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梁江先生的书画展在广东多个地方举行,笔者得以第一次观赏到梁先生较多的书画作品,颇受启发。
　　梁先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这是中国美术研究最高的官方机构,第一任所长是黄宾虹先生。梁先生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了《中国美术史》《中华艺术通史》《黄宾虹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史》等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的撰写工作。已出版专著《美术的魅力》《美术学探索》《美术概论新编》《广东画坛闻见录》《中国美术鉴藏史稿》等,编著《非洲艺术》《我看冰兄》《学术与人生》及多种书籍画册,历年在各种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0余万字。
　　可以说,梁江先生之鸣于世,主要因其理论成就和贡献。如今梁先生的书画作品突然亮相,屡屡展出,好评如潮,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搞理论的人画画并不鲜见,梁江有何特别之处?
　　的确,美术理论家画画的越来越多。一方面,有人说,理论家不懂笔墨,理论起来未免隔靴搔痒。搞理论,又动笔,理解才能更深刻、更全面。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都是集大理论家和大画家于一身。理论思考和总结,直接对他们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亲身实践,也验证了其理论的合理性,匡正了其理论的乖谬处。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个因素:市场经济社会,画卖得越来越贵,不免让人眼馋……
　　总之,理论家画画的越来越多。梁江先生书画作品在社会的密集亮相,颇为引人瞩目。为什么?笔者以为,粱先生的个案非常珍贵,因为我们从梁先生身上,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太多,比如:艺术创作者的专业身份与业余状态之间的关系为何?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如何相互滋养,或说互相干扰?西画、国画修养莫几何互相作用,最后现相于一人身上?国画创作中,书法和绘画的互通关系真有那么大吗?不同的地域文化作用于艺术家,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都是艺术史上饶有意味的问题。
　　其实,粱江乃油画科班出身,早年就读广州美院油画系,后潜心理论研究,心无旁骛,成果丰硕;现在进行书画创作,应算重拾画笔。据闻粱江一直不曾停歇,日有临池,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罢了。观梁先生国画,发现他理路清晰,造型独特,朦胧浑然,丘壑甚深;且色彩讲究,喜以同一色系作大面积铺陈,让人读出浓烈、真诚。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他就读广州美院油画系时打下的西画根底。可梁先生又是著名学者,饱读诗书,有文人之心,且能发乎情,故他的书画作品,饶有书卷气。粱先生又能书,展览往往书画并重。梁江自幼临习名家法帖,书法造诣颇深。取诸家法,化各家长,融会贯通。毫无疑问,他的书法和绘画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细观其画,多是“写”来,笔笔见笔,笔笔分明,如读其书;再看其书,纵横捭闹,苍劲质朴,具强烈艺术个性,毫无疑问也受了绘画的影响。他的理论功力滋养了他的书画艺术;他的书法滋养了他的绘画,绘画也滋养了他的书法;他早年打下的深厚的西画功底,对于他形成目前的艺术面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说的是梁先生的艺术个性与个人际遇、个人禀赋之间互溶共生的关系。此外,另一值得细察之处,是不同地域文化熏陶对艺术家的交汇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粱江先生是广东粤西人,求学问道于广州美院,应该说深受岭南文化的熏陶,想必留下了深层次的粤地文化烙印;后来,粱江负笈北上,在北京从王照闻先生研习美术史论,这里万方辐辏,纵览天下,其气度、风流,想必也深刻影响着梁江。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交织融汇,作用于一人,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细究。梁江的书画作品,既有南方的秀丽柔美,也不乏北方的苍茫雄壮。这种特色非常明显。它们究竟因何而来?形成机制如何?是文化自觉、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无色无味的潜移默化?粱先生这一个案,值得有兴趣的文化研究者考察。
　　自然,粱先生虽独特,却并非孤例。我们将目光放宽,考察学者书画的共同特点,别有意味。
　　当今史论界擅书能画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创作,与文人画颇相近:多笔墨游戏,少宏大主题;多由心谴兴,少苦心经营;多有笔有墨,少横涂竖抹,多中规中矩,少荒诞不经。一句话,就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成品而已,均是“传统”的。
　　应该说,他们的作品基于对美术史的深刻认识与文化自觉。假如认为此路不通、不对,肯定是绝不涉是,遑论四处巡展了。因此,这批美术史家的书画作品,也让人们得以窥见美术史论家真正的美学取向,他们对画坛观念的形成、转变无疑有相当影响,绝非“玩玩”那么简单。