中，其中一个愣把茶壶飞上舞台。接着几个警察都上了台，把常宝堃拉到后台毒打了一顿，又给他定一条规矩：他只要通过这个桥，就得给这几个警察鞠躬，不是让他道歉一次，而是要他永远道歉。这件事更激发起常宝堃对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刻骨仇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宝堃也曾写过一些比较好的相声段子。譬如上边提到的《改良数来宝》，就是讽刺有钱有势的人如何挥霍奢侈，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国民党也曾侈谈什么“文艺改革”，还曾经威胁利诱他编演讽刺共产党、八路军的节目。宝堃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编不出来。”
为国洒热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时，已是名满津门的相声艺人小蘑菇常宝堃正带领着因为战事紧张，剧场关闭而失去演出场所的艺人们在海河边上开临时地摊。满大街庆祝解放的欢快气氛感染着他，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1949年4月，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召开梨园界座谈会，刚刚二十七岁的常宝堃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改革旧制委员会”。为了尽快地接受革命理论，常宝堃还参加了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讲习班。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八百二十四名不同风格流派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代表相聚在一起，小蘑菇常宝堃作为天津曲艺界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小蘑菇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人，他十分激动，从此，他的创作热情被激发起来。他还认为，凡是党号召的事，他都积极响应。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他常常思考今后怎么办。过后，从他的工作实践中，人们看到了答案。他在相声艺术上更加自觉地、勤奋地探索创新、改革的道路。他幼年失学，写字困难，便刻苦学习文化，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编演新节目。他根据传统相声《打灯谜》改编的《新灯谜》，热情地歌颂了工农兵学商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生动地表达出他在新社会的亲身体验和深切感受。
他把一些传统相声的节目积极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他把传统节目《婚姻与迷信》融入新的内容。解放之初，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很严重，妇女没有地位，办喜事用的词都不一样，像“弄璋之喜”、“弄瓦之喜”，这些东西，在新的节目中都被拿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为了慰问志愿军将士，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在北京组成。消息传到天津后，常宝堃、赵佩茹等人提出申请，希望能参加赴朝慰问团。他报名时说：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人人有责任，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也是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嘛！就在这一年，他们二位加入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并组织曲艺分队，常宝堃任队长。在朝鲜的演出，大部分是在树林子里进行的，也经常和美军的飞机遭遇，一看见飞机扔照明弹，演出就停止了，首长就让慰问团赶快休息，以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后来常宝堃发现，慰问团的成员躲避起来了，战士们怎么不动呢？经询问部队首长，才得知是因为战士们有经验了，知道上面的飞机看不到他们，一会就飞走了。常宝堃就跟部队首长说，飞机看不到战士，我们在那里演出不也是看不见吗？战士们不动，我们也能不动。演。战士们当然欢迎了，热烈鼓掌欢迎，这时候常宝堃就使了个现挂，说咱们得感谢老美，天黑了，知道大家看不清楚，一指天上，那个照明弹，给咱们安了几个临时电灯。这样一个包袱，把紧张气氛一扫而尽。
1951年4月23日，赴朝慰问团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踏上返回祖国的归程。中午，慰问团在三八线附近的沙里院休息，突然遭到四架美国飞机的袭击。常宝堃担心大家的安全，就站起来喊道：谁都不要出去，别暴露目标！话音未落，敌机就开始扫射，随着“轰轰”巨响，房子里充满了浓烟和焦臭，屋顶上的茅草也烧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与常宝堃同在一个屋内的赵佩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此时浓烟已经消散，只有屋顶上着火的茅草还在一团团地往下掉，他不顾自己胳膊上的伤痛，一边爬一边喊着常宝堃的名字。先看到了已经牺牲的天津著名琴师程树棠，随后，他在门旁发现了常宝堃，但他头上中弹，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刚刚29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51年5月12日，常宝堃和程树棠两位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到天津。5月15日，在马场道第一公墓殡仪馆举行公祭，那天一大早，灵堂外面就人山人海，人们佩戴着黑纱，争先恐后地瞻仰烈士遗容。5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几十万天津老百姓自发的扶老携幼走上街头，送他们心目中可亲可敬、为国捐躯的相声大师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